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9日星期三

佛的勇士——西藏抗暴57周年纪念日特辑 夏克.顿云(1931-2011)

310日是西藏抗暴57週年紀念日。 《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裡(台灣雪域出版社),已有四位見證者辭世。特摘錄這四位西藏戰士關於19593月前後的記述,以資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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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克.頓雲1931-2011
1937年生於西藏康區德格拉日玉龍,是德格色莫(公主)的非婚生子,由德格傑布(德格王)的鄧闊大臣夏克家族撫養成人。德格被中國佔領後,他參加了西藏抵抗遊擊隊「四水六崗護教軍」,被送往美軍基地接受CIA的戰鬥培訓。六個月後帶領一個7人小組空降西藏境內,組織和培訓境內抵抗組織。西藏人的抗暴鬥爭遭到了中國軍隊的大規模圍剿和鎮壓。撤出西藏時,他的小組只剩下了他和另一成員。夏克.頓雲在印度喜馬偕爾邦貝日丹侖藏人定居點擔任行政長官。20108月在定居點辦公室接受採訪。201111月辭世。

.被選送CIA培訓

1958年夏, 恩珠.貢布扎西在山南成立了四水六崗護教軍。我又從印度回到西藏,去山南加入了護教軍。
護教軍成立後,恩珠.貢布扎西帶人去甘丹曲庫寺,強行取走了噶廈政府的武器。武器到手後,由於解放軍追剿打擊,他們無法回山南總部,只好繼續往北走。四水六崗總部則從山南直貢塘遷到了加紮,該地離達旺很近。我當時在四水六崗總部,我們在加紮停留了一段時間,入冬時又遷往拉嘉日,總部就駐紮在拉嘉日莊園。
貢布扎西他們設法要與總部匯合。我們德格和理塘的二百多名四水六崗軍得信後,去達波迎接。到達波後,過了一條河繼續走了兩天,卻遇到了貢布扎西的信使。他帶來的信上說:「你們不要來迎接,務必返回拉嘉日。」我們便返回了拉嘉日。
總部開了一個討論會,大家認為:貢布扎西叫我們不要去接他,而我們在拉嘉日無事可做,這樣下去連糧食都會成問題。當時我們對臺灣和美國抱有很大希望,大家認為應該派人去印度,尋求印度、臺灣或美國的援助。其實任何外部援助都行,最重要的是希望獲得武器裝備援助。此前的1957年,CIA已經幫助訓練了藏人抵抗人員。理塘的阿塔、洛才已經空降到了桑耶;1958年,CIA培訓過的旺堆和一個戰友也空降到了理塘,另一戰友隨後也騎馬潛入理塘。然而旺堆等人到理塘後,CIA卻沒能空投武器給他們。旺堆等只好撤出理塘。撤離途中遇到了旺堆的一個兄弟,和十幾個逃難的人,他們就一起來了拉嘉日。會議最後決定兵分兩路:派夏克.南捷多傑、洛桑、君達項曲三人去印度,與嘉洛頓珠取得聯絡;派我和受過CIA訓練的旺堆,以及另外三十多人也去印度大吉嶺。我和一些人準備接受CIA的培訓。
進入印度的過程很順利。有一個叫洛桑堅贊的人從印度過來接應我們。洛桑堅贊和不丹官員貢瑪倉是好朋友,貢瑪倉給了洛桑堅贊40名藏人通行證,我們就是用這些通行證進入不丹的,然後到了印度大吉嶺。我們這三十多人中,還有幾個中國難民,他們是一對夫婦和他們的小女孩。不清楚是國民黨的人還是什麼,總之是中國人,是一個藏人嘉洛欽澤帶來的。我們一起到了大吉嶺,之後我就不知道這家中國人的情況了。
具體聯繫安排CIA受訓事宜的都是嘉洛頓珠,我不知道詳細情況。不過聽說嘉洛頓珠是通過蒙古喇嘛旺傑介紹,與美國駐印度加爾各達大使館聯繫上的。我們到大吉嶺後,養父夏克.南捷多傑通知我們,快要去美國受訓。我在大吉嶺只見過嘉洛頓珠一兩次,其他一切具體的事都由他的秘書拉莫次仁安排。
不久,西藏淪陷了。隨後我們專程去西裡古裡拜見了尊者達賴喇嘛。尊者是坐火車到西裡古裡的,在西裡古裡尊者接見了前來朝拜的信眾。拜完尊者回大吉嶺後十多天,我們就啟程去美國受訓了。
出發那天晚上,嘉洛頓珠親自駕車來接我們。他送了我們一程,讓我們下車等在路邊,說有一輛卡車會來接我們。然後我們上了卡車,卡車開了一段後,途中停下,又上來了幾個人。就這樣一路停車上人,最後一共有21人。18名是受訓的人,三個人是翻譯。我們從大吉嶺到西裡古裡,然後到了印度和孟加拉邊境。在那兒下了車,跟一個嚮導步行,我們不知道具體要去什麼地方、做什麼事。這些都是嘉洛頓珠事先安排好了的。在印度和孟加拉邊境,我們遇到了一點麻煩,被印度員警扣留了一個晚上,最後還是把我們放了。到孟加拉後,這個嚮導把我們送到一座房子裡,就離開了。隨後又來了一個人,他把我們帶到一輛卡車裡,送到火車站,上了火車。火車的這節車廂裡只有我們,和一些孟加拉軍人。這些軍人看起來像押送我們一樣,火車上沒有吃喝,最後停在一個小型機場的附近。下了火車,又換了一個來接應我們的人,他把我們用卡車送到了機場。在機場,有美國CIA的培訓人員等著我們。那天晚上我們住在機場。第二天,CIA的培訓人員帶我們乘飛機去了美國科羅拉多培訓基地。
以前阿塔他們是在日本的美軍基地受訓的。我們受訓的基地在美國科羅拉多。我們之前曾有另一個藏人小組在此受訓,包括貢布扎西的侄子等6個人。我們到的時候那個小組已經訓練完畢,隨時可以出發。我們開始受訓時,因為不懂英文,那個小組的人就協助CIA教官,教我們使用武器、傘降、發電報等,受訓時間是六個月。我們組的訓練結束以前,那個小組的人就先出發了,而且還從我們小組裡抽調了勒希、吉拉札西、札巴三個人,跟他們一起走。這三人雖然沒完成培訓,但已經掌握了基本的技能。我們當時不知道他們會空降何處。後來才得知他們空降到了納木措。可是沒能與當地的抵抗民眾聯繫上,還暴露了行蹤,納木措達吉寺的管家給中國人報了信。他們不得不撤離,經尼泊爾返回了印度。
我們受訓時,嘉洛頓珠來看望過我們,我們給他表演了射擊等。嘉洛頓珠對我們講話,鼓勵我們好好訓練。他說貢布扎西等護教軍人員雖然已到了印度,但時刻準備回西藏境內去戰鬥。其實我們無須鼓勵,反倒擔心由於達賴喇嘛和護教軍已到了印度,會不讓我們再回西藏去同中國人打仗。四水六崗護教軍在成立時的誓言就是為西藏政教事業奉獻力量,自始至終我們沒有忘記這個誓言。我們為獲得了為國家和民族奉獻力量的機會而激動不已,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我們毫不畏懼空降西藏。

7.空降加拉班巴

培訓快要結束時,我們被分成了三個小組,我負責的小組有六個人,其他組各五人。美國教官對我們說:就要把你們空投到西藏了。他們在地圖上給我們介紹空降地點。我們即將空降的地方,是此前貢布扎西長期活動的地方。也許該決定是貢布扎西和嘉洛頓珠他們做出的,可能他們認為那些地方還有藏人在抵抗中國人。我們的任務一是聯繫當地的抵抗人員,瞭解情況並向美國方面彙報。在與當地抵抗人員建立了良好關係後,向美國方面請求武器援助。其二是教導這些抵抗人員使用武器和游擊戰術,以及搜集中國人在藏地的情報等。
我們當時提出了三個要求:一,無論空降什麼地方,我們都接受。但希望這批受訓人員空降在一起,不要分成幾個組。主要是因為我們沒有任何人熟悉將要空降的地點,也不知那裡是否有解放軍。如果遇到了解放軍,我們有希望倖存一兩個,繼續工作。如果分成幾個小組,各自遇上解放軍就很難保證有人倖存,沒有倖存者工作就會中斷。二,聽說有無聲槍枝,如果有這種武器,希望各小組發一支無聲槍械。那麼當我們遇上中國人的探子,或者需要靠獵殺野生動物生活時,無聲槍械是最理想的。三,我們需要自殺用的毒藥。因為「保密」是第一要令,為了保密我們萬不得已時要自殺。
CIA方面說:「你們有關一起空降在一個地方的想法,與我們的計畫完全相悖。CIA的考慮是,如果某一小組在一個地方受到中國人打擊,那麼其他兩個地方的人有機會繼續工作,不至全軍覆沒。因此這一條無法接受。自殺的毒藥雖有,但屬非法,不能發給你們。無聲槍枝沒有。」
這樣我們只能接受分成三個小組行動。然後,我們啟程了。一開始他們沒有給我們發武器,也沒告知我們具體空降的地點。從科羅拉多基地出發後的第一站,我估計是臺灣。當時只有從臺灣和緬甸起飛的可能性,我記得看到路邊有穿桔黃袈裟的僧人。下飛機的時候是中午。他們讓我們休息睡覺,可由於激動,我們無法入睡。再次啟程前,我們得到了武器,每個人一支長槍和手槍。手槍沒有子彈。這時CIA的人員告訴我們:「你們要空降的地方,是加拉班巴。無聲槍枝沒有,毒藥可以發給你們。」我們上了飛機。加拉和班巴是兩個寺院的名字。整個加拉班巴地區包括三個宗,由九個大的中措組成。
晚上十二點正,飛到了加拉班巴上空。當時的飛行高度是5000英尺,看下面西藏的雪山都顯得很低矮。準備空降時,教官告訴我:「你們全都空降到同一個地方。你的小組首先空降。你們跳傘後,飛機盤旋一圈,然後傘降第二批十個人;再盤旋一圈,傘降第三批十人。」我當時想:這是在欺騙我們,先讓我們組跳傘,然後飛機會把其他組帶到別的地方去空降。CIA的教官給我們發了子彈和毒藥,一粒白色藥丸,說只要吃了這個藥就可以死,像睡覺一樣,沒有任何痛苦。
跳傘前15分鐘,機艙的兩個門打開了,一個門是跳傘用的,另一個門是空投物資的。物資排成一列,按序扔下去。扔下最後一包物資時,第一個傘降的人就得往下跳。我是小組組長,所以應該第一個跳。我站在機艙門口,大風把身體吹得搖搖晃晃,我必須掌握跳傘時機,關注空投的物資是否已經完畢,高度緊張。那一刻不可能想很多。當一盞綠燈亮起發出跳傘信號時,站在我旁邊的人在我背上拍了一把,我就跳下去了。從降落傘打開到落地有一段時間,那時候我才開始想:我們會降落到什麼地方呢?地面是否有中國人? 儘管我非常緊張,但橫了一條心,就是要跳下去戰鬥……,我的小組六個人都跳傘了,飛機又開始在我們上空盤旋,我們還沒有落地,飛機裡其他組的人員也跳傘了。

8.整合了一支護教軍

我們組很幸運,空降到了一片農田裡,沒有傷亡。只是為找到空投的物資費了一點周折。其他組的人跳傘後,降落到了山地,有兩個人受了輕傷。我們當夜找到了全部空投的物資,把所有不需要的東西,比如降落傘之類燒掉了。
隨後,來了五個騎馬的人。我們藏在圍田的矮牆後面,那幾個人走到我們附近時停了下來,靠攏一團不說話。我們開口問:「你們是藏人嗎?」他們說是。我們就說:「你們不要怕,我們是來幫助你們的。」他們仍然有點懷疑,沒有立刻下馬,不過最後還是下馬了。我們走了過去,我認出來其中一人竟然是我小時候的玩伴!我跟他也是一起學藏文的同伴。中國人來德格後,他被送去北京學習,當了幹部。原來他也加入了起義,從德格跑到這兒來了。另外幾人都是德格人,其中兩個我也認識,是我們同鄉。我問他們:「你們這是要去哪裡?」他們回答說:「有人說中國人的飛機來了,我們正在跑啊。」我們解釋說那不是中國人的飛機,是我們的飛機。因為大家都認識,自然相互介紹了彼此的情況。我們對他們說:「請你們告訴其他抵抗人員,我們空降到這兒來,是為了援助你們的。」
就這樣當天晚上,曲格各部就得知了我們到來的消息,但是夏、扎、熱三部還沒能聯繫上。同一晚上,我們還遇到了另一群逃亡的人,他們要去班巴。我們詢問誰是班巴最有影響力的人?他們說:「班巴布童則、班巴朱古、比如夏仲都是有影響力的人,但最主要的是班巴仲譯。」我們就說:「請告知班巴仲譯和其他頭人們,我們已經空降到了這裡。大家不用害怕,我們是來協助你們的。我們會給予各雪巴武器援助。」並讓他們第二天早上派人與我們聯繫。
當我們走到河上的大橋時,大橋對岸的小山上站滿了人,他們拿著藏式的長叉槍,對我們喊話:「別過來!再過來就開槍了!不要過來!」看來,幫我們捎信的人並沒通知到這些人。我命令我的小組:「千萬不要開槍。我們可以和他們對話。」雙方對峙良久,我們向對方喊話:「我們也是藏人。如果你們不相信,請派兩個人過來和我們對話。」稍後,他們派了兩個人過來。我拿出了噶廈政府的介紹信,這封信我們人手一份,內容很簡單:介紹我們是為西藏政教事業而來,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應得到藏人幫助等。河對岸是當地反抗中國人的民眾。看了介紹信,他們開始信任我們,讓我們過了橋。
在對岸,我們與空降的另兩個組的十個戰友匯合了。那些曾與我們對峙的民眾問:「你們需要什麼説明?」我們回答:「我們要爬山,需要馱東西的馬匹。請你們為我們準備幾匹馱馬。馬匹準備好之前,我們先躲在山裡。馬匹就緒後我們就去班巴。」那些人送給了我們幾匹馱馬,帶領我們馱著物資上了山。我們在山上把該藏的東西埋藏了起來。比如每個小組有兩台發報機,各組藏一部帶一部。埋藏東西時,各小組也不會讓別的小組知道埋藏地點。第二天我們就離開了藏東西的地方。
天氣奇冷。我們衣衫單薄,沒有藏袍或哪怕厚一點的毛衣。除了少量乾肉,我們連燒開水的東西都沒有。因此我們先去了班巴宗(中國更名邊壩),見到了班巴布童則,向他介紹了我們的情況,請求援助。班巴布童則避開我們,找到德格的難民求證。德格人證明說前天晚上的確碰到了這些空降人員,也說了空降人員當中德格人的名字,還說空降人員就這兩天會來班巴。因此班巴布童則相信了我們。我們提出不能住在村莊裡,要住寺院。布童則為我們在寺院安排了一間僧舍,還讓一個叫格桑的老頭為我們做飯……,隨後我們從班巴得到了幾匹馱馬。我們返回山上,把藏在山上的物資馱回了班巴。
當時加拉班巴聚集了康區各地的反抗者,德格人和囊謙人最多,還有夏、紮、熱三個中措的人,索縣人、比如人、昌都人、巴塘人、理塘人、傑塘人等等。我們開會選出了指揮部:班巴朱古、班巴仲譯、德格傑色、昌都西瓦納為最高指揮。同時我們從各雪巴召集四、五個人,教他們怎樣使用武器,並傳授遊擊戰術。經過我們的培訓後,這些人員返回各雪巴再給更多的人傳授。雖不知將來效果如何,但我們已經盡力做到了這樣的軍事培訓工作。總之,我們在加拉班巴整合了一支完整的、由各雪巴的抵抗者組成的四水六崗護教軍,將兵分幾路展開抵抗戰鬥。

9.最需要的是武器

這時最需要的是武器。我們發報向美國方面報告情況:已與在加拉班巴的抵抗人員建立了聯繫,整合的抵抗人員的人數約一萬多人,特別強調我們裝備和彈藥奇缺,急需武器。美國方面回話說要給我們空投武器,空投時間設在滿月的時候。我們選好了接收空投物資的地點,一切準備就緒,等啊等啊,美國飛機沒有來。然後我們又用電報呼叫,得到回答是由於氣候原因沒能空投,下次一定。我推測那是美國人的藉口。空降西藏之前,我們就已經向美國方面清楚表明:如果我們佔領了一個地方,就需要及時空投武器彈藥。如果像阿塔和旺堆他們那樣,武器跟不上的話,我們只好斷絕與美國方面的聯繫。
等了一個月,第二次滿月時空投了武器。主要物資是子彈,以及兩百條槍,兩門炮,二十箱炮彈,手榴彈等,離我們的需求還差得很遠。我們開始分發這些武器。其中五十條槍分給了另外一空降小組,受訓成員是安多歐拉地區倉巴家的恰巴、安多阿壩的阿萊桑松、阿萊桑松的侍從、拉薩人噶丹、還有一位察隅人。根據上面指示,這個小組要前往北方羌塘地區作戰。我們為這個小組配備了五十名護教軍士兵,五十條槍就是配發給這五十名士兵的。然後,他們就向羌塘出發了。
隨後,我們繼續發報要求美國方面空投武器。最初為美國方面翻譯電文的是達賴喇嘛的大哥達澤仁波切,阿塔和洛才與CIA之間的電文就是他翻譯的。我們那時發報用的藏文密碼是格西羅桑旺休編寫的。在美國受訓時,格西羅桑旺休來過我們的基地,他用藏文字母編寫了電報密碼本。有一次空投物資前,我們收到一條電文,說有十五名受訓人員將隨這批物資一起空降,希望我們給他們提供必要的幫助。飛機飛來空投完物資後,卻沒有人空降!我們立即發報詢問,也沒有回答。後來才知道那十五人被空降到另外一個地方了。格西羅桑旺休把電報給弄錯了!
在加拉班巴,我們前後共得到美國方面八次空投。其中連打八發子彈和五發子彈的兩種美制步槍,共四千多條,以及子彈、布朗槍、薩伏機槍、機槍、步斯兆、手榴彈等。其中八十來箱子彈落地時受損無法使用,手榴彈也沒用著,到我們撤離時全部銷毀了。我們把空頭的武器都分發給了在加拉班巴整合的護教軍戰士們。來總部開會和領取武器的是各雪巴的賁,各雪巴先後領到武器後,就兵分幾路,前往洛宗、波密等地抵抗侵略者。前往波密的這支護教軍裡,有各大中措的大小賁,這些賁與德格、囊謙的人編在一起,負責「清掃」從波密到扎木一帶的中國人;另一支護教軍由囊謙人和夏、紮、熱三部的人組成,赴那曲作戰……。

10.札西堅贊的雪巴被滅絕了

我們當然知道中國人的實力。記得我在家鄉時,曾見十八軍在甘孜飛機場集結、開會的場面,軍人多得把整個那一大片地方的顏色都變成了他們軍服的顏色。我們要對抗的是這樣一支軍隊,而藏人人數才多少?我們深知根本無法打得過中國軍隊,沒有取勝的一絲希望。但我們的目標就是抵抗入侵者,為西藏奉獻。
空降的受訓人員並不親自帶兵作戰,主要是負責策劃和指揮襲擊。最初是我們主動襲擊中國人。在波密的護教軍打到了坡熱地區,消滅了很多解放軍。在索縣的護教軍奪得了中國軍隊的發報機等設備,也襲擊了解放軍的一支運輸隊,獲得了大量的食物、馬匹和駱駝等。三路護教軍都取得了一些勝利。
然而,由於這些護教軍是由各地各雪巴的抵抗者組成,有眾多中措和雪巴的民眾難民跟隨護教軍一起輾轉,老弱婦幼牲畜等各種負擔,加上路況極差,當解放軍大舉反攻圍剿時,就遭到了慘重的傷亡。加拉班巴地區被解放軍打得很慘烈。中國軍隊從四面八方包圍我們,並且陸、空兩路同時出擊。聽說當時從拉薩、西寧、昌都等地共調動了四萬解放軍。空中有飛機轟炸,地上有騎兵和步兵。飛機首先轟炸了班巴寺,然後四處轟炸。逃難的中措民眾被打死得最多,很多地方都看到被打死的難民屍體。就這樣,雖然各地都有我們的人守衛,但終因寡不敵眾,節節敗退,很快我們也與抵抗者們一起打仗突圍,從加拉班巴撤離。
當我們退到紮崗時,聽紮崗當地人說,白瓊大部的一個小雪巴,賁叫扎西堅贊,他們遭到了中國軍隊的圍剿,被逼到了紮崗。在紮崗他們一直堅持到子彈打完,就把槍枝全砸到大石頭上毀掉,又拿著刀衝殺,最後整個雪巴的男人們全部死了。婦女們之前就對賁表示過:我們跑了這麼遠,仍然到處都是中國人,無處可跑。男人們若死了,我們也會同歸於盡的。雪巴的男人們戰死後,女人們就帶著小孩跳河自殺,有的女人抱著三、四個孩子一起跳了河。總之,這個小雪巴的男女老少都死了,無一倖存。另一個紮堆雪巴也遭到了解放軍圍剿,傷亡慘重,打到最後頭人紮堆被解放軍俘虜了,中措民眾也死去和被捕了很多。
扎西堅贊和紮堆,是囊謙嘎瓦地區白瓊大部兩個小雪巴的賁,我認識他倆。他們曾多次到加拉總部領取武器、開會等。扎西堅贊的雪巴有50多戶屬民跟隨他。1981年我回西藏時,又打聽了扎西堅贊雪巴的事,的確如我當初聽說的那樣,全雪巴沒有剩下一個人!

11. 戰友們遇難

我的小組和CIV培訓的另一小組一起,我們邊打邊撤,但沒有與龐大的難民隊伍一起行動。無論走到哪裡,處處都有中國軍隊。有一天,我們白天突圍打了一天,晚上繼續騎馬沿著一條山路走,目的是往北方羌塘撤離。夜很黑,伸手不見五指,但我們還是遇到了解放軍襲擊,大家被打散了。不久後我的組兩人,另一組五人共七人我們再次匯合,可是我的小組有四個成員沒有出現。
後來我們才知道,被打散後他們與我的表兄弟沃嘎在一起,當晚並沒有出事。第二天他們上山,在一個地方休整時,被解放軍發現並包圍了。據他們當中唯一的倖存者講,他們抵抗了很長時間,最後我的小組的兩個成員服毒而死,另有一個成員怎麼死的,這位倖存者不清楚。但他看見了我們組的益喜是怎麼戰死的。益喜握著布朗槍還擊時,被解放軍的機槍打穿了,益喜的皮袍被打得碎皮飛濺,嘴裡淌著鮮血,可他臉上帶著笑,還繼續開了幾槍才倒下。益喜是德格鄧柯人,第16世噶瑪巴的侄子。我們一起在CIA接受了六個月的培訓,又一起空降到加拉班巴。他待人和善,很瘦,訓練的時候我們常常幫他,他也總是盡力完成。他強烈地忠誠西藏。我的小組六個人中戰死了四個,這四名戰友是在同一天遇難的。
我們轉戰各地,常被打散,然後又匯合。大多數時候,只有五六個人與我一起,有時我們也會遇上兩三百名護教軍。斷糧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各地都在打仗。有時連走幾天無論到那兒,耳朵裡都有槍聲。有一天槍聲稍息片刻,我們便停下來燒茶休整。當時我們與芒康賁和他帶領的一百多名護教軍在一起,他們燒茶我們也燒茶。
這時有護教戰士看見了一隊解放軍。這些護教軍雖然有炮,但不會使用,就過來請我們去幫他們開炮。我們另一小組的兩個成員去了他們那邊,可在他們開炮之前,解放軍的炮已經先打過來了,芒康賁次多的兩個兄弟死在了炮旁邊。
我們的炮是肩扛式的;中國人的炮在地面架成一排,同時向我們射擊,火力非常猛烈。我們所有人都趴下了。那次,雖然我們的人員傷亡不是很大,可是馬匹傷亡慘重。那些被炮擊受傷的馬在雪地裡驚跑,把雪地染得一片血紅。大多馬匹都死了,從這天起我們就沒有馬了。而我當時竟這樣想:有馬的時候總是遭遇解放軍,馬沒了也好,可能就不會再碰到解放軍了吧?除了馬匹,我們還損失了唯一的一台發報機。自此我們無法再與上面聯繫了。

12.從波密撤往印度

現在,我們空降人員共7人:我的組只剩我和一個成員,另一小組有5人,加上我們請的8個幫夫,還有芒康賁和他帶領的從各地逃跑聚攏來的人。我們決定一起去波密,再從波密去印度。我和芒康賁請一個家在波密的老僧人給我們帶路。
一路上沒有吃的,靠打獵吃肉維生。這一路隻遇到了兩次解放軍。到了波密,老僧人說:「我已經到了我的家,無論死活都要留在家鄉,我不走了。你們往前走到下波密,那裡有一條河,過了河後基本上就沒有中國人了。從那裡你們再去一個叫嘎瓦隆的地方,從嘎瓦隆翻一座大山過去就到印度了。」大家都勸說老喇嘛一起走,不走的話會遭到中國人的清算,但他不想走。我的同伴們說:「他如果不走,就可能會告密。我們把他殺了吧。」我說:「不要殺他,我來親自帶著他,不會讓他跑掉的。」我們一路看緊了他,他也沒有試圖跑掉。到了耶日寺,老僧人是在這個寺院出家的。從寺院繼續往下來到一條河邊,河上有橋,可是有中國人把守,我們不能從橋上過。看河水不是很大,我們就涉水而過……
一行人晝伏夜出。有一天我們白天藏在一個凹地裡,天快黑時大夥兒陸續走出凹地,我們離開時多數人已經上了路。途中我們遇上了幾個中國幹部,我們的人馬上開了火。我叫大家立刻停火,因為天黑對方距離我們較遠,打也打不中。我們跑到安全地帶清點人數時,發現缺了另一空降小組的三個成員和一個幫夫。我派了兩人回去接應那四個人。接應的人回來說那四個人根本沒有追尋我們,不知去哪兒了。那四人就此與我們走散了。後來我們才知道,走散後兩三天,他們遇到了中國軍隊,一直打到彈盡糧絕,最後都服毒死了。
那天夜裡我們繼續趕路,又遇到一條河。我們有一位年長的幫夫甘納,他第一個涉水,一下子就被水沖走不見蹤影了。我們被堵在了河邊。第二天天亮後,我派了一個幫夫去查看水勢,他回來說河水很大,沒法過河。我和兩個人也去查看,上下走了很大一段,最後在下游發現一處河面很寬,水勢比較緩。我們決定在那裡渡河。晚上渡河時很順利,水不是很深,只齊腰部。過河走了一段,發現前面有一個人,我們以為是中國人,大家都趴下準備作戰,結果見他只是待在那兒,沒有別的動靜。我們摸索到他跟前,才看清他是被水沖走的幫夫甘納!他還活著,我們好高興!
第二天到了嘎瓦隆。在嘎瓦隆的山腰上有一座寺院巴桑多吉寺。這個寺院裡的東西都好好的,可是僧人蹤影全無,只有一個打掃寺院照料供燈的人的屍體。我們決定在巴桑多吉寺過夜。經堂裡有很多做好的「朵瑪」,還沒來得及供奉。我們就把朵瑪全部搬到院裡,投進火裡火供了。這天晚上我們睡得很香,因為寺院裡有床,還有皮褥子。巴桑多吉寺有滿寺的銅佛像,我們沒在意,可是那個被我們挾持的老僧人拿了一尊小佛像,很珍貴。我們那會兒年輕,大多二十來歲,對佛像這些東西不太懂;老僧六十來歲,他懂。
第二天從巴桑多吉寺出發,翻過嘎瓦隆山口,到了一個叫金哲的地方,從金哲再繞過了一座山。聽說這個地區曾經有中國人經過,不過這時已經沒有了,因此我們可以打獵。其實一直在森林裡走,也見不到多少野生動物,連續五、六天沒有打到獵,我們只好設法捕魚。我們看到河裡有魚,往河裡扔手榴彈,魚被炸死浮上水面,可水流太急,下去撈魚我們也有被水沖走之險,結果連魚也沒捕著,還是沒有食物吃。後來我們撿到了「白瑪果巴」香客遺棄的五匹馬,三大兩小。看到這幾匹馬後我們鬆了一口氣,知道不會餓死了,儘管藏人原本是不吃馬肉的。我們商量後殺了大馬,因為大馬塊頭大,夠大夥兒吃了。殺生也只是一條命。我們開槍射殺了那匹馬,取出馬肝烤了吃。離開巴桑多吉寺的時候,我們拿了一些鹽和花椒之類,煮馬肉時就放了一些。這裡沒有中國人,燒火做飯很放鬆。等吃了馬肉,我們才看見遠處有一隻野羊,我們中有人朝野羊開了槍,打中了,野羊倒了下去。他們跑去撿,才發現野羊並不很大。
這匹馬我們吃了四、五天,一直維持到遇見一個村莊。這是一個白瑪果巴的村莊,他們懂藏語。我們用一支槍換了一頭牛,還買了酒,玉米等。在這個村莊裡我們待了十幾天,像過年一樣。緊接著卻病倒了,長期食物不足,突然食物充裕吃多了無法消化,也無法吐出來,差點被漲死!
繼續趕路到了美朵縣。美朵縣白瑪果巴是色拉寺的屬民,但當時色拉寺的官員不在。我們在那裡待了幾天,當地人也給我們送來了食物。幾天後我們到了古布的地方,這裡有印度的軍隊。
在邊界上我們受到印度軍方的審問。他們說:「你們的槍枝非常好,是從哪裡得到的?」我們回答:「是我們的頭領發的。」又問:「你們的頭領在哪裡?」我們說:「已經被打死在戰場上了。」印度人問:「你們頭領是從哪裡弄到這些槍枝的?」我們說不知道。我們空降人員有長短槍各一支,其實槍枝上有美國製造的商標。芒康賁帶的人也有槍。我們向印度軍人繳了武器。
印度軍方給我們發了食物,並把我們送到了飛機場。在機場有很多人滯留,有的等了十幾天,有的已經等了一個月。不知為何,印度人沒讓我們停留,安排我們當天就乘機出發,送到另一個小機場,然後乘船,再坐汽車去了麥素瑪瑞。在麥素瑪瑞有四水六崗護教軍辦公室。在辦公室有我們認識的人,他們說你們馬上去大吉嶺。我問他們去大吉嶺不需要任何證件麼?他們說會通知有關方面,無需證件。四水六崗辦公室的人還給我們發了五十盧比路費。
於是我們由麥素瑪瑞經西裡古裡,去了大吉嶺。在大吉嶺住在一個熟人家。有一天我們在街上看見夏克家族的一個文書,我叫他,他一時都沒能認出我來。我們託他去見拉莫次仁。因為派我們接受CIA培訓的是達賴喇嘛的哥嘉樂頓珠先生,他的秘書是拉莫次仁。當時我們認為直接去找拉莫次仁不妥,所以託這個人去,請他轉告拉莫次仁我們已經到了大吉嶺,接下來該怎麼辦?各自解散回家還是怎麼的?這個人去告訴了拉莫次仁,拉莫次仁安排我們在大吉嶺郊外的一所破房子裡暫時住下,大概住了一個月。其間,我們向嘉樂頓珠和四水六崗的人彙報了情況:當初我們是兩個小組共17人空降到加拉班巴的,現在只剩下了包括我在內的5個人。美國負責培訓我們的人也來見了我們,並詢問了詳細的情況。隨後,拉莫次仁詢問我們:能否考慮去木斯塘?流亡藏人在木斯塘成立了抵抗中國人的遊擊隊組織。我的四位戰友決定去木斯塘。我由於有家眷孩子,而且當時家人就在大吉嶺,所以我無法去木斯塘,請求安排我在大吉嶺工作。那是1960年,我再次與家人團聚了。

14.我們對中國人的信任感消失了

我不是「叛匪」。我不是為了自己的吃穿、錢財而戰,而是憎惡中國政府的政策方針,反抗中國毀滅我的國家的宗教、文化和習俗,所以我成了中國人所稱的「叛匪」。但我沒有背叛德格傑布(德格王),沒有背叛達賴喇嘛,沒有背叛「博」。
這麼多年來,我經常想起我的戰友們,他們都是勇敢的人。我最常想起益喜,還非常想念另一個空降組的戰友布且,他也是德格人。布且是一個捨己為人、義博雲天的好漢。我們從西藏撤到印度後,他去了尼泊爾的木斯塘藏人遊擊隊基地。這個基地後來被尼泊爾政府關閉了。在撤回印度途中,布且和加多旺堆一起,旺堆被尼泊爾軍隊打死了。布且回到印度後沒有工作,常來我家拜訪。後來他又去了尼泊爾,就此失蹤了。有人說他被人殺了,也有人說他返回了西藏,總之沒有下落了。
共產黨之前的中國人和之後的中國人有很大區別,這是我們多數經歷過那些年的老藏人的感受。過去我們遇到的中國人守信用,可以信賴。那時有些中國人說話時會說「我是中國人」,表示說話算數,君子一言。我們曾經非常信任他們。共產黨沒有來西藏之前,我們認為中國人是一個講義氣、守信用的民族。
共產黨來了以後,最初對藏人說一些很好聽的話,慢慢地我們感覺到他們口蜜腹劍。後來我們質疑他們:你昨天是那樣說的,今天怎麼又這樣說?他們會說: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就這樣,我們之前對中國人的信任感消失了,對中國人的看法也變了。當然,我並不是說所有中國人都如此,但共產黨的追隨者們的確是這樣。普遍來說現在的中國人戾氣很重。
解放軍軍人曾經駐紮在我們德格的家,我和他們相處得很好。後來他們成為了我們的敵人。如果在加拉班巴,那些我認識的解放軍站在我對面的話,我肯定很難向他們開槍,但那時我已經明白我們有我們藏人的立場和目的,他們已經是我們的敵人。如果你不向他們開槍,他們就會殺死你,所以戰場上若遇到他們,我一定會設法殺他們。
在空降加拉班巴之前很久,我就記起了那位解放軍軍官的警衛員說的話:「將來你們絕對不會有好結果。」哈哈哈……
流亡五十年,除了1981年作為參訪團成員回過一次西藏外,我再也沒有回故鄉。我的日常祈禱通常是,以大圓滿法的修行法門,祝願所有眾生解脫。

1 条评论:

  1. 叛国有很多种,死刑只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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