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0日星期日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 康区理塘 热珠阿旺(五)

热珠阿旺:1927年生于西藏康区理塘。九岁入理塘寺出家。1950年代表理塘寺院和理塘地方民众赴达孜多(康定)与中共接触,前往中国北京等地参观。1957年,以抵抗中国奴役为宗旨的“四水六岗”组织创立者之一。1958年,前往山南珠古塘成立“四水六岗”军,担任要职。多次与中共军队正面交战,并在山南工噶县境内伏击中共军方车队大获全胜。19593月,从扎囊护送达赖喇嘛尊者至琼结后,再次返回山南阻击中共追兵。1959年流亡印度。1962年至1976年在印度西藏特种军22军服役,担任代本(团长)。现居住在印度新德里









12.噶厦政府要四水六岗军解散


护教军在山南宣布成立后,噶厦政府对各宗的命令是:不许参加四水六岗军;不得为四水六岗军提供粮食和衣物;如果四水六岗欺压民众,立刻上报噶厦政府等等。另外,噶厦还派政府代表和三大寺的代表到山南来,要求面见恩珠.贡布扎西。我们说:“我们不知道贡布扎西在哪儿。” 没让他们见。他们便见了护教军别的一些头头。他们带来了噶厦政府的命令:“在‘博’的土地上(译注:藏语“博”,即Tibet,包括多卫康三区和嘉绒、羌塘),不能成立军队,不能欺压平民。噶厦政府决不容忍违法行为。”由于没能将噶厦的命令直接交给贡布扎西,噶厦代表就要求向全体四水六岗成员宣读这份命令。这是噶厦第一次派代表来的情况。


噶厦第二次派来的代表主要是说:“噶厦要调解共产党与四水六岗的矛盾。你们不要与共产党对立,你们建立护教军是不对的。”这些代表也要求见恩珠.贡布扎西,问我们对上次代表带来的噶厦的要求有什么意见?四水六岗方面说:如果噶厦政府要让我们和共产党和解,那么共产党首先要停止对康区和安多一天比一天严重的军事行动。我们都是康和安多难民,逃到拉萨后都还被共产党抓捕和追杀,所以我们才跑到山南的。我们并不愿意打仗。

噶厦后来又派来一次代表,坎穷堆旺和朗色林,他们是噶厦第三次派来劝说护教军的代表,结果他们来山南后留下不走了,也加入了四水六岗军。


13. 去甘丹钦科寺取武器


康巴和安多人一般都会打枪,因为他们以前在家乡的时候打过猎,防御土匪要用枪,玩乐的时候也喜欢玩枪。可是四水六岗护教军成立后,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武器。


恩珠.贡布扎西在拉萨时,就请求过噶厦政府提供武器,可噶厦政府不敢。护教军到山南后,达赖喇嘛的侍卫总管帕拉给恩珠.贡布扎西捎了一封密信说:“噶厦政府在甘丹钦科寺有一个武器库。我派人去看了一下,那里有部分武器还能用。甘丹钦科寺的武器库没有军人守护,你们自己设法去取吧。”恩珠.贡布扎西便带领了一千人,我也是指挥官之一,到甘丹钦科寺去取武器。一千人当中,只有32个安多人。


去甘丹钦科寺的路上,在宗嘎宗多(译注:地名),我们遭到了解放军的伏击。他们在那里设了九道埋伏,当我们进入了第三层埋伏时,才发现遇到伏击了。随后就打了起来。第一、第二、第三层的解放军全部被我们打死了,我们甚至还缴获了很多武器。我们这边死了3个指挥官,加上士兵,总共死了49个人,另有114个人受伤。我们不能继续往前走,就返回了一段,绕过秀谷拉山口,在这个山口我们碰上了三辆解放军的军车,我们摧毁了这三辆军车,继续往甘丹钦科寺去。

快到甘丹钦科寺的时候,恩珠.贡布扎西命大部人马扎营,他亲率两百名骑兵先抵甘丹钦科寺。可寺院的僧人们拿着枪不让靠近,说这是噶厦政府的武器,没有噶厦的证明,我们不会让你们拿走。

护教军另有30多人去了甘丹钦科宗(译注:甘丹钦科地方行政总府),宗本不在(译注:宗本,地方行政长官)。我们把四水六岗的军旗升上了宗府的房顶,拿走了宗府里的30多条英制卡丹枪。这期间有当地老百姓来给我们报信,说在离宗府不远的一个小寺院里有五十多个解放军。巴塘的指挥官遂带领五六十个骑兵冲了过去,解放军看到护教军后骑上马就开跑,巴塘骑兵们一直追到山脚,那些解放军丢下马跑进山里去了。

第二天,我们与恩珠.贡布扎西他们汇合时,恩珠.贡布扎西说:“甘丹钦科寺不让我们拿武器,我们好好跟他们解释了,他们不听。现在怎么办?”随后恩珠.贡布扎西决定:第二天天亮时,强攻进入寺院拿武器。接到这个命令后,我去找恩珠.贡布扎西,对他说:“身为护教军,向寺院开枪是非常可耻的事!”恩珠.贡布扎西说:“我们千辛万苦来到这里,难道不拿武器,空手回去吗?”争论了半天,最后恩珠.贡布扎西决定:只要甘丹钦科寺的僧人们不开枪,我们就不许开枪。

甘丹钦科寺共有八个门。晚上我们靠近了寺院各个门口。第二天天亮时,我们破门而入,僧人们没有开枪。我们向僧人们问了堪布和大喇嘛的住处,并找到了堪布。经过谈判,寺院方面给了我们武器:共有四门小型炮和两门大型炮、491条英制卡丹枪、20条布朗枪、18条“征甘”枪(译注:此为音译)以及子弹若干。我们找了一百匹驮马来驮运这些武器。

14.尼木的惨烈之战

取到武器,返回山南的路上,有来往于拉萨和日喀则方向的解放军的军车。我们先后设埋伏一共袭击并摧毁了10辆军车。有两辆军车运的是军马,马全都被打死了;还有一辆车里全是女兵,都是年轻女孩子,看起来在1530岁之间,而且都很漂亮,胸前戴着大红花。听说那些女孩是发电报和放电影的,而且都是有职位的。其中有几个女兵当时还没死,我的同伴说要杀了她们。我说:“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她们已经受伤了,会死的。”我有点可怜她们。虽然这些女兵有徽章,职位也高,但毕竟是女人,还是有点让人心疼,所以我就没让开枪。其他那些男士兵,他们曾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麻烦,打死他们我们感到很高兴,根本不认为有什么罪孽。有四辆车的司机被我们活捉了,我们自己有三、四个人受伤。后来远远地见有解放军大队伍过来,我们就准备撤离。问恩珠.贡布扎西怎么处理那四个军车司机,他说杀了也没用,放了吧。就放了那四个司机。然后我们去了尼木。

刚到尼木不久,民众来报信说:“有很多解放军向尼木开来。”在尼木渡口,护教军看见解放军已经把渡口的船支全都给掌握了。向护教军开来的解放军有三路:达珠康阿一路,唯玉宗方向一路,曲水一路。于是护教军也兵分三路去伏击他们(译注:达珠康阿、唯玉宗、曲水等都是地名)。

第二天天快亮时,从达珠康阿来的解放军到了。设伏迎战达珠康阿一路解放军的,是巴塘、芒康、擦荣三地的人编成的护教军。达珠康阿这路解放军大概有一千多人,他们不要命地往前冲,第一次冲来时,护教军抵挡住了;第二次冲来的时候,芒康的7个人被打死了,其中有一名指挥官,还伤了我们16个人。

其中有一拨解放军打到了尼木村,占据了两户大户人家的房子。护教军从三个方向包围了那两户房子,却半天无法攻下,恩珠.贡布扎西甚至说他要亲自去攻。我当时正在另一路打仗,接到了恩珠.贡布扎西的命令,让我到他跟前。我到达他那里时,解放军正躲在那两户人家的房子里,我们开枪没用。姜华亭开了两炮,然后用汉语喊话:“投降!”有一个解放军回喊说要投降,我们就喊:“出来吧,”那个解放军刚带着人走出房子,没想到我们设在另一方向的人却开火了,开火的人不知道出来的解放军是要投降的。这个领头的解放军受了伤,他回头往屋里喊:“不要投降,他们是骗人的!”他喊的汉话,只有姜华亭和我等几个人听懂了。紧接着两座房子里的解放军又开始向外开枪……我们派人冲到那个房子外的墙脚下,把墙脚挖开了一个洞,塞进了干草和木柴。但是房子里还有那户主人,解放军自己不出来,也挟持了他们,不让他们出来。最后,我们只好点火把房子给烧了。

这是我人生中最让我心碎的事。因为解放军不让他们出来,我们也没别的办法攻下,所以只好都烧了。后来听人讲,这个村子里的人都说,当时四水六岗的人确实别无选择,只好烧了房子,没有一个人谴责四水六岗的。我们是早上9点左右烧的房子,到下午撤离时,那房子还在发出爆炸声。另一栋房子也这样被我们烧了。下午我们撤离了这个村子。

我负责抵抗唯玉宗的那一路解放军只有三、四百人,我们打了一会儿,他们就掉头撤了。所以没怎么打,我们也撤离了,我们是打游击,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我们也派了人护送伤员去四水六岗总部,那些伤员都安全地到了山南总部。

另有两百名护教军分去迎战从曲水方向来的解放军。打了一天一夜,具体打死了多少解放军不知道,据这路护教军自己说打死了两百人,我们这一方死了45个人。

尼木一战打了整整一天一夜,很多解放军被打死,是一场惨烈的战斗。解放军是做了充分准备的,而我们是在尼木设伏,等着他们。由于解放军是列队过来,我们则是躲在各处分别伏击,所以这次我们算是占了便宜。我们不知道究竟打死了多少解放军,后来听尼木当地人说,大概死了一千人。我们自己也伤亡不少。尼木的民众对护教军很好,给我们送了食物。 

15.姜华亭开炮救了我的命

我们往嘎贡方向转移。走了一天劳累过度,骑在马上都会睡着掉下马来。第二天早上到了嘎贡,爬到山口时,遭遇了一支从羊八井过来的解放军,大概有七、八百人,他们用机枪和大炮打我们。当时我们已经有了炮,汉人洛桑扎西(姜华亭)和安多人格桑嘉两人会开炮,他俩动手架炮,我带了几个人冲下山口去打,解放军的火力非常猛,打得我们抬不起头,同时解放军还在向我们推进,我想这次我完了。正在这时,姜华亭开始向解放军开炮,他开了很多炮把解放军打退了。姜华亭和恩珠.贡布扎西在一起,由于我们炮弹有限,恩珠.贡布扎西还骂了姜华亭:“你怎么打了这么多!”但姜华亭的炮帮了我很大的忙,虽然用了很多炮弹,可救了我的命哈哈哈……由于有炮,这一战我们占了便宜,把解放军打得很惨。

这一战护教军死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们理塘人森格多朵。之前我们叫他不要冲,可他不听劝拼命冲,结果被打死了。他身上背了三支枪,我们不能扔下,于是我带了四、五个人一起去找他的尸体。在一个坡上我们发现了他的尸体,我让同伴们把尸体拖到一边,我在原地掩护。当时我还朝解放军的方向开了十几枪,那边没有反应,原来解放军已经走了。我们把森格多朵身上的枪和嘎乌护身符取了下来,把尸体扔进了河里。

然后我们去追赶护教军大部队。追到一牧场时,四水六岗军有一百来人在那儿等我们,吃了饭后我们继续一起追赶大部队。我们要经过羊八井去纳木措方向,因为只有这条路,其他地方都有解放军追剿。在羊八井,远远地看到解放军的车队,车灯像星星落到地上一样多。继续赶了一段路后,我们遇到了几个四水六岗护教军的成员,我问他们护教军大部队在哪里?他们说:“大部队已经走了。”我又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他们回答:“我们在等你们”。其实,这几人是看见前面有那么多解放军后,准备往回逃跑的哈哈哈……随后我们一起继续追赶护教军大队人马,而身后有尼木的那支解放军部队在追赶我们。


采访者:唐丹鸿
翻译:桑杰嘉
采访地点:达兰萨拉
采访时间:20108
 
 

2013年10月8日星期二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 康区理塘 热珠阿旺(四)


热珠阿旺:1927年生于西藏康区理塘。九岁入理塘寺出家。1950年代表理塘寺院和理塘地方民众赴达孜多(康定)与中共接触,前往中国北京等地参观。1957年,以抵抗中国奴役为宗旨的“四水六岗”组织创立者之一。1958年,前往山南珠古塘成立“四水六岗”军,担任要职。多次与中共军队正面交战,并在山南工噶县境内伏击中共军方车队大获全胜。19593月,从扎囊护送达赖喇嘛尊者至琼结后,再次返回山南阻击中共追兵。1959年流亡印度。1962年至1976年在印度西藏特种军22军服役,担任代本(团长)。现居住在印度新德里
9.“在拉萨,我们在汉人眼皮底下活动……”

汉人的实力、武器都是我们无法比的,我们没有任何希望把康和安多的侵略者赶走,但康和安多各地的头人们仍然带领着属民反抗。我们希望藏、汉分开,至少使达赖喇嘛能够与毛主席对话;希望能把被控制的达赖喇嘛从汉人手中夺回来,如果我们没有了达赖喇嘛,那一切都完了。我们在拉萨成立了一个组织,可谓“四水六岗”的前身。那时在汉人眼皮底下活动,做事很艰难,若被发现会立刻被抓捕,但我们还是做了不少努力。例如:

我们曾前后两次向噶厦申请成立民间组织“人民会议”,都被汉人取缔了(译注:“人民会议”主要是以在拉和普通民众为成的反抗力量,宗旨是维护西藏独立,保护西藏宗教,推动西藏民主。成立于195111月,主要负责人是藏巴拉秀·巴成列、洛卡人蚌塘秘书坚赞洛桑和康巴阿洛琼泽四个月后被取缔,其成的反抗活动并没有停止并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四水六岗护教军)。汉人对噶厦强力施压,“人民会议”里的人被抓的抓、关的关。恩珠.贡布扎西以闭关为名躲到了甘丹寺。半年后被抓的阿洛琼泽等负责人,在三大寺的担保下被释放。一释放出来,恩珠.贡布扎西就安排阿洛琼泽经不丹去了印度。阿洛琼泽到了印度后,在噶伦堡建立了“西藏福利协会”,并成为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的主要助理之一。

1956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访问印度的时候,嘉乐顿珠在印度噶伦堡。恩珠.贡布扎西联系了嘉乐顿珠,希望他寻求国外的军事援助。嘉乐顿珠回答说可以寻求援助,但是千万不能泄露消息。如果泄露消息,会对达赖喇嘛造成很大困境。当时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布切,也参与了这事。CIA培训我们的抵抗人员,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也派人与理塘方面联系,告诉他们我们会援助。当时理塘各地都在打,每天都有一两百人被打死。理塘人也给解放军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理塘人没有好武器,没有大炮;好一点的枪也是从汉人那里抢来的。同时有大批康和安多的难民涌入了拉萨,里面有很多理塘人。我们在拉萨选了一些人,派他们去噶伦堡,由嘉乐顿珠再安排他们接受CIA培训。除了阿塔、洛才(译注:阿塔、洛才是第一批接受CIA培训的抵抗人员。并在受训结束后,跳伞进入西藏境内搜集情报),最初受训的人员中,还有来自我们理塘的67人,CIA也尽力培训了他们。那时我们这个组织里的成员都对美国的援助抱有很大期望。

拉萨这边,当时汉人还不能公然限制宗教活动。那么在拉萨的巴塘人、理塘人和吉塘人开始联合起来,祈请达赖喇嘛举行宗教法事活动,祈请达赖喇嘛传授时轮金刚灌顶。1957年在恩珠.贡布扎西组织下,拉萨僧众为达赖喇嘛献上了黄金宝座。这些活动中国人认为是以宗教为名进行的,没能阻止。通过这些从来未曾举行过的宗教活动,康巴人、安多人都联合了起来(译注:恩珠.贡布扎西等以祈请尊者施时论金刚灌顶为名联合各地人士,又以向尊者供奉黄金宝座为名募集资金,各地商贾倾囊捐助,拉萨、山南等地无论贵族百姓踊跃捐献许多贵妇人当场取金耳环、金手镯以及康巴妇女取下金纽扣等。四水六岗组织一方面打造黄金宝座,一边暗中购置枪支、刀矛和战马,招集来自图伯特各地,特别是来自康和安多等地的民众,最后组成了四水六岗护教军)。

当康和安多藏人在拉萨联合起来以后,恩珠.贡布扎西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大,到了每个人都听他的地步。亲达赖喇嘛的贵族官员们也与恩珠.贡布扎西建立了密切联系,噶厦政府的藏军代本们,也和恩珠.贡布扎西有了来往。那会儿如果中国人抓捕恩珠.贡布扎西的话,所有人都会反对,包括藏军(译注:当时藏军已编入解放军编制)。

当时康和安多各地各自分散混乱地抵抗中国人,没有多大效果。我们认为对汉人的反抗应该有一个总体规划,如果能团结所有力量打一场大战争的话,印度的尼赫鲁就会出面调解藏中问题;另外,美国方面也会给中共施加压力。最重要的是,达赖喇嘛是西藏三区今生来世的怙主,我们不能让他落到汉人手中,否则我们藏人就全完了。

因此恩珠.贡布扎西召集三大寺的堪布等重要人物,以及康和安多的商人们,对他们说:“共产汉人首先会消灭康和安多,之后也不会放过卫藏。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等所有的寺院都跑不掉,而且达赖喇嘛也会有危险。如果达赖喇嘛有什么闪失,我们就会变成瞎子……所以我们的三大寺、民众、贵族官员、藏军和各地抵抗游击队应该联合起来,保护达赖喇嘛不落入汉人手中。” 三大寺和商人们都说:“请您决定吧,您说什么我们都服从。”

1957年藏历四月,达赖喇嘛传授时轮金刚灌顶时,恩珠.贡布扎西、吉索等我们六人去拜见了尊者的经师赤江仁布切,请求他赐给我们这个组织一个名字。赤江仁布切说:“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过‘四水六岗’是整个康和安多的总称,我认为这个名字好,你们就叫这个名字吧。不过你们也再去请教一下林仁布切。”(译注:指的是第六世林仁布切,尊者的老师)起完名字以后,我们还占卜了一下,占卜结果也显示这名字很好。这就是四水六岗护教军成立的的主要目的和大致经过。

10.正式成立“四水六岗护教军”

当康和安多藏人在拉萨联合起来以后,虽然噶厦里亲达赖喇嘛的贵族官员们支持我们,但那些官员已经没有任何实权。他们担心,如果与汉人对抗,则会形成汉人对达赖喇嘛的更大威胁。所以这些亲达赖喇嘛的官员不可能发挥大的作用。噶厦政府已经分成了两派,那些中国人的走狗,比如阿沛他们则很有权力,汉人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四水六岗成立后,噶厦政府甚至发布公告限制我们。我们非常清楚那是来自汉人的压力,非常清楚噶厦政府的能力就是给汉人献媚。我们除了对达赖喇嘛身边的人还有一点点信任以外,对噶厦政府已完全失去了信任。

我们四水六岗的人当时对美国的援助抱有很大希望。而美国方面更想知道噶厦的态度,尚不清楚我们已经成立了四水六岗这个组织。1958年,CIA培训的抵抗人员阿塔和洛才先空降到桑耶,随后辗转来到拉萨。阿塔和洛才的任务是:与噶厦政府建立联系,搜集噶厦政府与共产汉人关系的情报;以及了解如果西藏方面决意抵抗,需要哪些方面的援助等。阿塔和洛才藏身在山上,托恩珠.贡布扎西帮助与噶厦联络。恩珠.贡布扎西与噶厦政府里的亲达赖喇嘛派联络时,达赖喇嘛的侍卫总管帕拉(译注:西藏贵族帕拉.土登维登)却考虑到亲共派的势力,担心若被汉人发现了,会招致更多麻烦,就没同意洛才和阿塔与噶厦有关人员见面。因此,洛才和阿塔与噶厦建立联系的任务就没能完成。后来阿塔和洛才跟随四水六岗去了山南。

在阿塔和洛才空降到桑耶的同一天,另有CIA培训的抵抗人员加多旺堆等4人,空降到了理塘。加多旺堆他们的发报机出了故障,与CIA方面失去了联系。我认为,如果当时CIA知道我们成立了四水六岗这个组织的话,美国就很有可能援助我们。

在拉萨,倘若我们大张旗鼓地宣布这个组织,共产党不会答应;小范围内宣布,也没有多大意义。更重要的是,如果四水六岗护教军集中在拉萨,与解放军发生冲突,会对达赖喇嘛很不利。所以我们决定离开拉萨,前去山南。虽然很多康巴和安多商人在拉萨有妻儿,可是仍然决定离开家,去山南加入护教军,而且得到了妻子的支持。当时,中国军队在西藏的实力还不是太强,尽管知道我们去山南,也没有阻挡。

1958616我们在山南孜古塘正式宣布成立“四水六岗护教军”。

四水六岗护教军不是随便凑合起来的,而是有组织的。护教军总部是整个护教军的灵魂,康巴人的主要负责人是恩珠.贡布扎西,安多人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是晋巴嘉措,他们俩是四水六岗的最高头领。他们下面有七个部门:指挥部,给养部,宣传部,安全部等等。宣传部的工作是向民众介绍,我们为何成立四水六岗护教军,我们是放弃财产和离开家人来参加护教军的等等;安全部主要负责调查和发现汉人的特务。七个部门下面是按藏文字母顺序编制的队伍,一共有18名战斗指挥官。每名指挥官都是由七个部门联合认定的。护教军中理塘人人数最多,故而有两名负责理塘人的指挥官,我是其中之一的右路指挥官“玉如”。

恩珠.贡布扎西当时已经五十六岁,安多人头领的年龄也很高。护教军里有很多六十岁左右的人,最大的是一个芒康人,叫洛采,当时已经七十多岁;年龄最小的十四、十五岁。安多、嘉绒、哲霍康巴这些人里面,有人以前跟国民党打过仗,特别是嘉绒人,曾经跟国民党打得非常凶,现在又跟共产党打。我以前从来没有打仗经验,一打仗就是跟共产党打。

11.投诚护教军的中国军官

离开拉萨去山南的护教军中,还有一名投诚四水六岗的中国军官姜华亭,我们叫他汉人罗桑扎西。他是解放军炮兵部队的一名高官。他所在的炮兵部队以前在工布,后来换防到了拉萨。在拉萨,解放军如何对罗布林卡、甲波热(药王山)、布达拉宫等部署炮兵和炮位,他投诚后都对我们讲得很清楚。

姜华亭最初是到噶厦藏军扎什军营投降的。他投降过来的原因,一是他与一名藏人女子相好了,这名女子以前是跟汉人做生意的;二是当时姜华亭的父亲在家乡被批斗而死,得知这个消息后他非常悲痛。第三他曾对部队的同伴说过,共产党的有些做法是不对的;另外,在部队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无论是军人还是文职人员,都应和民众搞好关系等,这使得解放军的官员们对他很不满。会后有一个解放军军官对他说:“你今天的发言有很大错误。”当天夜里,姜华亭就骑马跑到扎什军营投诚了。他之所以选择扎什军营,是因为他的女朋友告诉他,扎什军营的人对解放军最反感。他骑来的那匹马还能听懂人话,叫它趴下就趴下,叫它站起来就站起来。

姜华亭到扎什军营的时候,军营的藏兵们都在睡觉。他对士兵们说:“我是真正背叛汉人来投诚的。”当天晚上藏兵们让他睡在了军营里。第二天带他去见代本等军官,军官们说:“把他留在军营里没有什么用,但恩珠.贡布扎西肯定用得着他。”然后那些军官便与恩珠.贡布扎西联系。他毕竟是汉人,恩珠.贡布扎西也不知他的真假,就降神问卜。降神占卜的结果是收留他,有百利而无一害。再加听了他的经历也非常令人同情,这样恩珠.贡布扎西就接受了姜华亭。我在恩珠.贡布扎西家里时,姜华亭被带来了,但我们也不能把他留在恩珠.贡布扎西家,就安排他住在拉萨郊区的一户人家里。二十多天后,四水六岗要去山南,就把他一起带走了。  

走的那天晚上,恩珠.贡布扎西派我和洛桑项巴等四个人去接姜华亭,拿了藏袍给他换上。然后送他去然麻岗渡口,对岸有两个理塘的四水六岗成员等着接应,由他们送姜华亭去了山南。

那次降神占卜的结果虽说姜华亭会利益我们,我们也相信他,但很多安多人和康巴人没有轻易放过他,他们怀疑姜华亭会暗杀恩珠.贡布扎西。为此恩珠.贡布扎西专门为他开了会,公开讲对他的信任;我也常常向其他人介绍姜华亭的情况。我对姜华亭印象不错,他也很喜欢我。姜华亭有军事知识,他尽力帮过我们。而且姜华亭也说他相信三宝。恩珠.贡布扎西送给他的护身符,他也带在身上。有一次解放军的子弹打中了他的马,子弹打穿了马鞍却没有伤着马。他说:“马活着,我就不会死哈哈哈……”而且每次打仗前他都会念:“嗡嘛呢呗哞哄”哈哈哈……
四水六岗护教军总指挥恩珠仓.贡布扎西
(待续)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之 康区理塘 热珠阿旺(一)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之 康区理塘 热珠阿旺(二)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之 康区理塘 热珠阿旺(三)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 康区理塘 热珠阿旺(五)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 康区理塘 热珠阿旺(六)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 康区理塘 热珠阿旺(七)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 康区理塘 热珠阿旺(八) 


采访者:唐丹鸿
翻译:桑杰嘉
采访地点:达兰萨拉
采访时间:20108



2013年10月4日星期五

西藏问题的“汉人”,一个敏感词




一.“汉人”,一个敏感词




藏人认为:“博是博,加是加”。“博”即政治的、民族的、文化的西藏地域(Tibet),包括多卫康及嘉绒、羌塘等地,藏谚称“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加”指的是不包括“博”在内的中国。“博巴”可译为藏人;“加米”应译为中国人(英语通常都译为中国人Chinese),但汉译习惯上译成了汉人[1]


 “蕃於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这是公元823年,藏汉签署的盟约中重要的一条原则,铭刻在唐蕃会盟碑上。 若把清朝看成满人帝国的话,那么至少从民国起,汉人背叛了祖先的承诺,自认为从满人的帝国“继承”了对西藏(图伯特)无中生有的“主权”,在战争中强占了康和安多的大片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完成了对西藏(图伯特)的全面占领。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中国人不仅指汉人 。鉴于在西藏问题中,的确没别的民族什么事,遵照约定俗成,这里的“中国人”指的是政治的、种族的、文化的“汉人”。


经历了长期的被敌意和被漠视后,西藏问题终于进入了部分中国现行政治反对者和异见文化人士的视野。既然西藏问题关乎中国对西藏(Tibet)的吞并、殖民与压迫,对中国人来说,自然就涉及了罪责与不道德,刺激了荣辱感和负疚感,触动了自我审视与心理防御,“汉人”就成了一个敏感词。


例如:我采访了一些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流亡印度的藏人。近日我在博客上发表了部分藏人的访谈录,也有其他博客作者和媒体分享了这些访谈。在老人们回顾了痛苦的一生后,我都有一个模式化的问题:您最想对汉人说什么?有老人说:“汉人侵占了我的家乡,部落头人死在了汉人的监狱里,部落的人和我的亲人被汉人杀了……我这一生的痛苦是汉人造成的。我本应为众生祈祷,但我做不到为汉人祈祷。”


当流亡者遭受这一切灾难,“穿越时间中所有的痛苦”时,没有一个汉人为他们说话,没有一个。而正如犹太人说“德国人”、中国人说“日本人”一样,当藏人用了“汉人”(加米,中国人),一个共同体的名称时,有汉人针对老人的话说:“藏人没有认识到共党的直接迫害及洗才是首……却主要怪在人身上,不是完全怪了人于受者,弄清自己受的罪魁首,是很关的……”;还有人说:“关于二前和期的各种反人罪行,如果把行者表述‘德国人’、‘日本人’、‘苏联人’……都是称,严谨的表述在的后面都要加上‘粹’、‘国主义’、‘共党’”。


不单这位八十多岁的受害者、在痛苦中度过了一生的老人,在这些对“汉人”一词敏感的人的眼中,即弄不清罪魁祸首,又用词不严谨;而且,任何藏人或同情西藏的汉人,在表述“汉人”这一集体身份时,都得小心。只要你一说“汉人”、“我们(汉人)”,他们立刻就痛陈无辜。反应极端的,不仅“审核”词语,而且火眼金睛立刻看出来了,如果你是藏人的话,你就是一个“破坏汉藏友好”的民族主义者;而如果你是汉人,那你就是挑起民族仇恨的特务或五毛。[2]


在中国现行政治反对者和文化人中,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中共入侵西藏,在西藏犯下了严重罪行。汉人也是中共的受害者,被中共迫害惨死的汉人人数远远超过藏人;藏汉人民都是共产党的受害者。不能把中共犯的罪加在汉族人民头上,普通汉人对在西藏发生的屠杀一无所知,不应该让汉民族为自己不知道、也没做过的事情承担责任。因此,西藏问题是共藏问题,不是汉藏问题(民族问题)。[]


.选择性遗忘的“汉人”


“是中共入侵西藏,在西藏犯下了严重罪行。”——用“中共”替换“中国”,以示中共不能代表中国和人民,这是典型的当今政治反对者的立场,道理也没错,比如中共没经过民选,比如建政以来的极权统治和各种恶行。


但如果回到“当时”呢?


我们的上一代是否还记得:19491950年前后,中国人民心目中的中共,中国政权角逐的胜利者,啧啧,虽然没经过投票大选,但难道不比太阳还光辉?难道不是令人民欢欣鼓舞的正能量?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民就意识到被中共窃国了?还是都认同自己是“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人民的大多数都真心实意跟党走,拥护中共的政策,甘受中共的统治,这样的“加米”难道不算与中共构成了一个政治共同体吗?


印度出生的图伯特诗人丹增尊珠在一次采访中说:“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中国人民觉得是革命的胜利,是进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寄希望成立的,是中国人的一个党,中国人民也曾寄望于这个党能公平地对待工人、农民,以及社会各阶层,寄望于这个党带领他们走向繁荣富强,这是中国人的期望,从大的方向说,是中国人认可的党和政权[4]


正是这个当时“被中国人认可的党和政权”,在当时派遣国家军队将西藏(图伯特)“收回了祖国的怀抱”。当中共以“驱逐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的名义“解放”西藏(图伯特)时,中国人民不赞同吗?中国人民不认为中共正在代表“我们”采取行动吗?


“中国(吞并西藏)的政策必须在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脉络之下检视: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都对民族主义有极大的热情,并且相信现代中国的领土疆界止于喜马拉雅山脚下。”图伯特历史学者茨仁夏加在《龙在雪域》里写到5。在当时,不仅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图伯特人与中国人(汉人)都没什么共同之处,而且面对被统治,两个民族大众的心理也决然不同:一方是被异国侵略占领的、无奈而伤痛的、亡国的人民,另一方是涌上街头载歌载舞、以鞭炮锣鼓和秧歌欢呼《十七条》签署的人民[6]收归蛮邦“五族共和”是中国人早有的理想,中共“解放西藏”、“完成统一大业”的行动获得了中国人的普遍认可。


“汉人也是中共的受害者,被中共迫害惨死的汉人人数远远超过藏人;藏汉人民都是共产党的受害者。”问题是这里有一个时间差啊:1949年,解放军进入康和安多,1950攻陷昌都,1951年逼签《十七条》。这三年,藏人已然是受害者了,不单是中共的受害者,也是“汉人”的中华爱国主义、汉人的中华民族主义的受害者。而当时,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视为高尚道德的汉人民尚不是“受害者”。这个“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大多数个体都有纯朴善良正直的个人品质,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道德感召下,由衷支持了中共“解放西藏”这一“正义”行为。


当时,一方是面对当头厄运,深知寡不敌众、孤立无援的人民,强调一下,当时的藏人已经是双重的受害者了;另一方是由道德的人组成的不道德的社会,是眺望着共产主义乌托邦、拥护中共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的解放事业、积极参与杀富济贫均贫富的革命行动、建设民族“团结”的统一的新中国、充满沙文主义激情的、走在通向奴役之路上的人民。


在此,我不惮阴暗地假设一下下:如果当时是中共政治共同体的“汉人民”,后来没有成为极权统治的受害者,如果没有后来的历次运动,没有大饥荒,没有文革,如果“被中共迫害惨死的汉人人数”没有“远远超过藏人”……那么,面对藏人的反抗与控诉,清白无辜的对词语敏感的“汉人”,将会说什么?


当使用“广大汉人”、“人民”这类词来表达一种“清白无辜”的群体时,请别忘了群体身份的形成和显现,除了血缘种族地域等“不能自选”的因素外,还必然与其“可自选”的社会性活动紧密关联。“人民”并非一个乌托邦整体,并不具有天然纯真性。请别忘了,当时的“广大汉人”是一个有强烈爱国主义、强烈民族主义、强烈共产主义价值观的群体。


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这种群体的支持,中共是否仍然会无所顾忌地吞并图伯特?但我们知道,无论如何,当时中共需要而且拥有了“正义”的理由,这理由建立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心理上,这是被中国人民认可为正义的理由,人民支持了中共“解放西藏”,以彰显自己的正义感和有道德。


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平叛”的公告和决议,发表关于“平叛”的社论时,中国大众同样是理解和支持的,因为“分裂祖国”、“西藏独立”与大一统的爱国主义道德相冲突;当中共喉舌连篇累牍炫耀 “平叛”的业绩:战斗天数、缴获的武器数字、歼灭和俘获的“叛匪”数字……那是党为民除害,代表我们消灭了分裂祖国的敌人。中共的“平叛”符合中国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价值观,因而是“道德和正义”的。


20083西藏抗暴事件发生后,汉人的反应再次向世人展示了:西藏问题中的“汉人”,仍然秉持着与长辈同样的爱国主义,再次理解和支持了中共“反分裂”的行动,因为“反分裂”、“反藏独”仍然符合他们的道德观和正义感。虽然这正义与道德,因他国的沦亡而闪耀,因他族的血和白骨而鲜艳。


当把“我们汉人”这一集体身份放到具体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去,与特定历史时刻中的政治社会变革联系起来时,我们并不是我们自以为的那么正义和道德,也不是自以为的那么无辜。


在西藏问题这一具体的政治社会背景中,不同种族身份的受害者有自己的视角。当躺在砧板上任人宰割,屠夫身后围着鼓掌欢呼的人群,是一种悲哀;当别人遇害的时候鼓掌欢呼,还分得了一块肉一杯血,等杀到自己后方知道成了砧板上的肉,这是另一种悲哀。受害于人与自相残杀是有区别的。


“汉藏人民都是共产党的受害者”是一句选择性遗忘的真话。


被中共迫害惨死的汉人不是用来跟藏人比较死亡数字的。这无论对谁都不妥。


.词义漂移的游戏和责任


“不能把中共犯的罪加在汉族人民头上,普通汉人对在西藏发生的屠杀一无所知,不应该让汉民族为自己不知道、也没做过的事情承担责任。”——写此文的时候,我假想的读者是有能力理解如下问题的人:“我们”是谁?西藏问题中的“汉人”与“汉民族”是同一个概念吗?西藏问题里的“汉人”与“普通汉人”是一样的意思吗?


集体身份通常包含两个层次,一种单指与种族、语言、地域、宗教或传统有关的自然集合体,比如“汉民族”;另一种则是除以上因素之外,还与政治、政体、时代、社会活动、价值取向等一系列因素有关的政治性的文化集合体。


中共是汉人中产生的一个政治组织,中共政权实质是一个汉人的政权,中国吞并图伯特的行为背后,充满了汉人大一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背景,鼓掌支持的、围观打酱油的、利益上分得一杯羹的都是汉人,西藏问题中的“汉人”,恰恰不是指的“汉民族”这个自然集合体,而是指西藏问题产生以来,这个政治的、民族的、经济的、文化的集合体。


在政治话语中,正如犹太人说“德国人”,指的就是特定时代的特定政治环境中的“德国人”而非日尔曼民族;正如中国人说“日本人”,并非指古往今来的大和民族。西藏问题中的“汉人”,就是西藏问题中的汉人,这一身份具有明显的时代和政治特征。当我问流亡老人“您想对汉人说什么”、当流亡者说“我这一生的痛苦是汉人造成的”、当同情图伯特的汉人说“我们汉人应当反思”、当同情图伯特的西方人说“Chinese”……不言而喻,这里的加米、汉人、中国人凸显的恰恰是时代和政治特征,而非种族特征。


对这一词义的理解,并不一定要通过以上这番说明。没读过书的人可以准确领会,民运老将或饱学之士也可能使之意义漂移,看什么心态了。但是,作为政治反对者和文化人,二十一世纪了应该具备这个知识水准:集体身份不局限于血缘和种族上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在具体的政治社会环境中这一集体是什么?


说了要把中共犯的罪加在汉民族头上?谁又能够把中共犯的罪加在普通汉人头上?这些敏感词的人们永远不会给你提供来源或出处,因为出处就是他们自己。他们把中共和“汉人”的逻辑外延变得一样大,切割得毫无关系,仿佛中共是天外来客,汉人是汉人,中共是中共;中共不是汉人,汉人不是中共,在词义的游戏中漂来漂去,让你不敢相信有如此奇葩的反智和自欺欺人……到底在敏感什么呢?他们说了:“不应该让汉民族为自己不知道、也没做过的事情承担责任。


二战结束两年后,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德国罪过问题》反思了极权统治下的国民罪过,将德国人在这场悲剧中的罪过和责任进行了四重区分:


第一种是刑法罪过,它侵犯的是法律。由法院在正式诉讼中,依凭所发现的事实和所适用的法律裁定。


第二种是政治罪过,它源自参与罪恶的政治制度。涉及政治人物和国民的作为。政治责任使受国家权力支配、受命行事的个人,都得承担国家行为的后果。每一个体都要为其被国家统治的方式负责。


第三种是道德罪过,它关系到个人的错误行为。即无论何种情况,个人的每一行为仍然受到道德审视,个人应对自己所有的言行负责。道德责任的行使权属于个体的良心,即律己而非律人。


第四种是形而上罪过,指的是不能尽人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


“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四种罪过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前二者属于公众领域,后二者则属于私人领域。雅斯贝尔斯指出,一国人民不应在法律、道德和形而上这三个层面上承担国家或政权的罪行责任,但他们必须在政治层面上承担这一责任。这就是著名的公民对国家罪行负有集体责任……不能免除的公民罪过就是公民的政治罪过……


 “德国人无论是否具体参与过纳粹政权的罪行,都必须以一国成员的身份‘为一国的政体承担(政治)责任。’这样做的理由有三条。第一,一国成员因政体组织关系而分享共同利益,他们因此必须分担政体的责任;第二,国家有制度化的决策机构和程序,公民既参与其中,就应对其结果负有共同责任;第三,即使国家不具有这样的政策结构和程序,其居民也不能完全推诿共同政治责任,因为他们必须为‘屈从(权力)的环境’负责,正是由于他们的屈从,专制权力才有机会猖狂施虐。 [7]


比照雅斯贝尔斯对罪责的四重区分,西藏问题中的罪责也一目了然:刑法罪过只能是中共的有关决策人承担,永远轮不到“普通汉人”;道德和形而上责任是律己的,已经有汉人、特别是境内的开始不惧危险,为图伯特遭受的奴役发声,这就是道德承担,相信未来这样的汉人会越来越多,西藏问题中的“汉人”形象也会随之改观。多数人的沉默或分享殖民利益,是被他们的良心允许的,别人无权干预,但承受道德指责,承受“汉人”一词带来的不舒服和过敏,也是行为的后果。


作为中国现今政治反对者或关注西藏问题的文化人,如此将“中共”和“汉人”用黑白二分法归类,让反正已经罄竹难书的中共包揽一切,充当“人民”的“替罪狼”,至少会遭遇一些逻辑难题:比如中共是什么种族身份?你说是中共入侵的西藏,那毛时代的中共跟习近平的中共一样吗?中共八千万党员中,很多党员也是极权统治的受害者呢,很多普通党员也淳朴善良,对在西藏发生的屠杀一无所知,“解放西藏”、“平叛”、文革时,好多党员还没出生呢,还有“三退”的党员呢,是否就不该承担责任了?


藏人的逻辑学(因明学)训练是十分了得的,喇嘛们“啪啪”击掌辨经的场景世界闻名。让我们想象一下:聚光灯和世界媒体的长短镜头中,一位异见领袖侃侃而谈,为汉人喊冤,说西藏问题是共藏问题。忽然一个绛红色的身影站起来,问出以上那些问题。您咋整啊?指责别人是“挑起民族仇恨的特务或五毛”?


还是以雅斯贝尔斯《德国罪过问题》这样的角度,来思考“汉人”在西藏问题中的政治责任更文明一点吧。汉人在西藏问题中的政治责任与德国人在二战中的政治责任有异有同,那是另个一议题,但的确有不能免除的责任。


四.“共藏问题”:变更概念的问题


西藏问题虽无明确固定的定义,但纵观西藏历史和西藏现当代史,以及国际藏学界的学术结论和国际法学界的几次调查结论8,这么说应该是靠谱的:中国自清末开始否认西藏(Tibet)的国际地位,产生了一系列藏中冲突;1949年、1950年中国通过战争和武力威胁等手段剥夺了西藏(Tibet)的领土和主权,是西藏问题的关键;以及西藏(Tibet)被异国中国占领、被异族中国人殖民统治后,带来的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其他各种问题。


民族问题,狭义来说是指在同一个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矛盾冲突;与国家领土和国家主权无涉。广义来说,也包括被异族压迫的民族争取独立(如科索沃独立),以及被殖民民族从殖民统治下争取独立。


由上可见,西藏问题绵延一百多年来,既有中国对西藏(图伯特)的侵略占领问题,也包含了(汉藏)民族问题,特别是大量汉人移民涌入图伯特后,西藏问题更呈现出藏、汉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矛盾冲突。“藏人在起义之时既反华又反共。但是一般而言,他们区分旧中国人和新中国人(即共产党)[9]。”在我对流亡藏人的访谈中,他们也使用国民党汉人(国民党加米)、共产汉人(共产加米)、汉人(加米)来表述这一“异族”,在不同时期对他们的压迫。从西藏(图伯特)被占领到今天,藏人的反抗包括抵抗异国侵略、抵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殖民、也抵制经济文化上的汉化殖民。无论是争取恢复独立,还是争取高度自治,都表明了不仅是拒绝共产党统治,也拒绝异族统治。这一切都符合民族问题狭义的和广义的定义。那么,说“西藏问题不是民族问题”就比较政治圆滑了,将民族问题排除不符合事实。


最主要的是“西藏问题是共藏问题”这类表述,给西藏问题重新设定了概念范围,然后按这一范围下的逻辑,把中国的国际罪行:以领土兼并、主权剥夺、文化颠覆、经济控制和掠夺为目的,对另一国家西藏(图伯特)发动侵略战争、武力建立和维持殖民统治、大屠杀、文化灭绝、环境破坏……等一系列由国家实施的犯罪行为,解释为了由一犯罪组织(共产党)实施的行为。[10]


实施国际罪行的实体是国家,包括国家机关、行使政府权力的实体和人,并不以是否极权国家而将政党政府与国分离。国家在实施侵略殖民犯罪的时候,往往得到了该国公众精神的和社会性的支持、得到公众除作战之外的其他形式的参与,国民多少分享了殖民行动带来的精神和物质利益。


而组织犯罪(无论组织规模多庞大、是否跨国)与国家罪行的最大差别在于:“组织”(“黑帮”、“团伙”)的地下性、非法性、犯罪行为由组织成员实施;组织的非官方性质、组织武装不是国家军队,组织身份不能代表国家和国民[11]


在今天,中国的政治反对人士,通常将中共定义为一个非法组织,我没意见,也无意争论。我只想提醒一下:1930年代,党和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仅被藏人看成一个邻国非法武装的骚扰(红汉匪);而中共建政后,联合国咨询机构“国际法律人委员会”的报告是《西藏(Tibet)与中华人民共和国[8];联合国有关西藏问题的数个决议,其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完稿于2013914日 Yom Kippur犹太教赎罪日

特拉维夫


资料来源:


[1]藏文原文:བོད་ནི་བོད་རེད།རྒྱ་ནི་རྒྱ་རེད། 博是博,加是加;བོད་པ། 博巴;རྒྱ་མི། 加米。


[2]网上有一些这方面的讨论和争议,读者若有兴趣可自行搜索



[3]共藏问题:



[4] 《民主中国》:西藏文化人和国际藏学家谈西藏问题的起源与性质


[5] 茨仁夏加:《龙在雪域》P.131第四章 恓惶的共存 台湾左岸文化出版 翻译:谢惟敏


[6]  1951年人民日报: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取得协议 全国各地人民欢腾庆祝 各民主党派发表宣言或谈话表示拥 


[7]《纵览中国:徐贲:个人忏悔和政治责任的区别 

并参见: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NEW YORK * 2000


[8] 1960年,联合国咨询机构“国际法律人委员会”《西藏Tibet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对西藏国际地位如下裁定:西藏在1951年《和平解放协议》(即《十七条》)签订时,不论如何,是个实质上独立的国家;1959年西藏噶厦政府废除了这份条约,也证明完全于法有据……西藏从19131950年所展现的国家状态,一般为国际法所接受。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1960.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A Report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Geneva.P.346

——《遮蔽的图伯特:国际藏学家解读(中共版)<西藏百题问答>P.69 译者:谢惟敏 台湾前卫出版社

1997 国际法学家协会的西藏研究报告》:在拉萨的西藏政府所管理的西藏地区,从1913年至1950年之间是做为一个完全符合国际法的独立国家而存在。 1950年该地不仅有人民、被统治的地域和行使权力的政府,而且在该地方的一切管理都是在没有外力干涉或影响等情况下自由、独立的实施的。 1913年至1950年间,西藏的外交工作完全由西藏政府自己直接办理。因此,西藏至少是一个事实独立的国家



[9] 达瓦诺布(Dawa Norbu) 1959年西藏叛乱:一种诠


[10]  International crime

Organized crime  Definition


谷歌、百度:国际罪行 有组织犯罪定义


[11] 即使合法组织,如真主党,其武装并非黎巴嫩国家军队,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并不被认为是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冲突。


[12][8]


《民主中国》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