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丹鸿
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秉持言论自由的宗旨，就该不仅捍卫表述“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自由，也应该捍卫表达“人民主权”的自由。真正的问题是：这是不是一个双重思想的“民主中国”？在这个“民主中国”，有一种权力，可以选择性地删去真相，可以精心“修正”词语，来缩小和限定思想的范围，引导人的判断？是否这是一个“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的“民主中国”？
1.“除垢新话”
1951年，西藏与中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十七条协定》后，精通英文的西藏政府官员孜本·夏格巴·旺秀德丹，越过边界到了印度。“我不愿回到拉萨被迫与红色中国人合作”，他在其巨著《雪域政教双具之大博国政治史明鉴》序言中这样写到。
这位目睹故国山残水剩的西藏人，伴随他离愁别恨的，是大量古代文献和西藏政府日常要务档抄件【1】，夏格巴以这些充满细节的文档为基础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他写了十多二十年，分别于1967年和1976年，浩劫连叠的岁月，出版了《雪域政教双具之大博国政治史明鉴》英文版和藏文版——恰如书名所呼吁：明鉴，请擦亮眼睛洞察真相：西藏，一个独立国家的政治史。
然而，境内西藏人和中国人都没有明鉴西藏历史的权利。《雪域政教双具之大博国政治史明鉴》有两个“内部版”的中文译本，仅供特定层级的“内部”人员“批判”用。这两个中译内部版，一个译为《西藏政治史》，第二个改译成了《藏区政治史》，尽管藏文“博”和英文Tibet的原意都并非“藏区”——“中国藏族居住的地区”之意，但中共中央党校的藏学和西藏问题权威、教授胡岩指示，译为“藏区”更为准确【2】。
为了“提供西藏历史的真实情形来除去《西藏政治史》中的污垢”【3】，中共特别成立专家组编写《西藏政治史》的“评注”，而被评注的《西藏政治史》，却整体作为“污垢”清除在了公众视野之外。正如用“藏区”来替换“西藏”（图伯特，包含多卫康三区的大博国），中国对西藏历史的叙述，都从政治目的出发，使用了各种“新话”来“除垢”，变更概念诱导人们的判断：西藏历史资料被冠以“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西藏（博国）的含义被缩减为“西藏自治区”，康和安多被称为“四省藏区”，博巴（西藏人）变成了“藏族”，藏文中的“满洲皇帝”被汉译为“大皇帝”，土虎年、土兔年这些西藏纪年，被“光绪四年”“光绪五年”这些中国纪年覆盖，吞并成了“解放”，抵抗成了“叛乱”……
正如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所写的：“所有旧语所代表的真正知识都已经消失……但是以新话的形式存在，这不只是形式的不同，而是与原话的原意大相径庭”。最初，仍然使用原话的人、伤痛的亡国者还在控诉，世上还有人检视这包含了所有罪恶的最高级别的国际罪行【5】。渐渐地，或者说尸骨未寒地，当着尚未永远沉默的受害人和见证人的面，即便在捍卫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的自由世界，传媒也开始使用“中国西藏”、“藏区”、“中国中央政府”、“藏族”等等新话，来叙述新话国的“新西藏”了，似乎不觉丝毫败坏。“当原话完全被新话取代以后，与过去的最后联系就切断了。历史已经重写。” 【4】
来自新话世界的我相信过，有一个“历史上”由“中央政府”、“藏区”和“藏族”构成的“中国西藏”。当然，处在西藏历史与中国历史交集的当下，丧失了明鉴西藏历史本来面目的权利，也就丧失了明鉴中国历史本来面目的权利。不过，历史的本来面目，迟早会以事实的魔力拒绝操弄——比如，坦克碾轧市民肉身的一瞬、青春的胸口被枪弹击碎的一瞬，学生被说成暴徒，市民是打砸抢烧份子，屠杀是“维护安定团结”……“胜利者”的历史就显现了虚伪。毕竟，上亿的人，的确目击了“胜利者”怎样主宰历史，甚至怎样用反对者来“除垢”：被屈服的人在中央电视台说出模棱两可、可作多种解读的“证词”，似乎暴行没有发生，暴君没有杀人。我们每一个目睹之人，都同样遭到不受约束的权力无情嘲弄：它能让任何人说出谎言。
亲力亲为涂改、删除、遮蔽、歪曲、用新话编织“美丽新世界”的，也不是“老大哥”、“中共”这种抽象的庞然大物，而是无数具体的言说者和编写者，比如《1984》的主角、“真理部”职员温斯顿·史密斯，比如西藏自治区《西藏政治史》评注小组的编写人员……甚至，还可能是老大哥的反对者、矢志建立宪政民主中国的人。
2016年8月，我将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6】，投给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支持的《民主中国》，一个被中国网络防火墙屏蔽的政论网刊，中国境内读者须突破当局的网络封锁，才能在这个平台上获知言论管制之外的信息和思想。《民主中国》网刊的主编是正在服刑的中国政治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他被捕后，他的朋友接替了他的工作。
这是一篇关于西藏问题起源的长文。我写了满清帝国谋划吞并西藏的经济动因；写了帝国疆臣为向西藏东部领土扩张所使用的借口，这借口也是当今中国官方宣传的标配，冠冕堂皇却经不起推敲；我写了国家级的谋财害命；作为对“主权在民”和“人民主权”的认同与提醒，我文章的结尾一段是：“1909年11月初，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时，西藏人民献给他一方新印，上面刻有‘圣地佛陀敕言之统辖一切人神共敬三界怙主遍知一切观世音金刚持达赖喇嘛如意佛王之印’【7】。这方印玺是西藏人民拒绝满洲或中国人干涉的标志，是人民承认达赖喇嘛的明证，达赖喇嘛和甘丹颇章（西藏政府）的合法性就在于此。当西藏人民将这方印玺献给达赖喇嘛的时候，满清军队根据与英国人签订的协议，以‘保护英国商埠’为名，正在逼近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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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这枚印玺的印章 |
必须强调，正是出于对“主权在民”和“人民主权”的认同和特别提醒，我在《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作了上述结尾。因为，中国坚持拥有西藏主权的依据是“中国”皇帝的“册封”，即西藏政教领袖的权力来源于“中国”皇权。并且，中国史学界对“拥有西藏主权”的时间伸缩游移，中共国有说自古以来，有说始于唐朝，近年宣传口径固定为元朝；民国史家认为从满清开始；而满清自己，却将西藏与俄罗斯同归理藩院事务。到晚清开始“筹藏”时，使用过“藏番”、“属国”、“宗主国”、“收入版图、改为行省”、“主权”等各种不同概念。
西藏人并不承认“中国皇帝”的权力。例如夏格巴的《雪域政教双具之大博国政治史明鉴》（《西藏政治史》），即用诸种细节说明，达赖喇嘛的权力来自“被治者的同意”，即西藏人独有的政教认同；也用诸多细节说明西藏政府和平民对满清政治干涉的厌恶。我文章结尾提及的印玺这一细节，这个“人民主权”的细节，正是来自《西藏政治史》——被中国“评注”、“除垢”的禁书。这方大印，也收录在了西藏自治区藏文古籍出版社·雪域文库第16册《西藏重要历史文献选编》第74页。
然而，《民主中国》虽然刊发了《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却对文章做了“除垢”术：我提及西藏人民赠给达赖喇嘛印玺的细节、意在提请读者注意“被治者同意”和“人民主权”的结尾，被整段删去了——《民主中国》恰恰应该具有“被治者同意”、“人民主权”的常识，此举却成了一个充满双重思想的讽喻：“民主中国”删去了“被治者同意”，删去了“主权在民”，删去了“人民主权”。
《民主中国》还在《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标题下面，加了一段类似导读或摘要的、用“新话”加工的文字【8】，语句貌似我的原文，但原文满清帝国（从朝廷到川省）这一国家实体，被代之以模棱两可的“各派势力”；原文揭示满清的“改土归流”、“川边新政”，是旨在领土兼并、主权剥夺、文化颠覆、经济控制和掠夺为目的的血腥侵略，被“导读”稀释、歪曲为：“没有尊重保护当地宗教文化民族风俗”；原文通篇都关涉西藏主权，在“导读”中却被冠以“藏区地方权利”；原文中的“西藏人”与“中国人”分属不同国家，在《民主中国》所加的诱导性文字中变成了“藏族”……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讽刺和喻示：基于史实和去殖民化立场，我的表述注重符合“原意”，“民主中国”却用殖民者的“新话”来诱导读者的思考与判断，将西藏问题起源的本质——主权问题，变换为“中国西藏”与“中央”统治者的政策冲突。
这么处心积虑的删除，这么似曾相识的词语替换，为什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支持的、以“为中国公民践行言论自由、以及为他们的知情权提供平台”为宗旨的《民主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回应我的交涉中，始终以“《民主中国》编辑部”具名的编辑，将那段诱导性文字解释为“对汉语语言表达上的不同理解”。在我反复阐释原文结尾被删除极为不当，强烈要求恢复时，编辑先后以“观点已经鲜明”、“注释重复”、“文章已登出，反复改动显然不妥”、“考虑在如此严酷时期，保留这块探讨中国民主转型阵地，实属不易。编辑为长远计，有些对来文的修改删节，应属正常”四种不同的理由拒绝复原。我要求编辑告知我困难何在？《民主中国》没有回答。
我在博客贴出《关于一篇西藏问题文章被删节的文字和说明》约一周后【9】，《民主中国》推特@唯色和我，写到：“编者确有苦衷，烦多担待。我也倾向保持原文”——像一个轮回的、令人不安的喻示，删除复制着删除：编辑先是删除了我的文章结尾，其中包括一段录引自夏格巴《西藏政治史》讲述的“人民主权”的细节，《西藏政治史》是被中国从境内公众视野完全删除的禁书，几分钟后，《民主中国》编辑删除了推特上他自己的话。
2.“双重思想”的“民主宪政”
当刘晓波先生在中央电视台说，他没看见中共军队在天安门广场杀人，我们都知道是谁迫使了他，我们知道是谁的权力如此不受约束，知道是谁在无情地嘲侮大众，是谁摧毁了他的意志，逼迫他言不由衷。我们也知道是谁删除了他的书。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空空的椅子清晰地向世界诉说，是谁将椅子上的人“删除”了。而且，我们都知道，是谁将《民主中国》的主编刘晓波先生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整个从中国公众的视野删除了——
那么，接替刘晓波《民主中国》工作的编辑，被谁要求或命令，删除一篇西藏问题文章中、不可或缺的“被治者同意”、“人民主权”细节呢？是谁？
夏格巴跨过边境流亡印度，因为“我不愿回到拉萨被迫与红色中国人合作”，他在《雪域政教双具之大博国政治史明鉴》（《西藏政治史》）序言中这样写到。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我以及《民主中国》现任编辑，都是以不同方式跨过边境、不愿被迫与“红色中国人”合作的人。还必须说，我不仅不愿与“红色中国人”合作，也不愿与任何不诚实的历史叙述者合作。居住在中国之外，在言论自由和知情权得以法律保障的世界，我们的不合作包括：书写被极权者的新话覆盖了的原貌，编辑被中国审查系统屏蔽的文字，坚守关于事实的记忆，呈现受害者被淹没的见证等等，来对抗话语操控和思想控制。我们都知道是谁以“除垢”为理由，删除了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
那么，是谁，不想让读者看见我从《西藏政治史》中，引证的一个“被治者同意”和“人民民主”的细节呢？是谁，以什么权力，致使《民主中国》一边自述“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交流平台，乐见不同观点的自由表达、争鸣与切磋”【10】，一边违背言论自由和知情权原则，将西藏人民赠送给达赖喇嘛印玺这一“主权在民”的细节“除垢”般除去，理由却是为了“保留这块探讨中国民主转型阵地”呢？到底是什么“苦衷”，让《民主中国》如此双重思想，知情就是遮蔽，自由表达就是噤声，做了自己所反对的事?
被中国政府安排参与西藏历史改写工程的人员，他们熟知西藏的原始文献，清楚历史的本来面目，但同时也是翻译上动手脚的专家，“除垢”专家以及“新话”的贡献者，有的出于本性，有的是被体制的高压变成了造假工具，被迫加入作恶，正如为真理部工作的千千万万温斯顿·史密斯。但我们知道，是中国政府指令他们，以更专业的“新话”涂改，更“学术”的技巧遮蔽部分事实，从而使本来面目变得面目全非来实现统治——
那么，是什么样的苦衷，致使《民主中国》的编者，为了“保留这块探讨中国民主转型阵地”，在我的文章前面刻意加上“藏区地方权利”、“藏族”、“没有尊重保护当地宗教文化民族风俗”这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认为“更准确”的官定用语，诱引读者将主权问题解读为“中央政府”的政策不当呢？是谁，需要通过这种语言“修正”和思想“修正”，来控制和操纵什么呢？这位“编者”，仍然是接替刘晓波先生工作的《民主中国》编辑本人吗？这位“编者”，与刊发我的《西藏问题：帝国三部曲》、《西藏问题：被涂抹的身份与被肢解的地理》等文章的编辑仍是同一人吗？
有意思的是，在刊发经过删减和“导读”的“洁本”《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前后几天，《民主中国》刊发了几篇涉及“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的文章，唱着高调颂歌的“忠诚的追随者”们，藉着宏大叙事的溢美辞令表达：西藏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和藏人1959年的流亡，是“宗教性大迁徙”和“宗教与文化流亡”，是“中国内部”的“文明出轨”殃及了“藏族地区”；将来民主宪政后，“藏区”、“新疆区”都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分子”【11】。
用“文明出轨”替换吞并，用“藏族地区”覆盖西藏（图伯特），用“宗教性大迁徙”涂改西藏亡国导致的政治流亡，正是这些精心发明的“民主宪政式新话”，清晰诠释了双重思想——“知道全部真实情况而扯些滴水不漏的谎话”【12】。但这不是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民主中国》如果秉持言论自由的宗旨，就该不仅捍卫“民主宪政式新话”表述“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自由，也应该捍卫我在《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中，表达“人民主权”的自由。
7年前，当《民主中国》的主编刘晓波先生因言获罪，达赖喇嘛发表了公开声明：“中国政府对刘晓波这样表达言论自由人士的肆意判刑，显然违背了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准则，以及中国宪法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精神”【13】——7年后的今天，刘晓波先生的朋友和继任编辑，用编者之权，扼制了作者表达“这方印玺是西藏人民拒绝满洲或中国人干涉的标志，是人民承认达赖喇嘛的明证，达赖喇嘛和甘丹颇章（西藏政府）的合法性就在于此……”的自由。
《民主中国》一直在致力宣传“民主转型”，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那么，真正的问题是：这是不是一个双重思想的“民主中国”？在这个“民主中国”，有一种权力，可以选择性地删去真相，可以精心“修正”词语，来缩小和限定思想的范围，引导人的判断？是否这是一个“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的“民主中国”？在这个“民主中国”，有着甚至连“苦衷”和歉意都删去了的、恐惧的温斯顿？
3.《民主中国》的回答
我把上文电邮给了《民主中国》。得到的回复是：
唐女士：您好！
来稿收到。本刊不采用。请另投他处。谢谢！
《民主中国》编辑部
2016年10月8日
特拉维夫
后记：
《西藏问题：“除垢新话”、“双重思想”与“民主宪政”》在唯色博客登出后，10月9日《民主中国》托人联系唯色，其后一位自称“临时编辑”的人电话唯色，解释文章结尾是他删的，春秋笔法的“导读”文字是他加的。之所以删掉结尾，是因为他认为注释重复。当唯色表示作为编辑，注释重复可以更正，这正是编辑应该做的工作后，他又说他认为结尾表达的思想“太过”。唯色表示，既然是“民主中国”，就应尊重言论自由，即使不同意观点，也应捍卫作者言论的权利。并问这位临时编辑发推说的“苦衷”又是什么意思呢？可是，这位自称编了我稿子的“临时编辑”却连自己发了这条推都不知道。《民主中国》的这位“临时编辑”为什么不直接与作者我本人联系解释？在《民主中国》官方推特上发推说“编辑确有苦衷”的是谁？到底是什么“苦衷”？
后记：
《西藏问题：“除垢新话”、“双重思想”与“民主宪政”》在唯色博客登出后，10月9日《民主中国》托人联系唯色，其后一位自称“临时编辑”的人电话唯色，解释文章结尾是他删的，春秋笔法的“导读”文字是他加的。之所以删掉结尾，是因为他认为注释重复。当唯色表示作为编辑，注释重复可以更正，这正是编辑应该做的工作后，他又说他认为结尾表达的思想“太过”。唯色表示，既然是“民主中国”，就应尊重言论自由，即使不同意观点，也应捍卫作者言论的权利。并问这位临时编辑发推说的“苦衷”又是什么意思呢？可是，这位自称编了我稿子的“临时编辑”却连自己发了这条推都不知道。《民主中国》的这位“临时编辑”为什么不直接与作者我本人联系解释？在《民主中国》官方推特上发推说“编辑确有苦衷”的是谁？到底是什么“苦衷”？
附录一：将上文投给《民主中国》时的信：
尊敬的蔡楚先生和《民主中国》编辑先生好！
我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结尾被删除、被加上带歪曲意义的“导读”、以及编辑先生的苦衷等等，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把我的思考写在了《西藏问题：除垢新话、双重思想与民主宪政》里，出于事情在哪里发生，就在哪里得以妥善解决的愿望，希望贵刊首发，同时不希望稿件被改动。如果拒发或要改动稿件，万望告知理由。如果贵刊能就此事做一个公开回应更好。
另外，我还有一些想法，没有写在文章里，更宁可写在这里。我与你们素昧平生，除了每次就稿件事宜电邮几句话以外，也没有任何私人化的来往。你们长期以来编辑不同作者的无数稿件，对你们来说，我也只是这些作者之一。但是对我来说，实际上，2008年3月，我的首篇西藏问题文章《西藏：她的痛楚，我的耻辱》，就是唯色交给蔡楚先生发表的。从那以后，几乎我所有西藏问题的文章，都在《民主中国》首发，虽然我的西藏问题史观，更多地来自西藏人的历史叙事，与中国人的主流西藏历史叙述存在重大分野，但《民主中国》都正常地刊发了。在我看来，《民主中国》既发表“西藏自元始臣属于中国、西藏人没有自决权”的专论，也发表针锋相对批驳“民主宪政版西藏自古属于中国”的文章，是遵循了符合普世价值的、也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宗旨。因此，我内心深处对先生们有一种个人化的敬重和感情。也因此，这次文章被删改的事件，对我不仅引起了一种带公共性和普遍意义的愤怒，也产生了私人化的感伤和失望。
当我看见编辑在推特上@我和唯色的那条推文时，我那些天的愤怒转化为了谅解与感动，我相信如果编辑先生站在我眼前的话，我一定会伸手握住您的手，但我仍然会问您：这苦衷到底是什么？几分钟后，您删除了那条推文，传达了更多的苦衷与压力……也增加了我的愤怒，我写这篇批评《民主中国》的文章，当然也是为了进一步追问——我花了好些天时间来分辨这愤怒情绪的指向。坚持追问的执拗对双方都是一种刺痛，一种近似耻辱的刺痛。对我，是仿佛我在羞辱和刺痛一位我怀有私人化敬重的人，对您，这种追问引起的难堪可想而知，刺痛和羞辱感是双向的，因为平素的我并不是一个不依不饶的人，但这件事情，如果我放弃追问和批评——
这时我看见了那个无形的操控者，我不知这是一个人，一群人、一个组织还是一个意识形态，但我不想放过它（他）。给编辑施加压力，带来苦衷，也带给我愤怒和刺痛的，是同一个操控者。其实我的愤怒是指向它的，它本应该从学术和思想的角度，在《民主中国》上公开发表反对我、驳斥我的文字，而不是通过编辑的手加上了我厌恶的“导读”，通过编辑之手删除我的文字，用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法达到某种目的。我还愤怒的是，这不敢现身的魔术师将《民主中国》的编辑变成一个替身。因此，希望编辑先生理解的是，我的愤怒和批评，更多的是指向操控者的。
但这并不是说我就认为编辑先生没有责任了，您当然有责任，您自己也说了，按照您的本心，您是希望原文发表的。作为《民主中国》的编辑，您也应该捍卫我的言论自由，维护读者的知情权。其实您也看到了，这件事情正应了那句成语，欲盖弥彰，至少我的说明文字强调了被删掉的印玺事实，也引起了更多的人对删除事件本身的关注。《民主中国》网页上挂着编辑蔡楚先生和何路先生的名字，蔡楚先生说您不负责编审稿，那么作为总编您是否有调查的责任？什么是编辑先生所说的“苦衷”？如果是何路先生的苦衷，那么请何先生公开回应一下，这苦衷具体是什么？希望您们诚恳回应我，我不得不说，您们上次的回应敷衍傲慢，也是令我愤怒的原因之一。
握手！顺致编安！
唐丹鸿
2016.10.6
附录二：问题
一·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支持的《民主中国》，为什么要删去关涉“被治者同意”、“人民主权”和“主权在民”的内容？
二·《民主中国》为什么把“没有尊重保护当地宗教文化民族风俗”、“藏区地方权利”、“藏族”等不属原文、而且作者反对的话语加进“导读”诱导读者？
三·编辑对问题的解释包括“（为了）保留这块探讨中国民主转型阵地”。是否也就是说，如果不删除关于“人民民主”、“主权在民”的内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支持的《民主中国》就不能保留？
四·《民主中国》在推特上所说的“苦衷”到底是什么？
五·《民主中国》的行为引起了与作者的冲突，为何前后的解释不一致，而且包含令人不安的信息？
六·《民主中国》的行为导致了作者写专文商榷，为什么《民主中国》拒绝发表商榷文章，也不提供任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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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篇西藏问题文章被删节的文字和说明》
《西藏问题：除垢新话、双重思想与民主宪政》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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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篇西藏问题文章被删节的文字和说明》
《西藏问题：除垢新话、双重思想与民主宪政》注释：
【1】参见：桑杰嘉《中共最恐惧的西藏现代史书《西藏政治史》及夏格巴》。
【2】参见：胡岩《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与西藏历史的本来面目》一书辨误。
【3】引言来源：《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与西藏历史的本来面目》前言，西藏自治区《西藏政治史》评注小组编写，民族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
【4】引言来源：乔治·奥威尔《1984》“新话的原则”
【5】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说：“发动侵略战争，不仅是国际罪行，而且是最高级别的国际罪行，它与其他战争罪行的差别仅在于它包含了所有的罪恶。”
【7】我提交《民主中国》的原稿结尾中，印玺译文为“佛的喻示：喇嘛嘉措是佛法政教至尊的主持者”，在我与编辑的第一次交涉中，我提醒编辑采用西藏学者达瓦才仁先生的译文：“圣地佛陀敕言之统辖一切人神共敬三界怙主遍知一切观世音金刚持达赖喇嘛如意佛王之印”。参见《关于一篇西藏问题文章被删节的文字明》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9/blog-post_6.html
【10】《民主中国》2016年征文启事。
【12】引自《1984》“双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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