2013年9月9日星期一

毛主席死啦!


  • (这篇2009年的旧文贴出不久就被新浪河蟹了。今天是腊肉节,是否每年腊肉节我都贴一次呢?)

毛主席死了,当时我正在看毛毛虫。

围绕这件事是这样的:每年暑期,凶神恶煞的我爸都在阿坝山沟里,搜集植物标本和研究川贝母栽培,家里只有我妈和我,用他们的话说,是猫走了耗子翻堂,算是我比较爽的时候。那一年尤其爽,到处闹地震,人心惶惶,成都也扯地皮风,家家户户都住进了地震棚里,小孩子们则恨不能地动山摇,唯恐天下不乱。后来松潘平武终于地震了,地皮风就刮完了,众孩童只好又搬回家住,哀叹道:原来这就是地震啊,一点感觉都没有!

让我欢喜的是,我爸正在地震中心松潘,他来了封信,写得跟遗书似的,说要与灾区人民同甘共苦,这种时候不能抛下他们回来,若有不测,要我妈好好把我培养成革命接班人,还回顾了他俩一些鸡毛蒜皮的吵架,分析了我的优缺点,把我定位成朽木可雕之人。在我妈眼泪汪汪地给我念信的时候,我想:地皮风扯了那么久,人都住地在棚里呢,再说地震已经过了,我爸肯定死不了,哭什么呢?我那时就觉得他俩有些搞,属于自我感动。而得知他推迟归期我倒暗地乐开了花!我还注意到,信末没按我刚学的写信格式写此致革命敬礼,而是吻你和丹鸿,遂问我妈:什么叫勿你和丹鸿我妈眼睛眨巴了一会儿说:Wen字,就是亲我们的意思。

说到写信,想来我居然也代表了一回人。我们那会儿学了写信,老师布置家庭作业,给台湾小朋友写一封信。写信中,我搜肠刮肚回忆小人书里看到的情景,满怀同情地描绘了你们,台湾小朋友的悲惨境遇:吃不饱、穿不暖、骨瘦如柴,手捧缺口的烂碗沿街乞讨,风雪交加、尸横遍野,挣扎在死亡线上……同时惋惜解放军把全国都解放了,怎么就解放不了台湾呢?然后我信誓旦旦地向他们保证,我们一定要解放宝岛台湾,把红旗插上阿里山顶,飘扬在日月潭上!此致革命敬礼!然后铅笔一挥,落款:全中国小朋友!这封信写得文采飞扬,得到了我妈和老师的表扬,但她们都说,落款应该写你自己,你怎么能代表全国小朋友呢?我甚为不屑,心想:哼,难道全国小朋友里还有谁不想解放台湾吗?

99号那天不知为什么我没有上学。与不上学的大多其它日子一样,我妈用自行车把我驮到单位上,锁在她的午休宿舍里上班去了。怕我在外面学坏,从幼儿园起,我就经常被锁。

在她空寂的宿舍里我百无聊赖,满屋晃荡。那张午休单人床下面堆了几本旧的苏联书,有讲生理知识的、有共青团员正确的恋爱观什么的。关于生理知识,我理解了偶尔在女厕所里瞥见的景象叫月经,是大人的事,也就是说大人才来月经,或者说月经来了人就大了。关于共青团员的恋爱,字被我自信地念成了字。书里举了很多例,套路一般是XX可夫和XX妮娅蛮爱了,可夫或妮娅警觉地发现对方有消极落后思想,或偏离了党的教导,于是用列宁斯大林思想说教一番,对方就改正了之类。看来天理昭昭,怎么就偏偏让我认了这么个别字?

我隐约领会到蛮爱是人生的一个步骤,先上幼儿园,然后进小学戴红领巾,戴红领巾完了进中学当红卫兵,到当了共青团员后就差不多得蛮爱,蛮爱的时候就要争取当有觉悟的一方,去检查对方有没有落后思想,然后就教训教训她/他。这一点我明显感觉出来,我爸属于进步的一方,我妈经常被他教育得心服口服的。落后方被改造好后就结婚,结婚了就生娃娃,生了娃娃以后就打骂娃娃,免得娃娃学坏,然后就没什么事可忙了。我觉得人这样过一辈子完全谈不上好玩。也许蛮爱的时候,比赛谁进步,算好玩一点;打娃娃的时候可能也比较好玩,因为大人打娃娃,那自然是娃娃坏,大人总是对的。大人当娃娃的时候挨了不少打,长大终于变成了好人,可以打一打坏娃娃,感受自己的正确了,这个滋味应该比较好,等我长大了也得打一打我的娃娃。为了确认我的领会,我还虚心请教了我妈:什么是蛮爱?我妈眨巴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了我问的什么,正色呵斥道:你还小,不该晓得这种事!也没及时纠正我念了别字,导致我念了很久的蛮爱

毛主席死的这天我已经翻腻了这几本苏修的书,只好又站到窗边的椅子上,望外面。我望外面通常也只能做两件事:一是远眺,尽量透过窗外一株法国梧桐的叶隙,朝传来风琴声和小孩哼哼呀呀声的幼儿园张望,那边有一架葡萄藤,已垂下了绿宝石般的葡萄,孩子们像我当年一样,仰望葡萄奋力纵身上蹿,却怎么也够不着;二是就近俯看梧桐树,这株梧桐枝繁叶茂,有伞盖般蓬松的树冠,在初秋的风中轻轻摇曳。每片蒲扇般肥实的树叶上,都趴着一两条饕餮的毛毛虫。

这种毛毛虫长得十分凶恶,差不多一卡长,你看不见它的肉身,只见一道火红的中脊线,从中脊线两边伸出密密麻麻的钢针似的黑毛,如果不是顶着两粒芝麻大的火红的眼珠,你也分不出它的头尾。它们频频点头似地猛啃,不一会儿蒲扇般的树叶就像溶化在了空气中。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不远处电杆上的喇叭里,传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沉重的声音:我------袖、无-------……-----------死啦——这不是他的原话,我其实没有听分明,只是从他念伟大领袖革命导师等的语气不似以往深情,而是粘慢拖沓,和末了响起的哀乐,我恍然大悟死啦?!

死啦?!我惊愕地内心独白道,眼睛从毛毛虫身上收回,跌坐在椅子里:我连月经都没来,更别说蛮爱,毛主席怎么就死了呢?我这么抱抱怨怨地想着,就哭了起来,觉得自己很冤,我还没长大呢,才小学四年级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就要像台湾小朋友那样讨口要饭了。我想敌机可能很快就要来轰炸我们了,以前有毛主席罩着,现在可怎么办呢?电影里那些敌机投弹,炮火纷飞,兵荒马乱的场面在我脑袋里叠现,我手捧破碗,拿一根打狗棍,在呼啸的炮弹中乱串,我父母也不知到哪儿去了……

我浮想联翩,忆起幼儿园时代的往事:作为幼儿园大班的儿童,已经从无处不在的画像、和大人们的教诲中,清楚地知道了,这个嘴角长了一颗大痣的毛爷爷,是所有人都爱的、不得冒犯的圣人。我小小年纪境界就挺高的,比如邻居逗我,问我最爱哪个,爸爸还是妈妈?我本差点脱口说妈妈,然而居然小心思一激灵,改口说了最爱毛主席,第二爱中央领导,他们是共产党,第三才轮到我亲妈。说多了爱毛主席、爱党,就跟念了咒语,感觉好像跟真的似的,分不清是爱还是怕了。

我也浮想了一些境界很低的:比如有一天放了幼儿园,家长没有及时来接我和李清,园里就我俩,一边爬上爬下一根矮树丫,一边东拉西扯,我就问了李清小朋友很多问题,循序渐进地问。这些问题通常在大人那里刚一开问,就被呵止了。那天我问李清小朋友,并非觉得她可以回答我,她比我还小几个月呢,我之所以问,主要是这些问题一直就憋在脑瓜里。

我问:毛主席的脸脸上为什么长了痣?


李清说不知道。


我又问:毛主席会不会死呢?


李清说:肯定不会!


我又问:毛主席拉不拉粑粑呢?


李清有些迟疑:“……嗯,不会吧?


我再问:哎,你说,毛主席有没有雀雀呢?” ——


空气凝固了一瞬,然后李清小朋友像一只指甲抠进了树枝的笨猫,扭扭扯扯地从树丫上掉下来,指着我的鼻子说:嗨呀,你好反动,好反动好反动,我要告你!
我起先很恐慌,短暂哀求了她一下,但很快想起李清还有把柄捏在我手里呢!她前两天吃了我的半根香蕉,吃之前告诫我千万别告诉她父母。每次她吃别人给的小零碎时,都要如此告诫,说她爸不许她怂嘴,不然就要打她。其实,我觉得打探毛主席有没有雀雀,比她吃了我半根香蕉严重多了,要是她仗着没我反动,把我告了老师或我爸,我爸非把我打死不可。

说出来的话泼出来的水了,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死马只有当活马医了,于是我故作轻松地说:好啊,你去告吧,哼,你那天还吃了我的香蕉呢,我也要告你!她不甘地继续嘀咕了几声好反动,我赶紧趁热打铁,又翻了她一些老账,诸如某天吃了谁的核桃,某天把谁家的酱油瓶打翻了之类的,李清小朋友就沉默了。
我很早就发觉,思想是一种管不住的东西,它在我脑袋里乱窜,这边压下去那边又冒出来,而且很多想法都比较反动,你越惭愧负疚,它就越捣鬼。我以为别人都能管住自己的思想,或别人都比我好,而我只有假装自己是个好人,假装从无念头,千万当心别让人知道我脑袋里想了什么。我经常暗自庆幸:幸亏脑袋里想的,不会像电影一样在半空中放映出来,不然我肯定早就被发现是反革命了。

比如现在毛主席死了,我本应该认真哭一哭,不然不太象话。前两分钟,我因害怕被打回旧社会,还哭得比较正规。可哭着哭着就又跑神了,想起了另一件事情。这件事我讳莫如深,打定主意让它烂在肚子里头。
这件事简单说来就是:我写了反标”——

我本来根本不晓得有反标这种事。有一天从幼儿园回来,见我父母不时鬼鬼祟祟地议论着什么。他俩经常鬼鬼祟祟说话,我问也白搭,就不再对他们感兴趣,自顾玩手中的玩具。那天可能我妈觉得事情重大,应该早对我进行教育,就把我拉近身边,郑重地说:丹鸿,今天我们这个楼里出了大事!见我妈今儿忽然拿我当听得懂的,我还有点儿自豪感。

原来,下午在我们楼里的公用阳台上,出现了一条反标”,用粉笔写的,每个字碗口大,我爸说那字还写得蛮好。最先发现反标的,是邻居家比我大两岁的男孩高小明。我爸那天没上班,高小明去阳台玩看见了反标,来敲门告诉了我爸,我爸赶紧用自行车载他去人保组报了案。人保组的人来了,拍了照备了案,还表扬了高小明,说他革命警惕性高,立功了。

我问:什么是反标?我妈说就是很反动的话。

我问:什么话嘛?到底是什么话嘛?


我妈没忍住,压低声吞吞吐吐说了:是打--——”


毛主席?我飞快地接嘴道,我妈点点头。


哦,那能不能找到是谁写的呢?


不知道,人保组正在查。


怎么查呢?


查笔迹,全楼的人会写字的都查笔迹。还要查指纹。


啥子是笔迹呢?啥子是指纹呢?


笔迹就是……指纹就是……”


要是查出来了会怎么样呢?


不知道,可能要枪毙吧。

我就是这么知道反标的。我的第一反应是好奇地冲到公用阳台上,想看看什么是反标”, 可惜阳台上什么都没有了。错过了这么大的闹热我沮丧至极,居然没参与到这场人人震惊的、激动童心的闹热中!

过了几天,我问我妈人保组查出来了吗?我妈又压低声说,已经查出来了,就是隔壁小孩高小明写的。他主要想立功挣表现,就自己写了反标又自己报告了。我问那高小明会不会被枪毙呢?我妈说小孩子不懂事,想得表扬,人保组的人让他父母进学习班了。我妈不想多说这件事,也不想我多说,只是一味地吓唬我,说想得表扬被查出是自己干的,多难看呐,没枪毙他真是命大啊。而同是天涯沦落童,我对高小明小朋友想得表扬的心情,还是十分理解的。这事看起来就这么大事化小了。楼里小孩们孤立了高小明一些天,一见他就嚷自写反标自报,意思跟偷鸡不成蚀把米差不多,高小明从此老实了不少。不久后,左邻右舍就悄悄议论,说高小明的妈妈得了精神病。

很快我也上小学了,一年级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打倒美帝国主义!这些个字我都会写了。

一个星期天中午,我独自在楼门外的公用水龙头旁晃荡。我兜里有一块滑石粉压成的、被我们小孩称作画石的宝贝,橡皮擦般大小,可以用来在地上画线跳房子。我在地上画了些格子跳房子,又画了一个丁老头。楼里的人都在午睡,万籁俱寂,百无聊赖。忽然,反动念头钻进了脑子,这念头是一股强烈的欲望,那就是我特别想写反标。

高小明写反标的事发生后,我对没看到闹热一直耿耿于怀:发现反标,全楼的大人小孩都会怎么样呢?人保组的人来后,是怎么拍照、又怎么擦掉反标的呢?查笔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抓住坏人怎么枪毙呢……等等等等,我特别想亲眼看看这些闹热。四顾无人,我忍不住拿起画石,心脏怦怦狂跳,走到楼门,在漆色剥落的门板上,用刚学会几天的字写下了反标:打倒毛主席美帝国主义万岁

我本来只打算写打倒毛主席的,写到半截,想起我还会美帝国主义这几个字,就顺便重新组合了一下,孩子气的动机是比较神秘的。完事后,我又摸回水龙头旁,顺便把手洗了洗,以为这样就没有指纹了。

一会儿我妈出来了,让我陪她一块儿上街去办事。我本不大情愿,但我妈说要给我买牛肉煎饼,诱惑就比较大了,再加之我提出还得买甘蔗,我妈也答应了,我就把反标的事情暂且放下,跟她上街去了。在街上我一直暗中着急,担心楼里人午睡起床后,很快发现了反标,很快叫了人保组的人……总之,我生怕回去晚了又看不到闹热。

我们在街上晃了两三个钟头,吃了牛肉饼,吃到一半,被一个迎面跑来的叫花子打落在地抢走了。记得我妈说:“还好,是被打落的,没遭吐口水,那才恶心呢。”她说有一次,她还看见一个叫花子往别人刚买的包子上吐口水,吐得那人满手都是。最后我妈给我买了一根甘蔗,我们就抬着甘蔗两端回家了。

楼前一点也不反常。水龙头旁大人们淘米洗菜一派忙碌,邻居小孩们在我画的房子上跳房子,还重画了格子,丁老头旁边又添了几个丁老头,也添了飞机大炮之类的。我本来是想等什么人来发现反标的,但我的反标字都写得跟作业本格子差不多大小,一点儿也不惹眼,所以啥事儿都没发生。看来只好由我亲自发现了。

我妈命我去水龙头那儿把脏手洗洗,不然不给我吃甘蔗。我把指纹洗得粉红嫩白,转身慢慢朝楼门走,不经意地看见了反标,惊讶地提高嗓子道:咦!你们看,这儿写的什么?

我妈凑过来看了看,脸上变了色,急唤旁人: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旁人都围拢来,凑近斑驳的门板,辨认出了这个反标。

也许这跟那场我错过的、因而所痛惜的、想象了无数遍的热闹差不多吧:世界立马炸了锅,全楼住户都围过来,里三层外三层的。大人们凑近看了字,表情都转得凝重,深不可测的样子,众说纷纭。自然有人问是谁发现的,我妈说是丹鸿,我们上街回来,在这儿洗手,她人矮眼尖就看见了;有人说这显然是一个狡猾的人干的,写这么小很难察觉,在这里都不知道多少天了,阶级斗争复杂啊;邻居里有一个右派,一个历史反革命,也假借淘米洗菜,蹭过来看了,有点瓜田李下尴尴尬尬;大家一致认为,这回绝对不是小孩恶作剧,因为还写了美帝国主义万岁,小孩哪儿知道这么写啊?我爸也很起劲,他凑近看了半天,退身出来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看这笔迹,字还写得蛮好的,文化水平应该不低……”这一说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暗自颇为得意;众小孩虽竭力模仿大人们的凝重,但仍掩饰不住唯恐天下不乱之情,两眼放光、嗓门尖亮地嚷嚷:嗨呀,出反标喽,好反动好反动……”一派喜洋洋;我也深受感染,差不多忘了此乃我亲自所为,一边啃嚼甘蔗,一边在孩童中间上窜下跳,气喘吁吁唾沫横飞地闹腾:就是,好反动!好反动!”,把自己兴奋得发昏。

不知谁报告了人保组,人保组值班的人来了,他是我幼儿园同学廖军的爸爸,也住在离我们楼不远。众人纷纷闪道,他沉稳地查看了反标,端一台120相机拍了照,然后命人找来一张普通的红杠信签,四周涂了点糨糊,把反标盖住。天色渐晚,人保组的人以及四周议论不息的人们说了些啥,我根本不关心,只等着事态再起波澜,掀起抓人和枪毙人的新高潮。不知为啥,我压根不信谁能查出是我干的。当时我脑中反复想像的画面,就是邻居小孩吴子桦,被五花大绑地押出来,站在楼前草坝中央的那块红色七孔砖上,人保组的人举起枪砰砰把他枪毙了——到现在,写这段往事的此刻,我都没闹明白:为什么是吴子桦?他算是我的朋友,性格温和有点木讷,因为他妈妈跟照看我的保姆是好朋友,我们常一块儿玩,甚至不像跟别的小孩,我同他没吵过嘴打过架。为什么是他,在我没心没肺的想象中被枪毙了呢?

此事后来果真成了无头案。我现在分析原因,多半是这样的:高小明之所以被怀疑上,是因为他在公共阳台作案,那里很干净,没别的小孩涂鸦,那天就他在阳台上玩,查笔迹就想到了他;而我写反标的动机比较,主要是想看热闹,本没打算第一个报告,而是不得已发现的。在被我发现之前,有太多的人破坏了现场,丁老头、飞机、大炮什么的花里胡哨画了一地。我的作案现场本就是众小孩出没捣腾的场所,就算有人怀疑是小孩干的,可家家户户都有小孩,谁也不敢保证不是自家娃娃干的,连廖军的人保组爸爸,多半儿都不敢保证会不会是廖军干的,所以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在我嗡嗡嗡地干嚎着毛主席死了时,我就想了这些事情。

毛主席死了以后那些天,凡是活人,胸前就戴着白纸花、袖管上拢着黑纱;凡是有门的地方,门上就顶一朵大白纸花,或者大黑绸花(厕所除外);凡是有墙的地方就贴着悼念大字报;凡是有电线杆子、树的地方,就拉了横幅,挂着条幅,写满泪、悲、哀、永垂不朽之类……黒字、白纸、黄纸,在风中漫卷,在阳光中一片明黄闪动,说不出是肃杀凄惨还是欢欣鼓舞。

哀乐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听多了就粘在耳膜上,挤在脑门后面,搞得我那几天哼哼小调时,不知不觉就哼哼哀乐:刷碗哼,倒尿罐哼,洗脸洗脚哼,天黑后上公共厕所,壮胆也哼的是哀乐。

众孩童中间出现了一道新规矩,就是不许笑。谁一笑就会被别的小孩指着鼻尖,恶狠狠地警告道:嗨呀好反动,毛主席逝世了你还敢笑!笑者赶紧收住或否认,大家继续板着脸跳橡皮筋,哭丧着脸猜拳扔沙包,板着脸跳房子,哭丧着脸躲猫猫……其实,最好玩的游戏就是捉拿不小心笑了的人。

开追悼会的那天早上,我捧着一篮子纸花去学校。纸花是头天老师布置的作业,每个学生做二十朵,带到班里扎在我们班献给毛主席的大花圈上。

在糊满悼文挽联的路上,我和几个同伴碰见了那个小藏蛮子,他妈妈是从甘孜来川医的进修生,他们住在我们上学路边的一间平房里。这个看起来三岁多的小男孩经常跑到路上来,想拦住过往的孩童跟他玩。因为我们常听大人们说藏蛮子野蛮、脏,所以我们都提防着,不和他玩,而是一见他就跑开,好像他是一只会咬人的小狼。这天他又咯咯笑着跑到路中央,张开手臂朝我们嗷嗷欢叫。

看见他,我们照例惊喳喳地尖叫起来,跺脚嘘他像嘘一条拦路的狗,些许恐慌而更多的是刺激。其他几个同伴灵巧地绕过他,跑到远一点的地方了;我因为捧着一篮子给毛主席的白纸花,跑起来不方便,竟被他揪住了!被揪住的那一瞬,不知怎的我忽然惊得要命,歇斯底里地将花篮朝他砸了过去。花篮在他圆滚滚的头顶上颠了一下,与白纸花一堆扑簇簇滚落下地,这个咯咯笑着的小藏蛮子就惊愕地定住了。他的祖母,那个发辫盘在头上,腰间系着横条围裙的老妇赶紧过来,抱起他,绕过随风飘舞的挽联条幅走开了。

我从地上捡起给毛主席折的白纸花,它们粘了泥灰,脏兮兮的。我一边试图拭去灰尘,一边闪过一个念头:他那么小,我比他大那么多,我打他不是欺负人吗?这么一想,心情就有些坏了。

追悼会是这么开的:全校各班师生坐在自己的教室里,照学校高音喇叭传来的指令做。黑板上方是毛主席像,讲台上摆着我们班扎的花圈,我那二十朵打过藏人小孩的纸花也挤在当中。高音喇叭传来的是党中央开的追悼会实况,党中央追悼会的主持人王洪文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比如他说默哀,我们就默哀,他说鞠躬,我们就鞠躬。小孩子忘得快,我的坏心情就是在默哀的时候转好的。

默哀的时候,我低着头,开始酝酿情绪,怕到时候哭不出来。但小孩是天生反一本正经的,包括默哀这种事:直戳戳站着不动,做低头认罪状,渐渐地就开始想笑;我怀疑班里其他同学也有想笑的,悄悄左右瞥了瞥,猛地与我同桌彭胖娃对了眼,我俩同时吓得一震,赶紧转开。从难度上讲,默哀时想笑容易憋住些;鞠躬时的笑劲就比较大了:古人从小鞠惯了躬,可能不觉得好笑,可我们是破除了封资修后教出的小学生,那次多半是小朋友们平生第一次鞠躬,觉得这种勾腰驼背的姿势比较神经,联想到幼年时拉完粑粑让大人擦屁股;再一看左右前面,一片屁股高蹶,平时凶狠的班主任老师,屁股上一块大补丁,这时也一次次做着让人擦屁股的姿势,我拼命憋的一股笑没憋住,就从鼻孔里喷出了嗬嗬声,班里别的角落也有这种声音……好在三个鞠躬很快就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华主席致悼词,对小朋友来说太漫长,可大家又不敢讲小话或东摸西搞,还得作沉痛状,我都不知是怎么熬完的。末了,中央领导们向遗体告别,高音喇叭里哀乐响起,全班同学一听哀乐好像得了号令,嗡嗡哭嚎起来。我不敢怠慢,赶紧伏在课桌上,蒙着脸哭叫。我从胳肢窝下偷觑了一下,几个班干部没有趴身,眼泪汪汪是真哭;其他伏在课桌上,肩背还一抽一抽的就很难说了。我其实很想挤一些眼泪出来,可怎么也挤不出。我试过想象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情形,但以前想象的次数太多,麻木了;再说这几天看来,也没有敌机轰炸的兆头;我也试了唤起被我爸呵斥时的悲痛,可惜他呵斥太多我已经不悲痛了。自然地,我想到了唾沫……

泪眼婆娑地缓缓仰起头脸想展示一下,不期又瞥见同桌彭胖娃。这回他没注意到我,他正低勾着头,小心翼翼从唇间挤出一缕带泡泡的口水,用其胖嘟嘟的手指抹在眼皮上,然后也泪眼婆娑地仰起了脸。我们的口水眼对视了一会儿,他不知道我看见了,但我感觉他不相信我的眼泪。我们都憋住笑,因为眼上带,所以放心地环视四周。刚才埋在臂弯里没察觉,现在抬头,闻到教室里弥漫着一股明显的唾沫味儿,估计不少小朋友也在口水的掩护下东张西望。这时班长王萍忽然站了起来,她是真哭了的,她抬臂握拳作宣誓状,抽噎着冲毛主席画像说了些话。由于哀乐绕梁,教室里干嚎声此起彼伏,我只隐约听见伟大领袖……我一定要继承您的遗志……做革命接班人什么的。


最后一次说到毛主席的死是半年以后,我姨妈到成都来为女儿相亲,她刚摘了右派帽子,否则也不可能住在我家。我妈跟她断绝关系差不多有二十年。听说我妈那个右派姐姐要来时,我还问过:怎么,她不是坏人吗?我妈说:她只是犯了错误,已经改了,右派帽子都摘了。结果没想到,这个坏人是我见过的成年人中最慈祥的,也是唯一逗乐有趣的一个。

那天傍晚吃过饭后,我们一家人还有几个亲戚,坐在一块儿闲聊。我姨妈一边给我抹脸洗手,一边说:我们单位上,给毛主席开追悼会的时候,那个食堂里喂猪的油婆婆才可恶噢,估计应该是姓尤,因为说到食堂,我小孩子家就想成了油婆婆。

我姨妈说:油婆婆是乡下来的,在食堂喂猪,没什么文化。开毛主席追悼会的时候,人家都在哭,她也哭。哎你哭就好好哭呗,可她照乡下的风俗,哭丧的时候是要唱的,一个人忽然长声吆吆地唱起来:毛-主-席-啊-我-的-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早了’……她呼天抢地地唱,口齿就不清了,变成毛猪呀我的毛猪,您咋就走了喃?毛猪呀毛猪呀,您走了我咋过活呀?你想想看,她是喂猪的,哭丧又唱成了毛猪,本来大家都很悲痛,被她这一唱,想笑又不敢笑,憋得好难受!你说她可恶不可恶?

我爸铁青了脸横瞪着我姨妈,亲戚们似笑非笑,我妈夹在中间惊惶无措,而我姨妈仿佛没有觉察,只顾惟妙惟肖地学油婆婆哭丧,在她那一连串毛猪的呼号中,我听见从我这个小孩的嘴里,爆发出了嘎嘎嘎的大笑。

前几年,有一天我问我妈还记得不记得我发现那个反标的事,我妈说当然记得。我说那是我写的。老母吓得张大了嘴惊呼:咳呀,你这不知厉害的鬼东西!幸亏没查出是你干的,不然我们就惨了!那会儿你爸已经遭打成五.一六分子了,就想拿他的把柄呢,若人知道是你写的,肯定要说是你爸挑唆的!唉呀好可怕好可怕,这不要你爸的命吗?哎呀,幸好幸好……可怕可怕……” 

现在,李清小朋友已经是两个小美国鬼子的母亲,在美帝国主义的西雅图,宅楼舒适花园缤纷,过着想吃香蕉就吃香蕉,想打翻酱油瓶就打翻酱油瓶的日子。

高小明后来在电影院放电影,业余时间搞点艺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二十年前,他还送了我一幅他的木刻作品。

据说廖军顶替他爸,进了保卫科工作。吴子桦摆了一个烟摊卖香烟。

班长王萍接下来跟我还是中学同学。她总喜欢给老师写信认母亲,我那时就觉得她不正常。现在我理解了,那是因为她母亲在她几岁时就离世的缘故。她最后跟我见面,是她去深圳前。我最后听说的关于王萍的消息,是她疯了。

我的同桌彭胖娃,大名彭涛,依然是我的好朋友。他长大后一点不胖,而是非常英俊。他现在是电视台的一名摄影师,前几年我在国内拍纪录片时,他也做过我的摄影师。去年四川大地震后,我打电话给国内的亲友问安。他接起手机说正在灾区拍摄,声音一反通常的乐和,疲惫低沉。我还没开问他就说:你现在不要问我任何地震的情形,还是等你回来后,看我拍的东西吧。我只能说这是人间地狱。” 


2009.9

1 条评论:

  1. 丹鸿, 你记性真好。我都不记得包主席的追悼会了哦。 只记得当时王萍哭得好伤心,我却哭不出来,我还问她为什么那么伤心, 她说她想起她妈妈了,哈哈哈。我还记得班主任是曾老师(眼镜儿),都记不起谁是我的同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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