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6日星期三

唐丹鸿专访艾未未:文明的定义,取决于在黑暗中失去声音的人

【2017-07-26 端传媒首发。】


艾未未在以色列博物馆布展工作照
艾未未入境以色列签证

唐丹鸿
按:我在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外的空地上等艾未未从机场过来。对面是以色列国防部,大厦圆形顶部是直升机停机坪,旁边一座装置了各种雷达天线的尖塔高耸。艾未未从一辆有点古怪的黑色大巴下来,和他正在拍摄的难民纪录片的一名导演一起。他们形色略显疲惫,皮肤黝黑,应是钻那些难民营时晒的。两年前加沙战争时,他在推特转推了不少我关于战争的推文,我就指给他看国防部,说每次战争时,以军的总指挥就在这里。他举起相机边按边说那要拍张照……选择在这里与他会面,因为艺术博物馆花园旁的露天餐厅优雅安静适宜谈话。
以色列国防部
 
艾未未说,以色列军方拒绝发给他去加沙的通行证,他问我有没有办法。我噗嗤笑出来:“你觉得我,一个在大学教中文的外国教书匠,有这种神通吗?”我问他是不是在搞怪,他严肃地否认了,说一定要去加沙,为此会尝试任何可能性。
散漫交谈中,我习惯
艾未未与唐丹鸿在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花园餐厅(唐供图)
性地给初来乍到的人略充“导游”,告诉他我们正在吃饭的花园旁边,是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艾未未说,就是这个美术馆,取消了他与一位以色列艺术家的联展。这位以色列艺术家的摄影作品以巴勒斯坦难民为题材……然后艾未未上了一辆出租车去了耶路撒冷。他走后一个月,对面的以色列国防部附近,两名巴勒斯坦枪手向露天餐座扫射,四人死亡。这两名枪手来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希伯伦,他们装束成侵占了希伯伦的犹太教定居者的模样。这一年,暗合着艺术馆取消展览的理由,“时间表不合适”:耶路撒冷、希伯伦以及这片“局部民主自由”的多处,“恐怖枪手”、“恐怖刀袭”此伏彼起,“恐怖”之说洗刷着“无审判死刑”、“定居点”和“占领”。
 
一年后,耶路撒冷市中心吉瓦特拉姆山丘上的以色列国家博物馆,举行了艾未未的个展《或是或非》(201762-1028日)。 
在博物馆的第三层,我和家人走过上亿的《葵花子》,走过艾未未打
以色列博物馆展出的艾未未作品《软地》(唐供图)
破汉代陶罐的乐高拼图,走过齐整贴满借据的展墙,走过枯枝汇聚的《树》,
枯枝像移民来自不同的远方,我们踩在了《软地》上。这块依照第三帝国艺术圣殿大厅地面复制的地毯,覆盖了以色列博物馆展厅的地面,簇集的犹太人和稀少的巴勒斯坦族站在上面,壁纸《Odyssey》上奴役、炮火、杀戮、难民和
壁纸《奥德赛》局部(唐丹鸿供图)
流散,像镜子映照着他们,旁侧影像中的加沙老虎奄奄一息,成都警察和被警察打致脑血肿的反对者,犹如穿越时空将镜头朝向这里,两个孩子在意义多重交织的《软地》上嬉戏,他们身上有死在达豪集中营的人以及死在土地改革中的人的基因,也是三次中东战争的战士和中共党员的晚辈。孩子欢笑,还不知身处怎样的世界中……
 
以下是20177月我与艾未未的访谈纪要

唐丹鸿(以下简称):近两年柏林定居后,在推特上你似乎更多转推外媒信息。对大多数翻墙上推的中文关注者来说,看不懂,很多也不是他们关注的议题。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呢?

艾未未(以下简称):我生长在一个人权理念受压制的社会环境中。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我是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成员之一,直到2005年当我开始尝试使用互联网。之后我一直保持着全方位的政治参与,在任何可能的情形下,我都会不自觉的卷入维护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事件。可以说,强权之下的经验和反抗构成了我生活的主体。我认为,维护权利,维护言论自由是一个艺术家无法推卸的责任。如果放弃自我表达,弱化自我的声音,那样就是把一切交由强权来操控,那会是很讽刺的事。我时时有必要平衡和抉择如何介入,并排除空泛的姿态。

2015年出国在柏林定居后,我的关注面主要是国外,但我并不只是转国外的报道,对国内发生的比较重要的议题,我都会发表一些看法,只是和从前相比要少很多。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以前我在中国,我几乎只关心中国的事儿,不在那儿了,关注的可信性和真实性就差了。身在海外而只关心中国问题,缺少真实和诚实性,是因为不在那个境遇中,不受那个境遇的条件约束,很多谈法都不真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可疑的。不在危险的境地中的反抗,其真实度会有问题。反抗的正当性来自直接或是间接地承受痛苦,以及承担因反抗带来的伤害,承担其责。

其次来到国外生活后,我从前没有遇到的问题凸显出来,比如西方政治环境中的民主与自由,诸如此类是我在中国并不需要考虑的。来到欧洲直接面临的就是难民的问题,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去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访问了几十个难民营,采访了几百人,相关的官员、联合国救援组织、非政府组织还有志愿者。从希腊开始,土耳其、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加沙和西岸地区,黎巴嫩和约旦,然后有摄制组去了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孟加拉和非洲的肯尼亚,加上墨西哥,走了不少地方,见了一些人,拍摄了近一千个小时,我们制作完成了一部纪录片 “Human Flow”《人流》。这个纪录片将会在全球公映。整个过程中,我使用较多的是社交媒体,把我每天的工作情况直接放在推特和Instagram上,一天百条的情形常有。

我认为,人权是一个通行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域性或阶段性的概念。这属于今天的理解,可是这个理解是极为重要的。在中国,你经常会看到哪个地方拆迁了,一些人关心自己村里的房屋拆迁,对临村的道路改变、房屋拆迁是不管的。这种局域性的反抗,无论是从理念还是效果上都不太好。这也是为什么很少有人关心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和其他宗教的侵权的问题,少数民族或是同性恋问题。常常是权益的受害者自己出来呐喊,然而,这些受害者通常并不关心其他方面的权益受损,这说明了中国人对人权、对人的价值的理解是狭隘甚至无知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关心的人权是一个整体,我不在意他们关不关心我,或说他们是否看得懂,这根本不是我的问题。

我不存在转变,我是遇到河流的时候才会想到架桥梁,要我背着一座美丽的桥在旱地上行走,这是不可能的。

唐:你拍的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多数中国观众心领神会并产生了强烈共鸣;而当你转向拍摄难民后,Twitter中国粉丝的共鸣不再,甚至负面联想很多。可以说说你拍难民纪录片的缘起想法吗?你对相应转向了的中国粉丝怎么看?

艾:我基本没有什么计划,也没有什么策略,我说了我只是面对我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也分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在中国的网络上和在国外的互联网上,我面对的观众显然不同,在国内的比较具体,而国外相对宽泛。拍难民的纪录片和我拍中国纪录片出于相同的目的。当我遇到了问题,我觉得需要通过记录才能够形成认识,形成一个可以供讨论的平台。

至于中国粉丝,我从不在乎,他们的联想跟我无关,有联想那还不错,转向了就让它去死吧。

唐:2016年你来了一趟以色列,然后去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在以色列你主要做了什么?以色列军方开始为什么不愿给你去加沙的通行证,后来怎么又给了?你在巴勒斯坦做了什么呢?

艾:我去加沙,是为了拍摄一部关于全球难民问题的纪录片。以色列对要去加沙的人都加以限制,他们最初没有给我许可证。我回答说,那很简单,我会等在以色列,直到他们给我许可证。这是我通常的做法,我也只会这一种做法。后来因为他们不愿意我等在那里,他们了解到这个事情可能演变为不仅仅是不给我许可证那么简单,所以当天改了主意,突然就给了。

在加沙,我看到了很多我没法想象的事情,这一段在我的电影里表述较多,总体说,你很难想象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里,怎么可能允许一个地区成为一座现代监狱,将近两百万人群强制性地禁锢和隔离在一个困境中。我看到了国际社会的无力,以色列的强硬态度是很难让人理解的。
关闭85天后重开的加沙拉法口岸

我有意采访巴以双边的政要,我们付出的努力收效甚微,以色列方的政要们说不想见。简单地说,以方没有一人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还好我们与巴勒斯坦方面实现了沟通。当傲慢与敌视视沟通为恶时,人性的可能也就会所剩无几。

唐:2016年,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Tel Aviv Museum of Art取消了你与以色列摄影家Miki Kratsman的联展。取消的理由是什么?你本计划在此联展中展出哪些作品?那位以色列摄影家计划展出的是什么?你怎么看待展览被取消这事?

艾:据我的朋友Miki说,取消我们的联展是对他的审查的结果,算是以色列存在的审查制度的明证吧,我相信他的话是有根据的。我当时还没有交出我的方案,也就不可能是因为我的存在。Miki Kratsman是一个好艺术家,一个优秀摄影师,他投入到了揭露以色列军方对巴勒斯坦的迫害的活动中。他是一位令我尊敬的朋友。

唐:20176月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举办了你的个展《或是或非》,为什么起这个名字?这个展览的策划和实现,与之前特拉维夫当代艺术博物馆取消展览,是否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你有很多作品,那么以色列博物馆和你,怎样议定哪些作品入展呢?是否存在对敏感性的审查或自我审查

艾:关于这个展览,《或是或非》实际上是我对以色列地区政治的一个想象,展览的名字取自我和博物馆馆长在纽约的一次谈话,在他的谈话中经常出现类似的用语,一种不确定性,我告诉他,他的说法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很相像。人们都想知道以色列的政治现状,它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可能,它的十分不清晰和充满矛盾,也促成了整个地区的不安定和焦虑。

《或是或非》是一个速成的展览,准备时间不足半年,没有更多时间为这个展览创作新作品。展品部分来自从未在这块土地上展出过的现成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有维护言论自由和社会正义,在不同的程度上,呈现出挑战专制统治的特质及那一段历史,所谈价值是普世的,对它所展示之地的现实显得尤其合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力为这个展览做了几件新的作品,它们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特征。在作品的入展过程中,并没有遇到明显的审查迹象。

唐:在许多人眼中,以色列是中东民主、文明之窗。以色列也身处中东硝烟地带,犹太人背井离乡、难民、流散、在海上漂泊被拒绝靠岸、大屠杀的历史背景,以巴冲突、与两河古文明地区当今的悲惨景象两相映照……这一切你在耶路撒冷的展览中也有回响:从慕尼黑艺术之家美术馆的地砖复制的地毯《软地》《Soft Ground》,以古埃及古希腊绘画图式展现的当代奴役、杀戮和大流散的墙纸,加沙皮包骨头的老虎影像——想请你比较一下,在慕尼黑艺术之家Haus der Kunst的地面铺展《软地》,与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的地面铺展《软地》。另外,除了墙纸,关于难民你还有甚至更具震撼力和令人心碎的作品,比如《自助洗衣店》、《法道》等。可这次在耶路撒冷的展览,为什么没有展出这些作品?你为什么展示加沙的老虎影像呢?

艾:我09年在慕尼黑的《So Sorry 》展览中的作品《Soft Ground》,一张地毯,它是对德国纳粹时期为希特勒建造的艺术馆Haus der Kunst主厅地板的复
《软地》(局部)
制,在慕尼黑的Haus der Kunst展出过,第三帝国时期,希特勒称这座艺术馆要展出“最纯正的德意志意志的精髓”。
这件作品能够在以色列展出,是我在制作这件作品时不曾想象的,从德国纳粹时期元首的艺术圣殿到现今耶路撒冷艺术馆展览场馆的语境变迁,时间和地点的挪位,历史与现实的覆盖和重置,赋予了这件作品新的关联性解读,使它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再生含义。

除了壁纸《The Animal That Looks Like a Llama but is Really an Alpaca》,我们还展出了另外一件新的壁纸,它是一件与当下难民问题相关的作品《Odyssey》,这是它第一次在博物馆展出。这件作品的参照是自古希腊时期至今的叙利亚的难民现实,它描绘了逃离战区,城市残骸,跨越海洋与边境,生存于炼狱般的难民营,面对欧洲多重暴力的文明图示,这不过是中东和欧洲陷入的愈演愈烈的悲剧的轻描淡写。难民跟以色列的现实有很大关系,巴勒斯坦人失去土地和家园以后,属于最大的难民群。

还有一件作品,是我去年在加沙拍摄的一只频临死亡的老虎的视频。由于以色列
加沙动物园濒死的老虎Laziz
对加沙地区的强制封锁,阻断了对该地区的物资供应,隔绝同时造成了加沙Khan Younis动物园中的很多动物死亡。在仅存的几只动物中有一只老虎,它叫“Laziz”。我们拍摄了关于它的20分钟视频,讲诉了生命在牢狱的封闭状态下的绝境。它成为加沙地带政治现实的象征,一个在整个世界的注视下,苦苦挣扎、濒临死亡的边缘的对人性的
加沙动物园饿死的动物尸体
酷刑。

这只老虎,后来在一个国际组织的救助下回到了非洲。

唐:在耶路撒冷举办这个展览,你受到了一些人权组织的批评。主要批评你什么?你对这类批评怎么看?

艾:Instagram评论上有一些批评,人权组织的批评没有看到,如果有最好能发给我。在Instagram收到的一些相关批评令我有点吃惊,它们显得短暂、单薄、且不容讨论的情绪化。我乐意更深地公开探讨这些严重的问题,但似乎不太可能,争论的双方都已形成了僵化的观点,人们在维护一种观点和态度时,忘却了观点和态度是属于生命的,是应由无数的生命来决定的。

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没有太多的可选性,如果我决定不在以色列做展览的理由是因为以色列的种族主义和对巴勒斯坦的入侵,那么采用同样姿态,以我的政治态度,我同样不应该在中国做展览,也不应该在美国或是其它地区展览。无论历史还是现实,这样那样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我认为,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主动参与的一个单元,相对的说,这胜过简单的寻找一个道德优势的出口,如果坚持某种道德优势”,实际上什么都不用做了。艺术家不仅仅是在抵抗,他首先在抵抗不失去抵抗的权利,这个权利应是超脱世俗标准的,同样才是我所看重的属于艺术的那一部分,艺术家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表达观点,表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才是艺术的生存之道,也是它的力量所在。

任何一个展示行为,或者说任何类型的美学表达,都是政治的。就我而言,这个展览之地和它的现实是一件现成品,它正适于我的思考和提出问题,并检验当代艺术的功能以及可产生影响的诸多可能性。

拍摄纪录片《人流》拓宽了我对巴以冲突的认识。我的以色列的朋友们,大多并不苟同他们的政府的立场,我看到在今天是他们困难地捍卫人的基本尊严。讨论人权问题时,不能把政府和它的人民混为一谈,因为他们的立场截然不同。带着同样的想法,我坦诚地接受了去以色列做展览的邀请,尽管我对去年的特拉维夫的展览不能成型而心有余悸。我相信展览能激活对话,引发矛盾和争议,主动地参与思辨和汲取现实的教诲,帮助我实现对这片陌生土地的认知。

我也愿意在任何一个巴勒斯坦的文化机构做展览,但还没有收到邀请。我邀请了一些加沙和西岸的艺术家和活动家朋友来看展览,不幸的是,没有一个人可能通过封锁进入耶路撒冷的博物馆……

唐:2016年初,你模仿3岁的叙利亚难民儿童艾兰倒伏地中海岸边的尸体姿态,倒卧在希腊莱斯弗斯岛海滩上。20175月底,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你的个展《或是或非》开展的前两天,你再次以同样姿势倒伏在《葵花籽》上。这一行为是即兴的还是预谋的?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艾:海滩的姿势是即兴而为,当一个印度摄影师提议我这样做,我说可以。这次也是一样,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以预谋的内容。就这件事自身来说,它简单到跟做任何其他事没有什么差别。这是一个关于存在于现代生活中的悲剧的模仿,艺术家提出警示,而不是一个虚假的道德的倡导者,那是牧师的职守吧。同样的悲剧每天都在发生,发生在每一个人面前,大家都详作不知,这也好意思,这才是真正的现实。我总是会不小心地触碰到一些文明人的极其脆弱的神经。

唐:你感觉,以色列媒体和公众对你哪方面的作品更感兴趣,或者更理解,亦或更冲突?在以色列的短促经历,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艾:我根本看不懂任何以色列与我相关展览的希伯来文报道,所以展览与我几乎跟没做是一样的。

我和以色列朋友Miki Kratsman,和我的儿子一起,我们去了介于耶路撒冷和西岸
艾未未与他的摄制组在隔离墙
之间的Qalandiya检查站,在车上,Miki忿忿地告诉我,因为他对当前的以色列政治局面发声,而被认为是一个叛徒。我听了有些吃惊,并不能不为他担忧。我有太多这样的友人,无论在世界的任何一处,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因为坚持说出真相,继而受到威胁,有些至今还在狱中,或是消失”的状态。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担忧,听着Miki断断续续的诉说,车窗外是连绵的可恶的隔离带,在水泥墙的另一边,越过那些铁丝网,是一个几百万人的、比世界很多民族都小的族群,他们生来就是被隔离
加沙的海产市场里捡小鱼的小孩子
的,包括他们的下一代,而且不知将被隔离多少代,他们没有可能知道墙这边的事,更不要谈去看一个展览了,我已没有心情与任何其他的来自双边的艺术家有任何接触。我对耶路撒冷和周边地区印象深刻,导游在介绍时不断提到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提到48年和67年的战争,之后的版图,提到三个或是更多的宗教,还提到定居点。那一天和每一天,阳光强烈,我几乎全身裸露,步履实在地走向死海,据说我走了不近的一段路程。我们探视了死海,以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地区,以及以色列现行边境沿线……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耶路撒冷这样的地理位置,它的强烈的宗教文化氛围,以及
艾未未在隔离墙
无尽的政治冲突是独一无二的。我头一次意识到历史和现实的,物质的,可触的,甚至无法逃脱的困厄,像可恶的梦境,这种不安存在于空气里,在阳光和影子里,在人们的表情里,在他们最放松的欢愉和最深的痛苦中。

我遇到了许多的普通人,有教师、学生、旅游者,或是知名作家,他们的言谈聪明、着装有品味,流露出良好教养,优越的处境和丰厚的文化,在很多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我发现了一个我不能忽视的特质,这种特质在其它之处很难遇到,我不得不
加沙一座清真寺内
怀疑也许是因为我的某种心理在作怪,那就是,即使是在最欢乐的时刻,也能感到一丝的沮丧,一丝的无常,不确定,不妥或是不安。这是荒诞的,没有人会享受这样的特质,更不要说生活在其中,像是生活在极度的不正当之中,扮演生活而不是生活,这不可能,但是它很微妙的存在着,你知道你的存在与不公正有关连,你不想正视它,是因为你不能没有了它而依然存在,这其实是一种恐惧。我说的这种特质,可以感受存在于每一次握手时,存在于微笑和问候的时候。这样的不真诚之感,使我处在深深地不适应之中,即便我时时提醒自己只是路过了历史上最长久冲突的一个局外人。

地中海优美的海滩,戈壁沙漠中的宗教文化遗迹令人陶醉忘我,可是另一方面,
隔离墙
焦虑和不安又无处不在,随处感受得到缺失和压抑。加沙呈现的失落并不相同,那是一片空白,犹如氧气的缺失,所有一切都会频临稀薄。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享有相同的地理位置,一边享有强势优渥的生存,另一边却是彻底的没落和无望,如此不对等关系,集中表现在巴勒斯坦和其人民的无关紧要,这种趋势是明显的。 
文明,以及我们对人性的定义,并不来自那些个体的繁荣或进
艾未未与加沙大学的学生们
步,却是取决于那些遭受不幸,承受不公正待遇,被遗忘在黑暗中的没有声音的人,这些命运无关紧要的人,同样说出我们的人性是如何的无关紧要。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人们或许意识到,片段的局部的自由,它只可能是禁锢的另一种形式。无论是,最终的评价还是对或是错。

唐:举行开幕式的博物馆雕塑园区有你的装置作品《铁树》,听说这两棵铁树一模一样,在你的意图中,隐喻的正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请你说说你心目中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说得比这两棵树更具象一些。

艾:我再说些什么也不可能比这两棵树更具象了。两棵树的原型,是由在中国南方的山脉上的不同种类的枯枝干的组合,它们是两棵,但同时也是一棵。

唐:前面你提到在中国,很少人关心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你也谈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几百万人被强制性的禁锢和隔离在一座现代监狱。那么,能否简单谈谈你对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的观点?如果把中国对西藏和新疆的做法,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做法并置,你看见了什么?

艾:西藏和新疆,是两个被称为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占中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人口分别为650万和1000万。在专制政权统治下,我们看到两个地区都失去了基本的自治权利,宗教,文化,语言和历史断裂和消亡,这些民族的政治权利和文化特征的消亡,是专制之下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拒绝平等的政治权利,平等的对话和文化尊重,种族隔离的政策从来是构成种族仇恨和暴力之源。

在耶路撒冷地区和加沙地区,随处可见以色列政府的傲慢和蛮横之处,与中国不同之处,是巴勒斯坦仍具有一定的政治和历史的生存空间,仍有地缘政治的同情和国际社会的关注,虽然举步维艰,以色利的社会形态允许存在不同的舆论。中国的情形不然,它是铁板一块,涉及民族问题的讨论是绝对禁忌,少数民族在寂静中丧失了基本政治和文化权利。

前面你的回答西藏和新疆是两个被称为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占中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人口分别为650万和1000”, 这使我想到了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的、也许是最敏感的神经:藏人、新疆各族原民比如维吾尔人,他们有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历史叙述和国家认同,比如认为在1949年以前,西藏并非中国的一部分,新疆各族在满清和民国军阀的殖民控制下,持续抵抗和独立运动中。我的问题是,对藏人以及维吾尔人的历史观和国家认同,你是否有所了解?

对于西藏和新疆的历史我知道的很少,尽管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是在新疆的一个兵团中度过的。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统治者永远在努力的切断和抹去历史,因为他们可以占领和统治的只是土地,而不是人们心中的记忆,他们想要抹去人对自己的过去的思恋,这个思恋强大到足以让江河倒流。没有历史和记忆的民族是没有自尊的,而没有自尊的民族则没有了认同的可能,没有了存在感。如果少数民族,西藏或是新疆有自己的历史观和不同的国家认同,有如巴勒斯坦一样,那就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同化他们,因为他们具有历史性的合法性地位。

唐:这几天在中国监狱里的政治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肝癌、离世引致的反响中,你的中文Twitter发出了与主流极不和谐的声音。你为什么这么做?

艾:我不关心主流。我不希望看到刘晓波的价值,他的政治遗产被他的友人们曲解,无论以怎样的面貌,有意或是无意,这样做对刚刚失去生命特征的一个理想主义者都是残忍的。闭口不谈刘晓波失去自由的政治初衷,而是以亲情和西方势力的介入来替代他的个人理想和政治理念,消解个体意志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掩饰存在于全球政治中的政治虚伪性和实用性。它暴露出中国社会进程中的瓶颈,在一个垃圾堆上剩下的是一群毫无理想的乌合之众。

2017年-6月-7月
《或是或非》布展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以色列博物馆

艾未未作品《奥德赛》局部(唐丹鸿供图)
以色列博物馆雕塑园里的艾未未作品《铁树》
《或是或非》展览前布展 艾未未作品《葵花籽》
巴勒斯坦城市希伯伦 曾经的闹市 如今如鬼城

巴勒斯坦城市希伯伦 曾经的闹市 如今如鬼城
隔离墙

加沙的集市 因战争萧条荒废

附:除特别注明外,图片皆由艾未未提供。

2017年8月12日星期六

一名西藏流亡者的文字天葬台




1.边界
 我们已经三天没饭吃,手脚也冻伤了,头一天夜里她发高烧,加上山太高,她烧得有些迷糊了。第二天早上出发时,她说走不动,我鼓励她说翻过这个山口就到了……雪很深迈腿很吃力,所有人都只顾赶路,她落在了后面,但也不是最靠后的……‘开枪了,快跑!有人喊,我拼命跑,其实也跑不快,但我的位置比较靠近山口,我跑了过去……她要是没生病可能就没事吧?她太虚弱了,跑不快……”
我被抓进了边防站。几天后,他们让我去隔壁房间认尸。她躺在那里没穿衣服,身体上有洞。他们问我认不认识她,是不是和她一伙的……”1
我一边听他翻译,一边想:他也是这样跑出来的。他也可能像她那样被击毙,或者像其他一些人,冻死在雪山上 ,掉进冰窟,或被边防人员射杀了却不为外界所知……
在印度达兰萨拉,他是翻译桑杰嘉,一名偷越国境者,在翻译其他偷越国境者讲诉的一名偷越国境者的死亡。或者说,一名幸存者在翻译其他幸存者讲诉的一名遇难者的遇难。还可以说,一名追随者在翻译其他追随者的追随,一名流亡者在翻译其他流亡者的流亡。
偷越国境不单是地域上的非法跨越,更是一段时间迷宫中合法非法的颠倒里程——
19129月,一个中国代表团来到印度大吉岭并要求进入西藏,声称是为了向达赖喇嘛报告中华民国的创建并要求藏人的承认,但西藏坚拒中国人进入其边界。中国再次派出一个恢复达赖喇嘛名号和地位的代表团;此后又派了一个抱着和解的意愿前来西藏研究的使节;又委任一个在印度的中国人刘兴祺为民国代表,试图与西藏政府接触;而此前未取得任何成果之代表团的团长杨奋仍试图从藏印边界前往西藏。但是,所有这些中华民国的代表无一人得以取得西藏许可通过藏印边界进入西藏。【2
桑杰嘉在他的文集《天葬台》里写到:“1949112日,西藏外交部发给毛泽东的外交照会:西藏是慈悲之观世音菩萨的教化圣地,是一个佛教兴盛而与众不同的国家,从远古时期开始到现在都一直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政治统治方面从未遭受过任何国家的侵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反抗外国侵略并保卫自己家园的佛教国家。我们不仅需要中国军队不会越过中藏边界进入西藏以及不进行任何军事活动的保证,而且也希望严格管束藏中边界的文武官员,使我等西藏人安放心。同时,就几年前被中国兼并的西藏领土问题,希望中国内战结束后展开谈判。’”3
这份外交照会发出后不久,照会中提到的藏中边界”——西藏东部康区和安多与中国接壤一线【4】,就被中国抹去了。中国人的边界扩张到了西藏与印度、尼泊尔的交界线。侵略者手中,没有任何有关西藏边界以及外交事务的资料,对西藏外交问题没有任何概念外事帮办杨公素漏嘴说:同印度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还不明确。国民党政府的行政管辖及其军队根本没有到过西藏,更谈不上控制与管辖边界了’” 1953年中共合并了西藏外交部,掠获了西藏政府与印度、尼泊尔等邻国就边境线进行交涉、约定、划分等的各项完整纪录,以及西藏政府与邻国签署的各种外交文件,在西藏前面加上中国两字,西藏和印度的边界成了中印边界,而中共入侵前的西藏与印度边界以传统习惯边界线轻轻代之,藏尼边界也如法炮制成了中尼边界。
那些在中印边界中尼边界被中国边防军人射杀的、抓捕的偷越国境的藏人,他们冒险穿越的边境线,也是桑杰嘉偷越的边境线,也是所有偷越国境进入印度、尼泊尔和流亡其他国家的西藏流亡者偷越的边境线,正是中华民国代表团和代表数度被西藏政府拒绝入境的边界线,正是西藏被吞并前的藏印边界、藏尼边界。
西藏与邻国的边界线是在历史上多次冲突中,由西藏政府和人民用血和生命换来的,而且,所有的决定权在西藏政府手中直到西藏被中国吞并。西藏的精神领袖、西藏政府、西藏政治与文化精英和无数西藏人,流亡到了藏印和藏尼边界线的另一边。被抹去与被覆盖的边界线上,血和生命叠加着血和生命叠加着血和生命叠加着血和生命……像修持没有尽头的古萨里,在轮回中,无数的施身,填不饱饿鬼们的肚子【5】。
2.护照
 桑杰嘉和我都有过一张中国的身份证。这张硬塑卡片上印着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版图,布满集中营铁丝网般的网纹,身份证无疑做了防伪处理。与我不同的是,我还有过一本中国护照,但桑杰嘉没有。他持有防伪的中国身份证,他生来就被盖上了中国藏族的印记,他像中国人那样说汉语,他在中国教育系统中受教育,他还可望谋得一份中国体制内的职业,他在清洗和同化的流水线上移动,而在领土、边界、审查制度、禁言、伪史、身份、新话、忘怀、帝国的繁荣、假装的幸福……所组成的巨大迷宫中,雪山、草原、河流、农田、废墟、城镇……也有记忆与证言的秘密通道,诸如灵魂民族历史真相等等事物,并非那么容易过滤、清洗、或伪造:
高中时我读了一些外国人写的有关西藏的书。有几个好朋友叫我一起跑,去印度。我想:上完大学能更多更好地帮助达赖喇嘛,那几个朋友就先跑了。上大学时,我又读到了藏文版的达赖喇嘛自传《我的土地与我的人民》,读了《雪域境外流亡记》,还读了《西藏政治史》【6】。大学时又有几个朋友策划逃亡,我没有同意。我还是觉得,读完大学能出力更多。大学一毕业我就离家去了拉萨,告诉家人说去拉萨找工作,但我一直在拉萨打听怎么出逃。我没有想过、也没听说周围的人申办护照。如果有边境通行证可以走到边境地区,但我没有办到边境证。我满腔热血,想为国报效……就这样出来了。7
桑杰嘉没有中国护照。那些在边境线被枪杀的西藏人没有中国护照,所有逃亡的西藏人都没有中国护照。所有无法离境的西藏人都没有中国护照。西藏人与中国护照更有某种拓扑学的防伪术——护照不但证明持有人的国籍,还用于出入旅行他国;中国当局给西藏人打上中国藏族的印记,却不能提供护照证明其国籍,因为西藏人可能持中国护照去追随西藏国的象征,重现被遮蔽的西藏印记,踏上自由西藏的旅途,重返非中国人的身份——
西藏历代政权非常重视外交事务……一直到1953年中共以合并之名吞并、夺取外交权为止,都是西藏外交部掌管西藏外交事务……
西藏政府颁发给外国游客护照(即签证)的最早记录是在1688……
1780年西藏政府给印度总督沃伦.哈斯廷斯(WarrenHastings)的使者普伦吉尔.高桑(Purangir Gossain)签发了一份护照 ……
1912年以来,西藏政府也正式颁发护照给那些要到国外的西藏人。
1921年西藏政府批准了其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珠峰探险队的入境和探险申请……
护照有时是发给从事科学工作的探险人员……
1942年,西藏政府成立外交部……由此外交部成为西藏与外国政府代表进行联繫的唯一合适的管道……
1942年西藏政府在边境小镇亚东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两位特使签发了入境许可签证……
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西藏护照是1948年签发给西藏贸易代表团的护照……英国、美国和其它七个国家给这本西藏护照签发了签证和过境签证。当时的代表之一夏格巴的护照现存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为最有力的证据。8
以上文字摘自《从一张照片谈西藏政府外交部的沦陷》,是桑杰嘉注定珍视和强调的记载,是他翻山越岭数千里、躲过中国边防军人、跨越被中尼覆盖的藏尼边界、避开尼泊尔警察的猎寻、走过现实的中阴之旅,终于辗转来到印度达兰萨拉的因缘之一。
这个在浩劫暂息的年代、铁幕之内出生的西藏人,在西藏政府外交部工作了13年。那些时日,在达兰萨拉麦克劳甘齐镇下面,离一座西藏白塔不远的斜坡下,就是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简陋的砖混房子。从山路上可以看见外交部中文组办公室的窗口,可以看见桑杰嘉坐在电脑旁,身后挂着一幅尊者的像。
他有一本印度政府颁发的西藏难民证,蓝色的封面有着与西藏的天空类似的蓝。他不需要中国护照。
3.语言
当他用中文转述那些偷越国境者的话、那些流亡者的话时,好像他自古以来就说汉语,好像汉语是他的母语,好像他是一个汉人……虽然他的样子与汉人有可辨的区别,他有近似蒙古人的脸颊,浓黑微卷的胡须,几乎没有汉人男子将胡须修剪成那种样式,他的长头发可以和扎秀一起编起来盘在头顶,他的耳廓与寺庙里那些佛像的耳廓类似。虽然他没有经历过时世翻转,可是谁能确定呢?对西藏人来说轮回是存在的。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生活仍然与那场灾变千丝万缕联系着。
而就我而言,跟藏人说汉语,听他们用与我相同的语言对答,不仅自然正该如此,而且,难道不是没受过现代化教育的藏人,才不会汉语或者说不好汉语吗?即使对寺院里那些深受僧侣和信众尊敬的博学上师,我的尊敬也仿佛是对古人的尊敬。偶尔我会闪过略微纠结的心思:要是藏人都穿汉装、说汉语、和汉人没有两样,那这里还是西藏吗?我还记得这种心思掠过时伴随的羞愧不安,不是因为发生在眼前的汉化,而是曾在老资格志愿援藏文化人的雄辩中败下阵来。这些文化人们集理想、开拓、吃苦奉献、发现新大陆、传播现代化于一身,既懂得风俗禁忌又决意移风易俗,甚至会说几句藏语,像不摆架子的领导一样拍打老乡的肩膀……老资格的援藏文化人鄙夷地说:你们这种人(指的是我这样的人),就是希望西藏不发展,停留在原始落后当中罢了!藏民没有文化、不识字(指的是汉字)、成天转经拜佛、种地放牧,才符合你们对西藏的浪漫化想象!
《天葬台》里桑杰嘉描绘了关于无用的藏语现代化汉语的循环论证机制:
我是在大山里长大的,到九岁才离开大山上学……入学的条件是用汉语数数,从1数到20。由于我不在村子里生活,没有和汉人接触,我不会数汉语数字……
我们小学各年级的藏语文课都是辅课,不学也可以……很多藏人学生不学藏语文,原因是藏语文对升学没有任何作用……又因为是辅课,所以学校不安排好的老师任教……我是为数不多的坚持学藏文的学生之一。虽然我的藏语和藏语文成绩在班上是前茅,可是学了五年藏文,小学毕业时还不会读藏文文章,不会造句,更谈不上掌握藏文语法……
初中时,除了藏语文课,其他课程全部是汉语授课……汉语学得好其他课程的成绩自然会提高,结果汉语好的就能升学,三年下来藏语好的学生往往是留级或退学的对象……高考时,我们班藏语文学得非常好的学生都被拒在学校门外,因为他们总分很低,藏文再好也无法被录取。
后来,那些藏语文很好的学生由于无法升入高中而返回农牧区务农入牧,结束一生上学的机会。9
因为藏语无用汉语有用,所以学藏语无用学汉语才能发展、提升、现代——在这样的循环论证中,西藏人的藏语文越来越没有用了。藏人祖先创造的形如山谷、飞鹰和青稞叶似的美丽的字母,浩瀚的经卷里的文字,赞普们上师们说过的和写过的语文,庙宇、民居、宫殿的设计师和工匠们沟通的语文,《格萨尔》艺人唱颂的语言,飞过草原和农田的情歌的语句,钱币、信件上的文字,官文、律例和文献的文字,记载政教史、条约、盟誓的文字……这使用了三千年的西藏字母语言,在短短几十年里成了没受过现代教育的西藏人才会的东西。你必须像一个真正的文盲那样,去接受先进的象形笔画语的教育,还必须像一个真正愚笨的蛮子那样不开窍,回去种田放牧自惭形秽。
更重要的是,你不能再用藏语文思考和记忆了,汉语成了你的新话,汉语将西藏的国王换成中国的土官,汉语写的西藏历史成了中国西藏地方史。“……我找不到能与དུས་ལོག相对应的中文词。这个词辞典里不存在,有关西藏的中文书籍或中文译著里也没有,但这个词确确实实存在于我们藏人的话语中……‘དུས་ལོག,指的就是入侵反抗起义这段特殊的西藏历史时期,天地反覆、善恶颠倒、命运逆转、一切的一切都翻转,指的就是世时翻转’”10】。当藏语消失了,དུས་ལོག也就销毁了,惟有翻身解放被记载。
这并非占领者的政策错误,恰恰不是,而是换脑术和换心术的正规纲常。环球时报发表的中国学者文章说:秦始皇一统中国后,又做到了书同文,即文字的统一。文字统一对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对中国的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疆域拓展、历史延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1】。最近一次国家统一、疆域拓展就发生在六十多年前,民族尚未融合,历史还在修改。 继剿灭的村寨、继屠城、继死亡劳动营之后,系统化清除藏语文也是灭绝的一部分。
4.流亡
桑杰嘉从拉萨流亡印度的那一年,我也在拉萨。当他在北京路江苏路或八廓街东奔西走时,也许曾与我擦肩而过。他四处打探如何出逃,我参与剪辑一部西藏和平解放XX周年大庆宣传片。当他昼伏夜出,在雪山荒岭走得脚底起泡精疲力竭的时候,我在布达拉宫西侧的广电局混凝土办公楼里,按照解说词铺排炮火、缴枪、举手投降、载歌载舞、挥动的花束、蓝天里飞升的红气球与和平鸽。桑杰嘉从沿途的检查站、告密者、边防站、巡逻警、或许甚至从那个几年后开枪射杀尼姑格桑南措的边防武警的疏漏之间,跨过了他后来写到的边界线,成了一名流亡者;我反复浏览的纸页上是自治区宣传部传达的意志的解说,拼凑的画面是经批准放出的历史镜头和精心的摆拍,我习惯了轻度翻胃,自动地不思想,或者说识时务,只管以熟悉的美学手法执行甲方意图,确保制成合格品通过审查结款……
2009年夏天,更准确的说,因为20083月的风暴,我与桑杰嘉在达兰萨拉相遇。是否有必要辨认一下相遇中更多层的含义呢?比如,忠诚与背叛、真与假、受害者与压迫者……是否有必要承认,其实早在我貌似富有情趣、怀着时尚的好奇、着迷异域风物的……汉人云游西藏时,我就从尚未来得及清除的各种痕迹里辨认出来了真相,我只是习惯了听起来像真话的宣传,习惯了像正派行径的谋害,习惯了像理性务实的败坏……无论如何,从个体来说我与桑杰嘉都算随和的人,一见如故,但不仅仅如此。我们同在拉萨那一年,截然不同的经历,加在一起更真实,也是更广泛的隐喻。
达兰萨拉的麦克劳甘齐镇,两条主街虽然窄狭,却因西藏的沦亡和流亡者的悲惨境遇而伴生了消费者的隐秘乐趣。咖啡馆、餐馆、酒吧、旅游品店和客栈的享乐主义意味,与街墙斑驳陆离的张贴相映衬,那些张贴,有的印着被镇压受害者血淋林的照片、有的印着失踪的班禅喇嘛,以及政治口号、佛学讲座和瑜伽班的手写广告等。他人的痛苦与悲剧美学欣赏者的恻隐、感动和励志。
穿过主街后面那些低矮老旧的房子形成的小巷,桑杰嘉领着我,没费什么力气,就在一些简陋清贫、甚至阴湿破败的屋子里,找到了一些老人、一些中年人、一些青年。也可以简单地说,找到了一些未被炮火消灭的男女,一些缴枪投降后从饿殍与苦役中遗存的人,一些被载歌载舞遮挡的、家破人亡泪水枯涸的男女,找到了一些挥动过花束的人、一些被红气球与和平鸽欺骗过的人、一些被通缉的新难民、被通缉的目击者。达兰萨拉已有三代流亡者了。这些人对着话筒、录音机、摄像机、报刊的、电视的、写书的、写文的、难民署的、人权组织的、有名的无名的来自天涯海角的人……不知说了多少遍了,不知翻译们重复了多少遍了,所有的……希望,最终都像被吸进了红尘的黑洞。麦克劳甘齐的街道犹如河流,悲情参观者流转不息,其来去似乎关乎流亡人,同情、谴责、以及赞美,像旅游纪念品一样廉价。
从麦克劳甘齐镇走十来分钟下到一条树木葱郁的山谷,那里有一个西藏流亡者的火葬场。一座长条形水泥焚炉砌在山涧旁边,挨近一条小瀑布,显然便于取水冲洗炉槽。有一天清晨,我和桑杰嘉去看了流亡政府老人院一位孤老人的火葬。火葬场唯一的工人图坚头天傍晚已经把木柴整齐地码放在焚炉上了,是老人院出钱从印度人那里买的木柴。天快亮的时候,老人院的皮卡车拉来了死者,他被放在了柴堆上。没有僧人们念度亡经,尸体也没有捆成胎儿的姿势,没有胫骨号的祈请和法鼓的礼赞,没有化身为鹫的空行……图坚、老人院一个送葬的工作人员和皮卡车司机,一边囫囵念经一边浇汽油。和天葬仪轨相比,一些重要且神圣的环节,因为客死他乡而缺失了。而天葬,是西藏人一生中最后一次布施和供养。
火葬场唯一的工人图坚来自色达,他后来诉说了三万户色达庶民之主”——色达贲阿虚·仁增顿珠的最后结局【12】:中国人把色达贲的尸体运到会场,把赤裸的尸体绑在木桩上。色达贲的两个儿子也被带去了会场,让儿子看批斗父亲尸体。中国人对开会的民众说:这就是你们的大贲,他是剥削压迫广大人民的坏人,我们消灭了他!你们应该高兴,你们已经翻身了!他们问民众打死贲好不好?大家闭口不说话,默默哭泣……色达贲阿虚·仁增顿珠被中国人杀了,那等于是色达的头被他们砍了……我们不知道尸体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我不知为何写这些。也许和桑杰嘉找寻时世翻转的见证人有关。由于老人院的很多老人经历过时世翻转,他去老人院打听。回来说没找到,老人们不是过世了,就是太老很多事都记不清了。而后来找到的见证人,他们诉说了太多的死亡,都是可怖的死亡,是缺失了天葬台的死亡,是没有任何葬仪的死亡。或许,那些死难者倒毙之处就是天葬台,一切皆仪轨,恶魔、饿鬼、上师、空行、本尊……都在。
也许,这一切是桑杰嘉将博客和文集皆起名《天葬台》的因由……这些事都与死亡有关:生命的死亡、边界的死亡、护照的死亡、语言的死亡、家园的死亡……在渐次死亡中,如果死于失语症和失忆症,轮回之人就真正死亡了。《天葬台》是一名西藏流亡人的文字天葬台,是他非法跨越边界线、持难民身份证、在达兰萨拉、在漂泊的各处、在忠诚地追随中,抵抗失语症、填补记忆之窟的修持。正如中国护照与西藏人的诡谲关系一样,既然汉语殖民了蛮子的舌头,那就用殖民者的语言抵抗殖民者的除忆诅咒,用掠夺者的语言控诉掠夺,用伪装者的语言揭示伪装得更道德、更魅惑的篡改,用占领者的语言重新述说西藏国恒久的存在。
2016.2.9.洛萨
特拉维夫
注释
12006930日,中国西藏边防武警日喀则大队定日中队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向试图徒步穿越囊帕拉山口的藏人开枪射击,17岁的尼师格桑南措被击中死亡。另一名23岁藏人昆桑南嘉被两次击中腿部后倒下,事后中国当局承认昆桑南嘉死亡。20098月,我采访了尼师格桑南措的好友,她当时与遇难者同行,开枪时侥幸跑过了边界。也采访了另一名与遇难者同行的藏人少年,他当时被抓捕,并在其后被边防武警带去指认了尸体。他后来再次偷渡到了达兰萨拉。引言取自我对二人的采访,翻译是桑杰嘉。
2】見迈克尔.C.F.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P.93(台湾雪域出版社 中华民国1003月第二版。书中注明直接资料来源为英国外交档案。)
3】桑杰嘉:《從歷史上的邊境管理看西藏的主權獨立》。本文黑体引文均出自桑杰嘉文集《天葬台》。
4】《天葬台》所介绍的系列藏中条约,如1918年藏中昌都停戰條約、1918年絨壩岔藏中撤兵條約、1932年藏中崗托停戰條約等,都显示1949年以前,西藏东部康区和安多与中国接壤一带存在藏中边界。
5】西藏人基于用施身来断灭我执,以慈悲无我的智慧来摧毁无尽轮回的佛教观念,而普遍接受过世后采用天葬。我在康区拍摄纪录片《天葬》时,据该片顾问之一、一位西藏僧侣学者介绍,天葬仪轨除了修练断灭我执的施身法,还为了快速中断四魔、圆满资粮而同修一个名为古萨里的法门。古萨里经文大意:把我的血我的肉给世间一切恶魔享用,使之不要再去危害别的生命;把我的身体作为曼陀罗供奉给四面八方的空行,以成就宇宙的宁静祥和。
6】《西藏政治史》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 著。这是一部以档案文献为证,翔实叙述西藏历史、特别是近现代西藏史的重要历史著作。虽然中国有专门的学术班底、撰写大量文章批驳该书,但这部被批驳的西藏历史著作却无法在中国出版,让读者自行判断。
另参见:《天葬台》:西藏現代史書《西藏政治史》及夏格巴。
7】引言出自桑杰嘉与笔者的网上对话。
8】引自《天葬台》:从一张照片谈西藏政府外交部的沦陷
9】引自《天葬台》:西藏小孩為什麼上街遊行
10】引自《天葬台》:還原歷史,從恢復命名開始
1120071217日环球时报《中文兴衰关乎国家统一》 作者:王达三。
12】参见唐丹鸿、桑杰嘉采访记录《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P.306;台湾雪域出版社201511月。贲,藏语之意。中式习惯译法为头人。色达贲阿虚.仁增顿珠,是色达游牧社群联盟最后一任最高长官。在色达人心目中,阿虚.仁增顿珠是色达自治王国的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