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是西藏抗暴57週年紀念日。 《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裡（台灣雪域出版社），已有四位見證者辭世。特摘錄這四位西藏戰士關於1959年3月前後的記述，以資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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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克.頓雲（193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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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生於西藏康區德格拉日玉龍，是德格色莫（公主）的非婚生子，由德格傑布（德格王）的鄧闊（大臣）夏克家族撫養成人。德格被中國佔領後，他參加了西藏抵抗遊擊隊「四水六崗護教軍」，被送往美軍基地接受CIA的戰鬥培訓。六個月後帶領一個7人小組空降西藏境內，組織和培訓境內抵抗組織。西藏人的抗暴鬥爭遭到了中國軍隊的大規模圍剿和鎮壓。撤出西藏時，他的小組只剩下了他和另一成員。夏克.頓雲在印度喜馬偕爾邦貝日丹侖藏人定居點擔任行政長官。2010年8月在定居點辦公室接受採訪。2011年11月辭世。
６.被選送CIA培訓
1958年夏， 恩珠.貢布扎西在山南成立了四水六崗護教軍。我又從印度回到西藏，去山南加入了護教軍。
護教軍成立後，恩珠.貢布扎西帶人去甘丹曲庫寺，強行取走了噶廈政府的武器。武器到手後，由於解放軍追剿打擊，他們無法回山南總部，只好繼續往北走。四水六崗總部則從山南直貢塘遷到了加紮，該地離達旺很近。我當時在四水六崗總部，我們在加紮停留了一段時間，入冬時又遷往拉嘉日，總部就駐紮在拉嘉日莊園。
貢布扎西他們設法要與總部匯合。我們德格和理塘的二百多名四水六崗軍得信後，去達波迎接。到達波後，過了一條河繼續走了兩天，卻遇到了貢布扎西的信使。他帶來的信上說：「你們不要來迎接，務必返回拉嘉日。」我們便返回了拉嘉日。
總部開了一個討論會，大家認為：貢布扎西叫我們不要去接他，而我們在拉嘉日無事可做，這樣下去連糧食都會成問題。當時我們對臺灣和美國抱有很大希望，大家認為應該派人去印度，尋求印度、臺灣或美國的援助。其實任何外部援助都行，最重要的是希望獲得武器裝備援助。此前的1957年，CIA已經幫助訓練了藏人抵抗人員。理塘的阿塔、洛才已經空降到了桑耶；1958年，CIA培訓過的旺堆和一個戰友也空降到了理塘，另一戰友隨後也騎馬潛入理塘。然而旺堆等人到理塘後，CIA卻沒能空投武器給他們。旺堆等只好撤出理塘。撤離途中遇到了旺堆的一個兄弟，和十幾個逃難的人，他們就一起來了拉嘉日。會議最後決定兵分兩路：派夏克.南捷多傑、洛桑、君達項曲三人去印度，與嘉洛頓珠取得聯絡；派我和受過CIA訓練的旺堆，以及另外三十多人也去印度大吉嶺。我和一些人準備接受CIA的培訓。
進入印度的過程很順利。有一個叫洛桑堅贊的人從印度過來接應我們。洛桑堅贊和不丹官員貢瑪倉是好朋友，貢瑪倉給了洛桑堅贊40名藏人通行證，我們就是用這些通行證進入不丹的，然後到了印度大吉嶺。我們這三十多人中，還有幾個中國難民，他們是一對夫婦和他們的小女孩。不清楚是國民黨的人還是什麼，總之是中國人，是一個藏人嘉洛欽澤帶來的。我們一起到了大吉嶺，之後我就不知道這家中國人的情況了。
具體聯繫安排CIA受訓事宜的都是嘉洛頓珠，我不知道詳細情況。不過聽說嘉洛頓珠是通過蒙古喇嘛旺傑介紹，與美國駐印度加爾各達大使館聯繫上的。我們到大吉嶺後，養父夏克.南捷多傑通知我們，快要去美國受訓。我在大吉嶺只見過嘉洛頓珠一兩次，其他一切具體的事都由他的秘書拉莫次仁安排。
不久，西藏淪陷了。隨後我們專程去西裡古裡拜見了尊者達賴喇嘛。尊者是坐火車到西裡古裡的，在西裡古裡尊者接見了前來朝拜的信眾。拜完尊者回大吉嶺後十多天，我們就啟程去美國受訓了。
出發那天晚上，嘉洛頓珠親自駕車來接我們。他送了我們一程，讓我們下車等在路邊，說有一輛卡車會來接我們。然後我們上了卡車，卡車開了一段後，途中停下，又上來了幾個人。就這樣一路停車上人，最後一共有21人。18名是受訓的人，三個人是翻譯。我們從大吉嶺到西裡古裡，然後到了印度和孟加拉邊境。在那兒下了車，跟一個嚮導步行，我們不知道具體要去什麼地方、做什麼事。這些都是嘉洛頓珠事先安排好了的。在印度和孟加拉邊境，我們遇到了一點麻煩，被印度員警扣留了一個晚上，最後還是把我們放了。到孟加拉後，這個嚮導把我們送到一座房子裡，就離開了。隨後又來了一個人，他把我們帶到一輛卡車裡，送到火車站，上了火車。火車的這節車廂裡只有我們，和一些孟加拉軍人。這些軍人看起來像押送我們一樣，火車上沒有吃喝，最後停在一個小型機場的附近。下了火車，又換了一個來接應我們的人，他把我們用卡車送到了機場。在機場，有美國CIA的培訓人員等著我們。那天晚上我們住在機場。第二天，CIA的培訓人員帶我們乘飛機去了美國科羅拉多培訓基地。
以前阿塔他們是在日本的美軍基地受訓的。我們受訓的基地在美國科羅拉多。我們之前曾有另一個藏人小組在此受訓，包括貢布扎西的侄子等6個人。我們到的時候那個小組已經訓練完畢，隨時可以出發。我們開始受訓時，因為不懂英文，那個小組的人就協助CIA教官，教我們使用武器、傘降、發電報等，受訓時間是六個月。我們組的訓練結束以前，那個小組的人就先出發了，而且還從我們小組裡抽調了勒希、吉拉札西、札巴三個人，跟他們一起走。這三人雖然沒完成培訓，但已經掌握了基本的技能。我們當時不知道他們會空降何處。後來才得知他們空降到了納木措。可是沒能與當地的抵抗民眾聯繫上，還暴露了行蹤，納木措達吉寺的管家給中國人報了信。他們不得不撤離，經尼泊爾返回了印度。
我們受訓時，嘉洛頓珠來看望過我們，我們給他表演了射擊等。嘉洛頓珠對我們講話，鼓勵我們好好訓練。他說貢布扎西等護教軍人員雖然已到了印度，但時刻準備回西藏境內去戰鬥。其實我們無須鼓勵，反倒擔心由於達賴喇嘛和護教軍已到了印度，會不讓我們再回西藏去同中國人打仗。四水六崗護教軍在成立時的誓言就是為西藏政教事業奉獻力量，自始至終我們沒有忘記這個誓言。我們為獲得了為國家和民族奉獻力量的機會而激動不已，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我們毫不畏懼空降西藏。
7.空降加拉班巴
培訓快要結束時，我們被分成了三個小組，我負責的小組有六個人，其他組各五人。美國教官對我們說：就要把你們空投到西藏了。他們在地圖上給我們介紹空降地點。我們即將空降的地方，是此前貢布扎西長期活動的地方。也許該決定是貢布扎西和嘉洛頓珠他們做出的，可能他們認為那些地方還有藏人在抵抗中國人。我們的任務一是聯繫當地的抵抗人員，瞭解情況並向美國方面彙報。在與當地抵抗人員建立了良好關係後，向美國方面請求武器援助。其二是教導這些抵抗人員使用武器和游擊戰術，以及搜集中國人在藏地的情報等。
我們當時提出了三個要求：一，無論空降什麼地方，我們都接受。但希望這批受訓人員空降在一起，不要分成幾個組。主要是因為我們沒有任何人熟悉將要空降的地點，也不知那裡是否有解放軍。如果遇到了解放軍，我們有希望倖存一兩個，繼續工作。如果分成幾個小組，各自遇上解放軍就很難保證有人倖存，沒有倖存者工作就會中斷。二，聽說有無聲槍枝，如果有這種武器，希望各小組發一支無聲槍械。那麼當我們遇上中國人的探子，或者需要靠獵殺野生動物生活時，無聲槍械是最理想的。三，我們需要自殺用的毒藥。因為「保密」是第一要令，為了保密我們萬不得已時要自殺。
CIA方面說：「你們有關一起空降在一個地方的想法，與我們的計畫完全相悖。CIA的考慮是，如果某一小組在一個地方受到中國人打擊，那麼其他兩個地方的人有機會繼續工作，不至全軍覆沒。因此這一條無法接受。自殺的毒藥雖有，但屬非法，不能發給你們。無聲槍枝沒有。」
這樣我們只能接受分成三個小組行動。然後，我們啟程了。一開始他們沒有給我們發武器，也沒告知我們具體空降的地點。從科羅拉多基地出發後的第一站，我估計是臺灣。當時只有從臺灣和緬甸起飛的可能性，我記得看到路邊有穿桔黃袈裟的僧人。下飛機的時候是中午。他們讓我們休息睡覺，可由於激動，我們無法入睡。再次啟程前，我們得到了武器，每個人一支長槍和手槍。手槍沒有子彈。這時CIA的人員告訴我們：「你們要空降的地方，是加拉班巴。無聲槍枝沒有，毒藥可以發給你們。」我們上了飛機。加拉和班巴是兩個寺院的名字。整個加拉班巴地區包括三個宗，由九個大的中措組成。
晚上十二點正，飛到了加拉班巴上空。當時的飛行高度是5000英尺，看下面西藏的雪山都顯得很低矮。準備空降時，教官告訴我：「你們全都空降到同一個地方。你的小組首先空降。你們跳傘後，飛機盤旋一圈，然後傘降第二批十個人；再盤旋一圈，傘降第三批十人。」我當時想：這是在欺騙我們，先讓我們組跳傘，然後飛機會把其他組帶到別的地方去空降。CIA的教官給我們發了子彈和毒藥，一粒白色藥丸，說只要吃了這個藥就可以死，像睡覺一樣，沒有任何痛苦。
跳傘前15分鐘，機艙的兩個門打開了，一個門是跳傘用的，另一個門是空投物資的。物資排成一列，按序扔下去。扔下最後一包物資時，第一個傘降的人就得往下跳。我是小組組長，所以應該第一個跳。我站在機艙門口，大風把身體吹得搖搖晃晃，我必須掌握跳傘時機，關注空投的物資是否已經完畢，高度緊張。那一刻不可能想很多。當一盞綠燈亮起發出跳傘信號時，站在我旁邊的人在我背上拍了一把，我就跳下去了。從降落傘打開到落地有一段時間，那時候我才開始想：我們會降落到什麼地方呢？地面是否有中國人? 儘管我非常緊張，但橫了一條心，就是要跳下去戰鬥……，我的小組六個人都跳傘了，飛機又開始在我們上空盤旋，我們還沒有落地，飛機裡其他組的人員也跳傘了。
8.整合了一支護教軍
我們組很幸運，空降到了一片農田裡，沒有傷亡。只是為找到空投的物資費了一點周折。其他組的人跳傘後，降落到了山地，有兩個人受了輕傷。我們當夜找到了全部空投的物資，把所有不需要的東西，比如降落傘之類燒掉了。
隨後，來了五個騎馬的人。我們藏在圍田的矮牆後面，那幾個人走到我們附近時停了下來，靠攏一團不說話。我們開口問：「你們是藏人嗎？」他們說是。我們就說：「你們不要怕，我們是來幫助你們的。」他們仍然有點懷疑，沒有立刻下馬，不過最後還是下馬了。我們走了過去，我認出來其中一人竟然是我小時候的玩伴！我跟他也是一起學藏文的同伴。中國人來德格後，他被送去北京學習，當了幹部。原來他也加入了起義，從德格跑到這兒來了。另外幾人都是德格人，其中兩個我也認識，是我們同鄉。我問他們：「你們這是要去哪裡？」他們回答說：「有人說中國人的飛機來了，我們正在跑啊。」我們解釋說那不是中國人的飛機，是我們的飛機。因為大家都認識，自然相互介紹了彼此的情況。我們對他們說：「請你們告訴其他抵抗人員，我們空降到這兒來，是為了援助你們的。」
就這樣當天晚上，曲格各部就得知了我們到來的消息，但是夏、扎、熱三部還沒能聯繫上。同一晚上，我們還遇到了另一群逃亡的人，他們要去班巴。我們詢問誰是班巴最有影響力的人？他們說：「班巴布童則、班巴朱古、比如夏仲都是有影響力的人，但最主要的是班巴仲譯。」我們就說：「請告知班巴仲譯和其他頭人們，我們已經空降到了這裡。大家不用害怕，我們是來協助你們的。我們會給予各雪巴武器援助。」並讓他們第二天早上派人與我們聯繫。
當我們走到河上的大橋時，大橋對岸的小山上站滿了人，他們拿著藏式的長叉槍，對我們喊話：「別過來！再過來就開槍了！不要過來！」看來，幫我們捎信的人並沒通知到這些人。我命令我的小組：「千萬不要開槍。我們可以和他們對話。」雙方對峙良久，我們向對方喊話：「我們也是藏人。如果你們不相信，請派兩個人過來和我們對話。」稍後，他們派了兩個人過來。我拿出了噶廈政府的介紹信，這封信我們人手一份，內容很簡單：介紹我們是為西藏政教事業而來，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應得到藏人幫助等。河對岸是當地反抗中國人的民眾。看了介紹信，他們開始信任我們，讓我們過了橋。
在對岸，我們與空降的另兩個組的十個戰友匯合了。那些曾與我們對峙的民眾問：「你們需要什麼説明？」我們回答：「我們要爬山，需要馱東西的馬匹。請你們為我們準備幾匹馱馬。馬匹準備好之前，我們先躲在山裡。馬匹就緒後我們就去班巴。」那些人送給了我們幾匹馱馬，帶領我們馱著物資上了山。我們在山上把該藏的東西埋藏了起來。比如每個小組有兩台發報機，各組藏一部帶一部。埋藏東西時，各小組也不會讓別的小組知道埋藏地點。第二天我們就離開了藏東西的地方。
天氣奇冷。我們衣衫單薄，沒有藏袍或哪怕厚一點的毛衣。除了少量乾肉，我們連燒開水的東西都沒有。因此我們先去了班巴宗（中國更名邊壩），見到了班巴布童則，向他介紹了我們的情況，請求援助。班巴布童則避開我們，找到德格的難民求證。德格人證明說前天晚上的確碰到了這些空降人員，也說了空降人員當中德格人的名字，還說空降人員就這兩天會來班巴。因此班巴布童則相信了我們。我們提出不能住在村莊裡，要住寺院。布童則為我們在寺院安排了一間僧舍，還讓一個叫格桑的老頭為我們做飯……，隨後我們從班巴得到了幾匹馱馬。我們返回山上，把藏在山上的物資馱回了班巴。
當時加拉班巴聚集了康區各地的反抗者，德格人和囊謙人最多，還有夏、紮、熱三個中措的人，索縣人、比如人、昌都人、巴塘人、理塘人、傑塘人等等。我們開會選出了指揮部：班巴朱古、班巴仲譯、德格傑色、昌都西瓦納為最高指揮。同時我們從各雪巴召集四、五個人，教他們怎樣使用武器，並傳授遊擊戰術。經過我們的培訓後，這些人員返回各雪巴再給更多的人傳授。雖不知將來效果如何，但我們已經盡力做到了這樣的軍事培訓工作。總之，我們在加拉班巴整合了一支完整的、由各雪巴的抵抗者組成的四水六崗護教軍，將兵分幾路展開抵抗戰鬥。
9．最需要的是武器
這時最需要的是武器。我們發報向美國方面報告情況：已與在加拉班巴的抵抗人員建立了聯繫，整合的抵抗人員的人數約一萬多人，特別強調我們裝備和彈藥奇缺，急需武器。美國方面回話說要給我們空投武器，空投時間設在滿月的時候。我們選好了接收空投物資的地點，一切準備就緒，等啊等啊，美國飛機沒有來。然後我們又用電報呼叫，得到回答是由於氣候原因沒能空投，下次一定。我推測那是美國人的藉口。空降西藏之前，我們就已經向美國方面清楚表明：如果我們佔領了一個地方，就需要及時空投武器彈藥。如果像阿塔和旺堆他們那樣，武器跟不上的話，我們只好斷絕與美國方面的聯繫。
等了一個月，第二次滿月時空投了武器。主要物資是子彈，以及兩百條槍，兩門炮，二十箱炮彈，手榴彈等，離我們的需求還差得很遠。我們開始分發這些武器。其中五十條槍分給了另外一空降小組，受訓成員是安多歐拉地區倉巴家的恰巴、安多阿壩的阿萊桑松、阿萊桑松的侍從、拉薩人噶丹、還有一位察隅人。根據上面指示，這個小組要前往北方羌塘地區作戰。我們為這個小組配備了五十名護教軍士兵，五十條槍就是配發給這五十名士兵的。然後，他們就向羌塘出發了。
隨後，我們繼續發報要求美國方面空投武器。最初為美國方面翻譯電文的是達賴喇嘛的大哥達澤仁波切，阿塔和洛才與CIA之間的電文就是他翻譯的。我們那時發報用的藏文密碼是格西羅桑旺休編寫的。在美國受訓時，格西羅桑旺休來過我們的基地，他用藏文字母編寫了電報密碼本。有一次空投物資前，我們收到一條電文，說有十五名受訓人員將隨這批物資一起空降，希望我們給他們提供必要的幫助。飛機飛來空投完物資後，卻沒有人空降！我們立即發報詢問，也沒有回答。後來才知道那十五人被空降到另外一個地方了。格西羅桑旺休把電報給弄錯了！
在加拉班巴，我們前後共得到美國方面八次空投。其中連打八發子彈和五發子彈的兩種美制步槍，共四千多條，以及子彈、布朗槍、薩伏機槍、機槍、步斯兆、手榴彈等。其中八十來箱子彈落地時受損無法使用，手榴彈也沒用著，到我們撤離時全部銷毀了。我們把空頭的武器都分發給了在加拉班巴整合的護教軍戰士們。來總部開會和領取武器的是各雪巴的賁，各雪巴先後領到武器後，就兵分幾路，前往洛宗、波密等地抵抗侵略者。前往波密的這支護教軍裡，有各大中措的大小賁，這些賁與德格、囊謙的人編在一起，負責「清掃」從波密到扎木一帶的中國人；另一支護教軍由囊謙人和夏、紮、熱三部的人組成，赴那曲作戰……。
10．札西堅贊的雪巴被滅絕了
我們當然知道中國人的實力。記得我在家鄉時，曾見十八軍在甘孜飛機場集結、開會的場面，軍人多得把整個那一大片地方的顏色都變成了他們軍服的顏色。我們要對抗的是這樣一支軍隊，而藏人人數才多少？我們深知根本無法打得過中國軍隊，沒有取勝的一絲希望。但我們的目標就是抵抗入侵者，為西藏奉獻。
空降的受訓人員並不親自帶兵作戰，主要是負責策劃和指揮襲擊。最初是我們主動襲擊中國人。在波密的護教軍打到了坡熱地區，消滅了很多解放軍。在索縣的護教軍奪得了中國軍隊的發報機等設備，也襲擊了解放軍的一支運輸隊，獲得了大量的食物、馬匹和駱駝等。三路護教軍都取得了一些勝利。
然而，由於這些護教軍是由各地各雪巴的抵抗者組成，有眾多中措和雪巴的民眾、難民跟隨護教軍一起輾轉，老弱婦幼牲畜等各種負擔，加上路況極差，當解放軍大舉反攻圍剿時，就遭到了慘重的傷亡。加拉班巴地區被解放軍打得很慘烈。中國軍隊從四面八方包圍我們，並且陸、空兩路同時出擊。聽說當時從拉薩、西寧、昌都等地共調動了四萬解放軍。空中有飛機轟炸，地上有騎兵和步兵。飛機首先轟炸了班巴寺，然後四處轟炸。逃難的中措民眾被打死得最多，很多地方都看到被打死的難民屍體。就這樣，雖然各地都有我們的人守衛，但終因寡不敵眾，節節敗退，很快我們也與抵抗者們一起打仗突圍，從加拉班巴撤離。
當我們退到紮崗時，聽紮崗當地人說，白瓊大部的一個小雪巴，賁叫扎西堅贊，他們遭到了中國軍隊的圍剿，被逼到了紮崗。在紮崗他們一直堅持到子彈打完，就把槍枝全砸到大石頭上毀掉，又拿著刀衝殺，最後整個雪巴的男人們全部死了。婦女們之前就對賁表示過：我們跑了這麼遠，仍然到處都是中國人，無處可跑。男人們若死了，我們也會同歸於盡的。雪巴的男人們戰死後，女人們就帶著小孩跳河自殺，有的女人抱著三、四個孩子一起跳了河。總之，這個小雪巴的男女老少都死了，無一倖存。另一個紮堆雪巴也遭到了解放軍圍剿，傷亡慘重，打到最後頭人紮堆被解放軍俘虜了，中措民眾也死去和被捕了很多。
扎西堅贊和紮堆，是囊謙嘎瓦地區白瓊大部兩個小雪巴的賁，我認識他倆。他們曾多次到加拉總部領取武器、開會等。扎西堅贊的雪巴有50多戶屬民跟隨他。1981年我回西藏時，又打聽了扎西堅贊雪巴的事，的確如我當初聽說的那樣，全雪巴沒有剩下一個人！
11. 戰友們遇難
我的小組和CIV培訓的另一小組一起，我們邊打邊撤，但沒有與龐大的難民隊伍一起行動。無論走到哪裡，處處都有中國軍隊。有一天，我們白天突圍打了一天，晚上繼續騎馬沿著一條山路走，目的是往北方羌塘撤離。夜很黑，伸手不見五指，但我們還是遇到了解放軍襲擊，大家被打散了。不久後我的組兩人，另一組五人共七人我們再次匯合，可是我的小組有四個成員沒有出現。
後來我們才知道，被打散後他們與我的表兄弟沃嘎在一起，當晚並沒有出事。第二天他們上山，在一個地方休整時，被解放軍發現並包圍了。據他們當中唯一的倖存者講，他們抵抗了很長時間，最後我的小組的兩個成員服毒而死，另有一個成員怎麼死的，這位倖存者不清楚。但他看見了我們組的益喜是怎麼戰死的。益喜握著布朗槍還擊時，被解放軍的機槍打穿了，益喜的皮袍被打得碎皮飛濺，嘴裡淌著鮮血，可他臉上帶著笑，還繼續開了幾槍才倒下。益喜是德格鄧柯人，第16世噶瑪巴的侄子。我們一起在CIA接受了六個月的培訓，又一起空降到加拉班巴。他待人和善，很瘦，訓練的時候我們常常幫他，他也總是盡力完成。他強烈地忠誠西藏。我的小組六個人中戰死了四個，這四名戰友是在同一天遇難的。
我們轉戰各地，常被打散，然後又匯合。大多數時候，只有五六個人與我一起，有時我們也會遇上兩三百名護教軍。斷糧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各地都在打仗。有時連走幾天無論到那兒，耳朵裡都有槍聲。有一天槍聲稍息片刻，我們便停下來燒茶休整。當時我們與芒康賁和他帶領的一百多名護教軍在一起，他們燒茶我們也燒茶。
這時有護教戰士看見了一隊解放軍。這些護教軍雖然有炮，但不會使用，就過來請我們去幫他們開炮。我們另一小組的兩個成員去了他們那邊，可在他們開炮之前，解放軍的炮已經先打過來了，芒康賁次多的兩個兄弟死在了炮旁邊。
我們的炮是肩扛式的；中國人的炮在地面架成一排，同時向我們射擊，火力非常猛烈。我們所有人都趴下了。那次，雖然我們的人員傷亡不是很大，可是馬匹傷亡慘重。那些被炮擊受傷的馬在雪地裡驚跑，把雪地染得一片血紅。大多馬匹都死了，從這天起我們就沒有馬了。而我當時竟這樣想：有馬的時候總是遭遇解放軍，馬沒了也好，可能就不會再碰到解放軍了吧？除了馬匹，我們還損失了唯一的一台發報機。自此我們無法再與上面聯繫了。
12．從波密撤往印度
現在，我們空降人員共7人：我的組只剩我和一個成員，另一小組有5人，加上我們請的8個幫夫，還有芒康賁和他帶領的從各地逃跑聚攏來的人。我們決定一起去波密，再從波密去印度。我和芒康賁請一個家在波密的老僧人給我們帶路。
一路上沒有吃的，靠打獵吃肉維生。這一路隻遇到了兩次解放軍。到了波密，老僧人說：「我已經到了我的家，無論死活都要留在家鄉，我不走了。你們往前走到下波密，那裡有一條河，過了河後基本上就沒有中國人了。從那裡你們再去一個叫嘎瓦隆的地方，從嘎瓦隆翻一座大山過去就到印度了。」大家都勸說老喇嘛一起走，不走的話會遭到中國人的清算，但他不想走。我的同伴們說：「他如果不走，就可能會告密。我們把他殺了吧。」我說：「不要殺他，我來親自帶著他，不會讓他跑掉的。」我們一路看緊了他，他也沒有試圖跑掉。到了耶日寺，老僧人是在這個寺院出家的。從寺院繼續往下來到一條河邊，河上有橋，可是有中國人把守，我們不能從橋上過。看河水不是很大，我們就涉水而過……
一行人晝伏夜出。有一天我們白天藏在一個凹地裡，天快黑時大夥兒陸續走出凹地，我們離開時多數人已經上了路。途中我們遇上了幾個中國幹部，我們的人馬上開了火。我叫大家立刻停火，因為天黑對方距離我們較遠，打也打不中。我們跑到安全地帶清點人數時，發現缺了另一空降小組的三個成員和一個幫夫。我派了兩人回去接應那四個人。接應的人回來說那四個人根本沒有追尋我們，不知去哪兒了。那四人就此與我們走散了。後來我們才知道，走散後兩三天，他們遇到了中國軍隊，一直打到彈盡糧絕，最後都服毒死了。
那天夜裡我們繼續趕路，又遇到一條河。我們有一位年長的幫夫甘納，他第一個涉水，一下子就被水沖走不見蹤影了。我們被堵在了河邊。第二天天亮後，我派了一個幫夫去查看水勢，他回來說河水很大，沒法過河。我和兩個人也去查看，上下走了很大一段，最後在下游發現一處河面很寬，水勢比較緩。我們決定在那裡渡河。晚上渡河時很順利，水不是很深，只齊腰部。過河走了一段，發現前面有一個人，我們以為是中國人，大家都趴下準備作戰，結果見他只是待在那兒，沒有別的動靜。我們摸索到他跟前，才看清他是被水沖走的幫夫甘納！他還活著，我們好高興！
第二天到了嘎瓦隆。在嘎瓦隆的山腰上有一座寺院巴桑多吉寺。這個寺院裡的東西都好好的，可是僧人蹤影全無，只有一個打掃寺院照料供燈的人的屍體。我們決定在巴桑多吉寺過夜。經堂裡有很多做好的「朵瑪」，還沒來得及供奉。我們就把朵瑪全部搬到院裡，投進火裡火供了。這天晚上我們睡得很香，因為寺院裡有床，還有皮褥子。巴桑多吉寺有滿寺的銅佛像，我們沒在意，可是那個被我們挾持的老僧人拿了一尊小佛像，很珍貴。我們那會兒年輕，大多二十來歲，對佛像這些東西不太懂；老僧六十來歲，他懂。
第二天從巴桑多吉寺出發，翻過嘎瓦隆山口，到了一個叫金哲的地方，從金哲再繞過了一座山。聽說這個地區曾經有中國人經過，不過這時已經沒有了，因此我們可以打獵。其實一直在森林裡走，也見不到多少野生動物，連續五、六天沒有打到獵，我們只好設法捕魚。我們看到河裡有魚，往河裡扔手榴彈，魚被炸死浮上水面，可水流太急，下去撈魚我們也有被水沖走之險，結果連魚也沒捕著，還是沒有食物吃。後來我們撿到了「白瑪果巴」香客遺棄的五匹馬，三大兩小。看到這幾匹馬後我們鬆了一口氣，知道不會餓死了，儘管藏人原本是不吃馬肉的。我們商量後殺了大馬，因為大馬塊頭大，夠大夥兒吃了。殺生也只是一條命。我們開槍射殺了那匹馬，取出馬肝烤了吃。離開巴桑多吉寺的時候，我們拿了一些鹽和花椒之類，煮馬肉時就放了一些。這裡沒有中國人，燒火做飯很放鬆。等吃了馬肉，我們才看見遠處有一隻野羊，我們中有人朝野羊開了槍，打中了，野羊倒了下去。他們跑去撿，才發現野羊並不很大。
這匹馬我們吃了四、五天，一直維持到遇見一個村莊。這是一個白瑪果巴的村莊，他們懂藏語。我們用一支槍換了一頭牛，還買了酒，玉米等。在這個村莊裡我們待了十幾天，像過年一樣。緊接著卻病倒了，長期食物不足，突然食物充裕吃多了無法消化，也無法吐出來，差點被漲死！
繼續趕路到了美朵縣。美朵縣白瑪果巴是色拉寺的屬民，但當時色拉寺的官員不在。我們在那裡待了幾天，當地人也給我們送來了食物。幾天後我們到了古布的地方，這裡有印度的軍隊。
在邊界上我們受到印度軍方的審問。他們說：「你們的槍枝非常好，是從哪裡得到的？」我們回答：「是我們的頭領發的。」又問：「你們的頭領在哪裡？」我們說：「已經被打死在戰場上了。」印度人問：「你們頭領是從哪裡弄到這些槍枝的？」我們說不知道。我們空降人員有長短槍各一支，其實槍枝上有美國製造的商標。芒康賁帶的人也有槍。我們向印度軍人繳了武器。
印度軍方給我們發了食物，並把我們送到了飛機場。在機場有很多人滯留，有的等了十幾天，有的已經等了一個月。不知為何，印度人沒讓我們停留，安排我們當天就乘機出發，送到另一個小機場，然後乘船，再坐汽車去了麥素瑪瑞。在麥素瑪瑞有四水六崗護教軍辦公室。在辦公室有我們認識的人，他們說你們馬上去大吉嶺。我問他們去大吉嶺不需要任何證件麼？他們說會通知有關方面，無需證件。四水六崗辦公室的人還給我們發了五十盧比路費。
於是我們由麥素瑪瑞經西裡古裡，去了大吉嶺。在大吉嶺住在一個熟人家。有一天我們在街上看見夏克家族的一個文書，我叫他，他一時都沒能認出我來。我們託他去見拉莫次仁。因為派我們接受CIA培訓的是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先生，他的秘書是拉莫次仁。當時我們認為直接去找拉莫次仁不妥，所以託這個人去，請他轉告拉莫次仁我們已經到了大吉嶺，接下來該怎麼辦？各自解散回家還是怎麼的？這個人去告訴了拉莫次仁，拉莫次仁安排我們在大吉嶺郊外的一所破房子裡暫時住下，大概住了一個月。其間，我們向嘉樂頓珠和四水六崗的人彙報了情況：當初我們是兩個小組共17人空降到加拉班巴的，現在只剩下了包括我在內的5個人。美國負責培訓我們的人也來見了我們，並詢問了詳細的情況。隨後，拉莫次仁詢問我們：能否考慮去木斯塘？流亡藏人在木斯塘成立了抵抗中國人的遊擊隊組織。我的四位戰友決定去木斯塘。我由於有家眷孩子，而且當時家人就在大吉嶺，所以我無法去木斯塘，請求安排我在大吉嶺工作。那是1960年，我再次與家人團聚了。
14．我們對中國人的信任感消失了
我不是「叛匪」。我不是為了自己的吃穿、錢財而戰，而是憎惡中國政府的政策方針，反抗中國毀滅我的國家的宗教、文化和習俗，所以我成了中國人所稱的「叛匪」。但我沒有背叛德格傑布（德格王），沒有背叛達賴喇嘛，沒有背叛「博」。
這麼多年來，我經常想起我的戰友們，他們都是勇敢的人。我最常想起益喜，還非常想念另一個空降組的戰友布且，他也是德格人。布且是一個捨己為人、義博雲天的好漢。我們從西藏撤到印度後，他去了尼泊爾的木斯塘藏人遊擊隊基地。這個基地後來被尼泊爾政府關閉了。在撤回印度途中，布且和加多旺堆一起，旺堆被尼泊爾軍隊打死了。布且回到印度後沒有工作，常來我家拜訪。後來他又去了尼泊爾，就此失蹤了。有人說他被人殺了，也有人說他返回了西藏，總之沒有下落了。
共產黨之前的中國人和之後的中國人有很大區別，這是我們多數經歷過那些年的老藏人的感受。過去我們遇到的中國人守信用，可以信賴。那時有些中國人說話時會說「我是中國人」，表示說話算數，君子一言。我們曾經非常信任他們。共產黨沒有來西藏之前，我們認為中國人是一個講義氣、守信用的民族。
共產黨來了以後，最初對藏人說一些很好聽的話，慢慢地我們感覺到他們口蜜腹劍。後來我們質疑他們：你昨天是那樣說的，今天怎麼又這樣說？他們會說：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就這樣，我們之前對中國人的信任感消失了，對中國人的看法也變了。當然，我並不是說所有中國人都如此，但共產黨的追隨者們的確是這樣。普遍來說現在的中國人戾氣很重。
解放軍軍人曾經駐紮在我們德格的家，我和他們相處得很好。後來他們成為了我們的敵人。如果在加拉班巴，那些我認識的解放軍站在我對面的話，我肯定很難向他們開槍，但那時我已經明白：我們有我們藏人的立場和目的，他們已經是我們的敵人。如果你不向他們開槍，他們就會殺死你，所以戰場上若遇到他們，我一定會設法殺他們。
在空降加拉班巴之前很久，我就記起了那位解放軍軍官的警衛員說的話：「將來你們絕對不會有好結果。」哈哈哈……
流亡五十年，除了1981年作為參訪團成員回過一次西藏外，我再也沒有回故鄉。我的日常祈禱通常是，以大圓滿法的修行法門，祝願所有眾生解脫。
叛国有很多种，死刑只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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