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2日星期日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 康区理塘 热珠阿旺(八)

热珠阿旺:1927年生于西藏康区理塘。九岁入理塘寺出家。1950年代表理塘寺院和理塘地方民众赴达孜多(康定)与中共接触,前往中国北京等地参观。1957年,以抵抗中国奴役为宗旨的“四水六岗”组织创立者之一。1958年,前往山南珠古塘成立“四水六岗”军,担任要职。多次与中共军队正面交战,并在山南贡噶县境内伏击中共军方车队大获全胜。19593月,从扎囊护送达赖喇嘛尊者至琼结后,再次返回山南阻击中共追兵。1959年流亡印度。1962年至1976年在印度西藏特种军22军服役,担任代本(团长)。现居住在印度新德里。








23.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我和潘贝也返回了彭波。我们落脚的那户人家的老头子说:“最近从理塘来了一个老头子,他讲了很多理塘的情况。他有一个儿子在色拉寺,另一个儿子参加了四水六岗。有人说这个儿子被打死了,也有人说是走散了。”我一听,怎么像是我爸?

于是我叫潘贝去召集那些四水六岗的人。我带了一个小伙子一起,去找那个从理塘来的老头。找到他住的那户人家时,听说理塘老人已经走了,说他们当晚要在不远的山脚下设营。我便叫小伙子和我一起去追。追了不久,远远的看到几个骑马的人,其中有一个是我家亲戚,他是僧人,我老远就认出了他,便确定了那些理塘来的人是我父亲他们。觉察到有人追赶,他们停了下来回头探看。走近时我见父亲骑着一匹白马。还没等父亲下马,我就到了跟前,父亲立即下马与我们相互问候。

父亲说:“我们今晚在附近这个村子住下吧。”当晚我们就住在那个村子里,整夜没睡觉。父亲讲家乡理塘的事,我讲四水六岗的事。父亲从1956年起,在理塘开始抵抗中国人。那晚父亲对我说的是:“我们在理塘杀的解放军不计其数,按道理解放军的数量应该减少了,但却反而增多了,杀一个会来一百个,杀一百个会来一千个。我相信你们四水六岗是有计划的,你们按计划行事就是了。但你要知道,杀汉人无法削弱他们,汉人是杀不完的……现在你们兄弟几个都在为人民和达赖喇嘛做事,我就放心了。你们也要各自保重,无论走到哪里,千万不能胡乱造孽。就像我家本来有钱财,是本地的大户,汉人来后,家乡的所有财产都被汉人拿走了,连一根针都不属于我们了。我是经历千辛万难到这里的。对于各地的民众来说,一根针对他们也是很重要的。你们不要随便抢劫民众的财物,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抢劫。钱财是没有用的。当然吃的、枪支、马匹等是必需物资,不得不想办法,有迫不得已的时候。做好事、做坏事都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中。”

第二天,父亲一行要继续赶路去拉萨。我对父亲说:“你们在拉萨朝拜完后,就去山南吧,哪里是干净的,没有中国人。”父亲说:“我和你大哥会留在拉萨天天朝拜,你不必担心我们了。我本来可以死在家乡理塘的。我想拉萨不会发生什么事,如果发生了我也会选择死在拉萨。往后假如听到我被抓了,你不要相信。我不会让汉人活捉的,我的手枪是不离身的。我若死在拉萨了,我的儿子们也活不成的,所以你们不要考虑我了。你们按四水六岗的计划做事就是了,不要担忧和考虑我。”

父亲和大哥他们去了拉萨。后来色拉寺打仗时(译注:指的是在19593月拉萨事件期间,色拉寺僧人抵抗中国军队的镇压),我父亲曾指挥僧人们战斗。父亲从家乡理塘一路打仗打到拉萨,最后病逝在拉萨。我的大弟弟和幺弟跟着了我,我们兄弟几个后来都到了印度。

24.在贡嘎袭击一个大车队

见过父亲后,我们返回了彭波,这时我有了一支共62个兵的队伍:包括与主力走散的护教军的人,还汇聚了一些从康和安多逃出来的新难民。

那段时间,汉人往彭波、热振等地派遣了很多“假康巴”,来离间护教军与百姓的关系,因为护教军中大部分是康巴人。这些汉人伪装的“康巴人”骚扰民宅,强奸妇女、抢劫财物、砸碎佛像、撕毁唐卡、砸碎民宅中的水缸等。我便对民众解释:“那些不是康巴人。不是说康巴人中就没有干抢劫财物或强奸妇女这类事的,这种事完全有可能发生,但是康巴人绝对不会干摧毁佛像和唐卡等事情。所以那些‘康巴’是汉人伪装的‘假康巴’,是来破坏康巴人声誉的。”我还安排了部下严加防守,以防“假康巴”在该地区捣乱。因此当时没有一个“假康巴”闯入彭波地区。

藏历10月25日是传统节日“阿曲”,我们三四十人去了甘丹曲克寺朝拜。在拉萨的格桑占堆和我哥哥他们,派了一个信使与我们见了面。他带来的信中说:“得到消息说,共产汉人有一队百多辆车的大车队最近要去山南。你们最好赶回山南总部。”

我们马上召集部下开会,通知要去山南,警告大家一定要保守秘密,并做好了如何去山南的计划。我们是晚上出发的。每天晚上赶路,白天藏起来。经林周县,三天到了楚布寺,几天后到了曲水。那一天是藏历11月5日,曲水没有解放军防守,晚上我们就在曲水的一个村子过夜。当晚有人报信说中国人的车队来了,我们派人去查看,却没有发现车队。

第二天我们安排人留守村子观察汉人动静,其余人渡河到对岸哲蚌寺下属的一个村子,在那里过夜。村里有很多四水六岗留下来的食物,但是没有一个四水六岗的人。据村里人说,四水六岗的人几天前刚离开。这里有吃有住,我们便打算在此休整几天。我正在房子里休息,我幺弟到屋顶用望远镜四处看,见曲水那边尘土飞扬,解放军的车队正向我们的方向开来。我们立刻开跑,跑到一座山梁上观望。只见解放军的车队在刚才那个村庄停了下来,架起炮和机枪什么的,而且把村子里所有的村民都聚在一处,分成三组,男人、女人、小孩各一组,分别询问。这个车队就是格桑占堆和我哥哥带信提到的那个车队,是运送武器和士兵的车队

我们就地开了个会讨论对策。会上一部分人提议,先在这里袭击解放军的车队,然后再去山南总部。我当时想,在这里袭击车队杀不了多少解放军,而且如果没能抢到武器,我们的弹药反倒会消耗很多。会议最后让我做决定,我认为应该在另一个地方设伏袭击车队,这样抢到武器的可能性更大。于是我们马上出发了,在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地方设伏:我们分成七个小组,在七个点埋伏,还破坏了公路。天很冷,等了一晚上也没等到解放军过来。第二天天亮后,我通知各组撤下来,只各留一人放哨。大部的人撤到贡嘎宗,放哨的人以我们的枪声为信号,听到枪声后就撤下来。

到贡嘎宗后,我们去找了宗本,向宗本打听是否知道四水六岗总部在什么地方。宗本不太清楚,他听说是在拉嘉日,也有人说是在羊卓雍湖那边。我们请宗本派人,去那些风闻有四水六岗总部的地方送信。我在信中写到“我是热珠阿旺,现在在贡嘎宗与解放军打仗,你们马上派人马过来。”宗本向四个地方派了信使。我们还让宗本安排人晚上放哨,我们很累需要休息,如果汉人来了就叫我们。

第二天麻亮麻亮的时候,放哨的人喊“汉人来了!”我当时想,解放军不可能这么快就到,因为路多处已经断了。我马上命我幺弟拿望远镜到贡嘎宗城堡顶上去查看,幺弟传话说:“你快准备,汉人拿着木板铺好了路,正向我们开来了。”我马上召集我的各位甲本,分成七个小组。离我们不远处有一个山口,这个山口非常重要,如果山口失守,将对我们大为不利。我幺弟在家乡时打仗很有名,因此我派他带人去把守那个山口,他们的枪好是好,但没有布朗枪。我的大弟弟在家乡时也跟解放军打过多次仗,因此我也派他带了七、八个人去设第一道埋伏。当时我们人不少,但只有37条枪。

解放军的车队继续向我们开来。我在望远镜里看见,有29辆军车,后来汉人的资料里说是27辆。我当时在第三道埋伏线上指挥。有两辆车已经靠近我们了,这时我听到从第一道防线那边传来了枪声,我们也马上开了火,同时第四道防线也开火了。解放军士兵们跳下车钻进了车底,没有立刻还击。我弟弟他们从理塘来时带了四颗汉人的手榴弹。我们的队伍里有几个人没有枪,他们曾受汉人邀去过中国,我们尚不敢信任这几个人,但还是允许他们跟我们一起行动(译注:当时有不少受中共威逼利诱的地方头领或“翻身农奴”参加了起义)。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就让他们扔手榴弹。第一颗手榴弹扔过去没有爆炸,其它三个都爆炸了,扔到车上炸得解放军的身体飞了起来。我们开火的时候是8点左右,到11点的时候解放军还没能有效还击。

有一辆军车里有一个军官,他带着一帮人往山口方向冲,而且用布朗枪猛烈扫射,打得我幺弟他们头都抬不起来。看到那个情形我有些紧张了,起身回到后方,那里有我们的十几个没有枪的人。走了一段后,我看到一辆军车的司机被打中了,车掉进了河里,我方开枪的时候,血水都在往车外溅。地面上也有很多解放军的尸体。我又想去捡武器,但不远处的一片平地上,有一个军官在猛烈地扫射,我没法去捡武器。我就想,一定要先把这个军官打掉,于是我爬到一处,见那个军官身上在流血,可他仍然在射击。我拿出我的英制卡丹枪,放了一枪,那个军官倒下了。我立刻转头喊那些没有枪的人“快来捡枪!”那些人就跑下去捡武器,这时车上有一个受伤的解放军,啪、啪、啪连开了几枪,打中了我们一个人的手,其他的人又跑了回来。那个受伤的解放军又扔了一颗手榴弹,我冲上去朝车上开了几枪打死了他。车上其他的人都死了,我们上前把解放军的武器都拿走了,每条布朗枪配了五百发子弹,我们立刻拿上这些武器往幺弟所在的山口那边冲。到了山口,我们马上架起布朗枪,向解放军扫射,把那帮向山口冲过来的解放军全杀了。然后我们又返回车队那边,放火烧了那些军车。

这个车队有29辆车,士兵死的死,伤的伤。有几辆没有进入我们的埋伏圈,他们架起大炮轰我们,可炮弹没有打中我们,而是飞到我们后头的寺院里去了。

在贡嘎这次袭击中,我们的潘贝战死了。我请了僧人们把他的尸体搬到寺院里超度。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同伴受了伤,以前打仗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中过弹,听说他的护身符很厉害。这次他中弹了哈哈哈……后面还有七、八十辆解放军的车跟进过来,我们人少,我就下令撤离了。我记得那是1958118号。贡嘎一仗我们打了出名,因为我们的人很少,但是战果不错。

第二天,还发生了一起袭击解放军车队的战斗。我们此前由贡嘎宗派往各地寻找总部的信使中,有一组在路上遇到一支三、四百人的四水六岗军,他们是总部派往贡嘎堵截解放军的。他们的指挥官是:贡嘎桑丹、曲多博、雄日拉嘉。信使把我的信交给了这支队伍的人。这支队伍有接受过美国CIA 训练的人,还有美国空投的武器,有炮。

由于解放军的车队在贡嘎遭到我们袭击,泽当的解放军前往贡嘎增援,他们派了四辆军车。在扎西玛,这四辆军车与总部派出的这支四水六岗军遭遇了。四水六岗军的战士一看到军车,马上设伏袭击。头一辆军车当场着火燃烧,另外三辆还没有进入埋伏圈,马上退到一边,解放军立刻从军车上下来还击。这时四水六岗的人用炮击中了一辆军车。能用炮打中解放军,这在当时成了出名的一仗。这一仗他们缴获了一百来条枪,其中也有布朗枪(译注:音译,据描述是一种机枪)。1958年118号、9号连着两天对解放军的袭击,使解放军大吃一惊。

25.必须把山南“弄干净”

从贡嘎撤退下来,我带着人马去了琼结,在琼结遇到了一百多名四水六岗的人。这一百多名四水六岗的人,纪律非常涣散,骚扰民众,还有人强奸了妇女。我们路过一座寺院和一座小村庄时,那里的民众向我们告这一百来人的状,哭诉说:“连四水六岗军都这样的话,那你们打汉人有什么意义?”对此我非常失望难过。我们与这一百来人开了一个会,我在会上说:“如果你们不遵守四水六岗的军纪,那我就带着我的人马自己去跟解放军拼命,而不与你们合并。军队不能没有纪律,按照四水六岗军纪的第一条,别说强奸妇女,哪怕通奸也是犯死罪的!”我当时流泪了。这一百来人的指挥官在会上表示了愧疚和歉意,他说:“我不知道发生过这种事情。从今天起,你说什么我们都听你的。你们不要撇开我们。”然后我们就在会上重申了军纪。

我们终于联系上了四水六岗总部,并陆续整合了从四面而来的新难民和走散的四水六岗人员。由于达赖喇嘛在拉萨的处境已经非常严峻,四水六岗在茸乐岗召集了一次指挥官的会议。会上明确了必须把山南 “弄干净”,如果尊者出走的话,确保从这里能够安全出走。在会上,我们分别部署各路人马,从贡嘎到尼塘、到曲水……一直到拉萨河的然玛岗渡口,都部署了四水六岗的人,每名指挥官有一百多名部下。我们没有在拉萨布置队伍,因为达赖喇嘛在拉萨,我们不能在拉萨打仗。

山南重地泽当的指挥官就是我。因为泽当及周边的泽普、空布、曲库(译注:音译地名)有几处解放军的军营,解放军把这几个军营作为总部,负责清缴山南地区的四水六岗军。这些军营的战备都很充分:军营有引水系统,木柴堆得像小山一样;营房里没有士兵,他们在山上挖了洞和地道,士兵都躲在地道里。四水六岗的人曾两次袭击这些军营,反而被解放军打退了。会上的人一致要求我担任泽当指挥官,降神占卜后的神谕也说应该由我担任。因为我一路打过来,当时已经很有名,成了“恩珠.贡布扎西第二”,所以比较受人敬佩。做泽当指挥官是非常艰难的任务,我只有三、四百名士兵,部署在离泽当不远的琼结,主要任务是包围这几个军营。1958年藏历1210日,我们在泽当开了战……(译注:跋热·达瓦才仁《血祭雪域》中如此记载:195812 1日,留守部队各部官在茸乐孔朱喀开会参加会议的有百人,围攻泽塘,有关指挥人选请神谕决定,神谕言:“军官中的军官热珠阿旺去随后开始布置,汉人洛桑扎西亲自前往泽塘侦查……

我在拉萨时就有预感,达赖喇嘛无法呆在拉萨。 195935日,我在泽当打仗的时候,从拉萨罗布林卡来了两个信使。信中写道:“如果你能来罗布林卡的话,达赖喇嘛将会非常高兴。另外,第十六世噶玛巴将要离开楚布寺出走,若有需要,也会请你们安排卫队护送。”

这封信是以甲本格桑占堆的名义写的。从信的内容我看出,达赖喇嘛无法继续呆在拉萨了。我当然愿意带人去拉萨接应尊者,但我认为山南泽当这个阵地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泽当这几个军营里的解放军出来追剿,将对达赖喇嘛的出走造成严重威胁。而目前山南除了这几个军营外,其他地方是干净的。军营被我们包围着,白天解放军都躲在地洞里,我们不会有枪战。我们总是在晚上开战。

我召集所有的指挥官开了个会,告诉他们:“我有事要去拉萨,希望你们好好防守。”他们说:“你派任何人去拉萨我们都接受,但你不能离开阵地。”我的想法其实跟他们一样。所以我立即点了恰珠希热、扎雅阿旺两名指挥官,命他俩各带30人马,连夜赶到拉萨河然玛岗渡口,渡口那儿有我们的人员。然后他俩先去罗布林卡见甲本格桑占堆。

我另派了两名信使去拉萨,并回了一封信给甲本格桑占堆:“由于泽当的情况所需,我本人无法前去拉萨。我已派遣两名指挥官各带30人马前往拉萨了。不用担心山南地区的解放军,这里很干净不会有任何问题……

26. 护送尊者去隆子宗

1959310日,在拉萨的民众爆发了反抗中国人的起义。317日晚上达赖喇嘛从罗布林卡出走,与尊者一起的有扎萨功德林、帕拉等官员。他们要经然玛岗渡口前往山南。在然玛岗渡口有噶厦政府的军队和四水六岗护教军的人员护卫;在拉萨至山南的路上,我们也早已安排了人员护送和防守。

我的信使在然玛岗渡口遇上了达赖喇嘛一行。信使正要把信交给甲本格桑占堆时,达赖喇嘛说:“谁的信,快拿过来我看。”按常规,信应该先交给尊者的总管帕拉,再由帕拉呈给达赖喇嘛。但此时此刻也没顾那些规矩了。达赖喇嘛还让我的一个信使牵着他的马带路。另一个信使立即返回泽当,向我汇报了消息:达赖喇嘛已经过了然玛岗渡口,正在前往山南。我立刻带领三名指挥官、一名朱古(译注:转世化身)共十人,骑马向拉萨方向赶去。

1959320日中午,我们到扎西玛时,达赖喇嘛一行也刚好到达。达赖喇嘛在扎西玛的一户大户人家里休息,他和帕拉等少数随从,以及甲本格桑占堆和二三十名四水六岗的护卫人员住在这户人家里,他的经师、家人等人住在村里其他人家里和寺院里。我到了村子,先见了帕拉,然后我要求拜见达赖喇嘛,帕拉同意了。

觐见的时候,我们把武器都放在屋外,达赖喇嘛在里面说:“快进来,快进来。”我们走进屋去,磕了三个头,献上哈达。我对达赖喇嘛说:“感恩尊者来了!”想到尊者被迫放弃首都离开,又为尊者从汉人手中脱险庆幸,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达赖喇嘛对我们说:“请坐,请坐,大家请坐。”

达赖喇嘛又马上问:“有没有准备好护送噶玛巴?”

我回答:“没有任何问题,山南一路上都是我们的护教军。”

达赖喇嘛说:“你们辛苦了,也有了成果。目前在拉萨极有可能发生战争。噶厦政府和三大寺曾经对四水六岗实施了最严厉的限制(译注:见前述),希望你们不要介意伤心。恩珠.贡布扎西清楚整个过程和真相,我们是在汉人的压力下,被迫对你们说了最难听的话,做了最难为你们的事。”

我们虽然都是指挥官,可个个泣不成声。

达赖喇嘛又说:“帕拉,我们不是带了一些‘觉钦玛耶’吗?送给他们吧。”帕拉立刻给了我们“觉钦玛耶”。达赖喇嘛又对帕拉说:“你们一起商量一下明天的行程吧。” 觐见完达赖喇嘛,临出门时达赖喇嘛特意问我:“热珠阿旺,你会和我们一起走吗?”我说“是的,尊者。”然后我们退出,去了帕拉的房间。

达赖喇嘛最初的想法是,在山南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帕拉向我们了解山南的情况。我们认为整个山南都是安全的,除非中国人派飞机来才会有危险。山南最安全的地方是隆子宗。隆子宗地方很大,周边也安全,噶厦对这些地方也很熟悉,且隆子宗离印度不远,离不丹也很近。所以当时的计划就是护送达赖喇嘛去隆子宗。我和达赖喇嘛的那张照片就是护送尊者去隆子宗前,在扎西坝拍的。

达赖喇嘛安全经过山南,到达了印度。中国人的大部队,包括步兵和骑兵派往山南,增援山南的清剿部队,解放军从各个方向围剿我们,我们再也无力抵挡,1959年的41号,我们开始从泽当撤离。

(译注:据《中共西藏史大事》的记载“叛乱武裝 2000 1 25日起,向我山南工委和两个备连再次发动猛烈攻击,我三百多名干部战士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激战 27日,敌进攻不能得逞,遂采用挖坑道的办法,向我实施围攻牺牲分工委财贸部副部长王一平、社会部副部长赵克俭干部战士十余人。直到 4 8日,平叛部队进抵山南,叛匪逃跑 。
据《血祭雪域》中热珠阿旺提供的数据:泽当的三月中,护教军阵亡 36人, 160人,中国军队死伤不详。)
                        图片前者为热珠阿旺,中间骑马者为达赖喇嘛尊者。

27. 我没有背叛图伯特

我从来没有杀过藏人。我第一次杀人杀的就是解放军。除了解放军我没有杀过任何人。杀解放军是从多嘎琼朵开始的,解放军在多嘎琼朵设伏,我们进入埋伏圈以后,吃了很多苦头。从此后我就三三俩俩地杀了。战场上我们能把汉人的脸看得很清楚,他们和我们家乡的那些汉人一样,个子很短小。打仗时我们彼此是敌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双方都很愤怒,都设法置对方于死地,解放军除了想杀我们,也设法抓捕我们。本来杀了人以后,应该想到这是在造孽,杀了野生动物也会念六字真言,何况人?可是杀解放军不管杀了多少,我连一遍六字真言也念不出口。杀解放军是一桩让我骄傲和兴奋的事,因为我把共产汉人当作敌人里的敌人,我从心底里认为他们是野蛮的,他们不信佛法,所以我杀了他们以后很高兴,没有想到在造孽,不会流眼泪的哈哈哈……

我对共产汉人的愤怒在于,他们嘴上说得好听,做的却是另外一套。“穷人大会”就让我们知道了,共产汉人说话是没有诚信的(译注:“穷人大会”意指“民主改革”)。共产汉人没有信仰,逼迫藏人摧毁寺院。以头人、活佛、僧人剥削人民为名,屠杀头人、活佛和僧人。他们动用国家军队对康和安多的藏人进行镇压。国家军队有枪炮、飞机、炸弹等,而我们除了私人买的枪支外,没有别的武器。他们对这样的民众进行无情的屠杀,这件事我们藏人会一代又一代讲述下去,永远不会忘记。直到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也不会忘记。这是我最大的痛苦,永远无法消除我的愤怒。

流亡印度后我只有两种想法,一是西藏独立,一是和汉人死拼。我做好了在印度长期呆下去的准备,当时恩珠.贡布扎西、嘉乐顿珠和我们还在继续想办法,希望在美国等找到援助后,返回西藏去打仗。

1986年我和太太回理塘探访过一次。班禅喇嘛访问理塘时我在理塘。那次汉人没有像对待敌人那样对待我。他们带我去参观了达孜多、成都、北京等地,安排住在各大酒店里,对我很好。他们对我这么好,也许是希望我投靠他们吧。哈哈哈……

我非常高兴有汉人朋友们来采访。我相信他们把我说的事实情况写出来,而且是用中文写出来,中国的第二代领导人还在世,他们读后就会发现我知道详细的情况。他们也知道我说的是实话。

虽然我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了,身体也不好,但我要坚持说出来,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知道今天的中国有喜欢共产党的人,也有追求民主的人士,信仰佛教的人也很多。事实写出来后,很多汉人就会知道真相。共产党会非常恼火,但是,他们也会看的。

给我们造成痛苦的是中国政府,都是政府官员让人去做的。对藏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政府没有与中国人民大众商量。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是一样的,希望平安幸福。给我们带来痛苦的都是中国政府官员。

我没有背叛西藏!没有背叛达赖喇嘛!没有背叛理塘头人和喇嘛!我不是叛匪。
四水六岗创立者恩珠.贡宝扎西

(热珠阿旺的采访完)


采访者:唐丹鸿
翻译:桑杰嘉
采访地点:达兰萨拉
采访时间:20108

2013年11月29日星期五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 康区理塘 热珠阿旺(七)

热珠阿旺:1927年生于西藏康区理塘。九岁入理塘寺出家。1950年代表理塘寺院和理塘地方民众赴达孜多(康定)与中共接触,前往中国北京等地参观。1957年,以抵抗中国奴役为宗旨的“四水六岗”组织创立者之一。1958年,前往山南珠古塘成立“四水六岗”军,担任要职。多次与中共军队正面交战,并在山南工噶县境内伏击中共军方车队大获全胜。19593月,从扎囊护送达赖喇嘛尊者至琼结后,再次返回山南阻击中共追兵。1959年流亡印度。1962年至1976年在印度西藏特种军22军服役,担任代本(团长)。现居住在印度新德里









20.汇聚成了一支人马

从山口下来了两个人,看装束是牧民。我和群培坐下来祈祷,希望这两个牧民在我们附近休息一会儿。他俩沿山梁下来后,果真在附近停下来升火烧茶。我俩就走过去,我还可以走,群培在后面踉踉跄跄。我靠近那两个牧民时,他俩害怕极了,因为我背着枪。我对他们说:“你们别怕,我们是四水六岗的人,跟大队人马走散了。你俩不用怕,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请给我们一点吃的吧……”那个老一点的牧民说:“那自然、那自然。你们俩这么多天没吃饭,那先别吃糌粑,会噎死的。你们先喝一点糌粑汤吧。”另一个年轻的牧人去搀扶群培,过来后为我们做了糌粑汤……闲聊中这两个牧民告诉我们,他们是因为解放军和四水六岗打仗,躲战乱跑来这里的。

忽然,牧人之一说:“远处有人来!”我拿望远镜一看,有一个穿藏袍的人,骑着一匹马、牵着一头骡子,正向我们的方向过来。我一眼就认出是四水六岗走散的人。那人在离我们不远处停了下来,没有下马。于是我就喊:“你是谁?下马过来!”那个人也喊:“你是谁?”我说:“我是热珠阿旺。”他也说了自己的名字,但我听不清楚,我喊你先过来再说,他过来了。他确实是四水六岗的人,我们一起喝了茶。

那两个牧民有一匹很彪悍的母马。我们请他们把马卖给我们,两个牧民哭了起来,说:“这匹马是直贡仁布切的神马,不能卖的。”看他们的确不想卖,我就说:“那你们能不能把我们送到那边山口?我的同伴伤势太重了,走不动。”两个牧民说:“当然、当然。”他俩就把我们送到了山口。骑马来的那个四水六岗的人有很多藏币,揣在腰里。他拿出五百元给了他俩,两个牧人高兴地拿着藏币走了,把母马也留给了我们。

走到直贡龙秀时,我们看到了被打死的解放军的尸体,大概有一百来具,就扔在荒野里。由于尸体太多,臭味很大,马不愿意走,我们只能硬拽着马走。一般藏人不当心杀了一只虫子,都会念六字真言。可那时杀了那些汉人,我们连一遍六字真言都不念。看到解放军的尸体时,我很高兴。因为杀解放军不是很容易的事,他们是受过训练的。有的人说他杀了十多个解放军什么的,那都是吹牛。不过我还是动了一点儿恻隐之心,心想:他们连收尸的人都没有啊……后来在直贡寺附近遇到了一支解放军,我猜他们是去收那些尸体的吧。

第二天凌晨4点左右,我们三人到了雅热寺。寺院好好地接待了我们。先前有四水六岗的人牺牲后,马和财物等遗物我们都供养给了雅热寺,所以互相已经认识了。雅热寺的人说:“前几天还来了几个像你们这样的四水六岗的人,我们叫他们去牧民家住了。”于是我们便请寺院派人去把那几个四水六岗的人叫过来,与我们汇合了。

雅热寺是直贡仁布切的寺庙,是个小寺庙。直贡仁布切当时还年幼,11岁左右,直贡仁布切的经师年岁很高。我们请老经师占卜,问恩珠.贡布扎西的伤势怎么样?占卜显示说很危险。我们说:“只要能保恩珠.贡布扎西平安无事,任何法事我们都愿意做。”老经师便开了一个须做的法事名单,包括放生一百头羊。我们又占卜了一次,占卜结果是:只要完成老经师说的那些法事,恩珠.贡布扎西的生命就会像拴在柱子上那么牢固了,哈哈哈……

我们不知道大部队的去向。从这里有三条路去山南,我们无法决定走哪一条,且这事又不能让太多人知道。我们就找来一个白石头、一个黄石头、一个红石头,各代表三条路,拿到直贡仁布切面前,请他抓一个。11岁的仁布切胡乱搅合了一把,抓出了那个黄石头。这个黄石头代表的路是:经彭波去热振,再去山南。所以我们就决定了走这条路。

走的时候,我们从寺院牵了两匹以前供养的马。寺院有很多法事活动,来来往往的信众很多,我们就骑马混在信众中走了。第一天路上遇到了解放军,有二十多个骑兵和两百多个步兵,正迎着我们走来。如果我们掉头的话,解放军反而立刻会知道,所以我们马上把枪取下,塞进藏袍的长袖里,迎着他们继续走。由于来往的民众很多,解放军没有起疑。此后就没再遇到解放军。第二天在途中看到两只公岩羊,我们拿枪打死了这两只岩羊,驮着肉继续赶路,碰到一户牧民,就在牧人家煮了岩羊肉吃。

走到雅热寺的牧场时,遇到了我们理塘郡达家族的老妈妈,以前我们就认识。老妈妈一定要让我们留下来,她说:“你们一定很累了,留下来吃饭过夜吧。”我们在老妈妈家住了三天。老妈妈看到我们身上的伤,又见袍子上都是弹孔,又哭又笑地说:“我的这些孩子们,是铁打的还是铜做的啊?”她还想留我们多住几天,可是我们要赶路。老妈妈家里有一个芒康人,他也决定跟我们一起走。

现在我们一共有八个人了。我们去了彭波,在彭波又碰到四个跟大部队走散的四水六岗战士,接着又遇到了刚从理塘逃亡出来的十二个新难民一共二十多人了。走散的护教军身上带的武器好,子弹也多;新逃亡的难民武器不好,也没有多少子弹。一个叫潘贝的人和我商量认为,应该把这二十多个人组织成一支队伍。彭波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是色拉寺的属地,色拉寺有很多来自理塘的僧人,老乡之间都认识,所以人们对我们很好。我把这支临时组成的队伍先安排住在彭波待命。队伍中有人的家人在拉萨,我就给了他们七天休假,让他们潜回拉萨看望家人。我和潘贝也去了拉萨。潘贝的母亲和两个女儿住在小昭寺附近。那时是195810月,如果身上没有武器,进出拉萨一般没有问题。

21.在拉萨:请雄天护法
 
去拉萨的计划是这样:先去色拉寺,因为我弟弟在色拉寺,潘贝的一个亲戚也在色拉寺。在色拉寺把我们带的长枪藏在那里,再带着手枪去拉萨城(译注:藏人拉萨的概念指的是大昭寺一带)。潘贝是僧人,我也刚还俗,所以还是光头,因此计划穿袈裟,去拉萨城里见恩珠.贡布扎西的朋友;派人去拉嘉日(译注:地名)与四水六岗总部联系,再派人与恩珠.贡布扎西他们联系。

我们按计划出发了。晚上12点左右到了色拉寺我弟弟的僧舍。弟弟开门一见是我,大吃一惊,因为他知道我去打仗了。弟弟给我们烧茶,我告诉弟弟:“我们要去拉萨,要把马和两条长枪留在你这里,你好好保管;另外帮我们准备两套袈裟。”我们还叫了一个亲戚索南罗布一起去拉萨。

天快亮时就动身了。我们仨穿着袈裟,身上藏着手枪。我的手枪是“加拿大”。早上7点左右到了潘贝妈妈的住处,他们住在小昭寺上密院附近。他妈妈见到我们也非常吃惊。我们进了屋子,告诉他妈妈和他女儿:“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俩在拉萨有事要办,你们也不要害怕。”这天我们就住在潘贝妈妈的家里。

恩珠.贡布扎西以前做生意时的助理叫确扎,现在在拉萨帮恩珠.贡布扎西看家。第二天,我们派人去请确扎过来见我们。确扎来了,我们告诉他:“恩珠.贡布扎西受了伤,直贡仁波切占卜过了,要我们做很多法事。别的法事在直贡仁波切的寺院都做完了,只剩下放生一百条生命这事还没做,你看看你能来做这事吗?”确扎说:“没问题,这我可以做。”后来他放生了一百头羊。我们也嘱咐确扎不要走漏风声,还让确扎去请噶厦藏军的甲本格桑占堆、甲本旺丹扎西过来(译注:那时噶厦政府军已被编入解放军编制)。

以前四水六岗在拉萨筹建的时候,这两人常常和我们一起开会。其实他们当时是噶厦的探子,来打探我们的行动的,只要恩珠.贡布扎西开会,他俩准在场。这两个甲本也是扎什军营的,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权力,但扎什军营总的来说是同情理解四水六岗的。

确扎请来了两位甲本。两位甲本见到我俩很高兴,连连问:“一路上怎么样?辛苦了……”我们给他们讲了,恩珠.贡布扎西怎么受了伤,我们一共打了十次仗,我们与恩珠.贡布扎西走散了等等;也告诉他们,我们目前已经召集了一些脱队的护教军战士、以及一些新难民,安顿在彭波。请他们先把这些情况分别转告给帕拉(译注:帕拉.土登维登,当时达赖喇嘛的侍卫总管)、达赖喇嘛警卫团的代本(译注:警卫团团长)以及其他代本。然后再请告知我们,帕拉和代本们有什么意见和指示……

几天后的晚上他俩来了。帕拉托他俩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吃的,还请他俩转告我们:“你们要当心,不要被人发现你们在这里。我们正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决定后会通知你们的。”我们对两位甲本说:“我们要祈请雄天护法,你们能否安排一下?”两位甲本爽快地答应了。(译注:多杰雄天,曾为藏传佛教格鲁派护法神。1996年达赖喇嘛颁令,因雄天鼓励暴力与不宽容,格鲁派禁止尊奉雄天护法。详情见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6%9D%B0%E9%9B%84%E7%99%BB

我们约好了请雄天的时间和地点。弟弟和另外两个僧人从色拉寺来一个小寺庙与我们汇合。作法降雄天的是一个老头,住在附近农村里,也被请到了这个小寺庙。随后我们祈请雄天。当老头的身体颤抖起来时,说明雄天附体了,我冲了过去,揪住被雄天附体的老头子的胸襟,怒吼道:“怎么回事?以前我们祈请你时,你这个护法神说过,决定和我们一起努力抵抗。为何事到临头,我们却没有得到任何保佑?特别是恩珠.贡布扎西,他是我们的头领,他遭大炮袭击的时候,谁也没有保护他!护法神在哪里?什么狗屁护法神!”

骂完我放开了手。雄天说:“你们等等,我有点忙……”然后他跳起羌姆(神舞)来,一边跳一边射箭。跳了一阵后,他坐了下来说话,这时他说的话没有人能听懂了,必须得由一个人专门翻译。雄天通过翻译说:“玛贡嚒!人不是铁打的,不是铜做的,所以各自当心很重要!”哈哈哈……雄天接着说:“恩珠.贡布扎西受伤是个小灾,他没有生命危险,你们不要担心……”说了一堆。降完雄天后我们回到了拉萨。

弟弟他们非常信雄天,所以弟弟一路指责我是“疯子”,数落我怎么能这样对雄天?我顶他:“那又怎么样?那个降雄天的老头子不过是肉身凡胎,也有老婆孩子,他降了雄天附体,却没有任何用处!”

22.在拉萨:“局势非常严重”

在拉萨这段时间,中国人给噶厦政府和达赖喇嘛找了不少麻烦,欺负达赖喇嘛。比如有一天,解放军拿了一个嘎乌护身符,这个嘎乌是从战死的四水六岗战士身上取下来的,解放军打开嘎乌后,发现里面有“觉钦玛耶”。解放军把这拿到达赖喇嘛面前,指责达赖喇嘛给反动土匪发了“觉钦玛耶”,让解放军死伤不少。达赖喇嘛说:你们这么说没道理。“觉钦玛耶”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送给信众用来朝拜的,送了很多。剩下的是我送的,我并非专门给反动土匪,我给所有的信众。如果“觉钦玛耶”真的那么有用,我还有少量的,也可以送给你们……

帕拉派人来问我和潘贝:“汉人实力很强,达赖喇嘛能否继续呆在拉萨都难说,对此你俩有什么看法?” 帕拉曾说过要安排我们见达赖喇嘛,而我俩却没有见尊者的打算。因为我们在谋划打仗,没有什么特别的必要去见尊者,若是被汉人发现,反而会给大家都带来不便。但听到帕拉关于达赖喇嘛处境的那番话后,我俩非常担忧。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对抗中国人,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像藏人的眼睛和心脏一样的达赖喇嘛。如果他安全不保,或者落入了汉人之手,那一切就完了。帕拉猛地问我们的意见,我能说什么呢?我俩手下只有二十多个人马,我俩本人也在拉萨,这些贵族官员问了一个古怪的问题。我只好说:“请你们这些噶厦官员们做好一切准备,把达赖喇嘛交给我们,我们负责把他接走。”帕拉他们对此没有回话。

没过几天,帕拉他们又问我们有什么意见?我们俩就说:“我们可以组织康区的僧人加入护教军,但是他们没有武器。因此我们需要武器援助,希望你们给与武器援助。”

帕拉和其他官员听了我们的要求后,开了一次会。出席会议的有帕拉、达赖喇嘛警卫团代本和扎什军营的代本们。会议之后,他们又派人来问:“如果我们同意提供武器,你们怎么取得武器呢?”

我们说:“你们可以告知我们武器在哪里,然后我们派人去假装偷走。”
帕拉认为这个办法好,然后又问:“需要多少武器?谁来运武器?”
我们回答:“我们组织理塘僧人来拿武器。请提供英制卡丹500条、布朗枪20条、11条‘振戈’枪、6门炮等。”

帕拉派来的人说:“藏军士兵手中的武器,现在由解放军和桑颇共同管理,桑颇是亲汉人的。每周他们都要清点武器,所以藏军手里的武器我们拿不到。我们只能设法拿武器库里的武器。武器库的钥匙在桑颇手中,帕拉已设法弄到了钥匙。但当甲本和热本进武器库察看的时候,发现没有一条枪可以直接用,都需要组装。也不可能让很多人去组装,这样会泄露秘密,所以每天只能组装3条布朗枪。”(译注:桑颇·丹增顿珠,1924年-1961年。西藏拉萨人,桑颇家族成员噶厦官员。1951年作为藏军二代本参加西藏和平谈判,是十七条协议签字人之一。1959年拉萨事件后被逮捕,两年后去世

我们认为每天组装3条枪也行,我们可以等。于是就告诉理塘僧人们等一等,过几天我们就会拿到宝物。我们没有告诉他们将要拿的是枪。这些都计划周全了。可是有一天,甲本们来到我们的住处,带来了两千多发子弹,五百多察藏银和食物等译注:察,藏银计量单位),还有达赖喇嘛送的“觉钦玛耶”和护身结。他们带来帕拉的话说:“本来要安排你们见达赖喇嘛的。但现在看来不行了。提供武器一事也实现不了了。请你们不要失望,你们俩今晚就赶紧离开拉萨吧,局势非常严重。”我们问:“什么局势那么严重?”带话人说不知道。

这就是我们得的的消息。甲本们说:“你们在外多保重!我们在拉萨也会多当心的。”随后我们马上通知那些在拉萨探亲的四水六岗的人,让他们当晚立刻离开拉萨。而我和潘贝决定留下来,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我们让恩珠.贡布扎西的助理确扎去见噶厦政府的兹仲格桑隆。格桑隆在噶厦官位很高,与帕拉同级,而且他是康巴人,与恩珠.贡布扎西关系很密切。我们请确扎通过他打听“局势严重”到底是怎么回事。确扎去后带了一千多发子弹回来,却没有打听出“局势严重”是什么意思。那是195811月间。我们就这样被打发了哈哈哈……


采访者:唐丹鸿
翻译:桑杰嘉
采访地点:达兰萨拉
采访时间:20108


2013年11月22日星期五

转贴:路西法效应与耶路撒冷的审判

作者:赵刚

“路西法效应”

1971年,814日,周日。美国加利福尼亚。
一阵尖锐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夏日清晨的宁静,警车在大学生汤米•怀特洛的家门口戛然而止。睡眼惺忪的汤米从床上被拉起来,警察向他宣读了逮捕令,他陷入了一桩罪行严重的案件。面无表情的警官向汤米口述了宪法赋予他的权利,经过搜身,汤米的双手被扣上了手铐,警车呼啸而去。一小时后,经过登记和留印指纹,汤米被蒙上眼睛,押送到斯坦福县监狱。
在监狱里,他被脱光衣服,喷洒了消毒剂,穿上印有表示身份号码的囚服,汤米失去了自己的姓氏,变成了647号囚犯。另外8名大学生也这样遭到逮捕并被送到同一所监狱。
所有这一切都是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一手策划并导演的。菲利普•津巴多出生于美国纽约,是当代著名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会现任主席,斯坦福大学教授,曾获普通心理学终生成就奖。为了探究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以及社会制度能在何种方式控制个体行为,主宰个体人格、价值观念和信念、津巴多博士在报纸上发布了一则广告:“寻找大学生参加监狱生活实验。酬劳是每天15美元,期限为两周。”结果共有70人报名,经过一系列医学和心理学测试,24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情绪稳定的年轻人入选。他们被随机分成三组: 9名犯人,9名看守,6名候补。汤米和其他8名大学生就成了“罪犯”,于是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一切准备就绪,“斯坦福监狱实验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SPE)”开始。
814日,星期天。身穿笔挺帅气的卡其制服,胸前挂着口哨,戴着深色Ray—Ben(雷朋)太阳镜,腰里别着警棍和手铐,9名看守的装扮绝对可以乱真。不过这些“看守”没有受过任何专门的职业训练,对如何做监狱看守员,他们只是从电视、报刊杂志上见过。在前一天,津巴多教授以管理者的身份对9名看守们做出如下要求:所作所为尽可能贴近真实,但不能使用暴力维持监狱秩序。具体负责实验者也进行了交代,看守的职责就是“维持监狱法律和秩序”,但不要把“罪犯”的胡言乱语,(例如“罪犯”说,禁止使用暴力、不要侵犯人权之类)当回事。
周日上午,看守们兴奋而紧张地期待着“囚犯”的到来。当这些穿着白色囚服的犯人站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已经丧失了真实姓名,不叫汤米、保尔或是约翰,而是“647”、“981”或“5705”9名囚犯均戴有脚镣,为的是让他们尽快进入角色。这个方法奏效了。
815日,星期一。刚刚过了第一天,看守便实施了第一次惩罚:如果有谁忘记指示或床铺整理得不合格,就要做10个、20个或是30个俯卧撑。监狱里立刻弥漫出紧张气氛。整个上午,囚犯们都把自己关在牢房中,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体罚。面对反抗,看守们毫不让步,他们用灭火器喷射囚犯,将他们赤身裸体地锁在床腿上,有些囚犯还被关了数小时禁闭。这一切超出了囚犯的承受极限,“8412”号囚犯大叫“我受不了!”开始失声痛哭。不过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到底是真戏假作,还是确实真的精神崩溃?甚至连津巴博士多也没了主意。最终,实验组只好决定让这名“囚犯”退出实验……
816日,星期二。实验监狱重新恢复了平静。但犯人一个个都没精打采,包括替换“8412”号新来的囚犯。整个监狱简直成了臭气熏天肮脏无比的猪圈。这是必然的,为了惩罚反叛者,看守不允许他们上厕所。与此同时,试验者又放风来,说被放出的“8412”号囚犯将尝试帮助狱友越狱,从而使看守们草木皆兵,监狱中的紧张气氛达到顶点。有3名囚犯开始出现情绪激动、思维混乱的应激症状,当1名囚犯听到假释委员会拒绝他的假释请求时,竟然全身起了皮疹。
817日,星期三。监狱里虽没有正面冲突,但紧张气氛依旧。看守们的惩罚措施越来越别出心裁。他们开始强迫犯人玩跳山羊,这对于只穿囚服而没有穿内衣的犯人来说不啻一种侮辱。此外,他们还有的强迫犯人背着两名狱友做俯卧撑……
这时一名犯人出现了严重的歇斯底里症状。津巴多教授发现后,没有任何迟疑便将其释放,并马上找人替代了他。
三天内已经有五人退出!
818日,星期四。实验继续,看守看似更加无所顾忌,虐待不断升级,不公正的处罚相继上演,又有两名犯人达到精神崩溃的边缘。津巴多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当他的女友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来实验现场,眼前的景象让她错愕不已。她愤慨地对津巴多说:“你在折磨这些男孩子,这简直太可怕了!”
津巴多听到后,信心也有些动摇了,但仍想将实验进行下去。直到他发现看守们有玩出新的花样,强迫两个“囚犯”模仿动物交配。这大大超出了津巴多容忍的极限,监控屏幕前的他被这一幕惊呆了,侮辱和暴力已经达到无可复加!他下决心结束这一切,第二天一早,他便宣布实验结束,比预期提前了9!
不到一周的时间,这个实验便让9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毫无前科,具有大学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看守。到底是为什么呢?
津巴多教授认为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实验开始时,拥有绝对权力的实验指导者就指定了好人与坏人的界限——看守与囚犯。“坏人”是社会的败类、是人渣、不配被当作人来看待, 他们的名字不仅被剥夺,由数字取而代之,而且对待他们可以像动物一样被铁链束缚……相反,“好人”则被授予了武器和权力。“一旦你穿上制服,就好像开始扮演一个角色,你不再是你自己,你的所作所为要与这身制服所代表的职责相匹配。”其中一个看守如此说道。
尽管参与实验的大学生们都没有参观过真实的监狱,也从未因犯罪入狱有过牢狱体验,但仅在短短的6天之中,他们便学会了某些东西,知道了权势者和无权势者之间应该如何互动。
作为权势者和管教者的看守,通过管理囚犯的职责,取得了限制囚犯的自由,掌握了处置囚犯举止行为的特殊意志,使囚犯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尽在自己的把握之中。他们发现,通过强制原则,会高度、有效地完成自己所担任角色的任务,包括公开地惩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例如,在实验中一位“看守”说,“我觉得自己不可思议……我让他们互相喊对方的名字,还让他们用手去擦洗厕所。我真的把'罪犯’看作是牲畜,而且我一直在想,我必须看住他们,以免他们做坏事。”另一位“看守”补充说,“我一到'罪犯’所在的牢房就烦,他们穿着破衣服,牢房里满是难闻的气味。在我们的命令面前,他们相对而泣。他们没有把这些只是当作一次实验,一切好像是真的,尽管他们还在尽力保持自己原来的身份,但我们总是向他们表明我们才是上司,这使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作为无权势者的囚犯面对权势者所建立的监狱与狱规(可以延伸至类似监狱情境的社会结构),囚犯们只能“回应”——这种“回应”只能遭致两种选择:反抗或是顺从。前者,带来的是惩罚;后者导致的是自主性和尊严的丧失。就在试验的第三天,“罪犯”们竟然开始相信“看守”经常对他们说的,他们真的低人一等、无法改变现状。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过程中,津巴多博士目睹了令人震惊的情形: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好人也会犯下暴行。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被他称之为“路西法效应” ——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魔鬼撒旦。

耶路撒冷的审判

1961年,4月。以色列,耶路撒冷地方法院。
以色列政府成立了特别法庭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进行刑事审判。审判从411日开始至1215日结束,时间长达229天,先后开庭114次。法庭审判中参阅了1500份记录和来自16个国家的近百份辩方证词,听取了100名指控人的指控,多个国家媒体对此进行了全程报道。
阿道夫•艾希曼,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课的课长。在二战盟军所列的众多的战犯名单中,比起纽伦堡大审判中第三帝国的高官们,他算不上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人物。然而,对犹太人来说,尤其是经历过二战、惨遭纳粹重重磨难而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来说,一提起这个名字,便立刻会从内心涌起一股抑制不住的恐惧和愤怒。艾希曼本人并未亲手杀死过犹太人,但作为德国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成员,他在大屠杀中的作用却是极为突出,他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迫使犹太人外迁。仅在奥地利工作一年半的时间里,艾希曼及其手下就把15万犹太人赶出了世代居住的家园。由于工作出色,艾希曼受到盖世太保海德里希•缪勒的赏识,被调回柏林总部B-4课专门负责犹太事务与肃清事务。在纳粹统治时期,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犹太人,通过艾希曼的策划被运往欧洲各处的死亡集中营,在犹太人眼中艾希曼就是死亡的代名词,是超级死神。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之所以成为历史著名案例并非是其规模的效应,而是20世纪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对此案所做出的深刻分析以及她那篇《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个关于平庸的罪恶的报告》。
当时,汉娜•阿伦特是著名作为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的特派记者跟踪采访艾希曼审判案件的。审判期间,汉娜•阿伦特坐在观众席上,冷静地观察着在法庭上防弹玻璃罩下这个身材瘦削,年过半百,额角很高,牙齿歪扭,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竭尽全力保持镇静的男人;认真地倾听着这个杀人犯浑浑噩噩又不加思考的陈词滥调,分析着他那惯用的官方用语和措辞。
在人们眼中,像艾希曼这类冷酷无情的杀人犯,必定是一个道德败坏、凶神恶煞的魔鬼。但据阿伦特的观察,“艾希曼既不阴险,也不凶横”,只是一个平庸无奇的技术官僚。让人煞费思量的是,就这样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怎么会干出如此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事情?
恰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文学大师海因里希•伯尔所言:艾希曼“原属平庸之辈……他本可以默默无闻地做个保险公司的职员,挨家挨户地上门推销业务,或是到一家小报担任地方新闻编辑,报道点事故或火灾什么的消息,要不就当个洗染店的经理,客客气气地把洗干净的裤子送到顾客手里。”“他(艾希曼)不是杀人犯,因为任何一个杀人犯都有杀人动机……他不是案犯,却犯下了一桩策划并实施大屠杀的罪案。”事实上,阿道夫•艾希曼与“汉堡及其近邻的居民一样都是需要衣食住行的寻常百姓。他们都曾上学、存钱、打电话、乘电车、看电影、亡命天涯、祈祷上帝、闲得无聊、盼望下班……也都每天早晨看天气、吃早餐、然后情愿不情愿地去上班……”他们只是在做,无思考地做,高效率地做,四处忙碌,“无论是在集中营还是芝加哥的肉牛屠宰厂”,但不知道究竟自己在干着什么。( 伯尔:《伯尔文论》,北京三联,1996年,第81)
对艾希曼的道德标准如何判断,有一件事很说明问题。当时,有一部非常出名的小说《萝莉塔》(LOLITA),作者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文学系教授纳波柯夫(Vladimir Nabokov)。小说讲述的是一位中年学者与一个只有12岁的继女之间发生的不伦之恋。由于题材过于敏感,因此没有一家美国出版商愿意沾手,最后小说只得在英国出版。小说一经出版,立即遭到抨击,《星期日快报》主编戈登(John Gordon)撰文指出:《萝莉塔》是其一生读过的最淫秽下流的书籍,“是肆无忌惮的色情文学”。不过,也有叫好者,《星期日泰晤士报》将《萝莉塔》评为“最佳文学作品之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牢狱候审期间,一名以色列狱卒受好奇心驱使,把这本充满争议的小说,交给艾克曼阅读,看他会有什么反应。只过了两天,艾克曼便把书交还给狱卒,轻蔑地说道:“好一本污秽的书!”因此,在阿伦特看来,这个被认为是恶魔的人,其实不过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不过是庞大的纳粹官僚机器内的一颗“螺丝钉”。
对于艾希曼的审判,汉娜•阿伦特睿智地提出了一个前人未曾思考过的二律背反的问题:正常人也会成为杀人犯。
在一般人看来,凡是正常人都不会成为杀人犯。杀人犯必定是那种怀有阶级仇、民族恨的阶级敌人,或是某种心理变态的恶魔。所以,如果说艾希曼是杀人犯,就不可能是正常人。而汉娜•阿伦特恰恰通过法庭调查了解到,并且许多心理学家也都证实,艾希曼是一个心智极为正常的普通人,同时监狱的牧师还发现艾希曼具有明确的观念。因此,阿伦特提出了“正常的”人也能成为杀人犯,而且可能成为屠杀成千上万人的罪大恶极的刽子手。这种“平庸之罪”较比恶魔犯罪,对于人类的危害更加严重。
这样,汉娜•阿伦特就把问题尖锐地摆在了社会公众面前:她以“平庸之恶”这一说法概括了上述的思考,像艾希曼这样的人之所以“恶”,不是他本人有什么恶劣的品质,相反阿伦特注意到,艾希曼是一个非常有礼貌、有教养的人,即使在法庭上,他回答问题时也“不忘记用对方的头衔来称呼对方。比如一直是小心翼翼地答道:'是,大尉。’'但是,栏检察官先生’,几乎是条件反射似地不加思考却非常讲究客套的对应。”(《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吉林人民出版社 180)在第三帝国的背景下,艾希曼完全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他没有任何理由将自己的所作所为与有罪联系在一起。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所以成为作恶多端的杀人犯是因为他是无思想的人,不仅停止了思考能力,而且还对权威绝对服从。
审讯期间,艾希曼再三声称,自己的职责只是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在整个官僚体系中,任何人都不会质疑上级的指令。自己作为其中一份子,纯粹是从效率的角度出发,考虑怎样“解决犹太人问题”。换句话说,阿道夫•艾希曼只是极权专制制度的一个工具,即使他突然消失,纳粹政权也可以随时找到其它合适的人选,去替补这个人的位置。
阿伦特分析,艾希曼之所以成为官方政策的有效执行者,其中有两大关键性因素:首先,他无条件地接受了党卫队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鼓吹的观念,大规模地杀人,尤其是杀犹太人是一种英雄之举。要完成这个无比荣耀的事业,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以及对元首的绝对忠诚。其次,当艾希曼逐渐习惯于看到身边尸横遍野时,他采取了(如自己描述的)“另一种个人态度”:“我们已经不在乎自己今天还是明天死去。”按照第三帝国的定义,视生命如草芥,已经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的英雄行为。换句话说,对于生命的漠视,对于他人悲惨命运的麻木,已经在艾希曼观念中认为是极为正常的。
艾希曼的这种无思辩能力,还表现在对于什么是纳粹党,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他一直是浑浑噩噩。他供称,恩斯特•卡尔腾•布鲁内尔建议他加入纳粹党,当时他就想“为什么不呢?”至于为什么要加入,艾希曼不明就里。加入了纳粹之后,艾希曼还保持与犹太女友共同经营生意。但加入纳粹并未给他生意带来任何好处,反而由于是纳粹党成员,他必须与女友分手。缺少了女友的资金支持,艾希曼的生意一落千丈,最终破产。至于他加入党卫军也并非出于政治企图,而是生意破产后,在奥地利实在混不下了,只好跑回德国谋求生计,当上党卫军中一名听差。他丝毫没有想到,党卫军会得势,自己会出人头地。就是像艾希曼这种丧失思辨能力的人,因周围的社会化境和政治氛围,以及身边的多数人都毫无异议地拥戴纳粹,支持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命令,因此,也变得毫无顾忌地为非作歹,行凶作恶。
在纳粹极权统治下,良知在德国彻底地丧失了。在一个以某种意识形态为社会主导,以设定的理想为终极目标,以唯一的并以此动员人民的热情和支持的政党为统治的党(这个政党一般是由一位独裁者领导),并通过党的层级系统全面控制政府体系(包括警察、军队、通讯、经济、文化及教育等部门)的背景下,毋庸置疑,这个社会秩序完全是由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达成的,私人空间也肯定会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的状态。而当这一切发生时,这个自由被减至最低限度为基础的专制体制将更加具有效能。不言而喻,在第三帝国中,黑与白是颠倒的,良知与罪恶也是颠倒的。由此,在第三帝国中那些奉公守法的具有“良知”的公民,对黑与白,良知与罪恶的认知自然也是颠倒的。他们普遍关心的是国家能否保障自身的工资待遇与福利水平;自己的国家能否在战争获胜;战争是否会危及自己的家人的平安和社会的稳定。至于犹太人的生与死、甚至灭绝,其他国家与民族的苦难和沦丧,他们并不认为与自己有多少关系。艾希曼本人就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也就是说,他完全服从帝国的法律,忠诚自己的国家元首,听从纳粹党的安排,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践行了第三帝国公民应尽的义务,既然如此,问心无愧,何罪之有?阿伦特对此强调:在希特勒的德国,法律被彻底颠覆,以至于一种“良知”的声音开始告诉人们:“你们应该杀人。”她分析道:“邪恶在第三帝国已经丧失了被多数人所认同的品性——诱惑的品性。” 正是善恶是非的颠倒,在大多数文明中被认为是善的东西,在德国变成了“诱惑”。实际上,如果存在着所谓“诱惑”的话,那么它就是不去杀人的诱惑,不去出卖邻居、家人的诱惑,不去打、砸、抢、烧犹太人商店、教堂的诱惑。阿伦特将艾希曼视为平庸之恶的一个典型,因为从他的身上如此清楚地显示出,当一个政治体制腐败堕落的情景下,在此状态下生存的每个人,如果“缺乏思想——某种绝不等同于愚蠢的东西——预先就注定使他成为那一时期最罪大恶极的罪犯之一”(【美国】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阿伦特》中华书局64)
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一书中曾对现代条件下人类生活的一般状态下过一个定义:没有思辨能力、“没头没脑的鲁莽、无可救药的迷茫,或是自鸣得意地背诵已变得琐碎空洞的真理——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遵循这样的思路,艾希曼的罪恶就并非是简单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由于极权主义体制下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所造成的恶行,在这种体制中下越是“好”公民,越是体制的拥戴者,其人性的丧失与蜕变就越加厉害。
汉娜•阿伦特的这一结论为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明。在纳粹时代曾有无数受过高等教育或职业训练,有着良好教养的“知识分子”狂热地投身于纳粹的“运动”,在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血债累累的刽子手中间甚至还有不少具有博士学位的家伙,有的还拥有双博士学位。例如在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担任“医生”的党卫军军官中,其中有28位具有博士头衔。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医学界、生物科学界的不少科学家以学术、科学为幌子为纳粹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政策出谋划策,尽忠效力;德国史学界的学术权威也曾为迎合纳粹的“东部政策”、“德语文化圈”“民族共同体”的政策从事研究,为希特勒开辟东方战线制造历史依据;当第三帝国发动奴役欧洲的战争时,这些人又编造种种学术谎言为希特勒的“西方政策”制造借口。从纳粹体制的罪恶与责任的层面,汉娜•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审判进行了严肃的审视,并以此深入到个人良知的内省。诚如她的早年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曾经分析过的,在纳粹极权统治下,每个人都“戴着假面具生活,——想活下去的人谁都不可避免要这么做,这就带来了道德有罪的问题。”例如:人人见面互致问候的“HI,希特勒!”这种德意志式的问候礼;对纳粹权威的尊敬与服从;在希特勒统治下使用的纳粹党文化的套话、官话;由于恐惧而取悦于纳粹政权的种种表现;甚至为了保住自身的名誉、地位、利益而不惜告密、出卖自己的朋友、同事、家人等。雅斯贝尔斯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患有健忘症的人在这些事情上会欺骗自己,因为他们想欺骗自己。戴假面具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
《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则新闻,60年前美国一位CIA情报官员在法兰克福的一所公寓里发现了一本相册,相册的主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位纳粹官员,名叫Karl Hoecker2006年,这名情报官员将这本相册捐给了美国《犹太人屠杀纪念馆》。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纳粹集中营的军官相册,一定会记录集中营里受害者的惨状,或是保留焚化炉、毒气室的写照。
 恰恰相反,相册中的照片全部是1944年的夏天和秋天里,那些管理集中营的纳粹党卫军和助手们的生活写照。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穿戴整齐,相貌端正的年轻男女,在集中营附近的度假营地嬉戏。他们快乐地吃着浆果,拉着手风琴,唱着歌。看着照片,我们无法想象,这些活泼可爱的青年就是刽子手,而那些可怜的受难者就近在咫尺。
相册的主人Karl Hoecker在照片中非常庄重地装饰着圣诞树,俨然就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和友善的邻居。谁能想象,就是这个人曾亲手屠杀了上千名无辜的犹太人。正如汉娜所描述的:正因为艾希曼太“平常”,“因而显得格外可怕,……他比想象的更接近地狱的生活。”
无论是“路西法效应”还是“耶路撒冷的审判”都表明,社会情境和社会角色,即在人与制度的关系中,人的意识和行为是如何受到制度的规范和调节。人作为社会动物都要归属一个群体,重要的是无论任何群体都有一套社会规范(或是潜规则),无论何人,只要在体制内,就不得不遵守这些规范。因此,制度一旦形成,人的行为必然会受到其塑型。制度的塑型功能甚至会延伸到人的心理、意识、观念等精神领域。一旦制度转型,不仅社会的规则会随之改变,甚至会重构,而且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精神境界也随之再塑。这就是人与制度之间相互的关系。人设计了制度,但反过来人又要受到制度的制约和重塑。
在“SPE试验”中,当津巴多博士说“好人”变成“坏人”时,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坏人,他们或是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或是认为不过是按照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采用了恶的手段来实现其正当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掩饰施虐和施暴的残酷,是我们经常可以见到的常态。  
一个好的制度,当然要能保证人的自由、尊严,以及社会的正义、公平与公正。当制度不能保证公民的自由、安宁、体面、和谐的生活时,当一个制度不能扼制或者根除屠杀无辜的邪恶以及“丛林法则”的强盗逻辑时,那些反人类、反人性的罪恶势力必然会令人恐惧地在社会中滋生、蔓延,不仅社会上原有的邪恶分子更加邪恶,甚至那些被看作最为弱小的普通人也会受到感染,在某个时间、某种场合、令人意想不到地显露出强盗或是流氓的峥嵘面目。因为,制度已经教会他们要想在狼群中生存,只有把自己也变成狼。然而,把生活中除了个人原因以外的种种不幸、苦难、烦恼,恶行都归结于现存制度的缺陷,也是将人与制度之间复杂的关系简单化了。
一个社会的制度的文明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也来取决于人自身的文明程度。倘若一个社会以“丛林法则”视为行为准则,普遍缺乏人文关怀;倘若一个国家自大狂妄到唯我独尊的地步,拒绝接受全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观,排斥一切外来进步与文明;倘若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苦难和灾祸熟视无睹,甚至幸灾乐祸,缺少同情与慈悲心怀,那么,这个社会、国家和民族不可能建立起文明、先进的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路西法效应”与“耶路撒冷的审判”给与我们的思考值得永远汲取。 

原文来源:《书屋》二〇〇九年第六期 http://www.housebook.com.cn/200906/1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