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比较一下以色列复国与自由西藏：犹太复国运动和组织产生自民间，之前并不存在一个宫廷或政府；复国组织面对的是英国，英国托管当局本来就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自自治；自复国主义兴起到以色列建国前的几十年间，复国组织有很多实际行动：游说列国争取理解与承认，组织移民回归，在＂本土＂（英托管时的巴勒斯坦）成立自治机构，利用当地资源和从世界各地募集的资金，在本土构建起了教育、宗教、保健和社会服务网，回归先驱建农场，办企业，无论在农业、轻工以及语言、艺术、音乐、戏剧、出版、电台广播等方面都在“本土”打下了基础，二战前希特勒上台后的大规模移民中，许多人是专业人员和学者，他们的文化程度、技能和经验提高和改善了已有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而西藏复国或自由西藏运动，其构架的原生态是有领袖和政府的，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面对的是印度和中共；由于印度的严格限制（不承认流亡政府、不许以印度为基地开展西藏独立活动等），无论是西藏流亡政府还是达赖喇嘛，客观上说，活动空间都比当年的犹太复国组织小 。除了游说列国争取理解与同情外，以上犹太复国组织能做到的，特别是在“本土”能做到的，流亡政府都做不到，充其量也就是近几年的不穿兽皮、不过年等非暴力不合作。即便在印度的流亡社区也建了农场、手工业、也办了学校、医院、电台电视台等，但属于自立求存范畴，对境内影响极为有限。另一方面，三大寺和各地大小寺院在印度的“镜像”寺，保存了西藏传统、正统文化的精髓，可能也巩固了全民信教（尤其在流亡社区）和政教合一体制的延续．不难想象，全民信教和一位＂仁君＂，个人崇拜、非理性的遵从…自然会产生嘉央诺布文中所指出的很多问题（嘉央诺布：《影子图伯特》之《睁眼看政治》 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co.il/2012/10/blog-post.html）。
而在犹太复国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自治机构及临时政府人员皆由民主选举产生，人员组成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学科和专业方面的世俗犹太精英，与终日念经祈祷的、保守的正统犹太势力截然不同，他们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观念，对外部格局的判断和对自身面临的处境有清醒准确的认识。他们有着共同的理念就是复国，坚信犹太人只有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才可以不受迫害，促进自己的生活和文化特性。而实际上保守的正统犹太势力是反对复国的，因为弥赛亚还没有到来。无论是对付英国托管当局的游击队、还是独立战争和后来的历次战争中，打仗的都是世俗犹太人，好像没有拉比们和正统信教徒们什么事，国家建立后，这些连盛夏都穿黑袍戴皮帽的正统犹太教徒倒是构成了一个民主国家宗教自由的一景。
既然从流亡起印度就对西藏流亡者设立了严格限制：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喇嘛不能利用印度作为开展西藏独立运动的基地。数万流亡藏人在印度要安置，另外国际社会普遍的“爱莫能助”…我认为印度的限制是“中间道路”的成因之一吧。我遇到很多藏人都承认，从内心来讲没有不想独立的，但又表示遵从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因为“他是我们的至尊”。这样的遵从，是对自己内心的否定，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一个人能力是有限的，领袖也如此，何况达赖喇嘛的处境使得中间道路成为唯一选择。把自己当没长大的儿女，父亲终会累得无能为力。寻求突破是每个藏人的责任，而寄托于一个领袖是不负责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