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金燕邮件全文附本文后）
《她&》董事会全体成员，大家好！
针对曾金燕2022年1月13日发到《她&》董事会邮件组的、要求我退出《她&》编委会的邮件，我想先简单回溯一下《她&》成立的经过。
2020年夏天，莫丹汗和Uyghuray Uyghur先后将她们的著作和译著与我分享。我们谈到了发表与出版的困难。时值金燕在以色列海法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方向与中国的民族问题有关。我征得两位维吾尔女士、也征得金燕的同意后，牵线将两位女士与金燕建立联系，希望金燕能在发表或出版她们的著作上帮上忙。金燕表示出版是我们普遍面临的困境。在这些交往过程中，我们共同形成了注册出版社、自己出版作品的想法。金燕引荐加拿大的冯三七加入了我们四人当中。我们五人达成了共识，结成了平等的合作关系，也对相应责权利做了厘清。我也声明由于专注于写作，近一两年都无法真正投入出版社和期刊事物。从在加拿大注册《她&》出版社，到文学期刊《她&》创刊号的出版，重要的相关事务，都是冯三七、曾金燕、莫丹汗完成的。《她&》创刊号我仅做了对莫丹汉的访谈，写了《致读者》中与我相关的部分，以及参加编委会对编辑事务提供不具决定权的参考意见。
在此我必须提及，《她&》创刊号的编辑出版已产生了一次风波。编委会曾达成共识，确定创刊号的主题是莫丹汗的小说《巴奴的救赎》和维吾尔女性诗歌。但是，最早在亚马逊上架的创刊号，书名成了金燕的学术论文标题、推广语是论文摘要、创刊号电子版封面是金燕的论文标题。作为责编之一的金燕，是负责与封面设计师沟通的人，也是授意亚马逊推广文案的人。为何发生这种变化？金燕心里应该最清楚。另一责编莫丹汗表示，此前与金燕沟通过，被金燕搪塞过去了。最后，由于莫丹汗的声明以及我附议，冯三七认同，加之金燕的转变，创刊号才恢复为最初的共识。这个过程反映在我们的工作邮件里。
截止于此，我认为，我参与到《她&》中的一切，都是公共性的。
但是，既然现在金燕将我个人向胡佳致歉一事，放进了《她&》的董事会工作邮件组中，作为“编辑的公开发言”加以指责；也由于金燕针对胡佳的指控，已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因此，我必须就我向胡佳道歉一事，作更进一步说明。
我与金燕的交往不多。在《她&》事务之前，仅限于关于我的纪录片放映授权、讲座、访谈等事务性接触。我对金燕的认识全部来自她的公众形象。金燕离开以色列前，来特拉维夫两次在我家共住过三天，期间谈及了之前的婚姻等比较私密的话题。金燕对我所讲诉的胡佳，没有她这次在脸书及推特上公开描述的多。虽然仅是寥寥数语的负面介绍，但同为女性，也因这种近距离人际接触，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心理上倾向于了金燕。
2021年12月21日，金燕从WhatsApp发给我两封公开信文档。一份内容是要求欧洲议会与萨哈洛夫奖社群收回胡佳的萨哈洛夫奖。另一份是要求收回魏京生的萨哈洛夫奖。
我相信当时，金燕本人和我，都不认为这跟《她&》的工作有任何关联。金燕对胡佳的公开指控，将是她的个人行为。
金燕问我是否愿意与她联合发起这两封公开信，或给她提建议。我表示自己对金燕与胡佳之间的具体情况不了解，所以拒绝作为联合发起人。我提醒了她注意法律责任，同时也表示我相信她，会支持她。不过，关于魏京生，由于刘诉魏案即将开庭，我认为她应与怀昭沟通。而金燕说她没与怀昭联系。联想金燕曾在怀昭不知情的情况下，以筹集怀昭女儿学费的名义，用她自己的帐号募捐，我对她这次再一次在魏案上不与怀昭沟通略感疑惑。继而，金燕发给我了她已发布在脸书上的部分文字截图，表示她要发视频要求等，以促使欧洲议会萨哈洛夫奖采取行动。截图内容里有充满无助、呼吁支持的文字，令我为之同情，我从心理上依然倾向于金燕。
正是由于这样的心理，2021年12月23日，当看到金燕在推特置顶的推文，指控胡佳对她长期暴力、虐待、剥夺财产等，我不假思索地跟推，将胡佳与魏京生相提并论，并指胡佳的“行为，已成对诺奖、萨哈洛夫奖的污损”。
随后，我收到了来自数位朋友的私下批评。这些朋友，从判断力到人品，都是我信任和尊敬的人士。他们也都是对胡佳、金燕一直以来的关系较为了解的人士，与胡曾二人有过很多近距离接触。他们分别指出我的推文对胡佳不公，并以具体的事例向我解释了为何不公。即使在这种私下交流的情况下，我仍然在为金燕辩护。不过，同时我也意识到：
首先，除了公共形象外，我对胡佳这一具体的人其实一无所知。
其二，我首次见到金燕是2016年在香港的纪录片放映会，那时她的私生活已是另样，且有别于她文中的描述。我攻击胡佳不配获得萨哈洛夫奖，依据来自于曾金燕的单方面描述。
其三，我把胡佳与魏京生相提并论，心理因素在于受到了曾金燕发给我的两封公开信文档的影响。我开始反思这种心理影响。
其四，金燕告诉我的情况不是全部。而她没说的部分，恰恰会让我对此事产生不同的判断与看法。
其五，在我本人并不认识胡佳的情况下，如果朋友们对胡佳的描述为真，那么我就是朝一个谦和善良、情义诚恳的好人扔了石头。我必须考虑有这可能性。
我仔细重读了金燕对胡佳的公开指控。也可以说，我希望她所列举的事情，能印证“暴力、虐待、经济剥夺”等存在。这样也就能使我无愧于对胡佳的攻击。细读之下我的感觉是：金燕的言说方式对读者有较强的心理暗示，但对事实的描述语焉不详。有些情节起到导引读者情绪的作用，但缺乏细节及因果关联。遣词含义宽泛，不明其确指信息。用句抽象含糊，给人很大的意会空间。从其所列举的事例，无法得出“重男轻女”、“暴力”、“虐待”、“经济剥夺”等结论。我特别注意到，金燕表示“愿意在闭门调查的情况下，提供我的证言，以及提供一个证人名单（包括创伤治疗者，医疗记录……）”——这样的叙述，隐隐约约指向了某种私密的、残暴的、血泪的场景，她是受害者，胡佳是施暴者，且有一系列“证据”——我的思考是，医疗诊断以及对男女双方的专业化心理评估，特别是：男方是否有变态人格？男方是否有施虐倾向？专业化心理诊断是最能证明胡佳家暴、虐待、煤气灯操控等嫌疑的。金燕读博士时受过心理学训练，既然已公开指控，那么展示证据，哪怕仅仅一句可以实证的话，例如“心理咨询师A诊断H有施虐倾向”，只会对金燕有利。
在没看到这类证据前，我就发推说胡佳的“行为”是对萨哈洛夫奖的污损，并将他与另一截然不同的个案当事人相提并论，极可能玷污胡佳声誉。在了解了更多内情、包括朋友亲眼所见的事例之后，我感到非常不安。
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删除推文。直到我读到了胡佳对金燕的公开回应。胡佳回应的内容，使我看见了这场风波更全面的拼图。
至少，我认为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我参与了对胡佳的道德和声誉的攻击，而我的攻击缺乏相应的证据。我的推特有两万多关注者，这条推文有10次转推和60多个点赞。我应当就这条推文，向胡佳公开致歉。
网络社媒对个体人格的践踏、对个体声誉的毁灭，有时会造成严重悲剧。亢奋的群众很快会投入另一场亢奋，而当事人可能终其一生也无法治愈乱箭齐射的创伤。而且，承受这种伤害的甚至不仅一人，还波及了父母和其他亲人。我不想自己加入一场缺乏证据的、后果严重的攻击。
在此我还必须指明，我对胡佳的攻击推文是以我个人名义发出的。我的致歉也是以个人名义。也就是说，我对我个人的行为负责。我认为自己说错了，就应该改正，否则我心不安。这是我个人的事情，与《她&》的编务毫无关系。在金燕对胡佳的冲突中，我也是个人被动卷入的。
2022年1月13日，曾金燕电邮《她&》董事会邮件组，将我向胡佳致歉的个人行为，关联进了《她&》的重大事务。曾金燕在这封标题为「关于《她&》我的陈述」中，要求我退出《她&》编委会。这涉及编委会及董事会成员变更，涉及到初生的《她&》以及《她&》的未来。
金燕信中提到：“作为编辑，一定要就我和胡佳的冲突发言的话，《她&》是女性本位和边缘本位的立场与出发点，而不是为男性辩护的。”——对此，我必须阐明我的立场：
是的，《她&》是站在女性主义、少数群体、边缘群体的立场上，以文学表达为切入，来展现女性、少数群体、边缘群体的处境。从社会环境来说，这些群体处在被压迫、被掠夺、被侵害的位置。
但是，针对具体的个案，我们必须分清具体的人：谁是受害者？谁是施害者？我们不能仅仅依凭一个人的性别，就断定Ta是受害者或施害者。不能以这一具体的人的性别为据，选择为Ta辩护或指控Ta。而是必须要有具体的事实证据。
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整体处在受压迫、受剥削、受贬损、被动受控的处境中。女权主义运动是在这样的社会权力关系中，争取女性与男性的平等权利。
曾胡一案，曾金燕对胡佳的指控，是以“女权”为支配性或主导性叙事的。曾本人有女权主义学者背景。曾在脸书上的《胡佳，女儿已经14岁了》一文，以及后续补充的几个帖子，着力将她对胡佳的指控和诉求置于“女权主义”框架内。曾一开始就给胡佳贴上了“侵犯女权者”的标签，并附上了“暴力”、“虐待”、“剥削”、“煤气灯操控”等罪名。也给她本人贴上了“女性幸存者”的标签。
在这样的语境笼罩下，读者，特别是很多秉持女权主义信念的人士（一度也包括我），便自动进入「女性受害者-男性压迫者」这一社会性框架去解读本案。就此我们的视野中，女方的角色几乎自动地、相应地设定成了“受害者”，男方的角色，也被预设生成了“压迫者”。
但是，我们可能从而也忽略了，这是一个具体的个案，涉及两个具体的人。
个案中的男女双方，除了社会性别角色，也是两个个体。包含个体的心理、性格、品行、能力、行为、情感、权利等因素，以及个体差异。在个案中，夫妇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否全然是父权制社会下，男性与女性权力关系的翻版？在个案中（不特指本案），是否可能存在：女方强势、女方主导、女方压迫甚至存在女方情感操控、女方施虐、女方霸凌的关系？这一类个案，是否属于女权主义争取的范畴？
回到曾金燕-胡佳这一个案，是否有必要对两个个体做更深入的了解，更理性的观察，更全面的辨析？
以上是我对曾金燕这封邮件的原则性的回应。
综合金燕列具的要我退出《她&》的理由是，“作为编辑”：
- 我“没有履行”「1:如何解读胡佳的公开信？如何理解政治暴力、父权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共谋？这是考验每一位编辑基本的文字功底。」
- 我“没有履行”「2:在发言之前，如何做到调查求真？是否与当事人作基本的沟通？是否学习了如何处理家暴处境下反抗的可能？是否对家暴当事人有基本的同理心？」
- 我向胡佳致歉，对金燕“造成了伤害”。
金燕所罗列的这1、2、3，我认为是转移焦点。焦点在于：曾金燕指控胡佳“暴力、虐待、经济剥夺”是否事实以及具足证据？这种失焦有心理操控和情感勒索的文字游戏之嫌，与文学期刊《她&》的编务没有关系，恕不多加应答。
金燕将我向胡佳致歉感受为对她造成伤害。这心理我多少了解，只能遗憾。我不认为道歉伤害了谁。我的致歉声明，是撤回前次针对胡佳的不适当公开发言，旨在不愿对我不认识不了解的人造成伤害。
金燕认为：“从道理上讲，应该是丹鸿退出《她&》编委会，因为她的行为是违背《她&》基本宗旨和立场的。”——
对此，我想指出：将我向胡佳致歉，指控为“违背《她&》基本宗旨和立场”，需要董事会其他三位成员：冯三七、莫丹汗、Uyghuray Uyghur仔细辨析衡量。从《她&》筹组、成立、到今天，我们五人的关系从来就是平等的关系。提醒金燕勿忘我们五人的共识，以及《她&》的法律章程。金燕要求我退出，这涉及《她&》董事和编委成员变更，需要遵循《她&》章程中的民主程序，我不能擅作决定。我是否应该退出，请冯三七、莫丹汗、Uyghuray Uyghur投票决定吧。我也在此表示，我不能与金燕共事了。
《她&》出版社已成立，创刊号已上架，并已于2021年11月26日由《她&》团队在推特和脸书推出面向公众。我在推文中特别写到：“在写作、拍片、研究、翻译…的旅程中因缘际会，我、曾金燕、莫丹汗、Uyghuray Uyghur、冯三七，共同创建了综合性文学期刊《她&》，发表和讨论在民族、性别、政治上边缘的、被遮蔽的创作，由在加拿大注册的非营利公司She& Press出版发行。” ——此际，《她&》被动面临团队变更，是因为我个人向胡佳致歉，脱离了曾金燕个人预期的轨道。曾金燕胡佳两位的冲突已是公共事件，可以认为，《她&》董事和编委变更，是这一公共事件衍生的状况。虽然《她&》初创阶段，知晓者小众，但仍然应向公众做一交代。
我公开回应曾金燕发至《她&》董事会的邮件，也是我个人对此变故的记录与解释。不具《她&》官方立场。
唐丹鸿
2022.1.16
附：曾金燕的邮件原文：
邮件标题：关于《她&》我的陈述
大家好：
在我和胡佳冲突这件事情上，最考验大家的判断力了。作为当事人，我不要求、也不应该期待大家站立场或发言，但我有权利要求公开发言者不造成进一步伤害。
作为编辑，一定要就我和胡佳的冲突发言的话，《她&》是女性本位和边缘本位的立场与出发点，而不是为男性辩护的。
作为编辑：
1. 如何解读胡佳的公开信？如何理解政治暴力、父权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共谋？这是考验每一位编辑基本的文字功底。
2. 在发言之前，如何做到调查求真？是否与当事人作基本的沟通？是否学习了如何处理家暴处境下反抗的可能？是否对家暴当事人有基本的同理心？
3. 编委会成员之间没有经得起辩论的友谊，是很难共事的。
在此次冲突中，我认为丹鸿既然公开发言表态，却没有履行基本的1. 和 2. 职责，其实连向我了解基本情况的意愿都没有，公开发言对我造成了伤害。
基于此，我不可能与丹鸿继续共事。从道理上讲，应该是丹鸿退出《她&》编委会，因为她的行为是违背《她&》基本宗旨和立场的。
如果丹鸿拒绝退出编委会，我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