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9日星期五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 康区理塘 热珠阿旺(七)

热珠阿旺:1927年生于西藏康区理塘。九岁入理塘寺出家。1950年代表理塘寺院和理塘地方民众赴达孜多(康定)与中共接触,前往中国北京等地参观。1957年,以抵抗中国奴役为宗旨的“四水六岗”组织创立者之一。1958年,前往山南珠古塘成立“四水六岗”军,担任要职。多次与中共军队正面交战,并在山南工噶县境内伏击中共军方车队大获全胜。19593月,从扎囊护送达赖喇嘛尊者至琼结后,再次返回山南阻击中共追兵。1959年流亡印度。1962年至1976年在印度西藏特种军22军服役,担任代本(团长)。现居住在印度新德里









20.汇聚成了一支人马

从山口下来了两个人,看装束是牧民。我和群培坐下来祈祷,希望这两个牧民在我们附近休息一会儿。他俩沿山梁下来后,果真在附近停下来升火烧茶。我俩就走过去,我还可以走,群培在后面踉踉跄跄。我靠近那两个牧民时,他俩害怕极了,因为我背着枪。我对他们说:“你们别怕,我们是四水六岗的人,跟大队人马走散了。你俩不用怕,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请给我们一点吃的吧……”那个老一点的牧民说:“那自然、那自然。你们俩这么多天没吃饭,那先别吃糌粑,会噎死的。你们先喝一点糌粑汤吧。”另一个年轻的牧人去搀扶群培,过来后为我们做了糌粑汤……闲聊中这两个牧民告诉我们,他们是因为解放军和四水六岗打仗,躲战乱跑来这里的。

忽然,牧人之一说:“远处有人来!”我拿望远镜一看,有一个穿藏袍的人,骑着一匹马、牵着一头骡子,正向我们的方向过来。我一眼就认出是四水六岗走散的人。那人在离我们不远处停了下来,没有下马。于是我就喊:“你是谁?下马过来!”那个人也喊:“你是谁?”我说:“我是热珠阿旺。”他也说了自己的名字,但我听不清楚,我喊你先过来再说,他过来了。他确实是四水六岗的人,我们一起喝了茶。

那两个牧民有一匹很彪悍的母马。我们请他们把马卖给我们,两个牧民哭了起来,说:“这匹马是直贡仁布切的神马,不能卖的。”看他们的确不想卖,我就说:“那你们能不能把我们送到那边山口?我的同伴伤势太重了,走不动。”两个牧民说:“当然、当然。”他俩就把我们送到了山口。骑马来的那个四水六岗的人有很多藏币,揣在腰里。他拿出五百元给了他俩,两个牧人高兴地拿着藏币走了,把母马也留给了我们。

走到直贡龙秀时,我们看到了被打死的解放军的尸体,大概有一百来具,就扔在荒野里。由于尸体太多,臭味很大,马不愿意走,我们只能硬拽着马走。一般藏人不当心杀了一只虫子,都会念六字真言。可那时杀了那些汉人,我们连一遍六字真言都不念。看到解放军的尸体时,我很高兴。因为杀解放军不是很容易的事,他们是受过训练的。有的人说他杀了十多个解放军什么的,那都是吹牛。不过我还是动了一点儿恻隐之心,心想:他们连收尸的人都没有啊……后来在直贡寺附近遇到了一支解放军,我猜他们是去收那些尸体的吧。

第二天凌晨4点左右,我们三人到了雅热寺。寺院好好地接待了我们。先前有四水六岗的人牺牲后,马和财物等遗物我们都供养给了雅热寺,所以互相已经认识了。雅热寺的人说:“前几天还来了几个像你们这样的四水六岗的人,我们叫他们去牧民家住了。”于是我们便请寺院派人去把那几个四水六岗的人叫过来,与我们汇合了。

雅热寺是直贡仁布切的寺庙,是个小寺庙。直贡仁布切当时还年幼,11岁左右,直贡仁布切的经师年岁很高。我们请老经师占卜,问恩珠.贡布扎西的伤势怎么样?占卜显示说很危险。我们说:“只要能保恩珠.贡布扎西平安无事,任何法事我们都愿意做。”老经师便开了一个须做的法事名单,包括放生一百头羊。我们又占卜了一次,占卜结果是:只要完成老经师说的那些法事,恩珠.贡布扎西的生命就会像拴在柱子上那么牢固了,哈哈哈……

我们不知道大部队的去向。从这里有三条路去山南,我们无法决定走哪一条,且这事又不能让太多人知道。我们就找来一个白石头、一个黄石头、一个红石头,各代表三条路,拿到直贡仁布切面前,请他抓一个。11岁的仁布切胡乱搅合了一把,抓出了那个黄石头。这个黄石头代表的路是:经彭波去热振,再去山南。所以我们就决定了走这条路。

走的时候,我们从寺院牵了两匹以前供养的马。寺院有很多法事活动,来来往往的信众很多,我们就骑马混在信众中走了。第一天路上遇到了解放军,有二十多个骑兵和两百多个步兵,正迎着我们走来。如果我们掉头的话,解放军反而立刻会知道,所以我们马上把枪取下,塞进藏袍的长袖里,迎着他们继续走。由于来往的民众很多,解放军没有起疑。此后就没再遇到解放军。第二天在途中看到两只公岩羊,我们拿枪打死了这两只岩羊,驮着肉继续赶路,碰到一户牧民,就在牧人家煮了岩羊肉吃。

走到雅热寺的牧场时,遇到了我们理塘郡达家族的老妈妈,以前我们就认识。老妈妈一定要让我们留下来,她说:“你们一定很累了,留下来吃饭过夜吧。”我们在老妈妈家住了三天。老妈妈看到我们身上的伤,又见袍子上都是弹孔,又哭又笑地说:“我的这些孩子们,是铁打的还是铜做的啊?”她还想留我们多住几天,可是我们要赶路。老妈妈家里有一个芒康人,他也决定跟我们一起走。

现在我们一共有八个人了。我们去了彭波,在彭波又碰到四个跟大部队走散的四水六岗战士,接着又遇到了刚从理塘逃亡出来的十二个新难民一共二十多人了。走散的护教军身上带的武器好,子弹也多;新逃亡的难民武器不好,也没有多少子弹。一个叫潘贝的人和我商量认为,应该把这二十多个人组织成一支队伍。彭波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是色拉寺的属地,色拉寺有很多来自理塘的僧人,老乡之间都认识,所以人们对我们很好。我把这支临时组成的队伍先安排住在彭波待命。队伍中有人的家人在拉萨,我就给了他们七天休假,让他们潜回拉萨看望家人。我和潘贝也去了拉萨。潘贝的母亲和两个女儿住在小昭寺附近。那时是195810月,如果身上没有武器,进出拉萨一般没有问题。

21.在拉萨:请雄天护法
 
去拉萨的计划是这样:先去色拉寺,因为我弟弟在色拉寺,潘贝的一个亲戚也在色拉寺。在色拉寺把我们带的长枪藏在那里,再带着手枪去拉萨城(译注:藏人拉萨的概念指的是大昭寺一带)。潘贝是僧人,我也刚还俗,所以还是光头,因此计划穿袈裟,去拉萨城里见恩珠.贡布扎西的朋友;派人去拉嘉日(译注:地名)与四水六岗总部联系,再派人与恩珠.贡布扎西他们联系。

我们按计划出发了。晚上12点左右到了色拉寺我弟弟的僧舍。弟弟开门一见是我,大吃一惊,因为他知道我去打仗了。弟弟给我们烧茶,我告诉弟弟:“我们要去拉萨,要把马和两条长枪留在你这里,你好好保管;另外帮我们准备两套袈裟。”我们还叫了一个亲戚索南罗布一起去拉萨。

天快亮时就动身了。我们仨穿着袈裟,身上藏着手枪。我的手枪是“加拿大”。早上7点左右到了潘贝妈妈的住处,他们住在小昭寺上密院附近。他妈妈见到我们也非常吃惊。我们进了屋子,告诉他妈妈和他女儿:“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俩在拉萨有事要办,你们也不要害怕。”这天我们就住在潘贝妈妈的家里。

恩珠.贡布扎西以前做生意时的助理叫确扎,现在在拉萨帮恩珠.贡布扎西看家。第二天,我们派人去请确扎过来见我们。确扎来了,我们告诉他:“恩珠.贡布扎西受了伤,直贡仁波切占卜过了,要我们做很多法事。别的法事在直贡仁波切的寺院都做完了,只剩下放生一百条生命这事还没做,你看看你能来做这事吗?”确扎说:“没问题,这我可以做。”后来他放生了一百头羊。我们也嘱咐确扎不要走漏风声,还让确扎去请噶厦藏军的甲本格桑占堆、甲本旺丹扎西过来(译注:那时噶厦政府军已被编入解放军编制)。

以前四水六岗在拉萨筹建的时候,这两人常常和我们一起开会。其实他们当时是噶厦的探子,来打探我们的行动的,只要恩珠.贡布扎西开会,他俩准在场。这两个甲本也是扎什军营的,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权力,但扎什军营总的来说是同情理解四水六岗的。

确扎请来了两位甲本。两位甲本见到我俩很高兴,连连问:“一路上怎么样?辛苦了……”我们给他们讲了,恩珠.贡布扎西怎么受了伤,我们一共打了十次仗,我们与恩珠.贡布扎西走散了等等;也告诉他们,我们目前已经召集了一些脱队的护教军战士、以及一些新难民,安顿在彭波。请他们先把这些情况分别转告给帕拉(译注:帕拉.土登维登,当时达赖喇嘛的侍卫总管)、达赖喇嘛警卫团的代本(译注:警卫团团长)以及其他代本。然后再请告知我们,帕拉和代本们有什么意见和指示……

几天后的晚上他俩来了。帕拉托他俩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吃的,还请他俩转告我们:“你们要当心,不要被人发现你们在这里。我们正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决定后会通知你们的。”我们对两位甲本说:“我们要祈请雄天护法,你们能否安排一下?”两位甲本爽快地答应了。(译注:多杰雄天,曾为藏传佛教格鲁派护法神。1996年达赖喇嘛颁令,因雄天鼓励暴力与不宽容,格鲁派禁止尊奉雄天护法。详情见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6%9D%B0%E9%9B%84%E7%99%BB

我们约好了请雄天的时间和地点。弟弟和另外两个僧人从色拉寺来一个小寺庙与我们汇合。作法降雄天的是一个老头,住在附近农村里,也被请到了这个小寺庙。随后我们祈请雄天。当老头的身体颤抖起来时,说明雄天附体了,我冲了过去,揪住被雄天附体的老头子的胸襟,怒吼道:“怎么回事?以前我们祈请你时,你这个护法神说过,决定和我们一起努力抵抗。为何事到临头,我们却没有得到任何保佑?特别是恩珠.贡布扎西,他是我们的头领,他遭大炮袭击的时候,谁也没有保护他!护法神在哪里?什么狗屁护法神!”

骂完我放开了手。雄天说:“你们等等,我有点忙……”然后他跳起羌姆(神舞)来,一边跳一边射箭。跳了一阵后,他坐了下来说话,这时他说的话没有人能听懂了,必须得由一个人专门翻译。雄天通过翻译说:“玛贡嚒!人不是铁打的,不是铜做的,所以各自当心很重要!”哈哈哈……雄天接着说:“恩珠.贡布扎西受伤是个小灾,他没有生命危险,你们不要担心……”说了一堆。降完雄天后我们回到了拉萨。

弟弟他们非常信雄天,所以弟弟一路指责我是“疯子”,数落我怎么能这样对雄天?我顶他:“那又怎么样?那个降雄天的老头子不过是肉身凡胎,也有老婆孩子,他降了雄天附体,却没有任何用处!”

22.在拉萨:“局势非常严重”

在拉萨这段时间,中国人给噶厦政府和达赖喇嘛找了不少麻烦,欺负达赖喇嘛。比如有一天,解放军拿了一个嘎乌护身符,这个嘎乌是从战死的四水六岗战士身上取下来的,解放军打开嘎乌后,发现里面有“觉钦玛耶”。解放军把这拿到达赖喇嘛面前,指责达赖喇嘛给反动土匪发了“觉钦玛耶”,让解放军死伤不少。达赖喇嘛说:你们这么说没道理。“觉钦玛耶”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送给信众用来朝拜的,送了很多。剩下的是我送的,我并非专门给反动土匪,我给所有的信众。如果“觉钦玛耶”真的那么有用,我还有少量的,也可以送给你们……

帕拉派人来问我和潘贝:“汉人实力很强,达赖喇嘛能否继续呆在拉萨都难说,对此你俩有什么看法?” 帕拉曾说过要安排我们见达赖喇嘛,而我俩却没有见尊者的打算。因为我们在谋划打仗,没有什么特别的必要去见尊者,若是被汉人发现,反而会给大家都带来不便。但听到帕拉关于达赖喇嘛处境的那番话后,我俩非常担忧。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对抗中国人,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像藏人的眼睛和心脏一样的达赖喇嘛。如果他安全不保,或者落入了汉人之手,那一切就完了。帕拉猛地问我们的意见,我能说什么呢?我俩手下只有二十多个人马,我俩本人也在拉萨,这些贵族官员问了一个古怪的问题。我只好说:“请你们这些噶厦官员们做好一切准备,把达赖喇嘛交给我们,我们负责把他接走。”帕拉他们对此没有回话。

没过几天,帕拉他们又问我们有什么意见?我们俩就说:“我们可以组织康区的僧人加入护教军,但是他们没有武器。因此我们需要武器援助,希望你们给与武器援助。”

帕拉和其他官员听了我们的要求后,开了一次会。出席会议的有帕拉、达赖喇嘛警卫团代本和扎什军营的代本们。会议之后,他们又派人来问:“如果我们同意提供武器,你们怎么取得武器呢?”

我们说:“你们可以告知我们武器在哪里,然后我们派人去假装偷走。”
帕拉认为这个办法好,然后又问:“需要多少武器?谁来运武器?”
我们回答:“我们组织理塘僧人来拿武器。请提供英制卡丹500条、布朗枪20条、11条‘振戈’枪、6门炮等。”

帕拉派来的人说:“藏军士兵手中的武器,现在由解放军和桑颇共同管理,桑颇是亲汉人的。每周他们都要清点武器,所以藏军手里的武器我们拿不到。我们只能设法拿武器库里的武器。武器库的钥匙在桑颇手中,帕拉已设法弄到了钥匙。但当甲本和热本进武器库察看的时候,发现没有一条枪可以直接用,都需要组装。也不可能让很多人去组装,这样会泄露秘密,所以每天只能组装3条布朗枪。”(译注:桑颇·丹增顿珠,1924年-1961年。西藏拉萨人,桑颇家族成员噶厦官员。1951年作为藏军二代本参加西藏和平谈判,是十七条协议签字人之一。1959年拉萨事件后被逮捕,两年后去世

我们认为每天组装3条枪也行,我们可以等。于是就告诉理塘僧人们等一等,过几天我们就会拿到宝物。我们没有告诉他们将要拿的是枪。这些都计划周全了。可是有一天,甲本们来到我们的住处,带来了两千多发子弹,五百多察藏银和食物等译注:察,藏银计量单位),还有达赖喇嘛送的“觉钦玛耶”和护身结。他们带来帕拉的话说:“本来要安排你们见达赖喇嘛的。但现在看来不行了。提供武器一事也实现不了了。请你们不要失望,你们俩今晚就赶紧离开拉萨吧,局势非常严重。”我们问:“什么局势那么严重?”带话人说不知道。

这就是我们得的的消息。甲本们说:“你们在外多保重!我们在拉萨也会多当心的。”随后我们马上通知那些在拉萨探亲的四水六岗的人,让他们当晚立刻离开拉萨。而我和潘贝决定留下来,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我们让恩珠.贡布扎西的助理确扎去见噶厦政府的兹仲格桑隆。格桑隆在噶厦官位很高,与帕拉同级,而且他是康巴人,与恩珠.贡布扎西关系很密切。我们请确扎通过他打听“局势严重”到底是怎么回事。确扎去后带了一千多发子弹回来,却没有打听出“局势严重”是什么意思。那是195811月间。我们就这样被打发了哈哈哈……


采访者:唐丹鸿
翻译:桑杰嘉
采访地点:达兰萨拉
采访时间:20108


2013年11月22日星期五

转贴:路西法效应与耶路撒冷的审判

作者:赵刚

“路西法效应”

1971年,814日,周日。美国加利福尼亚。
一阵尖锐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夏日清晨的宁静,警车在大学生汤米•怀特洛的家门口戛然而止。睡眼惺忪的汤米从床上被拉起来,警察向他宣读了逮捕令,他陷入了一桩罪行严重的案件。面无表情的警官向汤米口述了宪法赋予他的权利,经过搜身,汤米的双手被扣上了手铐,警车呼啸而去。一小时后,经过登记和留印指纹,汤米被蒙上眼睛,押送到斯坦福县监狱。
在监狱里,他被脱光衣服,喷洒了消毒剂,穿上印有表示身份号码的囚服,汤米失去了自己的姓氏,变成了647号囚犯。另外8名大学生也这样遭到逮捕并被送到同一所监狱。
所有这一切都是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一手策划并导演的。菲利普•津巴多出生于美国纽约,是当代著名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会现任主席,斯坦福大学教授,曾获普通心理学终生成就奖。为了探究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以及社会制度能在何种方式控制个体行为,主宰个体人格、价值观念和信念、津巴多博士在报纸上发布了一则广告:“寻找大学生参加监狱生活实验。酬劳是每天15美元,期限为两周。”结果共有70人报名,经过一系列医学和心理学测试,24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情绪稳定的年轻人入选。他们被随机分成三组: 9名犯人,9名看守,6名候补。汤米和其他8名大学生就成了“罪犯”,于是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一切准备就绪,“斯坦福监狱实验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SPE)”开始。
814日,星期天。身穿笔挺帅气的卡其制服,胸前挂着口哨,戴着深色Ray—Ben(雷朋)太阳镜,腰里别着警棍和手铐,9名看守的装扮绝对可以乱真。不过这些“看守”没有受过任何专门的职业训练,对如何做监狱看守员,他们只是从电视、报刊杂志上见过。在前一天,津巴多教授以管理者的身份对9名看守们做出如下要求:所作所为尽可能贴近真实,但不能使用暴力维持监狱秩序。具体负责实验者也进行了交代,看守的职责就是“维持监狱法律和秩序”,但不要把“罪犯”的胡言乱语,(例如“罪犯”说,禁止使用暴力、不要侵犯人权之类)当回事。
周日上午,看守们兴奋而紧张地期待着“囚犯”的到来。当这些穿着白色囚服的犯人站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已经丧失了真实姓名,不叫汤米、保尔或是约翰,而是“647”、“981”或“5705”9名囚犯均戴有脚镣,为的是让他们尽快进入角色。这个方法奏效了。
815日,星期一。刚刚过了第一天,看守便实施了第一次惩罚:如果有谁忘记指示或床铺整理得不合格,就要做10个、20个或是30个俯卧撑。监狱里立刻弥漫出紧张气氛。整个上午,囚犯们都把自己关在牢房中,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体罚。面对反抗,看守们毫不让步,他们用灭火器喷射囚犯,将他们赤身裸体地锁在床腿上,有些囚犯还被关了数小时禁闭。这一切超出了囚犯的承受极限,“8412”号囚犯大叫“我受不了!”开始失声痛哭。不过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到底是真戏假作,还是确实真的精神崩溃?甚至连津巴博士多也没了主意。最终,实验组只好决定让这名“囚犯”退出实验……
816日,星期二。实验监狱重新恢复了平静。但犯人一个个都没精打采,包括替换“8412”号新来的囚犯。整个监狱简直成了臭气熏天肮脏无比的猪圈。这是必然的,为了惩罚反叛者,看守不允许他们上厕所。与此同时,试验者又放风来,说被放出的“8412”号囚犯将尝试帮助狱友越狱,从而使看守们草木皆兵,监狱中的紧张气氛达到顶点。有3名囚犯开始出现情绪激动、思维混乱的应激症状,当1名囚犯听到假释委员会拒绝他的假释请求时,竟然全身起了皮疹。
817日,星期三。监狱里虽没有正面冲突,但紧张气氛依旧。看守们的惩罚措施越来越别出心裁。他们开始强迫犯人玩跳山羊,这对于只穿囚服而没有穿内衣的犯人来说不啻一种侮辱。此外,他们还有的强迫犯人背着两名狱友做俯卧撑……
这时一名犯人出现了严重的歇斯底里症状。津巴多教授发现后,没有任何迟疑便将其释放,并马上找人替代了他。
三天内已经有五人退出!
818日,星期四。实验继续,看守看似更加无所顾忌,虐待不断升级,不公正的处罚相继上演,又有两名犯人达到精神崩溃的边缘。津巴多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当他的女友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来实验现场,眼前的景象让她错愕不已。她愤慨地对津巴多说:“你在折磨这些男孩子,这简直太可怕了!”
津巴多听到后,信心也有些动摇了,但仍想将实验进行下去。直到他发现看守们有玩出新的花样,强迫两个“囚犯”模仿动物交配。这大大超出了津巴多容忍的极限,监控屏幕前的他被这一幕惊呆了,侮辱和暴力已经达到无可复加!他下决心结束这一切,第二天一早,他便宣布实验结束,比预期提前了9!
不到一周的时间,这个实验便让9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毫无前科,具有大学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看守。到底是为什么呢?
津巴多教授认为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实验开始时,拥有绝对权力的实验指导者就指定了好人与坏人的界限——看守与囚犯。“坏人”是社会的败类、是人渣、不配被当作人来看待, 他们的名字不仅被剥夺,由数字取而代之,而且对待他们可以像动物一样被铁链束缚……相反,“好人”则被授予了武器和权力。“一旦你穿上制服,就好像开始扮演一个角色,你不再是你自己,你的所作所为要与这身制服所代表的职责相匹配。”其中一个看守如此说道。
尽管参与实验的大学生们都没有参观过真实的监狱,也从未因犯罪入狱有过牢狱体验,但仅在短短的6天之中,他们便学会了某些东西,知道了权势者和无权势者之间应该如何互动。
作为权势者和管教者的看守,通过管理囚犯的职责,取得了限制囚犯的自由,掌握了处置囚犯举止行为的特殊意志,使囚犯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尽在自己的把握之中。他们发现,通过强制原则,会高度、有效地完成自己所担任角色的任务,包括公开地惩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例如,在实验中一位“看守”说,“我觉得自己不可思议……我让他们互相喊对方的名字,还让他们用手去擦洗厕所。我真的把'罪犯’看作是牲畜,而且我一直在想,我必须看住他们,以免他们做坏事。”另一位“看守”补充说,“我一到'罪犯’所在的牢房就烦,他们穿着破衣服,牢房里满是难闻的气味。在我们的命令面前,他们相对而泣。他们没有把这些只是当作一次实验,一切好像是真的,尽管他们还在尽力保持自己原来的身份,但我们总是向他们表明我们才是上司,这使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作为无权势者的囚犯面对权势者所建立的监狱与狱规(可以延伸至类似监狱情境的社会结构),囚犯们只能“回应”——这种“回应”只能遭致两种选择:反抗或是顺从。前者,带来的是惩罚;后者导致的是自主性和尊严的丧失。就在试验的第三天,“罪犯”们竟然开始相信“看守”经常对他们说的,他们真的低人一等、无法改变现状。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过程中,津巴多博士目睹了令人震惊的情形: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好人也会犯下暴行。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被他称之为“路西法效应” ——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魔鬼撒旦。

耶路撒冷的审判

1961年,4月。以色列,耶路撒冷地方法院。
以色列政府成立了特别法庭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进行刑事审判。审判从411日开始至1215日结束,时间长达229天,先后开庭114次。法庭审判中参阅了1500份记录和来自16个国家的近百份辩方证词,听取了100名指控人的指控,多个国家媒体对此进行了全程报道。
阿道夫•艾希曼,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课的课长。在二战盟军所列的众多的战犯名单中,比起纽伦堡大审判中第三帝国的高官们,他算不上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人物。然而,对犹太人来说,尤其是经历过二战、惨遭纳粹重重磨难而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来说,一提起这个名字,便立刻会从内心涌起一股抑制不住的恐惧和愤怒。艾希曼本人并未亲手杀死过犹太人,但作为德国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成员,他在大屠杀中的作用却是极为突出,他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迫使犹太人外迁。仅在奥地利工作一年半的时间里,艾希曼及其手下就把15万犹太人赶出了世代居住的家园。由于工作出色,艾希曼受到盖世太保海德里希•缪勒的赏识,被调回柏林总部B-4课专门负责犹太事务与肃清事务。在纳粹统治时期,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犹太人,通过艾希曼的策划被运往欧洲各处的死亡集中营,在犹太人眼中艾希曼就是死亡的代名词,是超级死神。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之所以成为历史著名案例并非是其规模的效应,而是20世纪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对此案所做出的深刻分析以及她那篇《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个关于平庸的罪恶的报告》。
当时,汉娜•阿伦特是著名作为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的特派记者跟踪采访艾希曼审判案件的。审判期间,汉娜•阿伦特坐在观众席上,冷静地观察着在法庭上防弹玻璃罩下这个身材瘦削,年过半百,额角很高,牙齿歪扭,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竭尽全力保持镇静的男人;认真地倾听着这个杀人犯浑浑噩噩又不加思考的陈词滥调,分析着他那惯用的官方用语和措辞。
在人们眼中,像艾希曼这类冷酷无情的杀人犯,必定是一个道德败坏、凶神恶煞的魔鬼。但据阿伦特的观察,“艾希曼既不阴险,也不凶横”,只是一个平庸无奇的技术官僚。让人煞费思量的是,就这样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怎么会干出如此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事情?
恰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文学大师海因里希•伯尔所言:艾希曼“原属平庸之辈……他本可以默默无闻地做个保险公司的职员,挨家挨户地上门推销业务,或是到一家小报担任地方新闻编辑,报道点事故或火灾什么的消息,要不就当个洗染店的经理,客客气气地把洗干净的裤子送到顾客手里。”“他(艾希曼)不是杀人犯,因为任何一个杀人犯都有杀人动机……他不是案犯,却犯下了一桩策划并实施大屠杀的罪案。”事实上,阿道夫•艾希曼与“汉堡及其近邻的居民一样都是需要衣食住行的寻常百姓。他们都曾上学、存钱、打电话、乘电车、看电影、亡命天涯、祈祷上帝、闲得无聊、盼望下班……也都每天早晨看天气、吃早餐、然后情愿不情愿地去上班……”他们只是在做,无思考地做,高效率地做,四处忙碌,“无论是在集中营还是芝加哥的肉牛屠宰厂”,但不知道究竟自己在干着什么。( 伯尔:《伯尔文论》,北京三联,1996年,第81)
对艾希曼的道德标准如何判断,有一件事很说明问题。当时,有一部非常出名的小说《萝莉塔》(LOLITA),作者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文学系教授纳波柯夫(Vladimir Nabokov)。小说讲述的是一位中年学者与一个只有12岁的继女之间发生的不伦之恋。由于题材过于敏感,因此没有一家美国出版商愿意沾手,最后小说只得在英国出版。小说一经出版,立即遭到抨击,《星期日快报》主编戈登(John Gordon)撰文指出:《萝莉塔》是其一生读过的最淫秽下流的书籍,“是肆无忌惮的色情文学”。不过,也有叫好者,《星期日泰晤士报》将《萝莉塔》评为“最佳文学作品之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牢狱候审期间,一名以色列狱卒受好奇心驱使,把这本充满争议的小说,交给艾克曼阅读,看他会有什么反应。只过了两天,艾克曼便把书交还给狱卒,轻蔑地说道:“好一本污秽的书!”因此,在阿伦特看来,这个被认为是恶魔的人,其实不过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不过是庞大的纳粹官僚机器内的一颗“螺丝钉”。
对于艾希曼的审判,汉娜•阿伦特睿智地提出了一个前人未曾思考过的二律背反的问题:正常人也会成为杀人犯。
在一般人看来,凡是正常人都不会成为杀人犯。杀人犯必定是那种怀有阶级仇、民族恨的阶级敌人,或是某种心理变态的恶魔。所以,如果说艾希曼是杀人犯,就不可能是正常人。而汉娜•阿伦特恰恰通过法庭调查了解到,并且许多心理学家也都证实,艾希曼是一个心智极为正常的普通人,同时监狱的牧师还发现艾希曼具有明确的观念。因此,阿伦特提出了“正常的”人也能成为杀人犯,而且可能成为屠杀成千上万人的罪大恶极的刽子手。这种“平庸之罪”较比恶魔犯罪,对于人类的危害更加严重。
这样,汉娜•阿伦特就把问题尖锐地摆在了社会公众面前:她以“平庸之恶”这一说法概括了上述的思考,像艾希曼这样的人之所以“恶”,不是他本人有什么恶劣的品质,相反阿伦特注意到,艾希曼是一个非常有礼貌、有教养的人,即使在法庭上,他回答问题时也“不忘记用对方的头衔来称呼对方。比如一直是小心翼翼地答道:'是,大尉。’'但是,栏检察官先生’,几乎是条件反射似地不加思考却非常讲究客套的对应。”(《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吉林人民出版社 180)在第三帝国的背景下,艾希曼完全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他没有任何理由将自己的所作所为与有罪联系在一起。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所以成为作恶多端的杀人犯是因为他是无思想的人,不仅停止了思考能力,而且还对权威绝对服从。
审讯期间,艾希曼再三声称,自己的职责只是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在整个官僚体系中,任何人都不会质疑上级的指令。自己作为其中一份子,纯粹是从效率的角度出发,考虑怎样“解决犹太人问题”。换句话说,阿道夫•艾希曼只是极权专制制度的一个工具,即使他突然消失,纳粹政权也可以随时找到其它合适的人选,去替补这个人的位置。
阿伦特分析,艾希曼之所以成为官方政策的有效执行者,其中有两大关键性因素:首先,他无条件地接受了党卫队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鼓吹的观念,大规模地杀人,尤其是杀犹太人是一种英雄之举。要完成这个无比荣耀的事业,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以及对元首的绝对忠诚。其次,当艾希曼逐渐习惯于看到身边尸横遍野时,他采取了(如自己描述的)“另一种个人态度”:“我们已经不在乎自己今天还是明天死去。”按照第三帝国的定义,视生命如草芥,已经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的英雄行为。换句话说,对于生命的漠视,对于他人悲惨命运的麻木,已经在艾希曼观念中认为是极为正常的。
艾希曼的这种无思辩能力,还表现在对于什么是纳粹党,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他一直是浑浑噩噩。他供称,恩斯特•卡尔腾•布鲁内尔建议他加入纳粹党,当时他就想“为什么不呢?”至于为什么要加入,艾希曼不明就里。加入了纳粹之后,艾希曼还保持与犹太女友共同经营生意。但加入纳粹并未给他生意带来任何好处,反而由于是纳粹党成员,他必须与女友分手。缺少了女友的资金支持,艾希曼的生意一落千丈,最终破产。至于他加入党卫军也并非出于政治企图,而是生意破产后,在奥地利实在混不下了,只好跑回德国谋求生计,当上党卫军中一名听差。他丝毫没有想到,党卫军会得势,自己会出人头地。就是像艾希曼这种丧失思辨能力的人,因周围的社会化境和政治氛围,以及身边的多数人都毫无异议地拥戴纳粹,支持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命令,因此,也变得毫无顾忌地为非作歹,行凶作恶。
在纳粹极权统治下,良知在德国彻底地丧失了。在一个以某种意识形态为社会主导,以设定的理想为终极目标,以唯一的并以此动员人民的热情和支持的政党为统治的党(这个政党一般是由一位独裁者领导),并通过党的层级系统全面控制政府体系(包括警察、军队、通讯、经济、文化及教育等部门)的背景下,毋庸置疑,这个社会秩序完全是由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达成的,私人空间也肯定会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的状态。而当这一切发生时,这个自由被减至最低限度为基础的专制体制将更加具有效能。不言而喻,在第三帝国中,黑与白是颠倒的,良知与罪恶也是颠倒的。由此,在第三帝国中那些奉公守法的具有“良知”的公民,对黑与白,良知与罪恶的认知自然也是颠倒的。他们普遍关心的是国家能否保障自身的工资待遇与福利水平;自己的国家能否在战争获胜;战争是否会危及自己的家人的平安和社会的稳定。至于犹太人的生与死、甚至灭绝,其他国家与民族的苦难和沦丧,他们并不认为与自己有多少关系。艾希曼本人就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也就是说,他完全服从帝国的法律,忠诚自己的国家元首,听从纳粹党的安排,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践行了第三帝国公民应尽的义务,既然如此,问心无愧,何罪之有?阿伦特对此强调:在希特勒的德国,法律被彻底颠覆,以至于一种“良知”的声音开始告诉人们:“你们应该杀人。”她分析道:“邪恶在第三帝国已经丧失了被多数人所认同的品性——诱惑的品性。” 正是善恶是非的颠倒,在大多数文明中被认为是善的东西,在德国变成了“诱惑”。实际上,如果存在着所谓“诱惑”的话,那么它就是不去杀人的诱惑,不去出卖邻居、家人的诱惑,不去打、砸、抢、烧犹太人商店、教堂的诱惑。阿伦特将艾希曼视为平庸之恶的一个典型,因为从他的身上如此清楚地显示出,当一个政治体制腐败堕落的情景下,在此状态下生存的每个人,如果“缺乏思想——某种绝不等同于愚蠢的东西——预先就注定使他成为那一时期最罪大恶极的罪犯之一”(【美国】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阿伦特》中华书局64)
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一书中曾对现代条件下人类生活的一般状态下过一个定义:没有思辨能力、“没头没脑的鲁莽、无可救药的迷茫,或是自鸣得意地背诵已变得琐碎空洞的真理——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遵循这样的思路,艾希曼的罪恶就并非是简单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由于极权主义体制下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所造成的恶行,在这种体制中下越是“好”公民,越是体制的拥戴者,其人性的丧失与蜕变就越加厉害。
汉娜•阿伦特的这一结论为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明。在纳粹时代曾有无数受过高等教育或职业训练,有着良好教养的“知识分子”狂热地投身于纳粹的“运动”,在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血债累累的刽子手中间甚至还有不少具有博士学位的家伙,有的还拥有双博士学位。例如在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担任“医生”的党卫军军官中,其中有28位具有博士头衔。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医学界、生物科学界的不少科学家以学术、科学为幌子为纳粹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政策出谋划策,尽忠效力;德国史学界的学术权威也曾为迎合纳粹的“东部政策”、“德语文化圈”“民族共同体”的政策从事研究,为希特勒开辟东方战线制造历史依据;当第三帝国发动奴役欧洲的战争时,这些人又编造种种学术谎言为希特勒的“西方政策”制造借口。从纳粹体制的罪恶与责任的层面,汉娜•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审判进行了严肃的审视,并以此深入到个人良知的内省。诚如她的早年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曾经分析过的,在纳粹极权统治下,每个人都“戴着假面具生活,——想活下去的人谁都不可避免要这么做,这就带来了道德有罪的问题。”例如:人人见面互致问候的“HI,希特勒!”这种德意志式的问候礼;对纳粹权威的尊敬与服从;在希特勒统治下使用的纳粹党文化的套话、官话;由于恐惧而取悦于纳粹政权的种种表现;甚至为了保住自身的名誉、地位、利益而不惜告密、出卖自己的朋友、同事、家人等。雅斯贝尔斯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患有健忘症的人在这些事情上会欺骗自己,因为他们想欺骗自己。戴假面具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
《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则新闻,60年前美国一位CIA情报官员在法兰克福的一所公寓里发现了一本相册,相册的主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位纳粹官员,名叫Karl Hoecker2006年,这名情报官员将这本相册捐给了美国《犹太人屠杀纪念馆》。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纳粹集中营的军官相册,一定会记录集中营里受害者的惨状,或是保留焚化炉、毒气室的写照。
 恰恰相反,相册中的照片全部是1944年的夏天和秋天里,那些管理集中营的纳粹党卫军和助手们的生活写照。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穿戴整齐,相貌端正的年轻男女,在集中营附近的度假营地嬉戏。他们快乐地吃着浆果,拉着手风琴,唱着歌。看着照片,我们无法想象,这些活泼可爱的青年就是刽子手,而那些可怜的受难者就近在咫尺。
相册的主人Karl Hoecker在照片中非常庄重地装饰着圣诞树,俨然就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和友善的邻居。谁能想象,就是这个人曾亲手屠杀了上千名无辜的犹太人。正如汉娜所描述的:正因为艾希曼太“平常”,“因而显得格外可怕,……他比想象的更接近地狱的生活。”
无论是“路西法效应”还是“耶路撒冷的审判”都表明,社会情境和社会角色,即在人与制度的关系中,人的意识和行为是如何受到制度的规范和调节。人作为社会动物都要归属一个群体,重要的是无论任何群体都有一套社会规范(或是潜规则),无论何人,只要在体制内,就不得不遵守这些规范。因此,制度一旦形成,人的行为必然会受到其塑型。制度的塑型功能甚至会延伸到人的心理、意识、观念等精神领域。一旦制度转型,不仅社会的规则会随之改变,甚至会重构,而且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精神境界也随之再塑。这就是人与制度之间相互的关系。人设计了制度,但反过来人又要受到制度的制约和重塑。
在“SPE试验”中,当津巴多博士说“好人”变成“坏人”时,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坏人,他们或是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或是认为不过是按照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采用了恶的手段来实现其正当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掩饰施虐和施暴的残酷,是我们经常可以见到的常态。  
一个好的制度,当然要能保证人的自由、尊严,以及社会的正义、公平与公正。当制度不能保证公民的自由、安宁、体面、和谐的生活时,当一个制度不能扼制或者根除屠杀无辜的邪恶以及“丛林法则”的强盗逻辑时,那些反人类、反人性的罪恶势力必然会令人恐惧地在社会中滋生、蔓延,不仅社会上原有的邪恶分子更加邪恶,甚至那些被看作最为弱小的普通人也会受到感染,在某个时间、某种场合、令人意想不到地显露出强盗或是流氓的峥嵘面目。因为,制度已经教会他们要想在狼群中生存,只有把自己也变成狼。然而,把生活中除了个人原因以外的种种不幸、苦难、烦恼,恶行都归结于现存制度的缺陷,也是将人与制度之间复杂的关系简单化了。
一个社会的制度的文明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也来取决于人自身的文明程度。倘若一个社会以“丛林法则”视为行为准则,普遍缺乏人文关怀;倘若一个国家自大狂妄到唯我独尊的地步,拒绝接受全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观,排斥一切外来进步与文明;倘若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苦难和灾祸熟视无睹,甚至幸灾乐祸,缺少同情与慈悲心怀,那么,这个社会、国家和民族不可能建立起文明、先进的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路西法效应”与“耶路撒冷的审判”给与我们的思考值得永远汲取。 

原文来源:《书屋》二〇〇九年第六期 http://www.housebook.com.cn/200906/13.htm

2013年11月8日星期五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 康区理塘 热珠阿旺(六)


热珠阿旺:1927年生于西藏康区理塘。九岁入理塘寺出家。1950年代表理塘寺院和理塘地方民众赴达孜多(康定)与中共接触,前往中国北京等地参观。1957年,以抵抗中国奴役为宗旨的“四水六岗”组织创立者之一。1958年,前往山南珠古塘成立“四水六岗”军,担任要职。多次与中共军队正面交战,并在山南工噶县境内伏击中共军方车队大获全胜。19593月,从扎囊护送达赖喇嘛尊者至琼结后,再次返回山南阻击中共追兵。1959年流亡印度。1962年至1976年在印度西藏特种军22军服役,担任代本(团长)。现居住在印度新德里








16.转战羊八井-纳木措

终于追上了护教军的大队人马,与恩珠.贡布扎西他们会合了。我们提议:由于物资很多,驮马队伍庞大,队伍行动不便。应该分成两个部分:由我带领一批战士在前面开路,恩珠.贡布扎西等核心领导和驮马队伍走在后面。

当地牧民告诉我们前方有解放军。我带领一股先遣战士先行往前。走着走着听到了枪声“嗒嗒,嗒嗒嗒……”停下来观察,看到了远处的解放军。等天黑了后,我们摸黑继续往前走,直到解放军的车开到我们面前,我们开火打了起来。正在打,又来了两辆军车。我安排了几个人继续打第一辆军车,我带人直接冲到后面那两辆军车处,还未靠近,这两辆军车就转向开跑,不料跑的方向有我们的人,这样两辆军车就被端了。接下来,有一辆吉普车朝我们的方向开来,我们就地等着,等它开近后我们开了火。吉普车停了下来,我们继续朝它猛打;这时我们的大队人马到了,在我们的掩护下从后面过去了。

大部队过去后,我们当中攻打吉普车的战士想走近吉普看看。我劝他们别去,因为如果车里还有人活着会很危险。可他们不听,坚决要上去看看,结果我也去了。吉普车里有一顶军官的帽子,一张女人的照片,以及一些有关工资的文件。车里全是血,血迹一直滴到公路旁。我们沿着血迹走了一段后,发现路旁全是修公路挖的大坑。这时我坚决阻止我们的战士继续搜寻了,怕那个伤员躲在哪个坑里开枪。后来听人说,这个军官是从日喀则来的,那照片上的女人是他老婆。他那天受伤后不久就死了。

第二天天亮时,我们赶到了一个牧场。牧民们给我们烧了茶做了饭。我们吃完饭后,继续朝着大山里头走。虽然没有路,但可以走。上山时我们看到了从羊八井方向来的军车,但我们所在的位置,军车是开不过来的。我们安排了一百多人在队伍后头防守,但解放军没有过来。翻过这座山,来到了羊八井的另一片牧场。这里没有汉人,所以我们停下休整了三天。牧民们赶来了一百多头牦牛,他们说不要钱,送给我们吃。但他们要我们给一个证明,证明他们帮助过四水六岗护教军。他们还送了很多酥油、糌粑、奶酪等食物。三天后,我们继续往纳木措去。

沿着纳木措湖边走时,飞来了一架飞机。我们马上派了几个枪手爬上山顶,其他人原地不动。飞机在头上盘旋一阵后飞走了,没有发现我们。我们的枪手也没开枪。那些枪手说,飞机太高打不着。

走了三天来到纳木湖的另一端,在角咀拉(译注:地名音译),从北面开来了三辆军车,从羊八井机场方向开来两辆军车。我们立刻兵分两路,去袭击这两路军车。一开火,羊八井那两辆车里的解放军就钻到了路边养路站的石头房子里,继续向我们开火,我的一个手下被手榴弹给炸伤了。养路站的房子很坚固,我们攻打了很长时间,但躲在里头的解放军死守,未能全部消灭他们。从北面来的三辆军车都被我们摧毁了,除了几个伤员躲在路边的坑里,没被打死外,其他解放军都死了。端掉这三辆军车的护教军,全是安多人。我走过去时,这些安多人说“别过来,坑里的汉人会开枪的。”这些安多人也有人受了伤。

17.“有些人抢了牧民的东西

热振是热振寺的属地。到热振时,我们的马已累得无法继续赶路,我们就和当地牧民交换了马匹,也要牧民给我们提供了食物。我们没有直接去牧民家中,而是叫牧民到我们营地,向他们说明我们需要食物。他们就按我们的所求提供了很多食物。

继续赶路,打前站的人们已经出发了,我和恩珠.贡布扎西等总部人员在一起。正走着,有一只乌鸦落在我们前面哇哇叫个不停。恩珠.贡布扎西认为这是护法神在告诉我们走错了路,叫我通知前面的护教军返回来,换了个方向朝另外一座山走了。后来才知道,解放军早就在先前我们打算走的路前方等着了,而且路的四周也无处可逃。

由于吃穿匮乏,打前站的护教军在返回大部队途中,有人抢了牧民的东西。恩珠.贡布扎西得知后,带话给那些牧民说:“如果你们的东西被抢了,请到我们这里来领。”随后来了三十多个牧民老人,他们报出了被抢物品的单子。贡巴扎西命令各个指挥官和甲本(释注:甲本,藏军编制单位,相当于一个连),让他们把手下抢的东西通通交出来,放在地上,让牧民们认领。我看见只有一些衣服、食物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而牧民报上来的单子里有藏币、黄金嘎乌护身符、两条枪,却没有交出来。我们再次询问谁抢了这些东西,没有人说话承认。那些牧民就说:“既然没有人承认,那我们也没办法了。”他们就回去了。

老牧民们走后不久,他们当中有两三个人又掉头回来报信:“汉人追过来了,你们快做准备吧。”我们马上让总部人员撤走,留下二百多人设伏阻挡。天下着雪,很冷。等了很久汉人也没有来,我们就追总部人马去了。路上遇到两个骑马往回走的护教军战士,他们问我们是否看到一匹驮着藏枪的马,我们说没见到,如果见到了会牵过来的。后来才知道,这两人就是抢了牧民的钱、黄金护身符和枪的人。他们当时没有交出来,把赃物全驮在一匹马上,赶路时这匹马走失,被放牧的牧民得到了。后来,这些东西的主人来见我,把枪送给了我。

18. 遭伏击恩珠.贡布扎西受伤

爬上山后,我们发现从羊八井机场方向大概有一千多解放军在追我们,曲多方向也有,而直贡牧区那边没有解放军。我们继续往山上走,去了直贡。到直贡稜色时却碰上了解放军,一百多名骑兵和两三百步兵。我们打死了两百多名解放军,抢了五十多匹军马。直贡稜色不能久留,我们必须设法赶回山南。

玛兴山谷是去山南的必经之路。有牧民报信说:“好几天都有解放军出入玛兴山谷的谷口,你们要小心。”恩珠.贡布扎西就派了两路探子前去查看。探子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有一个甘孜的老头就开始降神,神附体后说:“继续朝山谷里走,我带路,我会保护你们。” 其实我们不太相信这老头能降什么神,但还是决定按老头降的神所说的那样走。一百多名先遣人员受命先出发,这些先遣人员都是甘孜人。他们走后不久,我们在路上见到了探子们,他们在路两旁喊话:“不要走了,前面有汉人等着!”我们马上派人去追先遣人员回来。我当时有一个很好的望远镜,从望远镜里我看到山上有一排汉人站了起来,就对恩珠.贡布扎西说:“看样子汉人好像要开炮。”于是我们让所以人员往回跑。

这时大炮响了,山左边约有一百来门大炮,山右边也有一百门左右大炮,一起向我们开炮,看来是要把我们全部消灭在玛兴山谷里。射程太远,我们开枪也没用,只听见炮弹在头顶嗖嗖飞过。我是指挥官,不能跑,正在指挥我的人马回撤时,一颗炮弹落到了恩珠.贡布扎西附近,他的马被炸死了,恩珠.贡布扎西也受了伤。混乱中,我碰到一个甘孜人热拉,他真是条汉子,他的脸在流血,坐骑也没了,我问他:“你的马去哪儿了?”他说:“阿旺,现在马没有用了,我索性成仁了吧!”我又问:“恩珠.贡布扎西在哪里?”他说:“恩珠.贡布扎西被炸了……”我就对他说:“现在去拼命没有意义,你去找一匹马来,我去看看恩珠.贡布扎西的情况。”找到恩珠.贡布扎西的时候,首先看到一个甘孜的老头,受了伤躺在地上。恩珠.贡布扎西也倒在地上,身体被泥土埋了一半。我上前抓住他的手,把他使劲往外拽出了泥土。他的头在流血,我马上取下他脖子上的围巾,给他擦去脸上的血。他睁开眼睛,对我说:“哦,是阿旺啊,别担心,我有护身符呢。”我用给他擦血的围巾把他的头包扎了起来。恩珠.贡布扎西的部下几乎全都受了伤。一个帮夫跪在地上,鸡啄米似的磕头念叨:“神保佑、神保佑……”哈哈哈,这时恩珠.贡布扎西说:“水、水,我要喝水……”我叫一名手下去取水,他用帽子打来了水,给恩珠.贡布扎西喝了。喝完水后,我问他:“你站不站得起来?”他说能。他站了起来,我们把他扶上了马,往山上跑去。

爬到山顶时,另有几个指挥官也赶到了。这时恩珠.贡布扎西命我:“阿旺,我没事的。你带人守住这个山顶,要是解放军过来的话,我们都会死。”我说:“如果解放军来这个山顶,我阿旺就死在这儿!”我一边喊“跟我来”,一边布置我的人马守住山头。我对这些四水六岗的战士说:“今天守住这个山头非常重要,如果汉人占领了这个山头,我们都会死,恩珠.贡布扎西也性命难保。大家好好打吧!”

这时,解放军已经在往山上爬,我们就开枪了。解放军退了一下,我们往前冲了一点,又继续打。我和一个同伴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很快,解放军来了更多增援,有一支解放军从后面抄来,对我们形成了包围之势。我还以为后面的自己人会打解放军,但没有动静,回头一看,后面压根儿就没有自己人,好像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这下我慌了,我问同伴:“其他人呢?”他说:“他们没有跟来。他们是不是以为我俩已经被打死了?” 原来我俩只顾冲到了最前面,趴在一个坑里射击,后面的人看不见我们,以为我们被打死了,他们就撤离那个山顶了,连我的马都牵走了。这样我俩就跟护教军大队人马走散了。

19.我和群培成了孤军

解放军人那么多,我俩被包围着,同伴群培是个甲本,理塘人。我俩商量该怎么办?如果往后跑,后面的解放军会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俩决定往前冲。我让群培把地上的弹药收拾好,抽出藏刀,大喊一声就冲下去,估计解放军不会轻易开枪,因为他们要观察我们后面是否还有人,人数多少等。群培也觉得在理。于是我们就抽出藏刀,大喝一声冲了下去。解放军果然没有开枪。冲了十来米后钻进了灌木丛,跑到先前恩珠.贡布扎西受伤的地方时,看到那里还有十几匹马,我们就抓了一匹马和一头骡子,骑上骡马往刚打过仗的山头跑。

到山头时天已经黑了。忽然遇到了解放军,我立刻下马,解放军和我们几乎是同时开枪的。开火不久解放军打了照明弹,借着照明我看到前面有三、四个解放军的尸体,趁着光亮我赶紧连续开了几枪。这时我的马和群培的骡子被打死了,群培的腿被压在骡子下面,我以为他也死了,刚跑过去,他却站了起来说:“打!打!”解放军继续向我们开火,我们也拼命还击。过了一会儿,枪声停了。解放军又打了一颗照明弹,我们趁着光亮往附近的河边跑,顺手还捡了一挺转盘机枪。跑到河边,我架起转盘机枪,发现上面的转盘弹匣丢了,无法用,只好把枪藏到河边了。然后我发现手受了伤,幸好护身符保佑没有伤着骨头,我取下围巾绑好了手。解放军掉头撤了,没有追来。
我和群培都受了伤,步行非常困难。我们沿着河走了一段,凌晨两点左右,实在走不动了,便停下来过夜。第二天天亮时,我用望眼镜察看四周,没见四水六岗的踪影,也没有解放军,什么也没有。我刚对群培说:“这地方很空……”,就忽然见远处山脚下,有一处地方在冒烟,一看大概有两三百解放军正在做饭。我对群培说:“我们可以再睡一会儿,只要解放军不来搜山,我们就是安全的。我们得等到解放军离开后才能走。睡一会儿吧。”

坐下来解开藏袍时,发现我竟中了16颗子弹!除了手上的那颗以外,其它的都没打进皮肉。这种子弹是“改造枪”的子弹。之前我还不相信护身符,这下我信了。稍后,解放军开始动了,大部人马沿着山沟走了,另有一百来个士兵朝我们的方向走来。我俩当时想,如果被发现我们就打,若没发现就不动。我俩就躺在那里,那支解放军沿着山路过去了,一直等到太阳落山我们才离开。受了伤,我们走得很慢,也走不了多远,白天睡觉晚上走路,每天大概走两三里路。一路上也没有吃的,我俩就打开嘎乌护身符,吃里面的甘露丸聊以充饥,但又不敢全都吃了,怕吃完了,护身符就不管用了哈哈。山上有一种红色的土,是咸的,我们就吃那种土。就这样在山上走了六天,一直没有碰到四水六岗的人,也没有遭遇解放军。我想:我们肯定要饿死在这儿了……
恩珠.贡布扎西


采访者:唐丹鸿
翻译:桑杰嘉
采访地点:达兰萨拉
采访时间: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