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9日星期日

西藏问题:“民主转型”与新“筹藏策” ——一份旁观者手记


西藏问题:“民主转型”与新“筹藏策”
——一份旁观者手记

唐丹鸿

心理学研究证明,政治体制环境影响和塑造因应的社会人格。社会人格反过来又延续相应的政治体制。

一.为了版图

在1992年《魏京生就西藏问题给邓小平的信》中,民运先驱魏京生先生明确认为西藏“主权归属不明确”,他也明确表示诸种要点来看,西藏无疑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十七条协议》城下之盟,按国际法是无效的

但是,魏京生的这封信,并不是谴责中共侵略吞并西藏,也不是要尊重西藏人民自决权。相反,他在信中表示,邓小平和毛泽东等“商定的和平解放的抉择非常正确,虽然和平解放办法颇有城下之盟和缓兵之计之嫌”。他指责邓小平的是,中共没有遵守这城下之盟,没能成功地“弄假成真变为既成事实”。他担心西藏问题导致分裂,“引起多米诺反应还将波及远不止12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沉浸在“振兴中华”爱国情怀中的魏京生先生是坦率的,他毫不掩饰中共吞并西藏“非常正确”,而且为了“使西藏能够保留在中国版图之中,这位当时陷身监狱的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先驱,向剥夺他自由的专制统治者提了一系列如何继续将西藏人关在中国大监狱的统战计策。

2008年3.14从拉萨漫延全藏大规模抗暴事件后,在流亡西藏,批评政府中间道路,主张恢复西藏独立的声音日益增多。

二.“共藏问题”

2009年自由亚洲电台对民运圈西藏问题研究者李江琳女士做了一个专访,题目就叫《西藏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专访中记者北明这样问:“国际舆论一般认为,西藏的厄运是从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兵西藏、藏人被迫签署《十七条协议》开始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迟至1959年之后,藏人才开始逃离他们的故土?”;李江琳女士在答问中也设问:“为什么达赖喇嘛在1959年出走,而不是51年或者56年?” 当然,重点在自答:“要理解1959年的拉萨事件,必须从1956年的四川藏区开始……”在随后出版的书中,李女士也致力于引导读者关注她所阐释的“藏人为何暴动”、“达赖喇嘛为何出走”。

李江琳女士试图构建的逻辑是:如果西藏问题是1951年(即《十七条协议》签署)产生的,那为什么1951年藏人没有暴动,达赖喇嘛没有出走?而由于中共1956年开始在康区行施民主改革政策,导致了藏人暴动,最终导致达赖喇嘛流亡,因此西藏问题产生的时间点是1956年,由于“民主改革”严酷政策。

以“没有暴动、没有出走”,暗示“没有问题”;以“暴动出走”推导出西藏问题是“官逼民反”——那么此前西藏政府向联合国提起申诉、昌都战役和《十七条》等是什么呢?李江琳女士分别于2010年、2012年出版的《1959拉萨》和《当铁鸟飞过天空》两本书,都“省略”了不可缺失的背景:中国入侵和城下之盟《十七条》,而明确代之以“历史上边疆民族一直高度自治”的非事实的政治框架,将西藏人的国家认同“博”,改成了“高度自治”的“中国”认同。

李江琳强调她的书是“学术的、中立的”,既然如此,那么至少应以藏中双边的历史叙述作为背景,才谈得上“中立”。李女士也的确引用藏方资料,比如从《血祭雪域》、《我故乡的悲惨史》等书中,摘取各种暴动和屠杀案例。然而,奇怪的是,同样是这些藏人当代史书,其中藏人的历史观、主权观、国家认同以及相应的抵抗史等部分,都没能在李的书中成为参照——在领土、主权、国家认同等这些西藏问题的核心问题上,《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以中式政治地域的“中国西南西北四省藏区”(仅几十年历史),替换藏人政治地理叙事的康和安多(千年历史);以“四省藏区不属西藏政府管辖”,遮改了康和安多在西藏政府管辖下的高度自治;以赵尔丰“改土归流”、“设置州县”、“民国建西康省”这类单边的中式政治权力宣示消隐了藏东康区被晚清政权血腥侵略、以及民国为霸占藏东边疆进行数次战争才得以 “西康建省”等背景。

从清末“筹藏”到1951年城下之盟《十七条》,百年来血腥的吞并史,百年来藏人抵抗异邦扩张、抗拒异族统治的历史,最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被精心切割剔除,将图伯特沦亡前最后的抵抗,写成了:“历史上高度自治的藏族,在中共‘民主改革’政策下,暴动、出走,产生了西藏问题。‘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起始点和本质,西藏问题其实是‘共藏问题’”。

李江琳女士自述受过专门史学研究训练。除了以上提到的框架性遮蔽,全书还多处用细节性扭曲,微妙传达“自古以来”,筛选性个案以示藏人有“中国认同”,以及过滤背景从而改变事件性质的写法。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从藏方史料摘取屠杀案例,用中共资料印证屠杀的真实不虚,加上对藏人苦难充满同情的笔调,彰显着作者的道德信誉。遗憾的是,过滤部分真相来写历史,以得出预先设定的政治化结论,却丧失了对史实的尊重——这两本以中共“政策问题”取代主权问题的书,在中国境内外民运、泛民运和自由派人士中赢得了广泛读者,民运理论家胡平老师撰写了书评郑重推荐。

通过继后的观察,恕我难忍不做这样的批评:中共用“农奴”的假血涂抹“大救星”的胭脂,民主转型知识份子们则用藏人的真血操作西藏问题的起点与本质。这是二十一世纪版的“筹藏策”——将西藏问题“民主转型”到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策略

三.“友谊之桥”

2010年3月,在“中国青年基金会”主席、留学生孔灵犀的组织下,50多名汉人学生和40多名藏人学生,在纽约召开第一届“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据组织者称,“会议得到中国及汉藏两族各界支持。受邀并确认出席的专家有若干位在美国各大学的学者,数位来自中国的著名学者和官员”。《北京之春》的报道说:“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数位领事以及西藏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对本次交流活动给予了鼓励、建议和帮助。”

李江琳女士的发言大意:1956年以来‘民主改革’、‘宗教改革’对藏民族造成了极大痛苦,‘治愈国家的创伤’首先需要汉人了解历史,她认为藏民族会接受汉人的道歉,并在我国宪法所赋予的自治框架下融入民族大团结中来”。

民主宪政学者王天成,向藏汉青年学生作了题为《以民主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演讲。在报道的语境中,这一“民主方式”是未来的联邦制的中国王天成先生“赞赏达赖喇嘛寻求自治而绝不谋求独立的中间道路”,他认为汉人必须理解和尊重藏民族自由支配自己生活的愿望”同时指出,“藏人也应该理解汉人必须保持国家统一幅员辽阔的大国情感……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这位宪政学者也称,西藏流亡政府中间道路政策提出的“将西藏三区的所有藏族都置于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中……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藏区,即所谓‘大藏区’是行不通的,“会使民主转型复杂化”,“增加汉人对西藏独立的担忧”。

由此看来,“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大藏区行不通”,这两点不但是中共立场,也是“既要民主,又要大国统一”的汉人的立场兼容“民主”和“大一统”的汉人,是民主转型精英们的最大支持者,同时也是“中间道路”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不谋求独立”,反对“西藏三区统一”。既尊重和理解自由愿望,又不惜一切代价反自由——如果自由意味着独立。

但是,如果要理解“既要民主自由、又要大国统一”的汉人,似乎也该回溯一下,一百年前那个变法的时代:设计满清帝国转型的知识精英们,在为“十八省中国”与“多民族中国”争论不休,梁启超在抱怨支那人不爱国、“瓜分危言”在炮制、主权与疆域在想象、“中华民族”在发明、“筹藏策”在纷纭、利益集团入侵康区开发和同化“藏蛮”、“衣带诏”(体制内健康力量?)在集资、话语权在集结、军阀们在成长、民族主义在养成、奴役之路在铺展……

两个月后,“中国青年基金会”在纽约举行了第二届“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达赖喇嘛应邀出席与中国学生与学者就西藏问题展开对话。据博讯的报道“与会发言的专家包括国内高校的著名藏学专家,体制内官员……在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就西藏的发展、建设和未来发表演讲”。另据会议组织者孔灵犀介绍“在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中,我们与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几位领事有过若干次建设性对话

“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当时的“天下公言文化传媒”研究员李伟东发言说,“若达赖喇嘛去世﹐其转世的问题将会为藏汉的关系‘带来很大的隐患’”——不,实际上,绝大多数汉人,对达赖喇嘛转世问题根本不懂、也不在意。达赖喇嘛转世第14世了,从来不是“藏汉关系”的隐患,而是中共以及将来中国人统治西藏合法性的重大忧患。因为,对西藏人民来说,达赖喇嘛在政治上宗教上都是至高无上的,人民认受,这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权力合法性的真正来源,已经三百多年了。换言之,这也是中国统治图伯特不具有合法性的明证。

会上以“民族问题评论家”身份发言的李伟东先生既是学者、也有“体制内官员”身份。李伟东建议达赖喇嘛去政治化﹐“回归纯粹宗教领袖的角色来与中共妥协并重新开展谈判……宣布完全与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事务切断关系﹐然后寻求恢复自己在藏区的宗教领袖的地位﹐然后一心一意的重新专心管理佛教宗教事务﹐可能对解开这个死结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宗教领袖对藏人社会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特点,从占领图伯特开始,中共就利用各地高僧大德做政治操作。对中共而言,达赖喇嘛如果放弃政治权力,藏人认受的最高统治者就虚空了,而作为最高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又能稳定和整合藏人民心。在中共中央批准的统战部《关于争取达赖集团和外逃藏人回归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报告意见是:“……根据目前国内外的情况和斗争的需要,争取达赖集团返回祖国,对我们是有利的……对达赖的工作,我们要特别重视。只要他愿意返回祖国,我们可以作为宗教领袖对待……这对于稳定西藏,巩固西南边防,巩固祖国统一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这次“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上,达赖喇嘛说:只有在中国政府真诚的、实际的落实藏人自治尊重藏人文化的前提下﹐才会考虑返回西藏。

让我们回顾一下,两次“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海外民运学者们耐人寻味的措辞:“在我国宪法所赋予的自治框架下融入民族大团结中来”,“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大藏区’行不通”、“宣布完全与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事务切断关系”、“寻求恢复自己在藏区的宗教领袖的地位”。李江琳是民运圈的西藏问题专家。宪政学者王天成,目前是海外“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的所长。「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李伟东,目前是海外“聚焦研究中国民主转型”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长

早在1962年出版的自传《吾土吾民》中,尊者就写到:“我明白,中国人在想办法削弱我的政治责任,而我反对暴力的态度,正帮了中国人来摧毁人民对我的信任。然而,即使人民失去了对我作为政治领袖的信仰,但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人民对我的信心是不会消失的,这是最主要的。世俗权力可以放下,或者说政治领袖可以让别人担任,但是作为宗教领袖无法卸责,这是我个人无法考虑的。
因此,为了西藏的最高利益,也许我可以从世俗的权力中引退……”

达赖喇嘛相信,政教应该分开,西藏人民可以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达兰萨拉西藏和平抗暴52周年纪念集会上,达赖喇嘛正式宣布,将以达赖喇嘛名号所承担的所有政治权责交予民众直选产生的领导人。达赖喇嘛签署的最后一项政治法案,是宪法修订案,正式放弃他的政治职位,为了加强西藏运动的民主结构,如此,即使在他身后,该运动仍能继续向前

.“民主转型”

2014年,原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宪政学者张博树先生,由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出版了《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主要内容也在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网刊《民主中国》连载。该书的主要框架是,历史上“西藏臣属中国”,因此以分裂固有领土完整为目的的民族自决,中国不承认。在未来“民主转型”后的新中国,专制已终结,民族自决不必要。中国民主转型的合法性建立在“不能失掉西藏和新疆”的基础上。


作者开篇设定了西藏问题的框架:一,西藏问题是人权问题,是中共的政策以及对宗教自由的压制;二,是制度问题;三,是汉藏对“过去数百年北京-拉萨关系的不同理解”;四,西藏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未来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民族关系的整合和国家结构的重构。”

一、二基于“人权”和“制度”问题,“共藏问题”学者李江琳女士的《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作为权威依据,强调“1959年藏人叛乱的真实原因在于中共的意识形态、政策和党国制度导向的“结论”是“中国的民主转型在体制内外温和力量的主导下成功……民族自决将不再必要,因为专制已经被终结,少民族的公民(包括个人权和集体权)开始获得新的宪政体制的制性保障”【《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十二.关于民族自决/民族自决与中国转型】

关于第三张博树先生大量引用中共版的“中国西藏地方史”宣传材料,“论述”了:西藏自元朝起就“臣属”于中国(中土政权),辛亥后西藏宣布独立没有得到中华民国承认,1949年中共建政后占领图伯特,不是侵略而是“行使主权”——未来中国民主转型后,根据联大1514决议中有一条限制,即“凡以局部破坏或全部破坏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为目的之企图,均与联合国宪章之宗旨及原则不相容”,因此藏人没有民族自决权。

张博树先生认为西藏问题的这一层面,是汉藏对北京-拉萨关系的“不同理解”——但是,张先生不该以“理解”代替事实。“理解”是可以改变的,而中国在1949年以前从未统治过西藏、图伯特人没有中国认同这一事实无法改变。如果我们认同“理解”应基于事实,唯基于事实的理解才最接近本质的话,那么《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所阐释的“西藏臣属中国史”,就是一个在非事实基础上“理解”的伪相,是对事实和本质的蔑视。

关于第四,《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表示,“中国民主转型的战略家”要“重构”的,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新中国。依据是土地和“大一统”的汉人——张先生列举了: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稀少,东部人口压力巨大;西部土地下的自然资源;西部是战略后方基地;最主要的“西藏独立不会是单独事件,它会引发新疆独立甚至内蒙独立”,“任何正在台上或准备上台的人,无论他是自由民主派还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管谁上台,担当起国土丢失一半的‘罪名’,也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未来民主体制转型新政权必须考虑汉人,最大选民群体的支持失掉了西藏,或失掉了新疆,民主转型的合法性就丧失了大半”【详见《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十二.关于民族自决】

在此我想比较一下魏京生在监狱中就西藏问题给邓小平的信。这封信对西藏历史主权的叙述是诚实的魏京生指责中共的治藏政策导致版图崩解将被国人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权力的主体是中共,魏京生向权力者进言怀柔同化策,更像是源自为子孙后代振兴中华的中华帝国意识形态局限。

在张博树书中,历史叙述受政治操作支配。他反对“独立”的理由,是民主转型的战略家”“必须考虑最大选民群体汉人的支持,显示出更多的是“新政权”对权力的需要,“既民主又大一统”的汉人大众,是转型新政权权力的源。正因如此,在充满民主转型的话语中,你看不到对大一统的反思,对“既民主又大一统”的怀疑。相反,用中共的历史宣传,论证西藏臣属中国中共军队入藏是行使主权,更像在为转型新政权储备权力资源——“既民主又大一统”的大众民意

张先生书中所说的“行动者”“民主转型战略家”是谁或谁们?他们似乎在民主自由的世界,掌握言论自由的平台,说着民主宪政的话语,带一些学术、一些谋略、一些仁慈、一些颂圣……以及一点胁迫的味道:只有以“留在中国之内”为基础的谈判,才是“对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最好支持”。与辛亥革命后的“五族共和”相似的是,战略家们为未来民主新中国做着完美的设计,他们排开了藏维蒙等其他民族的战略家,假装房间里没有大象。

五.“民主中国”

2016年8月,正在进行“中国民主转型”专题研讨的民运网刊《民主中国》,在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中,删去了关于达赖喇嘛权力来源及合法性的一段“1909年11月初,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时,西藏人民献给他一方新印,上面刻有‘圣地佛陀敕言之统辖一切人神共敬三界怙主遍知一切观世音金刚持达赖喇嘛如意佛王之印’。这方印玺是西藏人民拒绝满洲或中国人干涉的标志,是人民承认达赖喇嘛的明证,达赖喇嘛和甘丹颇章(西藏政府)的合法性就在于此——

不得不说,《民主中国》的这位编辑真专业:由于中国宣称拥有西藏主权,依据是中国皇帝的册封,即达赖喇嘛的权力来源于中国皇权。而西藏人民赠给尊者的这方印玺,却宣示达赖喇嘛的权力来自佛陀出于对被治者同意主权在民人民主权的认同和特别提醒,我文中例举了这一证据,却被《民主中国》精准地剔除了显然有人不想让读者知道这一证据,因为如果让人知道了,就会让他们设定的“西藏问题本质”显出漏洞,正因如此,《民主中国》不但删除了西藏人没有“中国”认同的证据,还给文章加上偏离事实、也偏离作者原意的导读,诱引读者将主权问题理解为“统治者政策”问题。


《民主中国》拒绝恢复这段原文的理由是虑在如此严酷时期,保留这块探讨中国民主转型阵地,实属不易。编辑为长远计,有些对来文的修改删节,应属正常——编辑甚至为此表达了个人苦衷,显示“删除”来自某种更大的压力。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这样的逻辑呢:正在进行“中国民主转型”专题研讨的“民主中国”,以“保留民主转型阵地”之名,删去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


《民主中国》的删改与中共的立场是异曲同工的《朱维群:望达赖能转变立场在有生之年作出正确选择》中说“达赖极力给自己的小集团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坚持称‘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人民合法代表的地位,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置疑的'……对此我们严肃指出,代表西藏人民的只能是中国中央政府及其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政府”。更具讽刺的是,《民主中国》用抹去既往来自证: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在“控制过去”的同期,《民主中国》刊发了几篇涉及“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的文章,藉着宏大叙事的溢美辞令表达:西藏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和藏人1959年的流亡,是“宗教性大迁徙”和“宗教与文化流亡”,是“中国内部”的“文明出轨”殃及了“藏族地区”;“藏区归于民国……将来民主宪政后,‘藏区’、‘新疆区’都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分子’”

.“战略家们”

根据互联网信息:
「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李伟东、《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作者张博树在美国成立了一个“中国战略分析智库”。李伟东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的社长,张博树是执行主编张博树先生透露:“据我所知,像李伟东等一些体制内的学者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即北京把达赖喇嘛请回来主持藏区宗教事务,实行宗教自治,党不再干预,但达赖喇嘛也不再过问西藏的政治……而如果习能打开和达赖喇嘛的重新对话之门,西藏问题有缓,对新疆乃至全国的‘维稳’都会有帮助……”。

显然中国官方并没有做出任何回答。张博树先生又向尊者提出“分解中间道路”“先找北京方面容易接受的拿出来谈。比如,可以先争取尊者回去,到五台山朝圣亦可,举行一些宗教性的交流、活动亦可。这样,对习中央而言,可表现党国的大度,符合变‘压’为‘柔’的新治理思路;而对藏人方面言,也可以就此争取宗教环境方面的某种改善……尊者听了这个建议后笑道:这是中间道路的中间道路哇!”

2017年初,由王天成、胡平和滕彪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王天成是所长,他在2010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上,《以民主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为题演讲。胡平是董事和名誉所长,李伟东、张博树、陈奎德、夏明等出席了成立会议。胡平、李江琳、丁一夫、夏明等人士支持中间道路的文章,多在陈奎德先生主编的《纵览中国》发表。
2018年4月,李江琳、丁一夫、夏明等专家们,在博文社视频节目做《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转型》的系列专题讨论
2018年5月,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发起“华人声援‘中间道路’声明”签名活动。
2018年6月29日,张博树、夏明、李江琳、丁一夫等,以专家权威身份在明镜直播“中国研究院”做了《习近平与达赖喇嘛会相见?西藏问题的希望在哪里》研讨会。综合这次研讨会的印象:
专家们就“西藏是一个多大程度上的独立国家”、“中国”、“中国人”等作了圆滑的调整。张博树保留了他书中的观点。丁一夫认同张博树“从元代到满清西藏臣属中国”之说,丁先生似乎忘记了他在《达赖喇嘛不是您的敌人》等文中的“技巧性”笔法,转而“强调”不能淡化民国时西藏的事实独立。纪硕鸣则提醒这事实独立没有国际承认。
李江琳强调不能淡化她所研究的西藏当代史“否则汉人不能理解藏人为何要反抗,反抗的立足点和位置在哪里但李女士心里一定知道,如果她的书中不设定历史上边疆民族一直高度自治如果不遮蔽昌都战役和《十七条协议》的性质,那么,“藏人为何反抗、反抗的立足点”会不会与她的版本不同
夏明教授指出“必须承认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西藏新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56个民族在中国已经煮成了一锅汤,萝卜、牛肉是不能分开的,民族撕裂可能出现种族屠杀”——看出来了吗?观点似乎是多元的,但最终还是“统一”的。

专家们提出“淡化历史问题,注重现实问题,淡化民族问题,注重制度问题”专家们认为“中间道路”能带动中国民主化,希望习近平与达赖喇嘛见面

西藏流亡政府表示: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间道路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流亡政府阐释中间道路的要点,除了众所周知的不寻求独立,要求三区统一实现中国宪法内名符其实的自治,还有尊重“三个坚持”,不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挑战社会主义制度。


民主转型战略家们,其实清楚中共绝不接受中间道路,正如胡平老师所说:“只因为中共已经在西藏建立起一党专制,如果让藏人自治,中共对西藏的一党专制就保不住了……,但战略家们仍然好像是中间道路最坚实的拥趸和最恳切的呼声,因为中间道路承诺了“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民主转型新政权预定的“合法性”。

政治体制环境会影响和塑造相应的社会人格。大一统专制国家制造了相应的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生成了社会的专制人格,反过来又加固政治体制,成为“大一统”续命的力量。这类社会人格的个体或大众,往往公开显示他们反统治者的立场,抨击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声称自己是民主自由派,但他们既向往民主人权,又为了大一统不惜借助极权者的相同手段:既书写历史,又扭曲历史真相;既言论自由,又言论审查;既探讨民主转型,又必须转型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在民主大一统的新中国,转型新政权合法性来源是汉人其他民族既有“名符其实的自治”,又“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指令”;在这统一的美丽新世界,所有公民都有人权,但不包括民族自决权;分裂会导致种族屠杀,因为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反分裂”——“教育转化中心”集中营已经关押了逾百万人。

实际上,我们创造了并还在创造、经历了并要继续经历极黑的时代。

达赖喇嘛签署的最后一个政府法案,是修宪放弃他的政治权力。他在等待一位刚刚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的权力者与他见面。

尊者也曾说过:西藏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最终的解决权在于全体西藏人民。


2018.7 特拉维夫



2017年8月16日星期三

唐丹鸿专访艾未未:文明的定义,取决于在黑暗中失去声音的人

【2017-07-26 端传媒首发。】


艾未未在以色列博物馆布展工作照
艾未未入境以色列签证

唐丹鸿
按:我在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外的空地上等艾未未从机场过来。对面是以色列国防部,大厦圆形顶部是直升机停机坪,旁边一座装置了各种雷达天线的尖塔高耸。艾未未从一辆有点古怪的黑色大巴下来,和他正在拍摄的难民纪录片的一名导演一起。他们形色略显疲惫,皮肤黝黑,应是钻那些难民营时晒的。两年前加沙战争时,他在推特转推了不少我关于战争的推文,我就指给他看国防部,说每次战争时,以军的总指挥就在这里。他举起相机边按边说那要拍张照……选择在这里与他会面,因为艺术博物馆花园旁的露天餐厅优雅安静适宜谈话。
以色列国防部
 
艾未未说,以色列军方拒绝发给他去加沙的通行证,他问我有没有办法。我噗嗤笑出来:“你觉得我,一个在大学教中文的外国教书匠,有这种神通吗?”我问他是不是在搞怪,他严肃地否认了,说一定要去加沙,为此会尝试任何可能性。
散漫交谈中,我习惯
艾未未与唐丹鸿在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花园餐厅(唐供图)
性地给初来乍到的人略充“导游”,告诉他我们正在吃饭的花园旁边,是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艾未未说,就是这个美术馆,取消了他与一位以色列艺术家的联展。这位以色列艺术家的摄影作品以巴勒斯坦难民为题材……然后艾未未上了一辆出租车去了耶路撒冷。他走后一个月,对面的以色列国防部附近,两名巴勒斯坦枪手向露天餐座扫射,四人死亡。这两名枪手来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希伯伦,他们装束成侵占了希伯伦的犹太教定居者的模样。这一年,暗合着艺术馆取消展览的理由,“时间表不合适”:耶路撒冷、希伯伦以及这片“局部民主自由”的多处,“恐怖枪手”、“恐怖刀袭”此伏彼起,“恐怖”之说洗刷着“无审判死刑”、“定居点”和“占领”。
 
一年后,耶路撒冷市中心吉瓦特拉姆山丘上的以色列国家博物馆,举行了艾未未的个展《或是或非》(201762-1028日)。 
在博物馆的第三层,我和家人走过上亿的《葵花子》,走过艾未未打
以色列博物馆展出的艾未未作品《软地》(唐供图)
破汉代陶罐的乐高拼图,走过齐整贴满借据的展墙,走过枯枝汇聚的《树》,
枯枝像移民来自不同的远方,我们踩在了《软地》上。这块依照第三帝国艺术圣殿大厅地面复制的地毯,覆盖了以色列博物馆展厅的地面,簇集的犹太人和稀少的巴勒斯坦族站在上面,壁纸《Odyssey》上奴役、炮火、杀戮、难民和
壁纸《奥德赛》局部(唐丹鸿供图)
流散,像镜子映照着他们,旁侧影像中的加沙老虎奄奄一息,成都警察和被警察打致脑血肿的反对者,犹如穿越时空将镜头朝向这里,两个孩子在意义多重交织的《软地》上嬉戏,他们身上有死在达豪集中营的人以及死在土地改革中的人的基因,也是三次中东战争的战士和中共党员的晚辈。孩子欢笑,还不知身处怎样的世界中……
 
以下是20177月我与艾未未的访谈纪要

唐丹鸿(以下简称):近两年柏林定居后,在推特上你似乎更多转推外媒信息。对大多数翻墙上推的中文关注者来说,看不懂,很多也不是他们关注的议题。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呢?

艾未未(以下简称):我生长在一个人权理念受压制的社会环境中。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我是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成员之一,直到2005年当我开始尝试使用互联网。之后我一直保持着全方位的政治参与,在任何可能的情形下,我都会不自觉的卷入维护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事件。可以说,强权之下的经验和反抗构成了我生活的主体。我认为,维护权利,维护言论自由是一个艺术家无法推卸的责任。如果放弃自我表达,弱化自我的声音,那样就是把一切交由强权来操控,那会是很讽刺的事。我时时有必要平衡和抉择如何介入,并排除空泛的姿态。

2015年出国在柏林定居后,我的关注面主要是国外,但我并不只是转国外的报道,对国内发生的比较重要的议题,我都会发表一些看法,只是和从前相比要少很多。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以前我在中国,我几乎只关心中国的事儿,不在那儿了,关注的可信性和真实性就差了。身在海外而只关心中国问题,缺少真实和诚实性,是因为不在那个境遇中,不受那个境遇的条件约束,很多谈法都不真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可疑的。不在危险的境地中的反抗,其真实度会有问题。反抗的正当性来自直接或是间接地承受痛苦,以及承担因反抗带来的伤害,承担其责。

其次来到国外生活后,我从前没有遇到的问题凸显出来,比如西方政治环境中的民主与自由,诸如此类是我在中国并不需要考虑的。来到欧洲直接面临的就是难民的问题,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去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访问了几十个难民营,采访了几百人,相关的官员、联合国救援组织、非政府组织还有志愿者。从希腊开始,土耳其、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加沙和西岸地区,黎巴嫩和约旦,然后有摄制组去了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孟加拉和非洲的肯尼亚,加上墨西哥,走了不少地方,见了一些人,拍摄了近一千个小时,我们制作完成了一部纪录片 “Human Flow”《人流》。这个纪录片将会在全球公映。整个过程中,我使用较多的是社交媒体,把我每天的工作情况直接放在推特和Instagram上,一天百条的情形常有。

我认为,人权是一个通行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域性或阶段性的概念。这属于今天的理解,可是这个理解是极为重要的。在中国,你经常会看到哪个地方拆迁了,一些人关心自己村里的房屋拆迁,对临村的道路改变、房屋拆迁是不管的。这种局域性的反抗,无论是从理念还是效果上都不太好。这也是为什么很少有人关心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和其他宗教的侵权的问题,少数民族或是同性恋问题。常常是权益的受害者自己出来呐喊,然而,这些受害者通常并不关心其他方面的权益受损,这说明了中国人对人权、对人的价值的理解是狭隘甚至无知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关心的人权是一个整体,我不在意他们关不关心我,或说他们是否看得懂,这根本不是我的问题。

我不存在转变,我是遇到河流的时候才会想到架桥梁,要我背着一座美丽的桥在旱地上行走,这是不可能的。

唐:你拍的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多数中国观众心领神会并产生了强烈共鸣;而当你转向拍摄难民后,Twitter中国粉丝的共鸣不再,甚至负面联想很多。可以说说你拍难民纪录片的缘起想法吗?你对相应转向了的中国粉丝怎么看?

艾:我基本没有什么计划,也没有什么策略,我说了我只是面对我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也分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在中国的网络上和在国外的互联网上,我面对的观众显然不同,在国内的比较具体,而国外相对宽泛。拍难民的纪录片和我拍中国纪录片出于相同的目的。当我遇到了问题,我觉得需要通过记录才能够形成认识,形成一个可以供讨论的平台。

至于中国粉丝,我从不在乎,他们的联想跟我无关,有联想那还不错,转向了就让它去死吧。

唐:2016年你来了一趟以色列,然后去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在以色列你主要做了什么?以色列军方开始为什么不愿给你去加沙的通行证,后来怎么又给了?你在巴勒斯坦做了什么呢?

艾:我去加沙,是为了拍摄一部关于全球难民问题的纪录片。以色列对要去加沙的人都加以限制,他们最初没有给我许可证。我回答说,那很简单,我会等在以色列,直到他们给我许可证。这是我通常的做法,我也只会这一种做法。后来因为他们不愿意我等在那里,他们了解到这个事情可能演变为不仅仅是不给我许可证那么简单,所以当天改了主意,突然就给了。

在加沙,我看到了很多我没法想象的事情,这一段在我的电影里表述较多,总体说,你很难想象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里,怎么可能允许一个地区成为一座现代监狱,将近两百万人群强制性地禁锢和隔离在一个困境中。我看到了国际社会的无力,以色列的强硬态度是很难让人理解的。
关闭85天后重开的加沙拉法口岸

我有意采访巴以双边的政要,我们付出的努力收效甚微,以色列方的政要们说不想见。简单地说,以方没有一人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还好我们与巴勒斯坦方面实现了沟通。当傲慢与敌视视沟通为恶时,人性的可能也就会所剩无几。

唐:2016年,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Tel Aviv Museum of Art取消了你与以色列摄影家Miki Kratsman的联展。取消的理由是什么?你本计划在此联展中展出哪些作品?那位以色列摄影家计划展出的是什么?你怎么看待展览被取消这事?

艾:据我的朋友Miki说,取消我们的联展是对他的审查的结果,算是以色列存在的审查制度的明证吧,我相信他的话是有根据的。我当时还没有交出我的方案,也就不可能是因为我的存在。Miki Kratsman是一个好艺术家,一个优秀摄影师,他投入到了揭露以色列军方对巴勒斯坦的迫害的活动中。他是一位令我尊敬的朋友。

唐:20176月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举办了你的个展《或是或非》,为什么起这个名字?这个展览的策划和实现,与之前特拉维夫当代艺术博物馆取消展览,是否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你有很多作品,那么以色列博物馆和你,怎样议定哪些作品入展呢?是否存在对敏感性的审查或自我审查

艾:关于这个展览,《或是或非》实际上是我对以色列地区政治的一个想象,展览的名字取自我和博物馆馆长在纽约的一次谈话,在他的谈话中经常出现类似的用语,一种不确定性,我告诉他,他的说法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很相像。人们都想知道以色列的政治现状,它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可能,它的十分不清晰和充满矛盾,也促成了整个地区的不安定和焦虑。

《或是或非》是一个速成的展览,准备时间不足半年,没有更多时间为这个展览创作新作品。展品部分来自从未在这块土地上展出过的现成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有维护言论自由和社会正义,在不同的程度上,呈现出挑战专制统治的特质及那一段历史,所谈价值是普世的,对它所展示之地的现实显得尤其合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力为这个展览做了几件新的作品,它们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特征。在作品的入展过程中,并没有遇到明显的审查迹象。

唐:在许多人眼中,以色列是中东民主、文明之窗。以色列也身处中东硝烟地带,犹太人背井离乡、难民、流散、在海上漂泊被拒绝靠岸、大屠杀的历史背景,以巴冲突、与两河古文明地区当今的悲惨景象两相映照……这一切你在耶路撒冷的展览中也有回响:从慕尼黑艺术之家美术馆的地砖复制的地毯《软地》《Soft Ground》,以古埃及古希腊绘画图式展现的当代奴役、杀戮和大流散的墙纸,加沙皮包骨头的老虎影像——想请你比较一下,在慕尼黑艺术之家Haus der Kunst的地面铺展《软地》,与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的地面铺展《软地》。另外,除了墙纸,关于难民你还有甚至更具震撼力和令人心碎的作品,比如《自助洗衣店》、《法道》等。可这次在耶路撒冷的展览,为什么没有展出这些作品?你为什么展示加沙的老虎影像呢?

艾:我09年在慕尼黑的《So Sorry 》展览中的作品《Soft Ground》,一张地毯,它是对德国纳粹时期为希特勒建造的艺术馆Haus der Kunst主厅地板的复
《软地》(局部)
制,在慕尼黑的Haus der Kunst展出过,第三帝国时期,希特勒称这座艺术馆要展出“最纯正的德意志意志的精髓”。
这件作品能够在以色列展出,是我在制作这件作品时不曾想象的,从德国纳粹时期元首的艺术圣殿到现今耶路撒冷艺术馆展览场馆的语境变迁,时间和地点的挪位,历史与现实的覆盖和重置,赋予了这件作品新的关联性解读,使它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再生含义。

除了壁纸《The Animal That Looks Like a Llama but is Really an Alpaca》,我们还展出了另外一件新的壁纸,它是一件与当下难民问题相关的作品《Odyssey》,这是它第一次在博物馆展出。这件作品的参照是自古希腊时期至今的叙利亚的难民现实,它描绘了逃离战区,城市残骸,跨越海洋与边境,生存于炼狱般的难民营,面对欧洲多重暴力的文明图示,这不过是中东和欧洲陷入的愈演愈烈的悲剧的轻描淡写。难民跟以色列的现实有很大关系,巴勒斯坦人失去土地和家园以后,属于最大的难民群。

还有一件作品,是我去年在加沙拍摄的一只频临死亡的老虎的视频。由于以色列
加沙动物园濒死的老虎Laziz
对加沙地区的强制封锁,阻断了对该地区的物资供应,隔绝同时造成了加沙Khan Younis动物园中的很多动物死亡。在仅存的几只动物中有一只老虎,它叫“Laziz”。我们拍摄了关于它的20分钟视频,讲诉了生命在牢狱的封闭状态下的绝境。它成为加沙地带政治现实的象征,一个在整个世界的注视下,苦苦挣扎、濒临死亡的边缘的对人性的
加沙动物园饿死的动物尸体
酷刑。

这只老虎,后来在一个国际组织的救助下回到了非洲。

唐:在耶路撒冷举办这个展览,你受到了一些人权组织的批评。主要批评你什么?你对这类批评怎么看?

艾:Instagram评论上有一些批评,人权组织的批评没有看到,如果有最好能发给我。在Instagram收到的一些相关批评令我有点吃惊,它们显得短暂、单薄、且不容讨论的情绪化。我乐意更深地公开探讨这些严重的问题,但似乎不太可能,争论的双方都已形成了僵化的观点,人们在维护一种观点和态度时,忘却了观点和态度是属于生命的,是应由无数的生命来决定的。

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没有太多的可选性,如果我决定不在以色列做展览的理由是因为以色列的种族主义和对巴勒斯坦的入侵,那么采用同样姿态,以我的政治态度,我同样不应该在中国做展览,也不应该在美国或是其它地区展览。无论历史还是现实,这样那样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我认为,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主动参与的一个单元,相对的说,这胜过简单的寻找一个道德优势的出口,如果坚持某种道德优势”,实际上什么都不用做了。艺术家不仅仅是在抵抗,他首先在抵抗不失去抵抗的权利,这个权利应是超脱世俗标准的,同样才是我所看重的属于艺术的那一部分,艺术家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表达观点,表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才是艺术的生存之道,也是它的力量所在。

任何一个展示行为,或者说任何类型的美学表达,都是政治的。就我而言,这个展览之地和它的现实是一件现成品,它正适于我的思考和提出问题,并检验当代艺术的功能以及可产生影响的诸多可能性。

拍摄纪录片《人流》拓宽了我对巴以冲突的认识。我的以色列的朋友们,大多并不苟同他们的政府的立场,我看到在今天是他们困难地捍卫人的基本尊严。讨论人权问题时,不能把政府和它的人民混为一谈,因为他们的立场截然不同。带着同样的想法,我坦诚地接受了去以色列做展览的邀请,尽管我对去年的特拉维夫的展览不能成型而心有余悸。我相信展览能激活对话,引发矛盾和争议,主动地参与思辨和汲取现实的教诲,帮助我实现对这片陌生土地的认知。

我也愿意在任何一个巴勒斯坦的文化机构做展览,但还没有收到邀请。我邀请了一些加沙和西岸的艺术家和活动家朋友来看展览,不幸的是,没有一个人可能通过封锁进入耶路撒冷的博物馆……

唐:2016年初,你模仿3岁的叙利亚难民儿童艾兰倒伏地中海岸边的尸体姿态,倒卧在希腊莱斯弗斯岛海滩上。20175月底,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你的个展《或是或非》开展的前两天,你再次以同样姿势倒伏在《葵花籽》上。这一行为是即兴的还是预谋的?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艾:海滩的姿势是即兴而为,当一个印度摄影师提议我这样做,我说可以。这次也是一样,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以预谋的内容。就这件事自身来说,它简单到跟做任何其他事没有什么差别。这是一个关于存在于现代生活中的悲剧的模仿,艺术家提出警示,而不是一个虚假的道德的倡导者,那是牧师的职守吧。同样的悲剧每天都在发生,发生在每一个人面前,大家都详作不知,这也好意思,这才是真正的现实。我总是会不小心地触碰到一些文明人的极其脆弱的神经。

唐:你感觉,以色列媒体和公众对你哪方面的作品更感兴趣,或者更理解,亦或更冲突?在以色列的短促经历,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艾:我根本看不懂任何以色列与我相关展览的希伯来文报道,所以展览与我几乎跟没做是一样的。

我和以色列朋友Miki Kratsman,和我的儿子一起,我们去了介于耶路撒冷和西岸
艾未未与他的摄制组在隔离墙
之间的Qalandiya检查站,在车上,Miki忿忿地告诉我,因为他对当前的以色列政治局面发声,而被认为是一个叛徒。我听了有些吃惊,并不能不为他担忧。我有太多这样的友人,无论在世界的任何一处,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因为坚持说出真相,继而受到威胁,有些至今还在狱中,或是消失”的状态。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担忧,听着Miki断断续续的诉说,车窗外是连绵的可恶的隔离带,在水泥墙的另一边,越过那些铁丝网,是一个几百万人的、比世界很多民族都小的族群,他们生来就是被隔离
加沙的海产市场里捡小鱼的小孩子
的,包括他们的下一代,而且不知将被隔离多少代,他们没有可能知道墙这边的事,更不要谈去看一个展览了,我已没有心情与任何其他的来自双边的艺术家有任何接触。我对耶路撒冷和周边地区印象深刻,导游在介绍时不断提到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提到48年和67年的战争,之后的版图,提到三个或是更多的宗教,还提到定居点。那一天和每一天,阳光强烈,我几乎全身裸露,步履实在地走向死海,据说我走了不近的一段路程。我们探视了死海,以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地区,以及以色列现行边境沿线……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耶路撒冷这样的地理位置,它的强烈的宗教文化氛围,以及
艾未未在隔离墙
无尽的政治冲突是独一无二的。我头一次意识到历史和现实的,物质的,可触的,甚至无法逃脱的困厄,像可恶的梦境,这种不安存在于空气里,在阳光和影子里,在人们的表情里,在他们最放松的欢愉和最深的痛苦中。

我遇到了许多的普通人,有教师、学生、旅游者,或是知名作家,他们的言谈聪明、着装有品味,流露出良好教养,优越的处境和丰厚的文化,在很多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我发现了一个我不能忽视的特质,这种特质在其它之处很难遇到,我不得不
加沙一座清真寺内
怀疑也许是因为我的某种心理在作怪,那就是,即使是在最欢乐的时刻,也能感到一丝的沮丧,一丝的无常,不确定,不妥或是不安。这是荒诞的,没有人会享受这样的特质,更不要说生活在其中,像是生活在极度的不正当之中,扮演生活而不是生活,这不可能,但是它很微妙的存在着,你知道你的存在与不公正有关连,你不想正视它,是因为你不能没有了它而依然存在,这其实是一种恐惧。我说的这种特质,可以感受存在于每一次握手时,存在于微笑和问候的时候。这样的不真诚之感,使我处在深深地不适应之中,即便我时时提醒自己只是路过了历史上最长久冲突的一个局外人。

地中海优美的海滩,戈壁沙漠中的宗教文化遗迹令人陶醉忘我,可是另一方面,
隔离墙
焦虑和不安又无处不在,随处感受得到缺失和压抑。加沙呈现的失落并不相同,那是一片空白,犹如氧气的缺失,所有一切都会频临稀薄。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享有相同的地理位置,一边享有强势优渥的生存,另一边却是彻底的没落和无望,如此不对等关系,集中表现在巴勒斯坦和其人民的无关紧要,这种趋势是明显的。 
文明,以及我们对人性的定义,并不来自那些个体的繁荣或进
艾未未与加沙大学的学生们
步,却是取决于那些遭受不幸,承受不公正待遇,被遗忘在黑暗中的没有声音的人,这些命运无关紧要的人,同样说出我们的人性是如何的无关紧要。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人们或许意识到,片段的局部的自由,它只可能是禁锢的另一种形式。无论是,最终的评价还是对或是错。

唐:举行开幕式的博物馆雕塑园区有你的装置作品《铁树》,听说这两棵铁树一模一样,在你的意图中,隐喻的正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请你说说你心目中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说得比这两棵树更具象一些。

艾:我再说些什么也不可能比这两棵树更具象了。两棵树的原型,是由在中国南方的山脉上的不同种类的枯枝干的组合,它们是两棵,但同时也是一棵。

唐:前面你提到在中国,很少人关心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你也谈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几百万人被强制性的禁锢和隔离在一座现代监狱。那么,能否简单谈谈你对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的观点?如果把中国对西藏和新疆的做法,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做法并置,你看见了什么?

艾:西藏和新疆,是两个被称为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占中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人口分别为650万和1000万。在专制政权统治下,我们看到两个地区都失去了基本的自治权利,宗教,文化,语言和历史断裂和消亡,这些民族的政治权利和文化特征的消亡,是专制之下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拒绝平等的政治权利,平等的对话和文化尊重,种族隔离的政策从来是构成种族仇恨和暴力之源。

在耶路撒冷地区和加沙地区,随处可见以色列政府的傲慢和蛮横之处,与中国不同之处,是巴勒斯坦仍具有一定的政治和历史的生存空间,仍有地缘政治的同情和国际社会的关注,虽然举步维艰,以色利的社会形态允许存在不同的舆论。中国的情形不然,它是铁板一块,涉及民族问题的讨论是绝对禁忌,少数民族在寂静中丧失了基本政治和文化权利。

前面你的回答西藏和新疆是两个被称为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占中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人口分别为650万和1000”, 这使我想到了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的、也许是最敏感的神经:藏人、新疆各族原民比如维吾尔人,他们有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历史叙述和国家认同,比如认为在1949年以前,西藏并非中国的一部分,新疆各族在满清和民国军阀的殖民控制下,持续抵抗和独立运动中。我的问题是,对藏人以及维吾尔人的历史观和国家认同,你是否有所了解?

对于西藏和新疆的历史我知道的很少,尽管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是在新疆的一个兵团中度过的。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统治者永远在努力的切断和抹去历史,因为他们可以占领和统治的只是土地,而不是人们心中的记忆,他们想要抹去人对自己的过去的思恋,这个思恋强大到足以让江河倒流。没有历史和记忆的民族是没有自尊的,而没有自尊的民族则没有了认同的可能,没有了存在感。如果少数民族,西藏或是新疆有自己的历史观和不同的国家认同,有如巴勒斯坦一样,那就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同化他们,因为他们具有历史性的合法性地位。

唐:这几天在中国监狱里的政治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肝癌、离世引致的反响中,你的中文Twitter发出了与主流极不和谐的声音。你为什么这么做?

艾:我不关心主流。我不希望看到刘晓波的价值,他的政治遗产被他的友人们曲解,无论以怎样的面貌,有意或是无意,这样做对刚刚失去生命特征的一个理想主义者都是残忍的。闭口不谈刘晓波失去自由的政治初衷,而是以亲情和西方势力的介入来替代他的个人理想和政治理念,消解个体意志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掩饰存在于全球政治中的政治虚伪性和实用性。它暴露出中国社会进程中的瓶颈,在一个垃圾堆上剩下的是一群毫无理想的乌合之众。

2017年-6月-7月
《或是或非》布展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以色列博物馆

艾未未作品《奥德赛》局部(唐丹鸿供图)
以色列博物馆雕塑园里的艾未未作品《铁树》
《或是或非》展览前布展 艾未未作品《葵花籽》
巴勒斯坦城市希伯伦 曾经的闹市 如今如鬼城

巴勒斯坦城市希伯伦 曾经的闹市 如今如鬼城
隔离墙

加沙的集市 因战争萧条荒废

附:除特别注明外,图片皆由艾未未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