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6日星期日

西藏问题:帝国三部曲之一 吊诡的反帝反殖民



他们的话语、地图和意向汇成了新的领土,并逐渐地把它们变成了‘家园’”——爱德华.萨义德



之一:吊诡的反帝反殖民



九州之外,谓之番国、“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些名句,反映了华夏中国人(汉人)关于中国的概念、民族身份认同、民族感情,以及亡国之痛和复国之志。

而曾被华夏民族视为番国 、“蛮戎狄夷”的中原周边的民族:图伯特人(藏)、东突厥斯坦人(“新疆”穆斯林)、蒙古人(“内蒙”)等,都是有千年文明,建立过富强帝国的民族,组成了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也都有关于他们自己的历史观、国家概念、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感情,也不接受被附庸,不接受被外族剥夺主权,不接受被殖民。

但是,自古中国自认为是天下中心,强势之时以纳贡、册封等方式要求周边国家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在此须强调一下是“自认为中心”,是在“强势之时”,但却让华夏中国人(汉人)积淀了深重的帝国情结。“天朝大国,万邦来朝”不单是统治者的荣耀,从无边的“天下”到大版图,也不仅是统治者的威风,这方面为主的与为奴的、掌权的与夺权的,向来很一致。“大一统” 是汉人政治中的主流意象,与富强、兴盛、伟大之类的梦想相连。其实,要那么“富强”、那么“兴盛”、那么“伟大”,最终指向的难道不是称霸世界吗?

华夏中国人(汉人)亡国于满清两百余年后,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复国建立了一个汉人政权中华民国。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二讲中说:“中国几千年以来,受到政治上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说明革命者们仍然记得“中国”和“华夏”是什么,将蒙元和满清视为外来政权,占领者

在此也须提醒一下,周边“番国”, 比如图伯特(西藏)一直分得很清楚:“博是博,加是加”(图伯特是图伯特,中国是中国)[1],既不认为图伯特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不认为图伯特是满清的一部分。在藏人眼中,对应于蒙元和满清的“榷雍”(供施关系),是藏蒙关系和藏满关系,跟华夏中国人(汉)毫无关系。亦即这里是三种关系:藏中(汉)、藏蒙、藏满。

辛亥之前的中国学界和政治家,不但因满清势衰感觉到了来自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而且他们已写了不少关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文章,他们了解帝国主义概念,对帝国殖民扩张所使用的策略和手段都不陌生。对当时的学者和政治家来说,把满清视为帝国也不成问题:“大清帝国全图坤舆东西半球图”,是当时最流行及印数最多的地图之一;一九八年公布宪法草案的第一条文章中明确写明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为皇帝,直到万世。[2]

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共建政的这段历史,在中国学界和政治人物的理论框架中,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也是主旋律。那么他们应当非常清楚:蒙元和满清都是远征和占领其它地区的土地、对其它地区进行政治与经济控制的典型帝国。无论华夏中国,还是图伯特(藏)、东突厥斯坦(回疆),都是满洲人领土扩张和对外战争的受害者。在此,还须提醒汉人读者,即便后来汉人将满清外来政权从心理上内化成了主子,但藏人、东突厥人、蒙古人,并没有自甘臣虏,并没有将满清帝国看成自己的国。

从性质上说,满清最成功的殖民统治,就是对华夏中国全面的占领,对华夏中国人(汉人)彻底的奴役,华夏中国人完全不能主宰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权利。而周边国家,例如图伯特,地理上并未真正被军事占领,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满清都作为不力,与满清统治中国的性质完全不同。用殖民概念划分,充其量属保护国。

如果作时间上的横向对比,满洲人迁都北京、将中国纳入满清国版图时,藏、蒙和东突厥斯坦都不在清朝版图内[3]当华夏中国人被满洲人大屠杀、被种族隔离和被殖民统治的时候,图伯特、蒙古各部、满清尚各自为政,几方相互间的关系正在经历错综复杂的过程,交织着武装冲突、结盟与利用、分化与兼并、干涉与抵制……

满清末期的汉人政治人士运用西方民族主义学说,以鼓动国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那么他们该不难辨别,藏(图伯特)、蒙、“新疆”同属满清殖民地。比辛亥革命者更早,图伯特人就以刺杀驻藏大臣、无视金瓶签、违背满清制订的《藏内善后章程》等行为反对“鞑虏”,是图伯特民族主义的兴起,拒绝外部政权的干涉。

满清末期与老牌正宗西方殖民帝国——英国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出卖华夏国民利益的同时,也同英国签订有关西藏事务的条约,试图用出卖图伯特人的利益,来强化对“藩属”的宗主国地位[4]满清、英国签约的性质,是两个殖民帝国之间的联盟与交易,目的是在满清的殖民地中国或半殖民地“藩属”分赃利益。对此,图伯特人用鲜血和生命抵制了英国的入侵。

由于满清未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真正控制图伯特,为了将统治力延伸到这些领域,实现从保护国到领土主权转化的企图,满清派赵尔丰在藏中边境血腥扩张领土、武力强制同化和攻占拉萨等,都属典型而且恶劣的帝国殖民行径。图伯特人也用鲜血和生命抵抗了满清的入侵。

正是遭受蒙元、满清殖民的耻辱和西方的殖民威胁,产生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反帝反殖民主义,汉人知识界和政治人士在满清末期酝酿了立宪与革命。可是,同时期发生在图伯特的抗英和藏满冲突,却并没有被中国人理解为:图伯特人也同样反对帝国殖民,无论是来自西方的帝国殖民者,还是来自东方的帝国殖民者。中国人反帝反殖民的双重标准一直持续到当今,即他们一方面把自己看成满洲人和西方帝国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又把自己视为帝国的当然“受益人”,对周边“番邦”坚持帝国的权属。

中华民国南京成立之时,非常清楚华夏中国人的身份是什么:民国统一大庆典,专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回顾明太祖推翻蒙统治,使华夏摆脱“夷狄”获得光复的丰功伟绩,并将推翻满人统治、建立中华民国视作明太祖业绩承续。那么,民国的创立者们应该没忘记明朝的版图形状。然而,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终归更喜欢“大清帝国全图”——孙总统在就职宣言书中强调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他怎么没强调“合川陕鲁豫为一国”呢?因为川陕鲁豫才是本国嘛。

于是,历史在这个“建立现代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时刻,拐上了“帝国”的道路:

满清统治者做的最后一笔帝国交易,就是与汉人夺权者的交易。诡谲的《清帝逊位诏书》出台,主要以冠冕堂皇的措辞交待了权力如何转给民国政府,皇室以后的待遇等等,也专门强调了“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逊位诏书究竟何人起草、何人执笔至今未有定论,不过较之于“藩”,“五族” 更像夺权者的口气,那时“中华民族”概念已根据政治需要,被汉人学者创造出来了。

正是在各“藩”抵制满清殖民控制、努力恢复自主和独立的时刻,以反帝国殖民为理论依据和政治行动的汉人学者与政治家们,重新定义了“中国人”提出藏、回(东突厥穆斯林)、蒙、满和汉都具有“中华民族”身份,描绘了一个“五族共和”的乌托邦,意图实现一个大一统的共和中国,囊括蒙、满、藏、回(“新疆”)的界域与主权。

立宪者和革命者一方面合力推翻满清帝国,另一方面让帝国皇帝在退位诏书里写上“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关键是,做动作“合”的人,主语是谁啊?呵呵,只有满、汉吧?要是做动作的人包括藏回蒙,就没有后来的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了。

于此同时,被他们以“族”后缀的藏人、东突厥斯坦人、蒙古人,是怎么想的呢?帝国政治话语的特征之一,就是没有被殖民者的声音,被殖民者的历史观被排斥在外,被殖民者的权利遭否定。图伯特(藏)、东突厥斯坦、蒙古及其所包含的一切:每一代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所组成的人民和历史,文化和土地,大自然所赐的所有资源,以及政权实体——全部被无生命化,被当成财产,以想象的权属,写进了满洲人和汉人的交易书中。其时,也正是各“藩”反帝反殖民之时。

1913年,民国临时总统袁世凯给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去了一份滑稽的“复职”电报:“目前,民国建立,五族汉、藏、满、蒙、回共和,达赖喇嘛自然应感到和祖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情况下,他先前的错误可以忽略;他的封号‘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从此恢复,希望他支持黄教,帮助民国。”[5]可是达赖喇嘛并不感到和“祖国”有什么联系,他回复表示,他并未向中国政府请求以前的封号,他‘要在西藏行使世俗和宗教统治’。十三世达赖喇嘛并公告了“我们是一个依照佛法,享有和平自由之独立小国[6]。一年后,民国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宣称“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强调一下“帝国之疆域”

清帝逊位诏书》直到今天,还被中国学者用来论证“合法性”:“《清帝逊位诏书》成为帝国主权转移至民国的重要合法性文献……作为原帝国所辖领土的辽阔的边疆民族地区因此被当然合法地纳入民国法统之下。”呵呵,帝国、帝国,我有点惊讶天朝学人这么堂皇地使用这个词:“帝国”——武力征服异域、军事控制、政治干涉、经济掠夺、文化同化、无正当性的集合,唯独没有最重要的证据:藏回蒙的认受,怎能证明“合法性”呢?[7]

“中华民族”、“五族共和”本是二十世纪初,华夏中国人(汉人)对该地区未来前景的设计,是为重构“中国”服务的政治概念。显然,“中华民族”除了让汉人兴奋外,并没能唤起另外四“族”的“国族”认同,“五族共和”的乡愿并未得到藏人、东突厥斯坦人(回)、蒙古人的接受:图伯特(西藏)驱逐了“鞑虏”——满清驻藏大臣和三千清兵,十三世达赖喇嘛申明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以明确图伯特的主权和独立国家地位。事实上图伯特也独立到了1949年。“新疆”独立运动兴起,两度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外蒙独立;连满人自己也成立了满洲国……

各“藩” 后来的结局,就很吊诡了:

虽然蒙古各部在满清早期就弃战“归顺”,却在苏联干预下独立了。中国共产党指责国民党“最无耻地……把外蒙古看成中华民国的附庸” [8],中华民国“失去了对外蒙的‘宗主权’”,缺掉的版图至今还让中华民族爱国者痛心疾首。一场八年的抗战,带着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光环取得了胜利,满人被彻底同化了。中国共产党宣称“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9],195022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蒙古的独立,就是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一个新国家的诞生……是天经地义的事,同时将始终抵抗不息的 “新疆”、和不曾真实控制过的西藏“解放”进了“祖国的大家庭”。

因著作《骚动的喜玛拉雅》而被中国投入监狱的藏人作家卓玛嘉在书中写到“《十七条协议》第一条:‘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1951年以前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进入西藏内的外国势力有两个:其一,英国人。其二,中国人。西藏人一直在自己弱小无能的政府带领下积极地排斥过两者。在西藏人看来:两者都是帝国主义者。

“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中国人,在二战后世界各地殖民地纷纷独立的时代,怀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受害者的悲情,使用“落后”这一典型的殖民主义式理由,赋予自己“先进”与“解放”的典型殖民主义式身份,占领了图伯特和东土耳其斯坦,华丽转身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主。新中国,是一个远超“九州”“华夏”疆域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图伯特人、东突厥穆斯林、蒙古人、满洲人通通成了“少数民族”。

蛮戎狄夷番国藩属少数民族,名称的演变,正是帝国的扩张史。而从藩属少数民族,则经历了最血腥的过程今天,当汉人爱国者们俯察包括“中国西藏”、“中国新疆”的心爱的版图时,请一并看见,那些数字骇人的被杀死的番邦异族:男人、女人、老人、幼童……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特征:异族势力入主,通过军事占领、政治统治、经济掠夺、文化同化、人格奴役、不平等贸易等以获取殖民者的利益——当代中国符合所有项。


本节的资料来源及注释:

[1]藏文原文:བོད་ནི་བོད་རེད།རྒྱ་ནི་རྒྱ་རེད། 博是博,加是加。“博”包括多卫康及嘉绒、羌塘等地,藏谚称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加”指中国。中文通常翻译成“藏是藏,汉是汉”,这是当今汉人按照现实政治的理解翻译的。鉴于这是藏人古谚,而古代中国并非“多民族国家”,因此笔者认为准确的翻译应为:图伯特是图伯特,中国是中国。

[2]《瑞贝卡:革命党与北洋,都要靠帝国主义》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3-07-11/154550258.shtml
《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http://site.douban.com/229318/widget/notes/15736132/note/325836790/  

[3]东突厥斯坦当时是蒙古准噶尔汗国

[4]M.C.F.范普拉赫《西藏的国际地位》第三章“大角逐中的西藏”及注释:1876年《烟台条约》加入一条专条,规定英国有进入西藏的权利。该条约反证了,其一此前英国没有视西藏为满清的一部分,且满清也未将西藏视为其一部分;其二该条约第一次显示英国承认满清有权代表西藏缔结涉及该国外交事务的权利。同期,西藏政府申明满清无权允许外国人前往西藏;经噶厦与民众大会商议后,向所有边界官员发布命令文件,指出西藏政府不承认满清政府签发的外国人游历西藏的证件。在《西藏贸易规则》(中国称为《中英藏印续约》)等其它涉藏条约后,图伯特的相关申明都明确指出:“西藏人不受英国与中国所签条约的约束,因为西藏没有参加该条约的缔结。”
另见《遮蔽的图伯特》P.62-63

[5]M.Goldstein《雪狮与龙》“间隔期:事实独立”David Penghttp://shiyulong.wordpress.com/2005/12/31/%E8%BF%87%E6%B8%A1%E6%9C%9F%EF%BC%9A%E4%BA%8B%E5%AE%9E%E7%8B%AC%E7%AB%8B/

[6] 全文见M.C.F.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附录16

[7] 杨昂:清帝《逊位诏书》在中华民族统一上的法律意义http://blog.renren.com/share/222806881/14481735339

[8] 一九二九年《布尔塞维克》第十期



民主中国网 首发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43217

2014年6月6日星期五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 康区炉霍 彭措(四)

彭措:1937年生于西藏康区“霍尔章谷”,父亲是哲霍大部首领“哲霍仓”的末位传承。彭措于1957年加入起义游击队,1960年流亡印度。现居住在印度喜马偕尔贝日流亡藏人定居点。















12. 十多户牧民全被杀了

我们部落由原头人的弟弟戈达丹增带领,和旺钦多巴的人马一起继续赶路。队伍中相继加入了娘荣人、甘孜人等。由于那时我们的头人戈达仓很有名,所以大家都来投靠戈达仓。在当时的情况下,十多二十人是无法走的,所以大家组合成一支队伍一起走。后来,又遇上了德格人、扎西卡人等,大家都有枪、有驮马,一起在羌塘草原上辗转,骑着马边走边打、边打边走:我们打死解放军,解放军也打死我们的人。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有两三个人被打死,一路上汉人已无处不在。

在走出囊谦地界之前,我们经过了一个好像叫阿查杂麻的地方,看到草原上有十几家牧民都被汉人杀了。帐篷东倒西歪,看尸体像是被手榴弹炸死的,有的尸体是蹲着的姿势。他们的牧狗还活着,因为它们有足够的人肉可食,变得很凶猛,看情形这场剿杀发生在一个月前,那些牧民全部被打死了……

我们经过上扎西卡到了果洛。旺钦多巴部落不想再继续走了,他们决定留在这里,也劝我们留下来。大家开了会讨论,我舅舅说:“不能停留,我们是打不过汉人的。如果你们不走的话,你们留。我们要接着走。”于是我们的部落继续赶路,要奔拉萨去。同旺钦多巴部落分手的第二天,我们在奈阿琼的地方又遇上了汉人部队,这一仗我们打得比较好,杀了不少解放军。

接下来我们遇上了德格坝琼部落的坝琼纳罗等几个人,他们是一些非常勇敢的人。那些人带着牛皮筏,是专门渡金沙江用的。快到曲麻热丹时又遇上了汉人围剿,这次我中枪受了伤,我的马也中了枪,但没死。我们跑到了曲麻热丹,在这里渡过了金沙江,渡江时就是用的坝琼纳罗的牛皮筏子。牛皮筏一次装不了很多人,而且牛皮湿了后不能用,只能烧火烤干再用。也没有浆,我们用木碗当浆用。所以我们渡江用了七天时间。过了江我们就沿着金沙江往拉萨方向走,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拉萨已经沦陷了,虽然此前汉人的传单上说了拉萨已被他们占领,但我们根本不信。

快到甘丹曲科寺时,我们遇见一些人,他们说不要去甘丹曲科寺,汉人已经占领了拉萨,达赖喇嘛已经去了印度。你们想办法去印度吧,拉萨已经沦陷了。
我们只好向北方走,在羌塘又遇到了汉人,在这次打仗的过程中,我的俗人舅舅战死了。我们是经洛曲木加扎的地方到印度的。1957年离开家乡,1960年到的印度,一共用了三年时间。

13.家破人亡

一直到1978年,我与家人互相都音信全无。由于汉人曾经宣布,他们已经把我们这伙抵抗者消灭在了金沙江源头,没剩一个活口,所以家里人一直以为我死了。当时也不能举行宗教活动为我超度,家人只能把酥油灯偷偷地点在水桶中,偷偷哭。

1978年,我去加尔各答做生意。在加尔各答有一个我认识的甘孜人,他说:“最近可以给家里写信了。”
我问:“是真的么?”
他说:“是真的。如果你想给家里写信,你就把信写好,我可以去找加尔各答的汉人帮忙写汉文地址。”他说信首先会发到成都,再被送到炉霍县上。
他说:“你可以把你们全家人的名字写在信上,总会找到一个的。”

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中放了两张达赖喇嘛的小照片。几个月以后,我收到了回信,当时我在拉达克。信里说:知道你还活着,家里人都非常高兴!信中还写了,父母和姨妈他们已经去世了,小兄弟等人还活着。就这样,我在离家二十年后,知道了家里人的消息。

1982年我回了家乡探亲。我是从甘孜坐一辆汽车去炉霍的,家人等在路边。当我下车跟他们拥抱时,我们哭泣了起来。司机停下车来,问出了什么事?旁人说他们是家人,分离二十多年后初次团圆,而且家里没剩下几口人了,车上的汉人们听了也流下泪来……这么多年没有音信,此刻看见家人,没有两个年龄比我大的了,剩下的年龄都比我小,脸色黝黑,身体瘦如木柴,我们都哭得晕了过去……(受访者泣不成声)

回到村里时,县政府的人已经等在了我们家,他们拿了一些毡子、被子、面粉和油之类的,叫家人招待我,同时也警告我的家人说:“你们不许乱讲话,不许说遭了什么困难之类的。”
从家人口中,我知道了家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部落里的男人被抓得所剩无几。除了几个外,被抓的人都死在了八美、新都桥等地的监狱中。幸存的那几个也在监狱中被关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年。我们兄弟姐妹七个,我是老二,姐姐和妈妈都在1961年饿死了。父亲先是被押送到八美,后来被押送到了新都桥监狱,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次探亲我见到了一位和父亲一起关押的老人,他说父亲是由于没有吃的,身体浮肿而死的。

父亲被关在八美时,我有两个弟弟流浪到了八美,他们天天行乞给父亲送食物。这两个弟弟一个比我小三岁,当时十六岁,一个比我小十二岁,当时四岁。后来父亲被转移了,他们不知道父亲被送到哪里去了,两个弟弟行乞到了木雅,那里的人家没有遭没收财产等厄运,经济条件比其他地方好很多,他们就在那里给人当了入赘女婿。

我还有个小弟弟,我上山时他还不会走路。这个小弟弟在家里,还有两个妹妹在家里。家里啥都没有,连起码的餐具也没有。只有一头牛,说是自留牛。他们吃饭是在食堂吃的。

我姐夫家原先是个大户人家。姐夫的父亲被押送到了八美,姐夫的母亲饿死了。姐夫当时被“戴帽子”,他们说戴了“帽子”就不许看、也不许说话。姐姐家里也没有人了,孩子们都流浪各地。

我们的家乡被改成了合作社。汉人说:“你们只能在农业和牧业中选一样。”我家里的人想:在农区什么也没有,牧区相对还可以找些吃的,就选择了牧业。但是牧区也是合作社,个人没有牛羊,牛羊都是合作社的。探亲时我见到,家里条件非常差,没有几样东西。

14. 请把骨头还给我

我探家的时候,炉霍县长叫我去县上说要登记,在县上他们安排了有炉霍县长等官员的接待会。官员中职位最高的是一个汉人,其他都是藏人,他们接待得很好。这些官员问我:“你们家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回答说:“如果要问印度的情况,我可以告知你们。可是要问我家的情况,你们都是在这里生活的人,应该比我还清楚。我家里没有一个年龄比我大的还活着,母亲饿死了,姐姐也饿死了。除了中国,我还没听说过哪儿有饿死人的事。我父亲被你们押到八美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从印度回来,就是为了见父亲的,也许父亲还活着。如果活着请你们让我去见见他,如果他死了,请把骨头还给我。我不会找中国政府的麻烦,我们是佛教徒,印度是佛教圣地,我可以在印度为我父亲做法事超度。所以,如果他还活着,请交人;如果他死了,请把骨头还给我。我没有别的要求。”

官员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把话题往别的方面引。我弟弟一直在拽我的衣服,悄声说:“你不要说了,哥哥你不要说了。”我弟弟他们非常怕汉人。我说:“没关系,不要怕他们!”然后,我禁不住哭了,我说:“我从国外回来,是来看我的父母的。我母亲已经饿死了,见不着了,今天你们一定要让我见一见父亲。全世界都有监狱,也有死刑,印度也有,但是会讲清楚犯罪原因,而且家人也可以收尸。今天请中国政府解释一下,我父亲犯了哪一条罪?什么罪不能收尸?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他们没有回答我。然后,那个汉人官员说了几句话,他们开始问我其他的问题:“你在家乡的这些天,需要什么帮助吗?我们会尽量提供帮助的。你若想回来,我们欢迎你,住牧区或者去农区你都可以自由选择。你的孩子有文化,我们可以给他们安排工作。”

我回答说:“我的子女不需要什么工作。在印度,拜达赖喇嘛的恩惠,我们过得非常好,我回来也没什么能力。你们若真的想帮助,就应该帮助我在这边的家人,他们在这里生活,而且也顺服了中国,你们若真想帮助,就应该帮助你们的公民,他们的日子非常贫困艰难。我和你们之间无法沟通,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

他们马上问:“他们说有困难吗?”我说:“不需要他们说,我自己有眼睛可以看。不只是我们家,整个那个地方的人都非常贫穷,看上去使人心痛。”对我的这些话,他们也没有什么回应。

然后他们又说:“你在这里已经呆了几个月,回去后要老实讲所见所闻。”

我说:“那当然,达赖喇嘛告诫我们不要说假话,不可撒谎,所以我是不会撒谎的。你们说民族平等,但是事实上民族并不平等。例如,从甘孜到达孜多(康定),每天发一辆班车。我在甘孜车站时,看到很多藏人等了好几天,他们来自炉霍等地。排队买车票时,他们排在前,汉人排在后,但售票员却先卖给后面的汉人,而排在前的、等了半天的藏人却买不到票。在班车上,藏人没有座位,一路站着,而汉人都有座位。这叫民族平等么?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我们虽然流亡印度,没有自己的国家,但谁先到,谁先买票。

再比如,在炉霍有一家供销社,售货员是一个汉人妇女。牧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买东西,在商店门口等几天都买不到,那个汉人妇女根本不理这些牧民,自己在那里织毛衣。买鞋不让牧民试,不管是否合适。她说:‘你的脚脏,不能试穿。’脚肯定是脏的,生活条件如此之差,脚还能保持干净?这就是我的所见所闻,我会一五一十讲的。你们去问问当地人,你们县长都是藏人,你们也有老婆孩子,去问问是不是这样,看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因为我实话实说了,县上的官员不喜欢我。我还听说,有些汉人对我们家人说我是流亡政府的官员,我说的都是流亡政府的官话。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有不识字的干部?在印度,即使大学毕业也当不了官,更别说我这样一字不识的人。我说的是事实,不是什么官话。

虽然我在乱世中,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造了一些孽(译注:许多曾经抵抗中国统治的藏人,在谈到开过枪、杀伤过中国军人,都称为造孽),但后来我一直遵守因缘道德。我在印度成了家,有了五个孩子。大女儿和小儿子在印度,跟我们在一起;两个女儿在加拿大;一个儿子在美国,他是一个格西。我的外孙是堪布图丹的转世灵童,是多智仁波切认定的。如果我的儿孙们有兴趣听,我会给他们讲我这一生的经历。

先前我之所以不愿意接受采访,是觉得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也不知道这位记者是不是汉人派来骗人的?我还想再回一次家乡,那边还有我的亲戚们,我也希望叶落归根。我老婆说:“你不要太想家,老是这样你会生病死的。”我对她说:“只要我再能回一次家乡,回来死了我也心甘情愿。”但是你说了,说出来对藏民族有用。只要对藏民族有用,我献出生命也可以。

(完)

采访整理:唐丹鸿
翻译:桑杰嘉
采访地点:印度 贝日
采访时间:20108

2014年3月9日星期日

55周年:3.10图伯特抗暴纪念日(流亡藏人访谈特辑)

——纪念1959年3月图伯特民众拉萨起义反抗中国统治



1959年3月 拉萨

一.3月9日-3月10日


原噶厦公务员丹巴索巴(已故)
195939日,我的一个仆人去拉萨(译注:拉萨人说拉萨是指大昭寺和小昭寺周围)回来后说:“汉人要达赖喇嘛明天去军区,人们都非常担心,怕他去了就回不来。”当时,我想人们一定是在造谣,他们会乱说的,便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310日早晨,我看到很多民众向罗布林卡方向走去。我也往罗布林卡走。到罗布林卡时,已有很多人集聚在罗布林卡正门口了。门关着,民众们堵在门外。因我是噶厦公务员,让我进去了。我问里面的人出了什么事?有人说:“汉人突然邀请达赖喇嘛去军区看戏,还不许我们这边带警卫,不许带武器!”

为何说“突然”呢?原因是:达赖喇嘛的日程一般要提前一个月安排,特别是安全方面,警卫团长应事先知道这一安排。然而汉人头一天才突然通知尊者的警卫团长。一般来说,达赖喇嘛外出要带20多名警卫人员。可军区方面却说:“达赖喇嘛来军区,不需要警卫。如果非要带也只能带两三个,但不许带武器。达赖喇嘛的保安人员不许越过军区前的格桑桥……”

藏人对中国人邀请尊者看戏产生了极大疑虑。人们说:“汉人这是谋划把尊者带去中国。今年中国要开人代会,可是在西藏已有藏人成立了武装游击组织,局势不稳定。中国人的计策是,让尊者去军区看表演,然后以临近全国人大会议、西藏不安全等为借口,直接把尊者带去中国。”

人们之所以对中国人邀请尊者看演出产生那么大的疑虑,是因为:

其一,藏人众所周知在康和安多,发生了高僧或地方头人等被汉人召集去开会或赴宴,却遭到了逮捕。其二,共产党诋毁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亲眼见过一份甘孜的报纸,刊登文章中说喇嘛是土匪,僧人是盗贼。

其三,早在1950年,中国人就放行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波切到拉萨,指示他劝说达赖喇嘛服从共产党。并告诉达泽仁布切,如果达赖喇嘛不听从共产党,可以除掉达赖喇嘛。

此外,1958曾有个中国人携带手榴弹到了布达拉宫,准备拉导火索时,被按倒在地上抓住了。抓住这名中国人的西藏卫兵后来流亡印度,去年在达兰萨拉去世了。

另外,达赖喇嘛参加格西考试,传召法会期间,在必经之路的一处叫“普布教”的地方,藏军发现了两个穿着大衣的中国士兵,大衣下面藏有枪,子弹已经上了膛。

冲赛康附近有一次乃穷护法神的法会,达赖喇嘛会在那里停留。警卫发现人群中有三个可疑的人一直往前挤,结果在这三人身上也发现了枪支。这些人被藏军逮捕关进了监狱,但中共方面与噶厦交涉,把这些人给领走了。

共产党想除掉达赖喇嘛,以及在很多地方抓捕头人高僧等动作,都是导致拉萨事件的原因


西藏流亡政府前噶伦居钦.图布丹(已故)
195939号深夜,我在巴郎雪,就听人们说汉人邀达赖喇嘛去新军营司令部,这是很危险的,去了汉人军营就回不来了。

310号早上,我早早地去了牲口市场。回来见大家都非常激动,我问:“怎么啦?”人们说:我们必须去罗布林卡,阻止尊者去汉人的军营。如果去了军营,尊者就会被汉人带到中国。大家讨论了一番后,都往罗布林卡去了。

到罗布林卡正门时,已有大约五、六千人围在外面。人们还在源源不断从四面八方朝罗布林卡聚集。我看到众人正在殴打堪琼帕巴拉。他挨打的原因是这样的:他本是僧官,那天他去罗布林卡却换成了俗装,骑着自行车,还戴着口罩。到罗布林卡外的人群中时,见他那身装扮,人群骚动起来,说他是汉人的奸细,开始用石头棍棒打他。听有些人说他带着枪,但是他没有开枪。很快堪琼帕巴拉就被石头、木棒什么的给打死了。

帕巴拉被打死后,尸体脖子上绑了绳子,被拖着在林廓路上绕了一圈四处示众,最后尸体给扔在了沃多项卡,噶厦的警察局附近。在罗布林卡正门,民众情绪已经非常激昂。这时噶伦索康爬上罗布林卡正门顶,对大家讲话,劝说大家冷静,不要骚乱…

民众议论纷纷,认为不行,大家应该拿帐篷住在罗布林卡外面守着。我回去拿了帐篷回到罗布林卡时,大家讨论布置了怎样守卫罗布林卡,我被安排带领192人去守卫罗布林卡南门。192人全是先后逃亡到拉萨的德格人,由于我是德格王臣,所以由我承担带领这些德格人的职责。我们守在南门那儿,搭了七顶帐篷。挨着我们的是贡觉人,再下去是昌都人。罗布林卡西面,有安多的五个部落的人守在那边……

310号那天起,拉萨民众也在大昭寺一带聚集抗议,噶厦也在召开紧急会议,我们开始了守卫罗布林卡。罗布林卡成立了一个协调部,由三个贵族官员主要负责。我每天都参加协调部的会议。三名负责人是:达热、拉东色、夏格巴的兄弟,他们后来流亡到了印度和不丹。


二. 3月12日——3月18日


居钦图布丹:312号那天,拉萨的妇女代表来到协调部,其中有两名妇女口才很好,令我非常吃惊。首先讲话的是贡桑,她讲完后,是功德林的一位阿尼说话,她们谈到西藏和中国的问题,藏人应有的立场,她们对印度政府、噶厦、拉萨民众、各寺院和属民的情况都知道,也对协调部的作用提了很多意见,真的不简单,都是巾帼英雄!我非常佩服!她们的讲话大大地鼓励了我们,使我们勇气倍增。帕拉说:“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担负起西藏政教事业的责任,非常了不起!”



丹巴索巴:那些天我们看到中国整夜往军营调遣军车,有数百辆军车调遣到了拉萨的军营。大家非常紧张。我们认为应该有两手准备。若与中国方面能通过对话和解当然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可如果对话无法解决,则必须有别的打算。

315日,我正在罗布林卡的岗位上驻守,功德林扎萨把我叫回家说:“有件事要告知你,但你不能外传。你先对三宝发誓吧。”在西藏,对承诺的最高保证就是对三宝发誓。我发了誓。他说:“尊者可能要出走。虽然现在还没确定,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你的任务,是先在这里准备马匹。”


居钦图布丹: 316号,我们仍然在罗布林卡南门外守护尊者。前面不远处拉萨河的沙滩上有电线杆,来了几个汉人,装成检查电线,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我想要去查问,被人拦下了。当天晚上,罗布林卡西门,西门是由安多人守卫的。离西门不远的罗多林卡,有解放军的军营。我们得到消息,有很多军车进入了这个军营,士兵们都在军营的围墙里。

我们就去了协调部,强烈要求噶厦政府打开武器库。最后贵族官员达热拿来了武器库的钥匙,然后大家去武器库取武器,达热叫我在门外维持秩序。起初我见每个人进去后都背着四、五条枪出来。到后来我发现很多人进了武器库,又空着手出来,我进去一看,武器都拿完了!我走到最里头的一间小房间,看见还有几挺机关枪,于是我就扛了一挺机枪回到罗布林卡南门。

在南门那边,听说罗多林卡军营里的解放军已经撤走了。第二天,噶厦的一个官员和两个助理,到各处去登记头天从武器库拿走的武器。当天又从布达拉宫武器库运来了一些武器,我们德格人这边分到了二十条步枪。后来我去协调部的时候,又看到协调部在分发枪支,给我又分了一挺机枪。


丹巴索巴:317日下午大概一两点钟左右,功德林扎萨让我从罗布林卡的达赖喇嘛私人马棚里牵几匹马回家。功德林扎萨说:“尊者今晚上要出走。今晚11点,从罗布林卡会有一辆卡车开到咱们家附近,车上有尊者的两个经师、三位噶伦等。你备好马,把他们护送到然玛岗渡口。”功德林扎萨还选派了三四十名噶厦扎什军营的士兵与我一起。

317日晚上,我按照功德林扎萨的安排,护送两位经师和三位噶伦,过了拉萨河的然玛岗渡口。尊者有一封亲笔信需要送回拉萨,功德林扎萨派我去送信。由于尊者和噶厦成员们仓促决定出走,事先对噶厦事务没有任何安排,也没有临时决策人。虽说阿沛和桑颇没有出走,但他们是亲中共的。因此,尊者需要任命临时领导人。这封信是尊者任命洛桑扎西为司曹、即最高行政代理长官的任命书。


居钦图布丹:317号那天协调部得知,达赖喇嘛要秘密出走,需要有人去然玛岗防卫。协调部开了一个会,问谁带60个人去然马岗,没有人吭声。我想:既然尊者要走,我们守在罗布林卡也没有什么意义。于是我说我带人去。协调部就决定了让我带人去然玛岗。

317号晚上,达赖喇嘛出走的时候,只有我们几个各地的头领知道。我们远远地护卫尊者一行人到了拉萨河边,从我的位置只能隐隐约约看见达赖喇嘛的身影。


丹巴索巴:318日早晨我很早出发,到拉萨河渡口时,解放军已经把守了渡口,渡船都被管制起来了,禁止渡河。士兵们不让我渡河,我说我有事要过去。他们让我出示证件,我说我没带证件,但我的仆人带有证件。我的仆人让他们看了证件。因我是噶厦职员,这些士兵以前见过我,就同意了。

在渡口,我想到尊者已经走了,拉萨局势如此紧张,这次回拉萨我可能就再没有出来的机会了。想到这些,我有点悲伤。我打开了尊者的亲笔信,信中尊者任命了最高行政代理长官…指示司曹与中国方面进行和平对话,对话的情况随时汇报尊者等。

到了罗布林卡,我把尊者的亲笔信交给了达拉。达拉等噶厦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开了一个会,决定暂时不公开信的内容。因为尊者刚出走,若中共知道了就会追击,对尊者很危险。


居钦图布丹:318号晚上,协调部又召集我们开会,要派人去然玛岗防止中国追兵追击。会上贡觉人说他们要去,昌都人说他们也要去。协调部的人就对我说:你不必带60个德格人去了。贡觉、昌都、德格各去20人。这么定了后我们就出发了,我们的枪有布朗、卡丹、赞布什么的。

到了然玛岗渡口,船把我们送到了对岸。到了对岸后,我们分成了三组:20人留在然玛岗下面的村子里,20人在然玛岗山顶上,20人在山腰。昌都组和贡觉组去山顶和山腰,我们德格组当晚在村子里过夜。

三.3月19日——3月20日晨


丹巴索巴:319日,围在罗布林卡外面的民众们不知道尊者已经走了,但也有人怀疑尊者是否还在罗布林卡。有几个噶厦职员向我问起过:“尊者的确是在罗布林卡吗?”我回答:“不在罗布林卡会去哪里?咱们不是一直在一起吗?我怎么会知道?”他们问了我好几次,对我有点怀疑。我已经发过誓,所以我绝不会说的。

320日凌晨拉萨时间两点钟,解放军的炮弹掠过达赖喇嘛的寝宫顶,落在了寝宫与厨房之间的院子里爆炸,震得非常厉害,尊者寝宫的窗户玻璃全被震碎了。这是轰向罗布林卡的第一炮,当时我就在寝宫那里,被炮声惊醒了。

第一声炮响让我非常紧张,听到第二,第三声炮响后,慢慢就没有恐惧了,更何况炮弹已经像下雨一样密集起来。就是说,此时中共并不知道达赖喇嘛已经出走,但他们却朝罗布林卡开炮了。

天还没亮,我不知该么办,就把手枪跨在腰间,提着一支长枪冲出了房间,来到了罗布林卡北面的围墙外。那里有自愿守卫罗布林卡的民众,他们正在向罗布林卡北面中共的汽车站方向开枪,对方也在开枪,打得非常激烈。我也提枪射击,可我的枪没有响。旁边有个人说:“枪要擦了才能用。”原来我的枪是新的,连上面的防锈油都没有擦去。

旁边的人帮我擦长枪,我就抽出手枪趴在壕沟里射击,手枪也没有打响!我只好趴在地上擦了手枪……开第一枪的时候我有点紧张,但慢慢地就没有任何恐惧了。在我周围有四、五个藏人先后被对方打中死了。第一眼看见身边有人被打死时,我感到恐慌和悲伤,可紧接着两个、三个、四个……就没有感觉了,爬上尸体拿过武器继续作战。在罗布林卡北墙外从凌晨两点一直枪战到太阳快升起……


居钦图布丹:320号凌晨两点,我们听见了炮声。大家非常紧张,马上起身乱成一团,十多个人往然玛岗山上奔,爬到山腰天亮了。有人从下面向我们开火,子弹在我们身边噗噗地飞。我们一看下面的人穿着大衣,以为是穿藏袍的自己人,就朝他们喊话,可他们仍然向我们开火,是机枪声。听枪声像是我们藏人的枪,可是尽管我们喊话枪声还是不断,我们才意识到是汉人,赶快趴下。有个叫益加的昌都人受了伤。这时一个叫旺休的人对我说:“那里有汉人!”我一看下面有汉人,我们也开始开火了,那几个汉人就躲了起来;另外又有几个汉人军人向这边跑来,我们也向这些人开火,一个一个地打死了25个解放军,双方的火力都停了下来。

当时我准备下去看个究竟,被人拦住说“你是领头的,不能去。”有三个安多人和我们的旦增、图丹罗布、巴登共六人就冲下去了。下面的解放军忽然又开枪了,两个安多人和旦增都倒下了。我们悄悄来到他们倒下的地方发现,两个安多人已经死了,旦增中了好几枪,可是还没死。我们一直趴在山岩上,从我们那里可以看到,其实解放军之前已经到了山腰,做好了准备,解放军有六门大炮,每门大炮旁边是两挺机枪,大炮机枪都直对着罗布林卡。一百多个解放军在附近巡逻。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看着。

四.3月20日


丹巴索巴:我们发现对中共汽车站的攻击没有任何效果。布达拉宫和甲波日(汉译药王山)离汽车站较近,于是我返回罗布林卡,想请求布达拉宫或甲波日的藏军用大炮摧毁汽车站中共的军事工事。到罗布林卡后,方知电话线已被中国人切断了,有关人员说会抢修电话线,不过现在中共炮火太猛无法抢修。

我遇到了噶厦官员塔荣先生,他会照相和录影,他叫我帮忙。我跟着他来到达赖喇嘛的寝室,地板满是玻璃碎片非常滑,达赖喇嘛寝室的所有玻璃都被打碎了。塔荣先生取了照相机、胶卷等,叫我也尽量多拿胶卷和器材。我们拿着摄影器材走出达赖喇嘛寝室时,他说:“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要开枪自杀。”正说到这些,又一颗炮弹落在我们附近爆炸了,浓烟滚滚,枪弹密集……当我爬起来时,已经找不到他了……

解放军已打到了罗布林卡门口。外面的民众都被打散了,我们没有继续作战的能力了。周围的山都被中共军队占领了,我们就如同被装进了水桶一样。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抵抗到晚上,待天黑之后再伺机逃走。做此决定后我们就散会了。

刚走出开会的屋子,一发炮弹落在附近爆炸,当场炸死了5名藏人,我的腿被炸伤了,站不起来。我挣扎着爬进了前面的一间房子里。这时外面所有的人都开始向这间房子跑,很快一发炮弹打中了房顶,大家又开始往外跑。我实在站不起来,只能使劲爬。

爬到马圈,见那里很多人和马已被炸死了,剩下的马在四处乱奔。我继续往达赖喇嘛寝宫方向爬去,寝宫前面有一所叫措杰颇章的房子,那里有一条很小的水沟,我爬不过这条小沟,就索性在那里喝足了水,躺在地上想不如死了算了。

炮火更加凶猛,附近不断有炮弹爆炸,沙石劈头盖脸。我希望炮弹打在我身上,让我一了百了,可偏偏就打不中我。而轰向布达拉宫的炮火,似乎击中了宫檐间植物装饰的部分,腾起了冲天火焰。我当时想:解放军肯定把布达拉宫给放火烧了!

我想:既无法抗击解放军,也无法行走,若这样落入共产汉人的手中还不如自尽好。于是从怀中掏出手枪准备自杀,忽又想起,曾听人说过死在水里的人来世非常聪明,我便又把手枪收回,爬进了罗布林卡的池塘里。但是,我的身体总是要浮上来!我想方设法用手抠住池塘底部的泥巴,可没过多久就又被水托上了水面,就这样在池塘了折腾了大约半个小时,最后还是没有死成。

我又开始向池塘边的阶梯爬。由于藏袍被水浸透了,非常沉无法爬上去。我便把藏袍脱了,把带的子弹和手雷等全部扔进了水里,这样我才勉强爬上了池塘,向尊者的寝宫爬去,来到了尊者平时接见信众的大厅,看到了尊者的法座。我心想这是个死的好地方,暗地里乐着,爬到了达赖喇嘛法座旁躺下,等死。我还在流血,血和水混合着淌个不停。大厅里还躲着不少人,似乎有人认识我,我听见谁在叫我的名字。

太阳下山了,有人说让我们把房子烧了吧,因为共产汉人的军队已经到了门口了。我想自己在枪炮中没有死成,在水塘里也没有死成,那就是说我要受罪了。我又起身向大厅门口爬去。刚到门口,被我妹妹的男友次仁东珠看见了。他是自发守护在罗布林卡外的民众之一,也受了伤。看到我他马上过来了,说:“哥你受伤了吗?”我说:“我身上只有内衣,把你的藏袍给我吧。”他马上脱下藏袍给我穿上了,然后说:“汉人军队已经到门口了,罗布林卡门口的人群都被打散了,我们逃不出去,也无法反击。该怎么办?”我说:“这样等死不是办法。应该往外冲,要么逃脱,要么被打死,没什么大不了的。若你能突围,找到我们自己的人,还可与他们一起继续抗击敌人。我走不动了,请你开枪打死我吧……”他下不了手。最后,他走了。

过后又来了一个年轻人,大概才十八、十九岁,也说解放军已经到罗布林卡大门口了,问我咋办?我对他也说应该冲出去,这样等死毫无意义。他临走时,我问他有没有烟?他说有,我便请他给我点了一支烟。之前我是不抽烟的。不知是烟还是伤口的原因,抽了一会儿,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或许是晕过去了。总之什么也不知道了。

晚上大约九点多时,我醒了过来,天已经黑了。我看见很多中国士兵摧毁围墙向我们走来。我们这边有人朝他们开了枪,很多士兵倒下了,一时间很安静。我们这边只开了两梭子弹,中国士兵训练有素,一听到枪声就会趴下,所以一部分士兵其实是卧倒了,当然也有人死了。枪声停后不久,中共军人又站起来继续向我们走来。

他们来到我所在的尊者接见信众的大厅门口,向里面扫射了几次,高喊:“里面的人出来!”里面有些人开始投降,向外走去。我躺在地上,一心求死。我想如果我朝那个喊话的人开枪的话,他一定会还击,这样我就可以死掉。于是我在黑暗中摸索枪支,可什么也没摸到。没有枪,我只好向外爬。这时,一个士兵喊道:“站起来!站起来!”我无法站起来,他们就指着罗布林卡正门方向,枪口对着我说:“滚到那边去!”我没有按他们的话去做,而是向达赖喇嘛寝宫旁边的一间政府职员的房间爬去。

政府职员的房间前有两个台阶,我爬不上去,就干脆躺在那里了。大概是流血过多的原因吧,我非常口渴。我就喊:“给我一杯水,给我一杯水……”没有人回应。四周有很多藏人的尸体,我无奈地躺在那里。在黑夜里,中国士兵持枪三人一组,在尸体中间边走边喊话,边走边不停地用脚踢死人。我就躺在尸体中间,没有回应他们的喊话。有个士兵走到我旁边,踢了我一脚便走开了。我就躺在那里过了一夜。

居钦图布丹:早上9钟左右,从甲波日(译注:药王山)附近出来了一百来个解放军士兵,药王山山顶上驻有藏军,他们朝那些士兵开火,使解放军撤了回去。大概早上10点左右,汉人从炮兵营向药王山开炮,打了两个小时,没有间断,整座山上浓烟滚滚。罗多林卡的新军营也向布达拉宫开炮,炮火在布达拉宫宫墙上炸开,大概炮轰了一个多小时,我以为布达拉宫已经完了。后来当炮火停下、浓烟散去之后,药王山已是一片焦土,山顶的所有建筑都被轰平了,而布达拉宫还好好的。新军营的解放军就冲上了一片死寂的药王山。

中午的时候,从罗布林卡方向,跑来二十多个藏人,往然玛岗渡口跑,山下的解放军把他们都打死了。之后又跑来了三十来个人,除了一个趴下没被打死,其余也都被打死了。下午34点钟左右,解放军又开始向罗布林卡开炮。大量的藏人向然玛岗渡口方向跑来,很多人骑着马,这些人都是之前守护罗布林卡的民众,有枪的也不多,枪是三天前从罗布林卡武器库拿的。

然玛岗山下的解放军用机枪朝他们不停扫射。我们在山腰上无法向藏人喊话,告诉他们别往这边跑;如果有手榴弹的话,我们就可以扔下去炸那些解放军,可我们没有手榴弹。我手里的步枪射程很好,我打了19发子弹,无济于事。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骑马的、奔跑的,都跑向渡口方向,被扫射得人仰马翻,罗布林卡和然玛岗之间的那一带堆满了尸体。有的人还是跑到了河边,我们脚下的军人一阵扫射后,人和马倒下在河里,河水慢慢地流,被打死的人和马的尸体堵塞了河道,堵了一阵子后,河水又把尸体冲开,一片红红地裹着尸体淌下去,我当时只觉得这世上所有的人都被杀光了吧……

拉萨城内、达赖喇嘛警卫队军营、江孜军营罗布林卡.......炮火连天直到天黑……

五.3月21日-22日


丹巴索巴:321日早晨,中国士兵再次过来,继续搜索活人,继续喊话。结果还真有活人在回应,哈哈哈……我也开始爬动。这些来搜索的人除了士兵以外,还有中共的干部,以前我跟他们见过面。这些干部看到我非常开心,不是因为我们认识,而是因为抓到了我哈哈哈……

他们把我带到罗布林卡正门那边。所有被抓捕的人都集中在那里。他们把俘虏分了类,噶厦工作人员被指定集中到一堆,普通民众分在另一堆。大部分噶厦官员和公务员都被抓了。然后他们用绳子把普通民众捆绑着押走了。见那些民众被押走时我还想:他们会不会把这些藏人拉去枪毙了?会到什么地方去枪毙呢?想这些的时候我并不感到恐惧。我们这些噶厦的人留在原地,被很多士兵看守着,稍微动一下,就会遭到殴打。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才来了一辆吉普车,把其他人都带走了。可他们没让我上车,我继续留在那里。

由于流血我用衣服裹了伤腿,浸血被太阳晒干后,衣服收得紧紧的,使我痛得厉害。我想把衣服解开,可根本就解不开。其他俘虏都被带走了,这里只有我一个人。这时,我看到不远处有个叫雪康曲忠的人,他过去是噶厦职员,后来投靠了汉人,替汉人做事。我认识他,就只好叫他:“曲忠啦!曲忠啦!”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我说:“他们把我丢在这里,我快要死了……”他就派来了一人,那个人也一句话没有说,背起我送到了夏丹拉康。所有的伤员都在那里面。这间房子可以容纳五六百人,伤员很多,我去时没有空隙地方,满地都是伤员,密密麻麻躺在地上。由于都是战俘,没有救治,满地都是血。当天晚上我就待在那里。

3月22日早晨,送来了一碗茶和一碗糌粑。由于好几天没吃东西,当即不管三七二十一拿着糌粑就拌着吃,手也没有洗,满手的血捏在糌粑里,糌粑就像涂了红颜料的朵玛一样**(译注:朵玛,藏传佛教宗教活动中使用的供品)。这手上的血不仅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血,手接触到了满是血污的地板,上面有很多人的血,也只得硬着头皮把糌粑吃了。

吃完饭后,伤员们得到了治疗。受伤严重、当场无法医治的伤员要送医院。来了一辆轻型卡车,车上有几个士兵。士兵们跳下车,把我和另外一个人像扔麻袋似的扔进了卡车,伤口痛得钻心。车行使时晃得厉害,疼痛更加剧烈,我被送到了拉萨人民医院……


采访整理:唐丹鸿
翻译:桑杰嘉
采访地点:印度 达兰萨拉

采访时间:20098月/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