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侵略西藏势在必行
1932年8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罗布林卡写下了他留给西藏人民的遗嘱。他警告：“就是在这里----西藏的心脏，宗教和政府可能会受到内外夹击。如果我们不能保卫自己的国家，情如父子的达赖喇嘛和班禪喇嘛以及其他所有受人敬重的活佛就可能销声匿迹，落到无人知晓的地步；僧侣会遭到摧残，寺院会遭到毁坏；佛法统治遭到削弱；政府官员的土地和财产遭到没收，这些官员将被迫服侍敌人，或像乞丐一样飘流四方。众生万物都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苦难的日日夜夜就会没完没了，令人难熬。”
20世纪30年代末，西藏安多达泽（中国现划为青海省平安县）一家普通农家的小男孩拉木登珠，最爱玩的游戏是叉腿坐在窗框上，熬有介事地说他是在骑马去拉萨。他要去拉萨的愿望如此强烈，常常独自一人玩著整理行装、上路奔向圣城拉萨的游戏。之后，3岁的拉木登珠奔向的是一条艰难坎坷的、用任何语言也难以诉尽的苦涩之路:
当中国国民党军阀马步芳得知西藏的寻访队找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这个达泽男孩的消息后，派人到塔尔寺将灵童扣为人质，厚颜无耻地先后共勒索四十万大洋（当时约相当于四十万美元）的赎身费。藏人尽管愤怒无比，但别无他法，只好付了这笔巨款。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其实之前清朝的入侵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意图，早已峥嵘显露，但似乎没有让整日念经拜佛的藏人意识到国防的重要。
藏历16绕迥土牛年末的一个深夜，古老的、孤立自在的雪域西藏的一个寻常的冬夜。牛羊归圈，生意打烊。人们转完了晚间的林廓，磕完自定的长头数，带着为众生祈祷后的安宁感睡去。布达拉宫灵塔殿中，历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在酥油长明灯光中，珠宝黄金闪耀着璀璨的光辉。这些酥油灯光、这些珠宝的光芒都来自信徒的虔诚供奉，也见证了一个古老国度和她有效执政数百年的噶厦政府的延续。十五岁的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做了什么呢？不外礼佛诵经、念习老师布置的繁重的经课 ……
古老的、孤立自在的西藏，已经笼罩在来自东边的威胁中。1949年9月12日西藏外交局给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西藏是观音菩萨教化之地，已成为宗教兴旺发达的美妙地方，不论在过去和现在，一直享受着独立自主的权利，从未丧失于外国，由于青海、新疆与西藏接壤，请不要让（共产党）军队越境进入西藏领土。你若能向手下文武官员下达如此命令并认真执行，我们就放心了，西藏的一些土地，在最近几年被中国占去了，如中国内部的战乱结束后，希望能举行谈判解决。’毛泽东给噶厦的回答是命令第一、二野战军‘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古老的、孤立自在的西藏，她很快将被东边那个新兴的共产主义血腥怪物无情地吞噬。
这个夜晚也是1950年的元旦之夜，在莫斯科郊外姊妹河斯大林第二别墅，专程赴苏联为斯大林祝寿的毛泽东，受到了共产帝国苏联老大哥的刺激：“ ……老大哥所有建设的新成就全参观了，老大哥的领导集团干得不错……‘斯大林果然站起来了，成了英美的对手……’这次来苏联，名义上是为斯大林祝寿，真实目的是想向老大哥求一些经。下一步该怎么走……‘解放西藏势在必行’”。（吉柚权著《白雪：解放西藏纪实》第一章“远方的指示”）。
靠杀人立威和武力征服最容易获得极权统治者所垂涎的权力，刚刚在天安门宣布站起来了的毛泽东深谙此道。尽管在1921年至1945年间，中共数次在宣言、全国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承认民族的独立权和民族的分裂权”，毛本人长征期间尚宣称西藏为“外国”，然而十多年后的此时，他对侵略和占领西藏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二．“西藏什么样？”
其实几个月前毛泽东就指令让彭德怀进攻西藏。但“彭德怀这位身经百战，指挥千军万马经过数百次血战从未有过慌乱的元帅急了……成功的希望百分之四十都没有。历代从西北进藏的军队没有谁成功过...... ”彭德怀写了份报告历数从西北攻打西藏的难处，希望毛收回命令（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既然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又何来“历代从西北进藏的军队没有谁成功过”呢？
毛觉得彭德怀的诉苦有道理，就把入侵西藏的任务交给了第二野战军：“……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解放之，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的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 毛泽东１月２日上午４时于远方” （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在这封熬夜写给中央、彭德怀并转发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的侵略指令中，落款时毛泽东给莫斯科安了一个矫情的指代“远方”。早在1921年，中共在“一大”宣言里就明确说过：“蒙古，西藏，新疆都可以从中国独立出去，加入苏联。”此时在“远方”，斯大林说：“你们准备进攻西藏，很好，是该制服西藏人了。”斯大林还将苏联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和移民经验传授给了毛泽东，建议中国向西藏、新疆等地区移民“……所有的边疆地区都应当多迁移些汉族人去。”（张戎《毛泽东 选为人知的故事》）
毛这个在杀人和弄权方面远超希特勒的后起之秀从“远方”取来的真经，成了中共的殖民政策：中国先是有样学样，在新疆、青海等地建“古拉格群岛”监狱和苦役营，输送了大批“特殊移民”，后来发扬光大诱入大量经济移民，现今已是成效盖世。
刘邓决定进军西藏主力由张国华带领18军担任。“1950年1月15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召开了18军师以上干部会……会上邓小平强调解决西藏问题，军事和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说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都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既然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又何来“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都未解决”呢？
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的指令中说“……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调查什么呢？“西藏什么样？……从现在掌握的情况，西藏在刘伯承、邓小平以及十八军领导的脑子里是模糊而粗放的一个轮廓，具体情况一点也不清楚……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７, 对西藏，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全面调查。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乐于泓给刘伯承、邓小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一． 西藏的概况：……在藏人认识上，以为凡藏人所分散的地区都属‘藏地’，包括西藏全部、西康省金沙江地区、滇省西北角丽江一带，川省松、潘、理、孜均属于，青海省西南部玉树一带及甘肃省西南一部分以及不丹、锡金全部、泥泊尔、印度克什米尔土邦之一部。……”（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虽然这些侵略头目一再说“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但是“西藏在刘伯承、邓小平以及十八军领导的脑子里是模糊而粗放的轮廓”，唯一清晰的是自古以来的陌生；虽然这些侵略头目说“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但这份花了几个月进行的调查报告白底黑字告诉他们“在藏人认识上，以为凡藏人所分散的地区都属‘藏地’”，而非“属中国”（藏文中“博”意：图博国；“加”指中国）。当然，这份调查报告的功能，不是用来考虑藏人是否承认“自古以来”的，而是用以制定一整套威逼欺骗、软硬皆施的政治和军事计谋，以达到全面占领的目的的。
中国的爱国者喜欢讥讽帮西藏说话的西方人“连西藏都没去过，却对中国的‘内政’说三道四”，但五十年前这些“解放”西藏的中共首脑，以及“解放”西藏的野战军，同样连西藏都没去过，还花了几个月时间调查“西藏什么样”呢，而中国人却不仅对西藏说三道四，而且说成“内政”了。
《白雪：解放西藏纪实》这本中国物资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２月第１版的书出版不久就被禁了。从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解放军军旅作家吉柚权其实为党和解放军的霍霍战绩自豪不已，也许正是对战功未彰的不甘，促使他写了此“纪实”。这本在“政治态度”上毫无问题的书被禁，完全是因为太纪实从而言多必失，泄露了党的许多不愿和不敢彰显的“功劳”。
三．英国“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
刘伯承、邓小平把进军西藏的任务派给了张国华和18军，并向毛提供了一份专业详细的计划。毛泽东在1950年1月10日的复电中说：“中央并请转刘邓贺及西北局：（ 一）完全同意刘邓一月七日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1949年10月1号中国共产党宣布建政后，除苏联和东欧几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承认这个新红色政权外，12月30号印度承认了红色中国。几天后的1950年1月6号，英国不顾西方国家的激烈反应，急急忙忙成为最早承认红色中国的西方国家。
何以毛泽东那么肯定，英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对中国侵略西藏是有利的呢？
从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导、民国外交史专家、分党委书记金光耀的《解密首先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骑墙的英国》一文中，我们也许可以窥见个中意趣：
“1948年下半年，在辽沈战役结束之际，英国驻华使馆官员得出结论：‘共产党最后控制全中国已经不可避免了’。于是，如何处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提到了英国外交部的议事日程上。12月初，外交部远东司提交了一份题为‘中国的局势’的文件，供内阁决策参考。这份文件在分析中国局势时，着重强调经济问题，表明了英国对华政策的重点所在。它估计……在一个走向工业化的稳定的共产党政权控制下，对外贸易反而可望比目前在国民党统治下有所改善。在共产党执政后，英国‘应尽力留在原地，在那些不可避免的范围内保持与中共事实上的联系，并调查在华继续贸易的可能性’。这份文件对英国在华利益前景的乐观估计得到了内阁的首肯。
英国认为“经济利益应尽可能长地在中国保持下去。因为，‘经营多年、概深蒂固的商业设施和联系一旦失去就再也无法恢复了’。‘从长远看，也不应忘记一个强大有效的政府管辖下的中国作为一个原材料和粮食供应地以及出口市场的潜力’……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将此恰当地概括为‘对国民党政府不同情，而对中共却颇倾向于与之做生意’
10月5日，英国留驻北京的总领事格雷厄姆（Graham）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由施缔文草拟的信件，作为对10月1日周恩来信函的回答：“……英中之间友好、互利的商业和政治关系已经存在了许多年代，希望今后继续如此……以使两国政府更便于接触，并推动两国间的贸易。”
10月20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负责人邓宁（Dening）起草了一份供内阁会议决策用的备忘录，列举了应尽快承认新中国的5点理由：1.我们在华利益比其他国家大得多…… 4.我们的商业利益只有通过尽早地正式承认才能得到保护……
英国政府认为应选择对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影响最小的时候承认新中国，因此决定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认新中国……因为印度将在12月30日承认新中国……所以1月6日是个合适的日子。这一选择避免了与印度承认相隔太远而影响英国在印度及亚洲各国的声望……”
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在利欲驱动下，当年英国对在华经济利益的幻想与算计，将对西藏产生什么影响。
四．英国提出搁置西藏问题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陷了昌都。西藏政府给联合国发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呼吁电，请求干预以“阻止中国人的入侵”。此时，已正式被认定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的西藏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才15岁，离亲政年龄还差三年。1950年11月17日，噶厦在布达拉宫举行了盛大仪式，历史逼迫他接受了他的人民要他亲政的恳求。后来他写到：“我不能拒不承担责任。我必须承担责任，拋弃我的少年时代，立刻准备领导我的祖国。”
1950年11月上旬，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波切，出人意外地来到拉萨。自从一年前共产党占领安多以来，他一直受到囚禁，被迫目睹塔尔寺周围的村庄改变了其长达数百年历史的生活方式。当时中国正在为入侵康区准备，原国民党变节将领、新任青海省第一任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则动手策划推翻达赖喇嘛的计划。赵寿山以己度人，企图用当年共产党策反他的方式策反达泽仁波切。他要达泽仁波切说服西藏领袖，不要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如果不能说服，达泽仁波切就得杀害自己的弟弟达赖喇嘛。作为回报，中国人将让达泽仁波切担任西藏政府主席。
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波切佯装从命，得以离开塔尔寺前往首都。他来到拉萨后，立即将中国人的意图告诉了达赖喇嘛，并向噶厦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第一次揭露了北京的计划：北京要吞并西藏，并计划使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逐渐解体，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来取代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此时，藏人又得到了更为痛苦的消息：联合国拒绝考虑西藏问题。联合国认为，西藏在国际上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达赖喇嘛在《我的国家，我的人民》中写到：“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决定不予考虑西藏问题。这使我们大为惊愕。我们一直把联合国当做正义之源，对它寄予全部希望，更加令我们惊异的是，是英国首先提出才使得西藏问题被搁置的。”
由于西藏封闭孤立，当时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了解西藏历史和状况，有的国家甚至连西藏在地球上哪里都不知道，以至于长期殖民印度的英国、以及刚刚独立的西藏近邻印度仿佛天然有了发言权。“英国代表说西藏的法定地位不明，他似乎是暗示说，虽然现在我国已经三十八年没有中国人，但法律上我们仍然有可能屈从于中国的宗主权。” （达赖喇嘛：《我的国家，我的人民》）
很难相信老牌殖民帝国英国这个“法定地位不明”的表述，仅仅是因为错误地把欧洲宗主国概念套用到了西藏与清朝的供施关系上。英国急不可耐地承认了红色中国，那时正乐观憧憬着在共产党的地盘上继续获得经济利益呢，如果反对中国入侵西藏，其利益的幻梦无疑就会立刻破灭。
五．印度提出放弃讨论西藏问题
然而，“印度可以说非常清楚西藏的历史和主权地位：1947年，在新德里参加泛亚洲会议时，西藏代表团与其他国家以平等地位出席，西藏国旗与其他国家的国旗一同悬挂。印度独立时，印度政府以如下措词回答西藏发出的信：‘印度政府将乐于得到保证，即西藏政府有意在现存基础上继续双方关系，直到任何一方提出有关事务的新协议为止。这是印度从英皇政府继承协议关系之所有国家均接受的程序。’1948年，西藏政府派出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印度、中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西藏政府发给代表团成员的护照为上述所有国家接受。”
可是，在这个联合国总务委员会上，“英国代表说西藏的法定地位不明……印度代表的态度也同样令人失望。他说他确信，中国和西藏可以缔结一项和平协议，而且西藏的自治可以得到保障，因此，为了确保这点，最好放弃在联合国全体大会讨论西藏问题的想法”（达赖喇嘛《我的国家，我的人民》）
三年前才摆脱殖民地地位、获得独立的印度，其国家概念以及对共产中国的理想化、自我心理投射、实用主义等复杂纠结的心态，使她完成了后来的一系列动作：
共产中国高调宣称反帝、反殖民，这正好挠到了反英帝国、反英殖民的新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痒痒，他在钦佩这个“反帝、反殖民主义”的中国时，似乎没看穿中国效仿苏联的共产帝国和共产殖民心态，更似乎忘了英国也曾以印度的“宗主国”自居，反而在达赖喇嘛求援时提醒西藏，“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地位是公认的事实。”（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尼赫鲁似乎也忘了，西藏早在1913年就宣布独立，比印度独立早三十四年；或者说，尼赫鲁虽然没忘记西藏早已宣布独立，但他同样没忘记中国不承认西藏独立，而印度的独立，是得到了英国的同意和批准的，是得到殖民者宗主国的准允的。既然印度的独立要经得英国同意，并先是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那么推己及人，印度“确信西藏的自治可以得到保障”有什么心理根源就不难寻踪了。
对尼赫鲁来说，“他崇高心爱的理想之一即：正在崛起的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的和平与团结，也就是亚洲的和平与团结”，而且在印巴分治产生的一系列麻烦中，印度不愿把中国推向巴基斯坦，而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与中国的摩擦”（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因此，印度代表在联合国提议“放弃讨论西藏问题”，让西藏牺牲吧。
《白雪：解放西藏纪实》告诉我们：“在1950年11月24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上，萨尔瓦多驻美国大使卡斯特罗提出将西藏问题列入大会议程。苏联的代表当即反对，他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世界公认的。”哈哈，苏联老大哥当然会这么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为宗旨和原则的联合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尽管西藏求援信中清楚解释了供施关系，尽管求援信中提出国际仲裁：“汉人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藏人认为无论在民族、文明、地形等各方面都与汉人很不相同……最恰当的是经国际法庭提出诉讼”，联合国却采纳了英国和印度代表的建议。
而那封闭高原上，独立有效地运作了至少三百多年的西藏噶厦政府和西藏人民自己，对祖辈生活和管理的国家与主权的认定，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在联合国眼中似乎被看成了传说中的喜玛拉雅雪人的呼号，可以姑妄置之，被“拒绝”考虑。
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光晕中
1951年5月23日，以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西藏政府代表团，在受到人身惩罚的威胁和对西藏实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胁迫下，被逼用中共政府伪造的印章，与中共政府签下城下之盟《十七条协议》。
两天后的5月25日，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发布进军训令。解放军开始向拉萨“和平挺进”。9、10月间，解放军进驻了拉萨，历时约1年零9个月后，五腥血旗插上了江孜、日喀则、亚东等喜马拉雅山要地。“1951年12月30日前，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多路向心进军西藏的任务，进驻西藏各重要城镇和要塞，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控制了西藏，共产党的政权机构相继在各重要城镇建立。”（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1952年2月11日，张国华在拉萨召开了西藏军区成立庆祝大会，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其实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西藏召开大规模的庆祝集会：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西藏终于“回到”两岁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张国华将要在世界屋脊的首府拉萨宣布这一时刻的到来……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在整个西藏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网，控制了整个西藏地区，共产党终于坐镇极地。” （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刚刚十六岁，就开始了与这帮从井岗山一路杀来、精于权谋与诡骗的侵略者周旋、委屈求存的艰险历程。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在两个新共和国的一项贸易协定的序言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倡议：“不仅在中印关系中，而且在一般国际关系中，都适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共产党机关报《新世纪》周刊以整个版面刊登了周恩来在泰姬陵前，面带笑容，脖子上挂满花环向欢迎群众双手合十致意的照片；一时间印度大地扬起一片“印中人民是兄弟”、“五项原则万岁”的欢呼声。正是在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眩目的光晕中，西藏的和平陷入了黑暗。
1954年9月，达赖喇嘛在中南海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对毛的印象是：“毛主席的举止……表现了真正的领袖人物的气概。他自信心很强，诚挚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而且我确信，他也表现出了对我的真正关心。” 19岁的达赖喇嘛没有看出，这个“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大独裁者及其政府，将像铁靴践踏一堆一堆蚂蚁，先后夺去包括藏人在内的数千万人的生命。
从1956年开始，“共产”的铁靴就开始在西藏康区疯狂踩踏：僧侣受到“共产中国人”（藏语：“加”共产）的侮辱，寺院遭到“共产中国人”的毁坏；人们的土地和财产被“共产中国人”没收，土司头人或被迫屈从于来犯的“解放者”，或带领族人背井离乡飘零山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预言已然成真！共产党人不是佛教徒，他们连自己人都可嚼骨吸髓，对藏人更不会动恻隐之心。达赖喇嘛为避免藏人流血和避免西藏陷于更大灾难而妥协的努力归于失败，他在困境中越渐深陷。
1956年6月，锡金王在印度举行庆祝佛陀诞辰二千五百周年的活动，并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收到邀请信之后，达赖喇嘛燃起了新的希望：一方面印度是佛教文化发源地， 千百年来她与西藏在宗教和文化等方面有深远的关联；另一方面至少英属印度曾经与西藏关系密切，达赖喇嘛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他在印度与尼赫鲁第一次单独会见时介绍了西藏的惨况，并提出：留在自由的印度推进藏人民的事业。尼赫鲁总理的答复十分坚定：他必须返回西藏，再在《十七条协议》里做文章，寻求妥协。
尼赫鲁指出，1950年以前，没有一个国家正式承认过西藏的独立，现在让印度这样做是不可能的。然而，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独立国度，有几国得到过“别国”的正式承认呢？回溯印度的独立：英国对印度有长达190年的直接殖民统治，最后由殖民者英国政府批准并制定《印度独立方案》，英国议会通过《印度独立法》，国大党接受后宣布独立。虽然史上中国从不曾像英国殖民印度那样殖民过西藏，印度却对西藏的独立地位产生了如此古怪的解读。
尼赫鲁把泛亚会议上曾经飘扬过的西藏国旗当成了浮云，也把噶厦签发的西藏商务代表团成员护照和上面的印度签证当成了过眼云烟，但他也许没有忘记《人民日报》1950年1月21日登载的《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中的威胁：“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尼赫鲁还说明，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严格受制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这才是实质——
“和平共处” 也的确只是与中国的契约：就在同一时期，印度已经决意与巴基斯坦冲突一番了，并不想因为西藏而惹恼红色中国这个流氓。尽管印度与中国从来不是朋友，但此刻的印中关系，比印度对西藏的感情更实惠。滚滚红尘的规则是利益为大。
一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冠冕堂皇，一边是 ：西藏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剥夺了；西藏遭受了来自共产中国的全面侵犯与暴行；而所有这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占领都被纳入了“中国内政”，心照不宣的条件是：中国不介入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中。历来与印度和平共处的西藏，失去了与中国和平共处的权利，西藏与印度的边界变成了中国与印度的边界，而印度得对此保持沉默。
世界就是如此啊，“国家利益”向来是一个近乎至高无上的理由。谁说印度有义务为支持西藏牺牲“国家利益”呢？只能说，西藏的悲哀就是人类万千悲哀中的之一悲哀。
七．屠城拉萨
虽然尼赫鲁拒绝为达赖喇嘛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但他还是将西藏人的立场转告了到新德里访问的周恩来。尼赫鲁在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中，叫这位西藏领袖放心，周恩来亲自对他说过：“任何人如果想像中国会在西藏强迫实行共产主义，那是荒唐可笑的。”后来尼赫鲁也是如此向印度国会报告的。（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在中共这部巨型绞肉机中，多少人、包括为入侵占领西藏立下汗马功劳的张国华、谭冠三、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后来或早早地被绞成了碎片，或绞得残肢断臂狼狈不堪，唯周恩来最善揣圣意，对内对外唱红脸技巧圆熟，好歹混了个膀胱癌，不得毛应允手术而终。
周恩来在德里与达赖喇嘛会面三次。达赖喇嘛对他详细谈了解放军在康区的镇压行为。周恩来假装不知西藏东部“民改”的暴行，却对康巴人的起义一清二楚，而康巴人正是对“民改”忍无可忍而以卵击石起义的。周恩来对达赖喇嘛说：“毛主席要我告诉你，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根本不谈改革。六年之后，如果可以的话，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周恩来也明确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不惜动用最大的力量，镇压一切对共产党统治的挑战。
“在周恩来的耐心劝说、教育下达赖才决定离开印度回到西藏。这次抉择，应该说是达赖非常明智的决定。”（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那一年，西藏的领袖达赖喇嘛二十一岁。
不到三年，1959年3月17号，二十四岁的西藏领袖达赖喇嘛被迫离开拉萨流亡印度。10天后，中国共产党政府宣布解散已经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西藏噶厦政府，并在其后几年横扫全藏“平叛”，无情地杀戮任何抵抗者、以及包括妇孺老弱在内的逃难者，致使康和安多的一些部落完全灭绝。中国如今把解散西藏噶厦政府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人民日报》称“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是“世界人权史上的光辉篇章”。而藏人，把这段“光辉篇章”的时日称为“翻身乱世”（藏文直译“世时翻转、乱世”）。
1960年，国际律师与法官委员会对关于中国人暴行的许多报告和西藏的法律地位进行了调查，编写了一份报告，该委员会断定，尽管西藏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但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从法律上而言，西藏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不受中国统治。在谈到违反人权问题时，该委员确信红色中国有罪，犯下了“别的任何人和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严重罪行-----有意全部或部分消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一个宗教集团！这也就是种族灭绝。”
从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保证“五年不谈改革”到达赖喇嘛流亡，西藏和拉萨发生了什么呢？上万的康和安多难民聚集拉萨，带来了各种惨痛的消息：家财土地被没收殆尽、土司头人被抓被杀、僧侣受辱、抵抗的部落被围剿灭绝、逃跑的无处可逃，因为到处都是解放军……任何文字叙述都是无力的了。请允我仅仅简述一下，那一年三月的拉萨，仅仅是拉萨：
1959年3月17日下午四点左右，金珠玛米的两颗迫击炮弹，轰向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写下那预言的罗布林卡。一颗落在离金色颇章不远的一个池塘里，另一颗落在北墙外的沼泽地里。此时达赖喇嘛正与噶伦们在金色颇章开会。当天晚上达赖喇嘛秘密逃离了拉萨。
3月20日起，在金珠玛米如雨的炮火、扫射的机枪以及火焰喷射器中，圣城拉萨变成了地狱：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等处遭到密集炮击；早就架在房顶和窗户等工事的机枪火舌狂吐，使街巷中尸体遍佈；拉萨河上漂流着藏人和马匹的尸体，河水被染成了血河，这些人是从罗布林卡涌向然玛岗渡口逃命的。三天的“解放”使一万二千藏人丧生。在罗布林卡未尽的烟火和成堆的尸体中，解放军挨个翻找达赖喇嘛的尸体。（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跋热•达瓦才仁：《血祭雪域》以及笔者对亲历者的采访）
关于药王山的“战斗”，解放军作家吉柚权在另一部著作《西藏平叛纪实》中作了这样自豪的描述：“……试射的三发炮弹全部命中药王山顶圆型石头房，这是山上九千名康军叛匪的指挥所……”关于在解放军的眼皮底下突然冒出的这“九千康军叛匪”，据说是根据缴获的枪支、包括噶厦武器库里没有拼装的生锈的枪支数目统计的。“……接着炮弹虎啸着一串串地掉在山上，弹无虚发，这是炮兵三零八团在噶厦叛乱之前，对拉萨早已实行了炮兵精密诸元准备的结果。所以炮弹打得这样准。要打哪一座建筑物，哪一个目标，就能一打就中。对药王山实施炮击二小时后，山上所有建筑全部被轰平……轻重机枪一齐向上射击……喷火器向前进方向的障碍物喷射摧毁性的火焰后，步兵随即发起冲锋……占领了药王山，只是没有抓到俘虏……”书里说谭冠三为没有俘虏深感遗憾，其实不难想象，如此炮火铁石俱焚，俘虏都成灰了！
关于炮轰罗布林卡，《西藏平叛纪实》里有一段堪称狂欢式的记载：从下午两点开始到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三零八团全部大炮和一五五团设在烈士陵园炮阵上的六零炮、八二迫击炮、无后座力炮，一齐向罗布林卡轰击，采用续进弹幕的打法，即以十五公尺为一个射点逐次成一条线向前推进，这是炮兵轰击最强大的火力，炮弹先从东往西一层一层地撒开，遍地开花，叛匪承受不住这猛烈炮火的打击，纷纷从东往西跑，炮弹追着他们往西炸。叛匪跑到西，见炮弹在西炸，又调头往东跑，炮弹仍追着掉进叛匪群中爆炸，这样从东往西，又从西往东来回地轰击,叛匪支不住……冲出罗布林卡逃到拉萨河边向河南逃跑……炮火立即对逃向拉萨河中和回民林卡的叛匪实施续进弹幕轰击……”
数天来围住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赴军区观看演出，在拉萨游行要求中国人离开西藏，争取西藏独立的康巴安多难民和拉萨人，受不住解放军对罗布林卡的猛烈炮击，骑马奔逃向然玛岗渡口。不过，他们在《西藏平叛纪实》中成了忽然冒出的“叛匪骑兵”和“步兵”：“……苗中琴用一个营的大炮一个又一个的齐射，炸得叛匪人仰马翻……炮弹一排一排地在叛匪骑兵中爆炸……拉萨河中一、二千骑兵和数百名步兵一齐向南渡口冲来，吴晨立即要求苗中琴用最激烈的炮火支援……他妈的来了几千哪，越猛越好……炮弹成排成排地在拉萨河中、在南渡口的沙滩上爆炸……”（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
西藏流亡政府前噶伦居钦.图布丹先生当时在然玛岗渡口旁的牛尾山上，亲见这一切。他对我说：“大约下午4点左右，罗布林卡的民众，骑马的、奔跑的，都向拉萨河渡口方向跑，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解放军轰击得人仰马翻，到处都是尸体。有的人还是跑到了河边，我们脚下的中国士兵开始用机枪扫射，人和马倒在河里，河水慢慢地流，人和马的尸体堵塞了河道，堵了一阵子后，又被水冲开，河水被血染红，一片红红的水淌下去。当时我只想：这世界上的人可能全被杀完了吧？”
在被烟火薰黑、弹痕累累的布达拉宫上面，五腥血旗在暖风中飘扬……下面道路上到处是尸体，妇女们拿着口袋和绳子，沿罗布林卡到拉萨河边一路寻找丈夫的尸体，俘虏排成长队，拉萨城里成千上万人被抓……“尸体的处理可是件难事。伤患无人照管，任其死去。同时人们将数千具尸体集拢成堆，在夏宫的杨柳树下烧了三天。由於西藏燃料奇缺，因此只好中止焚尸，改成挖坑，实行群葬。但尸体腐烂，恶臭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又将尸体刨出来烧掉。”（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作家朱瑞告诉我，一位中共官员对她回忆道：“后来中共把挡在路上的尸体，拖到拉萨河南岸烧了，烧了七天七夜，那种烧尸的气味在拉萨久久不散……”
西藏“解放”了，藏人被“翻身”了。今天，大量汉人把西藏当成“自古以来”的自己的土地“自由迁徙”，甚至比去真正自古以来的北京广州还自由，无须暂住证；矿主们来到神山圣地贪婪地挖掘；旅游者们兴奋地在罗布林卡喧哗，抱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门票价格；川菜、粤菜各式灯红酒绿之所沿拉萨河畔排开来，好不闹热……而城郊的军营、寺院门外的装甲车和一队队荷枪实弹巡逻的军警，警觉地提防着那些亡灵的后代……
尸体的处理也不再难了。中国政府2000年底在拉萨西郊建成营运一座火葬场，一方面服务于涌入拉萨的大量汉人移民，另一方面试图“移风易俗”同化藏人。藏人因坚守信仰，鲜有人选择火葬。然而，2008年三月的这几天，这座名叫西山殡仪馆的火葬场，终于在建成以来“同化”了大量藏人尸体：整整一周被军队接管，昼夜焚烧被枪杀的藏人抗议者。当局奖赏镇压“3•14拉萨暴乱”的先进工作者，在几十个军人与警察组成的名单中，火葬场的党支部书记名列其中。
“你的家、你的朋友和你的祖国悠忽全失……”（引自《雪域境外流亡记》中达赖喇嘛的谈话。）
八．印度设立严格限制
印度国会开始讨论西藏问题。印度共产党表达的是中共观点，指责印度政府对西藏另有打算，而几乎所有的其他反对党则认为尼赫鲁采取的是绥靖立场。社会党领袖阿查雅•克利帕拉尼谴责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说它是在“罪恶中问世的，要我们批准去毁灭一个古老的国家。”印度的主要政治家都严厉批评总理没有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北京成功地征服了西藏，这也就为它直接进攻印度的北部地方铺平了道路。K.M.芒西说：“西藏的悲剧使我们背上了一笔沉重的良心债。对于像我们这样年轻的独立国家来说，又拥有这样的精神遗产，我们这样对待西藏的局势，这在历史上已经构成了罪过。”
印度国民同情西藏，迫使政府作出某种声援姿态。尼赫鲁同意达赖喇嘛避难。但这产生了印度的苦衷：不仅受到中国公开谴责，说其违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人们会说印度加入了反共冷战阵营，因而丧失了不结盟立场。
新华社把达赖喇嘛出逃和解放军在拉萨的屠城，称为“叛乱”和“平叛”。“叛乱份子” 是听命于台湾与美国，而且也接受了印度的号令。这是“对一个友好国家内政粗暴无礼的干涉”。尼赫鲁对北京的指责反应温和，他矢口否认印度在西藏起义中发挥了作用。为了使中国进一步放心，他还提到，印度是信守“潘奇谢尔协定”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根据协定规定，双方都不能干涉对方的内政。当然，内政一词在中共嘴里弹性之大，在其境内，剥夺上千万的生命都属内政。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尼赫鲁指出，印度对西藏的兴趣是“由于历史、感情和宗教上的原因，根本与政治无关。”他强调对达赖喇嘛的支持纯属人道主义的做法，是以“坚实的纽带”作为基础的，这一纽带是印度与西藏之间数百年来宗教与文化交往发展的结果。
达赖喇嘛叙述说：“我将全部情况向尼赫鲁作了解释……他就像一位真诚的老朋友，全力表示同情，但与此同时，他提醒我要正视现实，”尼赫鲁讲得很清楚，尽管印度表示“同情”，但决不会给西藏独立的事业以任何实质性的支持，这就是“现实”。“我们从西藏来到这里，抱著某种盲目而不理智的希望，心想只要能得到支持，我们还可以进行对抗。但是，在与印度政府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认识到，事实上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我感到灰心，实际上觉得没有指望了。”（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从那以来直到如今，印度对她流离失所的邻邦给予了避难的屋檐，也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对这些流亡者设立了严格的限制：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喇嘛不能利用印度作为开展西藏独立运动的基地，也不能利用印度作为基地从事任何政治活动。而且历经数年，尼赫鲁都竭力将达赖喇嘛与新闻界和公众隔离开来，以缓和北京日益愤慨的态度。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印度人民至今仍然是世界上对西藏最同情和仗义的人民。
几乎二万藏人逃离他们的家园到达了印度，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在紧随而至的疾病、忧愁和水土不服中丧失生命。很多难民直到死，都以为这是短暂的流亡，不久就会回到故乡。年轻的达赖喇嘛最迫切、最关心的是难民的安置和继续生活下去的振作。难民定居点的建立，不但印度政府提供了帮助，而且也是反对党努力的结果。这些反对党联合成立了一个中央救济委员会，它在获得粮食、药品以及国际援助方面发挥了作用。而西藏境内，音信全无。共产中国的铜墙铁壁彻底封锁了西藏与外界的联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目前流亡印度的藏人数目超过了十一万。
从1974年起，在噶厦流亡政府内定政策中确定不再追求独立，而是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地位。随后达赖喇嘛开始推行中间道路直到今天。达赖喇嘛的代表团与中国政府历经九轮会谈，受尽轻侮和傲慢的指责。如果说1951年在生米未成熟饭之际，《十七条》尚且以一些具体实际的条款哄骗藏人的话，那么今天西藏已如囊中之物，这几轮会谈不过是中国应付国际舆论的谈判秀罢了。
“达赖喇嘛于1988年访问欧洲议会时，散发了一份文件‘史特拉斯堡宣言’，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他在里面提出，由多卫康三区所组成的西藏，应该变成一个自治的政治体，并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结盟。而达赖喇嘛将会以放弃独立的主张来作为回馈。” 流亡藏人作家嘉央诺布先生，在一篇回忆达泽仁布切的文章中写到，当达赖喇嘛的哥哥达泽仁布切得知这一消息后，打电话给他，沉痛地说：“他们放弃了我们的独立。”
九．困顿轮回与良心的距离
当年共产党囚禁达泽仁布切，并试图策反他去杀害西藏领袖、自己的亲弟弟达赖喇嘛时，他就已经洞穿了：达赖喇嘛和藏人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仁波切不是一个神情严肃咬牙切齿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独立的信念并不是来自于对中国人民的憎恨，或者某种超级爱国的教条或哲学，而仅仅只是出于他对中国之于西藏真正的意图没有任何幻想……仁波切相信西藏需要独立，不是为了某种高尚的意识形态原因，而是一种基本的条件，因为藏人的生存——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甚至他们的宗教都仰赖独立才能获得保证。仁波切很确定，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嘉央诺布《回忆第一位让赞步行者》）
或许正是因为印度政府对西藏独立活动的严格限制，使达泽仁布切最终移居美国，孤立地坚持独立的信念。“他与流亡政府与流亡社会所保持的距离，允许他智识上保持自由，得以继续坚持独立的理想。如果他真的为达兰萨拉政府工作的话……就意谓着必须与政府政策完全同调，我们也许就会有另外一位失败的协商者：他就会加入嘉乐顿珠、洛迪嘉日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的长长名单里……他在七十三岁时，靠着劳伦斯‧葛尔斯坦(Lawrence Gerstein)的帮助，创办了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并且领导了几次独立步行活动……”他的儿子晋美诺布先生，加入了为宣讲西藏独立而行走的行动。（嘉央诺布《回忆第一位让赞步行者》）
七十多岁高龄的达泽仁布切迈着步伐，反戴着一顶白色的棒球帽，行踪遍及美国与加拿大。他要告诉世界：“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西藏独立是绝对不容妥协的，而且是西藏人民、西藏语言、西藏文化、甚至他们的宗教续存的一种基本的条件，一种必要的条件。”
继87年、88年、89年爆发几次反抗运动后，2008年3月，拉萨再次爆发了争取自由、反抗中共暴力统治的民间抗议活动，并迅速遍及西藏三区。与前几次一样，藏人遭到了中国当局无情的武力镇压。就在同年10月，西藏死难者尸骨未寒、数以千计抗议者失踪于牢狱之际，英国政府明确宣布，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称英国过去的政策是“时代错误”，是“过时的宗主国概念”。而用宗主国概念描述西藏地位，其本身不仅是对西藏与清朝供施关系的轻率解释，而且甚至从未得到中国认可。除英国外，其他过去支持西藏独立的一些欧洲国家也相继改变口风。对此，有国际评论认为，欧洲国家集体改口，是因为金融危机逐渐向欧洲蔓延，欧洲国家希望尽量把中国拉到欧洲自救的船上。利益当前，世态何其炎凉。
也在2008年，达泽仁布切走完了他坚持独立的一生。他的儿子晋美诺布先生继续“为图博自由而行”。他说：“没有人希望生活在独裁的世界里，没有人希望有一天张开眼睛的時候，我們就身处共产党的统治，失去了所有自由、民主以及人权等相关价值。”
2010年5月28日中新社报道：印度总统帕蒂尔重申，印度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允许任何藏人利用印度领土从事反华政治活动。
2011年一月底，第17世噶玛巴被印度喜马偕尔邦警方疑为“中国间谍”。实际上，从2000年噶玛巴流亡印度至今，十一年来“间谍”流言就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幽灵，一直在印度坊间徘徊。我曾在1998年拍摄过楚布寺的纪录片，与几位协助噶玛巴出逃的僧侣都较熟悉。当年协助噶玛巴出逃的这几位忠心耿耿的喇嘛，分别也因“间谍”嫌疑，被印度拒绝入境而居留美国、或滞留于尼泊尔难民接待中心。而噶玛巴本人，处于印度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中，几乎没有任何公开活动的机会，也不被批准离开印度。印度安全部门并严格控制媒体对噶玛巴的采访活动。
由于噶玛巴的宗教地位，他在藏人中的人心凝聚力，以及其出走行动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被很多人认为他很可能成为达赖喇嘛后，西藏事业的继承领袖。那么，把噶玛巴说成间谍，限制其活动，削弱噶玛巴的影响力，谁会是最大受益者呢？我个人认为，除了中共，就是印度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达赖喇嘛刚流亡印度时，印度政府设立的严格限制：不能利用印度作为基地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且数年来竭力将达赖喇嘛与新闻界和公众隔离开来，以消解北京的指责。
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其国际和在印度境内的影响力已非印度政府所能限制，可以想象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也令印度头痛。如果达赖喇嘛后继无人，还会有平均每年两三千数目的西藏难民、其中不乏心怀为独立和自由献出力量的理想者涌入印度吗？还会有一位引人注目的圣者明星不时激起中国政府的咆哮吗？一场持续五十余年的头痛症也许就不治而愈了。噶玛巴的出走，无论在中国当局眼中，还是在印度政府眼中都决不仅仅是一桩宗教事件。遏制噶玛巴的活动以达到削弱其影响力的目的，是需要理由的。这也许能解释，为何印度安全部门花了十多年时间都还不能查清噶玛巴是否是间谍。
2011年2月14日，达泽仁布切的儿子晋美诺布先生，在为西藏的独立和自由而行走的途中，遭遇车祸身亡，终年45岁。晋美诺布先生的长子和次子发愿，继承祖父和父亲的遗愿，继续“为西藏自由而走”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晋美诺布的三子改名为“让赞”，独立。
自从雪域有藏人以来，从来没有认为过“博”西藏，是“加”中国的一部分，中国自诩西藏的祖国完全是个残酷的笑话。我们姑且撇开这一点，就算从某个莫须有的时代起，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从清末赵尔丰，到民国马氏军阀，到被“解放”、被“翻身”的一个世纪中，有不计其数的藏人遭受东邻外族荼毒，仅在被红色中国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就有逾百万藏人非正常死亡，所遭受的屈辱更是难以言述。这不是同胞相残，而是来自外族的暴力与奴役。单凭这一点，她就有分裂和独立的权利，更何况民族自决权也是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组成部分。
从“叛匪”，到今天的“藏独分裂分子”，一直有勇敢不屈的藏人，坚持为独立和自由进行着近乎徒劳的努力 。而“救星”也一代代轮回着，从进军西藏的、到援藏的、到今天的爱国者，莫名其妙地受一种叫“统一”的观念驱使，对一个他们毫不了解的国家生出侵占殖民之“爱”，而对他们一无所知的人民、对这些崇尚善而且与世无争，仅仅要回被剥夺的独立和自由的人们，生出切齿痛恨。他们对“分裂”的恐惧是如此轻易，而对独立、自由、人权的理解是如此困难。当晋美诺布先生的死讯传出后，他们在网上发帖庆贺，仇恨使这些无神论者发出了“终遭天谴！达赖侄子宣传藏独的下场”等欢呼。
西藏的悲剧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从西藏的困境我们可以看到，那也是无数关注精神世界、与世无争的小人物的悲剧。小人物可能是你我，也可能是那些仇恨藏独的爱国小人物，当强权暴虐袭来，在世态炎凉中喊天不应，呼地不灵，被那冠冕堂皇的、强大的、傲慢蛮横的势力，践踏至粉粹。
达泽仁布切为西藏自由而走的足迹遍及美加，晋美诺布先生曾在美国和台湾徒步数千计公里。而追求真正意义上自治的达赖喇嘛，在与中共侵略者困难重重的交往中，在为流亡藏人的安置、为境内藏人困境向国际社会申述、在为世界认识西藏文化、在寻求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中，走过了忍辱负重、常人难以想象的半世纪，从少年到老，他“窜访”的距离可能都可以绕地球几圈了，阅尽人间悲悯与薄凉，在“崛起”的中国的订单外交中，与他的人民一起经受着被遗忘和被背弃……困顿轮回，无论终点是独立还是高度自治，前路依然漫长无际；无论终点是独立还是高度自治，这个距离是抵达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良心的距离。
2011年3月 特拉维夫
《民主中国》首发 http://bit.ly/hcEffX （上） http://bit.ly/hsN6k4（下）
2011年4月4日星期一
2011年1月19日星期三
《康藏岗托停战协定》前后的恨与悲
2011年撰写本文时，尚未查到《康藏岗托停战协定》西藏方面的资料。后读西藏学者跋热.达瓦才仁《血祭雪域》，据书中介绍：1904年滿清遣趙爾豐武力進犯西藏康區，控制並在佔領地區強行「改土歸流」殖民活動。滿清覆滅後，康區藏人響應十三世達賴喇嘛恢復獨立的號召，擊敗和驅逐中國駐軍，收復失地。由於中華民國堅持「繼承」滿清對康和安多的「領土」，藏中爆發數次戰爭。1932年10月藏中雙方軍官未經雙方政府授權在西藏康區江達縣崗托簽訂《崗托臨時停戰協定》，該條約第三條：「自中曆10月8日,即藏曆八月初九日起,至10月28日,即藏曆八月二十九日止,雙方作戰部隊,分頭撤退。漢軍退俄滋、德格、白玉以東。藏軍退葛登、同普、武成以西。其最前防線，漢軍如鄧柯、德格、白玉，藏軍如仁達、同普、武成各境內，雙方每處駐軍不得逾200名，並各派員互相監視撤兵。」 由此，形成金沙江東西岸之分。西藏東岸領土康區屬於民國川軍控制區。
——唐丹鸿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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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沙江畔 岗托 |
1932年10月，在西藏昌都地区金沙江畔一座不起眼的小镇岗托，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出的代表与国民政府西康代表签订了《康藏岗托停战协定》【唐更正：此处有误。实际上这是一个未经藏中政府授权、藏中双方军官私下签署的停战协定。】。签署人有中国、西藏和调停国英国三方代表【唐更正：此处也有误，根据跋熱.達瓦才仁《血祭雪域》、夏格巴《西藏政治史》介绍，由藏中英三方代表達成臨時的，是1918年的一个停戰協定，应中國要求英國居中調停。 】
粗看这份停战协议，包含两条明显信息：一，国民政府承认金沙江以西，是具有主权的、独立的西藏国；二，西藏政府放弃了对金沙江以东藏区的管辖，被称为康和安多的大片藏区归国民党中国统治。呵呵，1932年还在讨论边界问题。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在持续不断的高调声称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宣传中，《岗托协定》被暗哑地闲置在角落里，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所知。
其实，既然是“停战”协定，当然在签署之前有过战争。那是一场、或一些什么样的战争呢？
一．供施关系的终结与赵屠夫
先简单说说大清与西藏的供施关系。所谓供施关系，就是一个和尚和他的俗人施主的关系。施主供奉小到饭食清水、大到金银珠宝乃至提供安全保护等，和尚为施主念经消灾祈福。中国当今求神拜佛的人也不少，俗家弟子对上师竭尽尊敬与虔诚，应该不难理解供施关系。这种供施关系上升到五世达赖喇嘛及其历代转世，与满清太宗皇帝及其继承者之间，应该说也符合外交对等，一国之君对一国之君。达赖喇嘛作为满清皇帝的佛教上师，为施主及其属民的福利在宗教方面进行祈福和举行相关的宗教活动；满清皇帝施主进行供奉，包括为自己的上师喇嘛及其属地遭受外来侵害时提供军事援助。
这是一种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的独特的外交关系。不幸的是，随着一方权力欲和占有欲的膨胀而被打破。供施关系到了清朝末期，被施主天朝涂抹了骇人的血腥。
自以为世界中心、万朝来贡的天朝那些年遭遇列强攻击，岌岌可危。朝廷忽然想到西部高地关乎国防。东边打洋枪洋炮不行，西边吐蕃佛国没几个兵马，吃桃子要找软的捏，决心向川边藏地派官设置，实行“改土归流”的同化藏人政策，巩固川边（注意，四川已经属于边境，此乃经营边务）。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赴藏途径金沙江畔的巴塘，见那里土地膏腴适宜农垦，就开始向当地藏民摊派各种杂役，大开垦场横征暴敛。最讨厌的是，他就跟共产党人一样，对藏民千百年来虔信的佛教视若敝屣，强令“每寺只许住喇嘛三百名，余则一二百名即行还俗，如不遵允，定行诛戮……又执枪炮，打毙近卫喇嘛十余名。”所作所为激起藏民愤而抗击，巴塘人在丁林寺喇嘛带领下捣毁垦场杀死垦夫，并杀死凤全及其随行卫队共六十五人。
“巴塘事件”发生后，四川总督赵尔丰等人迅速前往“征剿”：“剿办巴塘七村沟，搜杀藏民达数百人，尸体抛入金沙江，而且将其中七个暴动首领，剜心沥血，以祭凤全”。紧邻乡城人准备支援巴塘，赵尔丰又围剿乡城，一千二百一十名僧人和俗人被殺。将“乡城桑披寺、巴塘丁林寺焚毁，将寺内佛像铜器，改铸铜元，经书抛弃厕内，护佛绫罗彩衣，均被军人缠足。惨杀无辜，不知凡几。以致四方逃窜者，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赵尔丰及其巴塘经营”《西藏研究》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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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土归流强迫巴塘藏人女子必须穿旗袍，说官话，取汉名，用汉字，信孔教。 |
为了进一步巩固占领，赵屠夫还建议清廷在沿打箭炉（康定）至工布江达那大片藏人称为康的地区设一个新的省：西康。于是那片千百年来几乎连汉人的毛都没一根的藏地，就单方面自行出现在当年的中国地图上了。由于赵尔夫征服和归流手段狠辣有功，清廷继而命他为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但因藏人对之恨之入骨坚决反对，他才没有赴拉萨上任（由此也可见委派外交官与委派省委书记是不一样的哈）。该屠夫继续一路缴杀，占领了康区的江达、贡觉、山崖、瞻对、波密和白马岗等地，更建议乘胜占领西藏全土。
1910年清军武力入侵占领拉萨，宣布“废黜”达赖喇嘛。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抵抗满清后被迫流亡。
对西藏的武装入侵，破坏寺院以及迫使自己的上师和供养对象流亡，完全违背了供施关系中满清皇帝要保护上师喇嘛及其宗教和人民的义务。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正当反应则是取消供施关系。而满清宣布“废黜 ”达赖喇嘛的行为则比较搞笑，因为达赖喇嘛的地位和尊号并非如一些中国学者所说那样是满清皇帝“赐予”的，而无非是五世达赖喇嘛与顺治之间，为表互相尊重和相互承认互赠尊号而已。因此西藏噶厦政府声明：“……皇帝给与达赖喇嘛的名号不过是表示一种尊崇，达赖喇嘛的权利和地位根本不取决于这些名号……有关‘废黜’达赖喇嘛的问题，就正如达赖喇嘛试图通过收回‘支那地方文殊大皇帝’的名号来‘废黜’满清皇帝是一样的。”（西藏诸噶伦和国民大会致印度总督的信件，“伦敦印度事务部政治与机密档案” 荷兰 M.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后来的历史也向我们证明了，谁也无法“废黜”达赖喇嘛在藏人心中的地位。
从1908年到1911年清朝短暂地控制了西藏，而藏人的抵抗从不曾停息。1911年满清灭亡，到1913年驻藏官员和占领军被陆续逐出西藏，西藏与中国不存在任何法律或政治上的关系了。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声明西藏独立。1932年的《康藏岗托停战协议》就是独立的西藏政府与中国国民政府签署的。
二．“康藏冲突”及安多的浩劫
1．“第一次康藏冲突”
从1903年到1911年，满清施主变脸为恶邻，从川边的藏东南边陲到攻占拉萨，在西藏制造了一系列的血腥与混乱。那么，满清灭亡后到《岗托协议》签署的20年间，在那片赵屠夫“规划”的“西康”——西藏金沙江沿线的康和安多，又发生了什么呢？
1911年冬，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被处死。康区随即发生动乱。许多在改土归流中失去权力的土司、寺庙，乘乱杀掉或赶走清政府委任的官员与军队，攻占县城，恢复原有的权力。赵尔丰等在康区进行数年“改土归流”同化经营的约30个县，迅速瓦解，仅康定、巴塘、道孚、甘孜、德格、邓柯等少数几个县未被藏军收复，亦均告急。
1917年驻扎类乌齐的川军抓获两名“越界”割草的藏军，押往昌都。西藏方面要求将两名藏军交由西藏地方自行惩处。川军统领彭日升一“爱国”就潇洒了一把，把两名割草的藏军的头给割了。藏军怒极 ，当即发兵袭击川军驻地，占领了类乌齐、恩达等地，进而围困昌都、察雅。彭日升频频告急，那时中国到处都在闹独立抢地盘，四川军阀同云南军阀作战正忙，“藏独分子”“分裂祖国”都不关军阀们鸟事了，仅有川边镇守使陈遐龄派出一个营友情援救。1918年4月昌都被藏军收复，彭日升等被俘。此后，藏军分南、北两路东进，连续收复德格、邓柯等7县。7月藏军同川军在甘孜以西之绒坝岔激战20余日后，各据雅砻江两岸。川军派代表前往昌都谈判，经英国驻华副领事台克曼等调停，最后西藏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川军签订《边藏停战退兵条约》：将康区的邓柯、德格、石渠和昌都、类乌齐、察雅、三岩等县划归西藏暂管。赵屠夫侵占下的33个县，到川军这里仅剩17个县了。（《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五洲传播出版社, 1997 ）
对藏人来说这是收复失地。中国学者称之为“第一次藏军东犯”，带着“遭受侵略”的悲愤。那时西藏政府若是一个地方政府，哪有资格与国民中央政府签停战条约？大概为了符合“自古以来”之说，后来改为“第一次康藏冲突”。“康”指西康，其实那时“西康省”还在画饼阶段，不过忽悠一下虽号称“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却对西藏一无所知的爱国统一狂们，不用费什么力气。
2．拉卜楞地区的浩劫（1918-1928）
满清谢幕，中国进入军阀狂欢时代。战争，是这些军阀获取权力和财富的专门职业。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加之政局动荡，祖祖辈辈生活在甘肃青海一带的安多各部落，放牧、种地，念经，远离仅有1万多藏军的噶厦政府保护，更难逃这些军阀的屠杀摧残。
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一书也承认，拉卜楞寺政教合一的权利全部掌握在历代嘉木样活佛之手。1916年，第四世嘉木样活佛圆寂，任命阿莽苍活佛为摄政。
拉卜楞寺管家宗哲嘉措为保自己地位和权利，以河南蒙古亲王和民国回人军阀马麒为靠山，引起摄政阿莽苍活佛及拉卜楞僧众强烈不满。拉卜楞寺僧官大会中，僧众将宗哲逮捕，并决定撤销宗哲管家之职。宗哲逃跑找马麒求援，马麒早有控制拉卜楞寺的野心。派人去拉卜楞寺调查，阿莽苍和拉卜楞寺及下属部落代表和80多议事代表都认为这是寺院内部事务，外人无权干预。1918年6月，马麒派马麟率兵数千人赴拉卜楞寺武力解决。拉卜楞属八部落和附近十三村庄的藏民千人，奋力抵抗马家军阀部队，终因寡不敌众，保卫拉卜楞寺的部落兵2000余人伤亡，马家军阀驻扎拉卜楞寺，烧杀抢掠，当地藏人和寺院受到极大损失。
同年底，马麟又会同西军马国良部，合计6000兵力，攻击阿莽苍活佛供养地阿木曲乎。大肆抢掠，并破坏附近30座寺院。“噶丹曲阔林”被焚毁，该寺富丽堂皇的殿堂、浩如烟海的经典著作、以及阿莽班智达的全部著作、许多医学著作及诠释、《安多政教史》等上万木刻版被付之一炬。屠杀僧俗700余人。直逼到阿木曲乎部落头领表示屈服投降才收兵。阿莽苍活佛逃亡于欧拉部落，最后死在那里。
由此，马家军阀在拉卜楞寺建营，长期驻军。嘉木样五世转世灵童寻访到后，藏人僧众要求驻扎在拉卜楞寺的马家军撤出，并不得再干预拉卜楞宗教和地方事务。马家军又用兵万人，挥师直进拉卜楞地区，焚毁村庄寺院，杀人如麻一片焦土。这次军事行动，连四川省长杨森、甘督陆洪涛都看不下去了，电请北洋政府制止。经此浩劫，拉卜楞地区更形萧条荒凉。（《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月版/ 《我故乡的悲惨史》丹增华白尔，吐蕃作家协会 达兰萨拉）
3.狂杀果洛、黄南等各部落
1920年，军阀马麒遣二百余名士兵到果洛阿尼玛卿山脚下强行扎帐采金。果洛各部落藏人集众抗议，遭军队开枪射击。由此，果洛藏人群情激愤，杀了采金兵员的大部分，仅四十余人生还。1921年初，马麒派其弟马麟率两千余骑兵前来报复。果洛人众在几大部落土司带领下，以刀茅弓箭火药枪等，与马家军阀的快枪大炮抵抗，遭到重大伤亡。阿尼玛卿雪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大片藏区被马麒军队占领。马麒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一片焦土。果洛藏人被军阀屠杀7000多人。并砍去牧民头颅示众。那时到处可以看到许多婴儿伏在无头女尸上吃奶的惨状。众多寺院被毁，法器、佛像等被破坏和抢劫。被抓去的妇女和儿童有2000多人，妇女遭受强暴。
继而马麟部队移驻玛城金隆缠，监禁果洛三大部落活佛和士官，强征牛马，强索金银财物。把劫后回来找寻死尸和财物的人都抓起来，一一斩首示众；被拷打致残的，头上压上石块直到其死亡。这次被惨杀和抓去的人数约千人以上，仅一个小山坡上，就有骨骸67具。（《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月版/ 《我故乡的悲惨史》丹增华白尔，吐蕃作家协会 达兰萨拉）
马麒任甘边宁海镇守后，沿西宁、玉树设立驿站，用兵征服该通道上的安多藏人大部落阿木曲乎，建立兵营；同时，与驻循化西军一起用兵镇压尕楞藏人的武装反抗。这支著名的军阀在安多藏地横征暴敛苛以重税。1922年，马麒派侄子马步元率骑兵千人镇压同德赛力克寺藏人僧俗的抗税暴动。他们先镇压了环曲乎、环科日两个部落，接着攻入赛力克寺，焚烧一空。该地区公贡麻、夏卜让、瓜什则以及保安地区的和日部落奋起抵抗，马部杀死部落头人和牧民100余人。甘督张广建也派兵攻破隆务寺，蹂躏黄南藏人各部落。黄南藏人各部落与马氏家族结怨，并在马步芳时代也遭受多次镇压，这些藏人部落和果洛、甘南的藏人部落一样，一提起马氏家族，无不切齿痛恨。（《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月版）
4. 第二次康藏冲突、青藏战争与《岗托停战协议》
1930年5月，西康甘孜的白利土司与大金寺因土地差民纠纷发生争端。藏军支持大金寺，出兵占领了白利。驻扎甘孜的川军出兵白利，与藏军开战。当时四川军阀也在互相混战的百忙中，忙不过来。藏军遂顺利占领了白利、甘孜、新龙（瞻化）和囊谦等地。当时国民政府还嘟嘟哝哝怪英国提供藏军军火，英方回应说这是印藏间订有供应西藏用于自卫军械的条约。国民政府又派员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交涉，请其令藏军停止东进，并派员谈判解决。于1932年春双方拟定停战草案。草案规定允许被藏军占领的甘孜、新龙由藏军驻守，被俘川军放回。
青海这边：马麒死后其弟马麟继任省主席，其子马步芳也想当省主席，与叔父争权。南京方面蒋介石打算让青海民政厅长王玉堂代省主席。马步芳先挺叔父，与青海官员联名推荐举马麟继任。蒋介石只好任命马麟继任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任新编第九师师长。马麟虽然当上了省主席，但青海的军政大权实际掌握在马步芳、马步青之手。1932年初，胡宗南的中央军第一师进驻天水。胡宗南深感马步芳势力日增，决心剪除。
就在这时，玉树藏僧和青海商人因货物价格问题发生纠纷。马步芳为了阻止蒋介石、胡宗南进占青海，利用此机故意扩大事态，迫使玉树僧人们请求驻昌都的藏军解决纠纷。藏军攻占囊谦，于6月进入玉树地区，爆发了青藏战争。为了不再丢掉那些由赵屠夫吞并、后在军阀口中剩下一半的安、康肥肉，蒋介石只得命令马步芳出兵攻打藏军。（《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五洲传播出版社, 1997 ）
这次战役在《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报告》中作了如下记述：
北路藏军与青军交锋于青康边境玉树一带，青军指挥马步芳，藏军指挥为厦苏代本……双方官兵总数在二万以上，历时五月，战线延长南北数千里，死亡在四千以上。实际上青藏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将近一年，在交战地区，除藏军对民间有烧杀抢掠行为外，青海马步芳军队也多所杀戮与劫掠，并对当地有关部落以“通藏”为名，罚以银元和马匹牛羊，使当地藏族人民遭到巨大痛苦和损失。
什么样的“巨大损失”呢？
1932年6月，马步芳派马忠义、马元海率部进兵，镇压上果洛达武、麦仓、德昂仓、上下巷千、多巴等部落。上果洛阿木去乎牧民惨死二千余人，几乎完全灭了这个部落；俘其妇女二百余人，转手送给临潭西道堂作为奴隶，大部分折磨而死，仅剩二十余人流落甘南各地。还惨杀达武、麦仓牧民二百余人，德昂仓牧民一百八十多人，抢获马、牛、羊五万余头……（《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二版）
“至于俘虏的藏族战俘，马步芳下令一律残杀，这些俘虏多被当场用马刀砍死，人头挂在马上回青海邀功。
除此以外，马步芳在果洛，玉树地区使用部族灭绝制度，往往把一个部族杀的一个不留，除了少数长相较好的妇女被留下给士兵军官做小妾以外，老弱妇孺一律砍杀，连几岁的幼儿也不放过。死于马家骑兵刀下的藏族战俘数千，至于被屠杀的平民就更多了……甚至在一次屠杀后，马家军还挂起了被杀者的222颗人头，让亲属花钱来赎，每个人头至少一百块银元！”（《老萨谈中国的俘虏历史》，作者萨沙。和讯博客“涅瓦河边”）
可怜西藏噶厦军队兵士只一万七千人，与川军、青军经过这些殊杀，再也无力保卫安多、康区那些有同样的信仰、说同样语言的边民，最后藏军全线溃败，马军逼进昌都，并与四川刘文辉部联合出击，进军昌都。据当时在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任秘书长的姚钧在其《青藏战役的内幕》一文中说，马步芳的企图是要和川军联络一致，会攻昌都。昌都为西康财富之区……其藏兵之军械、辎重粮秣，俱储备于此……马步芳以为乘此时机会攻昌都，可能获大量军械及金银财物，且得川军支持，他可在西北称霸；其次是想在这次战役中，向国民党中央多领些枪枝弹药等军用物资和临时军费，以充实其军事实力；三是借这次战役在蒋介石前邀功，作为他日晋升的资本。
这是一个残无人道、不可理喻的邻国。1932年10月，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出的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签订了《康藏岗托停战协定》，放弃了对金沙江以东藏区的管辖，被称为康和安多的大片藏区归国民党中国统治【唐注：如前所更正，实际上这是一个未经藏中政府授权、藏中双方军官私下签署的停战协定。】。
5. 战停，杀不止
而被国民党收编的马步芳部队的血腥屠杀，一直持续着：1933年8月再次镇压果洛藏人部落，杀牧民二百余人；同年9月，进攻洋玉部落，将并未反抗的该部落一百余户消灭；1935年又作第五次镇压，长驱白玉寺，果洛各部落均不及措手，不得不承认应差纳款永远服从；
1938年马步芳派兵进驻果洛，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脂，激起藏人反抗。事变传至西宁，马步芳派骑兵前往报复，揭开了历史上罕有的大屠杀：两天之间惨杀无辜藏人一千余人，其中妇幼六百余人；寅夜逃脱了二百多人，马家军跟踪追击，凡有烟火和帐篷之处，刀光起落无一幸免。有一士兵一天之内竟杀死牧民六十多人，向手无寸铁、跪地额手哀求的妇孺老弱，横头直劈；还有十几个藏人被杀于喇平福身死之处，取头祭喇。所抢掠的牲畜财务不计其数，烧毁白玉寺等五处寺院……这些部落的家园一时成为灰烬。这只军队继续沿黄河南岸荼毒，虏康干等部落的妇女小孩三百余人为奴…… 大屠杀后，有两个部落的土官，收集劫后各部落余众，辗转流亡于四川境内松潘等地。部落首领几经托人纳贿，终于见到蒋介石，馈送礼物，要求果洛改隶四川管辖，以免遭马步芳迫害。蒋介石一番太极推诿，致使这些流亡者继续流落青、川边境的山林地带，还被川军敲诈军马一千五百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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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家军阀的军刀和上面的刻字 |
继1938年大屠杀后，1941年，因果洛藏人拒绝马步芳政令，马步芳第七次派大军，从西宁出发镇压果洛藏人。经过两个多月的屠杀，先后毁灭了上果洛、下果洛、中果洛在黄河沿岸的一些藏人部落，死难牧民一千八百余人。这支“平叛”部队在上果洛的暴行尤为残忍。上果落部落散处黄河沿岸，约有帐篷七百余顶，那时还不知道厄运降临，仍在那里悠然放牧。忽然枪声大作，无辜的藏民半数已被击毙；其余夺路逃命，慌不择路反而奔向火线，尽数应声倒地；在山壁沟崖躲藏的，也多被俘虏，遭乱刀砍杀。妇女遭奸污后刺死或劈死，有的母子死在一处，小孩身被刀创多处，僵伏在母尸上。尤其残毒的，是在赛日科将牧民四十人活活刨腹，取出心肺。在这次大屠杀中，马步芳的部队还做了两件杀人越货的案件：康干、康赛在西藏贸易的商队，尚不知道果洛发生了血案，正从西藏返回。近两百驮牛满载氆氇布匹，同行的还有从拉萨朝佛归来的男女牧民一百一十多人，带着《甘珠尔》和《丹珠尔》等珍贵经卷。刚抵上果洛既被马军截获。有三四十人不堪虐待跳湖自尽，因水浅尚未淹死，被军队开枪击毙，其余牧民也被杀。后又有西康商队被该军截获，商民二十多人被击毙。
杀、杀、杀……抢、抢、抢，除了果洛，还有玉树休马、百日麦马、雅拉、藏欠、伯虎、江赛部落等，国民党马步芳的军队到处欠下命债，更抢掠没收牲畜金银等巨额财物，重税搜刮；还屠杀抢劫同仁和日只桑部落，兰采村，洗劫什藏寺……（《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二版，《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月版）
“1968年开始，达赖喇嘛对国际国内情势做出全面审视和深思熟虑的同时，与当时的议会议长，副议长，噶厦有关人员及博学专业的西藏友人进行深入讨论后，于1974年确定不追求独立，而是争取名副其实自治地位的内定政策……西藏民族人口不过六百余万，历史上康区和安多的不少地区因遭蚕食而脱离噶登颇章政权的有效管辖范围；1951年西藏丧失独立之时，西藏政府的控制区只限于目前所谓西藏自治区的范围，因此，即使根据历史恢复主权独立， 仍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藏人处于这个范围以外，故不论从长远或眼前而言，与其寻求西藏部分地区与中国分离，不如寻求整个西藏民族统一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更为有利。”（达赖喇嘛驻北美办事处代表贡噶 扎西2011-01-14 02:48:48关于中间道路的推文）
断臂求存的《康藏岗托停战协定》饱含着绵延的痛苦，和对康与安多的愧疚。“与其寻求西藏部分地区与中国分离，不如寻求整个西藏民族统一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更包含了不再相弃、生死与共的同胞之情吧！
三．人血胭脂
从赵尔丰到马步芳，从清末到国民党政府，如此血腥的“统一”史，并未让中国爱国者有丝毫良心的不安。不但狂杀藏人、也狂杀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赵尔丰、马家军阀这些杀人疯子，在很多方面也遭汉人诟病口水，切齿痛恨。马步芳的军队更曾把红军绞杀、奸淫得灰头土脸。赵屠夫、马步芳家族等在共产党的宣传中都是上不得台面的杂碎，但因他们是入侵占领西藏的先锋前辈，所以大家竟都飘扬在“爱国”、“统一”的红旗下了：
在网上输入“赵尔丰”，你就会看到，他们对这位赵屠夫杀汉人称之为“历史污点”，而对其在西藏的恶行，则充满深情的絮语与讴歌：“沉冤百年的民族英雄”、“带兵入藏平叛的清朝大臣赵尔丰的历史功绩”、“怀念民族英雄赵尔丰”、“收复西藏的英雄”……在“西藏人权网”上，一个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写到：“后人对于赵尔丰的评价差异比较大，因为其在镇压保路运动中，手段残忍。然而在赵尔丰经营川边藏的数年里……改土归流必定昭然史册……”曾经在西藏生活二十余年、以书写西藏闻名的的汉人作家马丽华，在其书中为人们描绘了一片美丽多姿但决不痛苦的“新生”的天地，她就“改土归流”感叹到：“行将就木的一个朝代居然出现这等有所作为的封疆大吏。……后来的西藏人即使在说赵尔丰的坏话时，也不免先自带了三分敬意。”她对那片风光旖旎又有些顽劣不化的苍茫雪原的“爱”充满字里行间，是因为共和国也“爱”西藏。而当今许多号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说起共产党千怨万恨涕泪滂沱，惟独对“臧独”，却誓与共党共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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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尔丰临刑 |
中国官方隆重推出的《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一书铿锵地“学术”道：“中华民国历届中央政府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统一，积极维护和行使了对西藏的领土主权。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国是合汉、满、蒙、回、藏等多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只好再次感叹这是多么神奇的国度啊，一个刚成立的临时政府的临时总统“宣布”你丫是我的就行了；而西藏那个持续了数百年的政府并合法在位数百年的达赖喇嘛宣布西藏独立就不算！
可是那时候支那大地上，各路牛鬼蛇神也纷纷宣布独立啊？于是这位号称“三民主义”的临时总统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 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孙总统的民族主义，不含藏蒙民族主义；民权不含藏蒙的自决权利；民生，很快你就会看到，在国民政府时期，藏人和别的少数民族的民生都是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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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步芳 |
“其实马家军阀阻止了内蒙、新疆、西藏的独立为国也立过功!......马家军阀的确在西北干了很多残暴的事情！但马家军阀难道没干过好事情？……如果没有马仲英消灭‘东突***国’的话新疆也独立了！再有西藏曾经在英军策动藏军攻占青海和四川藏区想建立大西藏，刘文辉当时就挡不住藏军，最后还是青海马家军出面打败了藏军！”（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bbs73-0-1.html）
“杨作山的《马麒对藏政策述论》（《回族研究》1996年第4期）作者认为马麒的对藏政策……具有反帝和维护祖国统一的一面”（《青海三马》)
“……青海军在维护国家统一，稳定西部边陲，保障西藏安定方面作出了贡献，马步芳作为青海最高军事指挥官也声誉鹊起。(铁血社区“马家军打击西藏亲英势力之战”)
一篇书评“读《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作者是到西藏做学术和考古研究的，如此写到：“这本书高扬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旗帜，从历史方面来证明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这本挥舞爱国主义旗帜的书，是针对夏格巴著作《西藏政治史》和范普拉赫著作《西藏的地位》的，而这两本被批判的书，你却无法在中国找到踪迹。
一说“统一”，大家就很High 。他人的血，大可成你们灿烂的胭脂。提醒一下，当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时，别忘了人血胭脂让你们的爱国主义表演徒增喜感。
四．“爱恨悲痛更真实”
我写这篇文章，源于一次小小的争论。谈到共产党终究会把人们逼到反抗，一位华人说：“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官逼民反。50年代藏区暴动，也是被逼反。”这话在汉人看来可能毫无问题，藏人听来就不见得是滋味。一位藏人朋友果然说：“抗日战争也是官逼民反吗？50年代藏人的抵抗不属于‘中国历朝历代’的被逼反。”
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跨过金沙江，完成了赵尔丰、马家军阀和国民党没有完成的“统一大业”，在这片大陆上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剧痛的伤口。中国把这场侵略称为“解放”，把50年代对康和安多藏人的屠杀称为“平叛”；而藏人自己，认为康和安多的这场力量悬殊的绝望的搏斗是“护教救国抗战”。每年的三月，对藏人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月，因为在这个月，50多年前他们的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就再也没有回来；每年这个月也是胜利者弹冠相庆的月，50多年前，他们在这个月宣布取消西藏政府，然后每年他们在藏人沉默的哀痛中庆祝“百万农奴解放日”……
把50年代康和安多藏人的反抗与“历朝历代官逼民反”相提并论，包含的信息当然有：这些地方自古属于中国；50年代席卷全藏的起义游击战不是反侵略，而是当年中共政策不当所致。
那么这些地方真的属于中国吗？怎么属于的？西藏问题的本质难道不是侵略问题吗？
历史无法假设，所以我们也无法假设：是否用“温水煮蛙”的方式，西藏问题就没有了。
在这个争议中，我也抬了一杠：哪朝哪代，“博”，西藏成为中国“藏区”的？
这位华人来信道：“第一，我的原意只是说，藏人是被逼反的，中共内部文件也承认青海藏人是‘官逼民反’。我想我当时应该加上一个限定词：‘周边四省的藏人’。第二，从历史角度来看，岗托停战协议签订，汉藏以金沙江为界，康区成为西康省，这是一个事实。 而中共进入周边四省藏区时，除了青海的昂拉地区有过激烈的武装抵抗之外，其他地区基本上没有发生抵抗。武装抵抗是在1956年之后发生的，原因你也知道。事实上，根据中共文件，他们从1949年之后，就制定了一整套类似‘和平演变’的逐步瓦解、分化藏区的策略，到5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奏效。另一个事实是，虽然是全面反抗，但是从人口比例来说，真正反抗的人数约占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10 左右。”
就这位华人对西藏困境的同情和研究程度来说，这番话真的使我很困惑。这里似乎有一个根本分歧：若是“官”不逼呢？就皆大欢喜了吗？问题是，中国政府凭什么成了西藏人的官呢？
关于《岗托协定》，当时我正在Skype上采访一位在上海读研究生的藏人女生。我顺便把华人的这段话拷贝给她，问她怎么看这个“历史事实”？这位年青的藏人女学生说：“要单说协议这个‘历史事实’，我们也许只能痛苦地接受；但对我来说，这个事实背后的爱与恨、悲痛和屈辱更真实。” 实际上，《岗托协定》是个“事实”；19年后一边在拉萨对15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连哄带吓，一边屯兵金沙江畔，攻陷昌都，签下《十七条》，也是事实。正如《塘沽协定》与满州国同样是事实。
至于说“中共进入周边四省藏区时，除了青海的昂拉地区有过激烈的武装抵抗之外，其他地区基本上没有发生抵抗。”这话到底要说什么呢？难道一开始就是顺民，挺欢迎金珠玛米的？我在达兰萨拉的采访中，想得简单点的“叛匪”告诉我：“汉人撒了很多传单，传单上说他们讲平等，他们是来帮助我们，帮助完了就走。我们想：佛教也说众生平等，没错呀，再说来帮我们也是好心啊”；而早看透了的“叛匪”则说：“他们把土司头人弄去开会，许官位要求合作，而他们的军队就在外边。藏人人没有几个，枪没有几条，抵抗什么？”
“事实上，根据中共文件，他们从1949年之后，就制定了一整套类似‘和平演变’的逐步瓦解、分化藏区的策略，到5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奏效。”是啊，温水煮蛙本来都快熬成一锅鲜汤了，谁知派去的积极分子太多，分田抢宅批斗人，把那帮青蛙早早地逼暴动了。
真正让我跌出眼镜的是“另一个事实”：“虽然是全面反抗，但是从人口比例来说，真正反抗的人数约占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10左右。”百分之十，差不多一户出一个了，难道老、弱、病、残、女通通上山打游击当“叛匪”，才算得上“不归顺”？13亿屁民，反抗的有1.3亿吗？恭喜天朝，固若金汤啊，维什么稳？
2011．1．10 特拉维夫
《民主中国》 首发：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8950】
关于《康藏岗拖停战协定》：http://zh.wikisource.org/zh-hant/%E5%B4%97%E6%8B%96%E5%92%8C%E7%B4%84
2010年12月20日星期一
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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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1947年，西藏噶廈政府發放的一份西藏護照。這個護照上有7個國家的簽證，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沙特、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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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中国人来说，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西藏人则坚持，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前，西藏一直是独立并与中国相互分离的。
人类世界的荒诞千奇百怪。在世界东方那片900多万平方公里的红色大国里，向人们传达的信息是：关于西藏到底属于谁，并不由自古生活在西藏土地上的藏人说了算；而是由1949年起掌握了中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说了算。
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在中国政府为了应付西方世界的压力，居高临下与达赖喇嘛代表团的几轮谈判中，最重要的一项苛刻条件，就是要求西藏流亡政教领袖、至今最具公信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基于中间道路的理念，从1979年起不再提独立，但求高度自治的达赖喇嘛无法接受，理由很简单：“历史就是历史，无法改变。”作为一个信守比丘戒律、不得妄语的僧人，他不能撒谎。
中国政府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多次在各种国际国内场合指责道：“第一条，他不承认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反复声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的时候，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到现在西藏仍然是一个被违法占领的独立国家。凡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自元朝开始，中国中央政府就对西藏行使着无可争辩的、有效的行政管辖。”
对犯下各种罪行无数的共产党，中国人可说民怨沸腾；中国政府的宣传在人们心目中成了谎言的代名词。但关于“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大多人倒是乐于接受，包括很多声称崇尚自由民主的人士。就是说，在“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历史常识”上，他们倒达成了一致。这真是一种有意思的、值得分析的心理。
既然说是“历史常识”，就要看这“常识”是怎样形成的，是谁告诉我们的。中国境内十多亿人关于西藏的“历史常识”，不外乎来自于学校教育和官方宣传，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而教育和宣传的话语权由中国共产党政府全面控制，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独裁统治，这已是我们的基本常识了。就是说，关于西藏的“历史常识”都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告诉我们的。
问题是，这常识是否是世界公认的常识？是否存在西藏人自己的常识？我们知道藏人自己的常识是什么吗？中国人的常识和西藏人的常识，哪一种更成为了世界公认的常识？是否存在既非中国官方、也非藏人的第三方，经坚实的学术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实际上，常识也包含着简单而无法推翻的逻辑。比如说：元朝是“中国”吗？西藏与元朝的关系到底是西藏与蒙古的关系，还是与汉人中国的关系？清朝是中国吗？达赖喇嘛与清帝的关系，是达赖喇嘛与汉人中国的关系吗？“中国”、“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究竟是什么概念？谁、何时定下的这个概念，得到了哪些人的认可？
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国际法和西藏学教授、华盛顿特区及伦敦的国际律师迈克尔.C.范沃尔特.范普拉赫（Michael C.Van Walt Van Praag）的著作《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力与前景的分析》，作者对史料加以系统整理，依据可靠的文献，对西藏过去和现在的法律地位进行了立论严谨、论据充分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中国式“历史常识”不同的历史解读。
这本书显然不能进入中国境内具有“历史常识”的大多数人们的视野。为什么？中国政府拥有一大批历史学家和西藏学专家，并占有各种资料文献的便利，难道不能严谨地从学术和法律的角度，对本书的观点加以具有说服力的驳斥吗？
下文为《西藏的地位》序言、前言和前印度驻联合国代表Rikh Jaipal所作的导言部分。
《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力与前景的分析》
作者：Michael C.Van Walt Van Praag
译者：噶玛默朗 藏译；跋热.达瓦才仁 汉译
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出版
序 言
弗朗茲．邁克爾
在這本書里，邁克爾． G．范．沃爾特．范．普拉赫對一個在西藏文獻中未曾加以充分闡明的問題進行了研究，這就是﹕西藏過去和現在的法律地位。對北京而言，西藏只不過是中國的一 部分，官方稱之為 "中國的西藏地區 " - -一種在想象上存在于整個歷史中的關係。西藏人則堅持認為西藏一直是完全獨立並與中國相分離的。現在是對史料加以系統整理，並依據翔實可靠的文獻資料，對西藏過去和現在的法律地位進藏立論嚴謹、論據充分的客觀論述的時候了。此書正是一本這樣的研究成果。
據七至九世紀的早期歷史記載，當時，現在由強有力的國王松贊干布及其繼承人所統治，他們統一了西藏，並將其勢力範圍擴展到中亞的大部，其中包括中國領土。在此時期，西藏（即吐蕃 - -譯者）國王當然擁有和亞洲任何一位統治者平等的權力。歲月流逝，在西藏的統治者失去其軍事優勢后，同鄰邦統治者們之間的關係是經常變化的，有時也建立親密友好的關係。爭論主要在西藏統治者與中國歷代皇帝之間的關係上。
做為西藏的轉世活佛，先是十三世紀西藏佛教的薩迦派而后是格魯派的諸世達賴喇嘛，曾分別和蒙古可汗元朝皇帝，明、清兩代漢、滿族皇帝建立了個人之間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可汗及皇帝為從十七世紀起統治西藏的達賴喇嘛的宗教及政權機構提供保護及援助，作為交換條件，西藏承擔從宗教方面為他們祈福禳災之 責；這種關係，正如歐洲中世紀時教皇和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們之間的關係一樣，並不是一種依附關係。
為說明歐洲的情況，史學家們提出 "雙劍 "理論（" Tw o Sw or "theory)。在西藏問題上，則以供施關係（cho- yon）說明達賴喇嘛和歷朝皇帝之間的交往。然而無論是用 "雙劍 "說還是以因勢而變的 "供施 "關係，都難以對現代意義的主權國家的概念加以界定。
滿洲皇帝（M an chu Emperor）在西藏的勢力于 1788年 - 1792年間清軍保衛西藏、抵御尼泊爾侵略、而被稱之為廓爾喀戰爭時期達到頂峰。邁克爾．C．范沃爾特．范普拉赫在本書中評述了滿洲代表 - -兩位駐藏大臣以及從十八世紀起就駐守西藏的滿洲衛戍部隊的作用。有些學者將這種狀態下的西藏稱為滿洲的保護國，或稱之為滿洲對西藏（享有）的宗主權，這 些都是模糊不清的概念，因為正如范．沃爾特．范．普拉赫所指出的那樣，用表述現代國家關係的用語是無法說明當時的情況的。實際上，在清朝皇帝和西藏統治者之間無任何條約表明在他們的關係中有什麼具有法律意義的變化。而且在過去兩個世紀內被夸大了的滿洲對西藏的影響在十九世紀未業已消融，並隨著 1 9 1 1年的中國革命而終止，繼之滿洲人被逐出西藏。
接著發生了西藏人民為爭取現代意義的獨立所進行的斗爭，各國也都為實現其戰略目標而進行策劃，並將其通過當時的一個個條約，從法律上加以表述，最后是 1 9 4 9年共產黨的入侵及其后果，上述這些占范沃爾特．普拉赫這一研究成果的大部分篇幅，並以對西藏人所要求的自決以及對一些可供選擇的解決方法的討論作結束。
對歷史的回顧表明，共產黨中國聲稱有史以來西藏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本上是以對古代政教合一的掌權者和世俗統治者之間關係的一種曲解為基礎的。然而中國人對歷史的解釋還不僅如此，由于他忽視了中華帝國同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根本差別，也就曲解了 "中華帝國 "的意識形態基礎。從概念上講， "中華帝國 "意為它是一個世界性國家；的確，它包涵 "普天之下 "均受 "中央王國 " （M iddle King Dom）支配的思想，在這個 "中央王國 "里，皇帝 "受天之命 "的統治人類，並設想其地位高於世上各國的國王及統治者，甚至其他地方的皇帝們也都象乾隆皇帝給英王喬治三世的信中所言，自願地渴望 "來朝共享吾恩 "。這至少說明，用現代意義的 "民族結合 "（N atinal B ond）這一概念去解釋過去存在于中國的皇帝和中國本土之外其它政治首腦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與時代不相容的錯誤。中國人用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重新解釋中世紀的帝國關係，其目的是想有助于宣稱西藏人雖然從來不是漢族人的一部分，可是無論過去或是今天，他們一向是中華 "民族 "內的一個少數民族，而實際上，這不過是企圖為一種新形式的中國帝國主義（Chinese Im peria Iism）作辯護罷了。
中國共產黨領袖們還以要把西藏人民從他們的宣傳中所描述的 "中世紀的封建社會 "和 "奴隸制 "中解放出來為借口，為他們入侵西藏辯解。因此，全部宣傳文獻都旨在極力渲染西藏被佔領之前的、過去的黑暗情景。但范沃爾特．范普拉赫未著重論述這個問題，因為這與西藏的法律地位無直接關係。然而應當提出的是，傳統的西藏並不是政治分析家和歷史分析家們通常所說的那種 "封建 "社會。統治西藏的是轉世繼承的達賴喇嘛以及主要由平民 - -通常是農民出身的僧侶所組成的宗教官僚集團。這種體制為人們社會地位的升遷變化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西藏的貴族，作為古代遺留下來的現象乃是一種服務性 的貴族階層，每家貴族要推出一個兒子擔任數額不多的被指定給俗人的政府職務，而大量平民近乎是第三等級，他們是生活在城鎮中的商人或私人企業的經營者，他們屬於中產階級（Middle Class）。在農村地區，土地分屬於國家的、寺院的和貴族的莊園，但農民和牧民並不是封建制度下的農奴。被迫在莊園土地勞動的人或牧工大約占農村人口的一半稍多，他們擁有其自己的非世襲性土地和牲畜，他們過著小康生活，他們是 "上層 "群體的組成部分，地方頭人或領袖即由他們當中產生。大量的勞動者可以自由地出賣他們的勞動力，把他們自己的私有企業遷往城鎮或象許多人所做的那樣遷往農村居民區。
無論這種傳統體制的長處或短處是什麼，值得注意的是，在 1 9 5 0年中國接管以前，西藏既未經歷饑荒，也沒出現過農民造反的事；沒有警察，也沒有多少軍隊（軍隊的存在完全是為了抵抗外部的進攻）。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 是，自從中國佔領西藏必備貴族那里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之后，西藏一再出現饑荒和民眾反叛，而軍隊則到處駐防。此外，由西藏人自己在西藏內部發起的使西藏傳統制度現代化的努力遭到扼殺，而被中國對西藏的社會主義改造所代替。但在散居于印度的西藏難民社區中，傳統制度的現代化在流亡中的達賴喇嘛領導下卻獲得了 高度成功。
1 9 5 0年以來，中國人在向社會主義烏托邦前進的名義下，試圖摧毀西藏文化，其結果是，在總共六百万人中就有一百万以上的人喪失了生命；原有的六千多座廟宇和寺院，只有不到二十四座逃過劫難。可悲的是，在國際討論中，這一切卻被忽視了。所以，范沃爾特．范普拉赫以詳盡的學術研究成果所提供的確切的法律依據就愈加 重要了，西藏未來的自決將建在這樣的基礎之上。
關於此書及其作者
幾個世紀以來，位於具有戰略意義的亞洲腹心地區的西藏，一直被這塊大陸上的許多強大帝國所垂涎，包括蒙古帝國、俄國、滿洲、英國和中國。此書回顧了西藏國從十七世紀實現民族統一到今天有爭議的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部歷史。作為一本準確闡述西藏法律地位的論著，此書為弄清懸而未決的中國 - -西藏間的沖突及其在亞洲政治中更大範圍內的各種問題中的重要性提供了非常必要的基礎。特別是它講明了諸如國家的地位、國家之間的關係、對獨立、領土要求以及自覺等問題的影響。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與達賴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正在談判，所以，這種全面的考察和闡述是特別及時的。
邁克爾． C．范沃爾特．泛普拉赫是華盛頓特區及倫敦的國際律師，他在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M onterey I nstitute of Intertional Studies）教授國際法和西藏學，也是設在荷蘭的西藏事務調辦公室的前主任。
前言
國際法是集原則、慣例與規定為一體、並被公認為對於主權國家及國際組織的法人代表在處理相互關係中具有有效約束力的、應履行的種種義務。儘管國家也常常象個人破壞國家的法律那樣破壞國際法, 這是無人否認的事實,但是,國際法所博得的尊重, 以及絕大多數國家在絕大多數時間對國際的遵循和行使國際法中規定的權利, 已證明法律在國際關係中發揮著積極的、使人樂觀的、建設性的作用。正是出於對正義和真理的信任、出於對體現了過去曾為人類進步作出貢獻的各種準則的法律的信任,今天的努力也能使法律為促進人類今後生活得更加和平、平等和體面作出貢獻。
從實用角度看,國際法是解決衝突,主要是國家間衝突的一種工具。而促使我不得不寫這部書的衝突,關係到數以百萬計人的生命以及幾個國家的命運,甚至關係到一個大陸的穩定, 這就是中國和西藏之間關于世界最高的高原西藏及其居民西藏人的地位、權利和前途的淨端。
西藏,儘管主要因其獨特的文化、富有哲理的傳統及常常被描繪成一個神秘和不可思議的地方而聞名於世,但它也一向被亞洲列強視為極重要的戰略要地,今天仍然如此。西藏高原位於亞洲中心,地處該大陸三大巨人-------中國、蘇聯〔以前的沙俄帝國〕及印度次大陸之間,它們經常使西藏成為國際政治竟爭中的 爭奪目標。
本書不涉及戰略方面的問題,也不討論純政治的或純意識形態性的問題,作者也無意論述沖突雙方為了支持或譴責中國人留在西藏,而提出的社會------經濟方面的問題。本書旨在對西藏--------中國衝突中所提出的法律問題作一綜合性分析。
共產黨在中國獲得勝利後不久,當中國軍隊於1949年首次進軍西藏時,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西藏過去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為理由,宣稱它有權收回西藏高原。拉薩的西藏政府則否認中國的聲明,並譴責中國侵略西藏、破害西藏領土的完整,踐踏了西藏的獨立。這些截然對立場在過去幾十年 裏未曾改變,相反,至少是到最近,他們對任何解決衝突的希望都設置了無法逾越的障礙,這一沖突曾導致西藏暴發了大規模暴力反抗,並使西藏的國家首腦達賴喇嘛及其政府逃亡印度。
今天,情況有所改善。由於西藏流亡政府同北京領導層之間已在進行對話,所以今後實現某種和解的前景不會十分遙遠。然而, 爭論的焦點-----西藏過去和現在的法律地位問題,至今仍未解決。
前面已經提到,中國人和西藏人都利用歷史為各自對西藏主權的要求辯護。自1950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因軍事征服及佔領西藏的結果,未對西藏主權提出什麼主張。中國在這個時期沒有宣稱它要通過征服、吞並或法律手段獲得對西藏的合法頭銜。中國把它對西藏的要求完全建立在很多世紀以來西藏一直是中國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這一理論之上。西藏要求獨立,也同樣是以1950年前西藏的歷史地位為依據的。鑒於這種情況,只要把關於1950年以前關於西藏地位問題的相互爭執討論清楚也就夠了,然而有些政治和法律分析家們提出, 1950年中國的軍事入侵及其後中國人對西藏近35年的統治,可能已使西藏主權轉至根本不考慮西藏歷史地位的中國手中。因此,本作者考察了公元七世紀以來西藏的歷史演變過程,當時西藏的地位,以及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其它國家的關係是很清楚、很明確的;對1950年以來西藏的發展情況,本作者也做了考察。
研究西藏過去的法律地位的學者們不可避免地遇到這樣一個問題,即:用什麼類型的和適當的法律木語,去描述和解釋這個中亞國家與其鄰國之間的關題。目前的國際法體系、概念和定義,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過去四個世紀中歐洲各國之間的相互關係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只是在本世紀裏,國際法才受到國際大家庭中非西 方成員的重要的影響並做了相應的修改。
過去,世界各個地區國家之間的關係曾受到其他種種法律體系的支配,例如印度次大陸各國間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古代法規制約配,例如斯密裏迪斯〔Smiritis〕法、曼宇〔Manyu〕法規、達磨薩斯特拉〔Dharmasastra〕法規等等。同樣,在中華帝國的統治者看來.所有的國際關係都 是以關於世界的古老的哲學觀念為基礎的, 而這種哲學觀念的形成,基本上應歸功於孔夫子。根據孔夫子的學說,中國皇帝是整個世界的中心並處於最高地位----受天之命去統治所有的民族 -------無論是中國人還是“蠻夷”之類的人。
為了明確西藏的歷史地位,我們必須從西藏內部實際的政治發展情況以及它同別的國家和民族的關係這兩個方面, 去弄清這個中亞國家在每個時期的特定情況。只要我們注意分析西藏以及與它維持關係的國家的同時代的統治者和歷史學家們的觀念,是可以弄清楚上述情況的。
可供當代研究西藏歷史地位的學者們利用的資料來源相當廣泛。對西藏早期的歷史,已有眾多著名的藏學家、漢學家及史學家們進行了研究,寫出了論著。他們使用了在西藏、中國及亞洲其他地區〔特別是中亞〕所發現的多種官方記載和編年史,這些資料的年代至少也可追溯到七世紀,本書即以公元七世紀為研究起點。關 於更為晚近時期的歷史資料, 最重要的來源當然是各種文件彙輯------包括公開及秘密的外交信函、電報以及其他信件、備亡尋和報告等等。這些文件保存在倫敦的印度事務部和外交部的 檔案中以及德裏的國家檔案館內。這些檔案中不僅包括英國的文件,也有西藏、滿洲、中國及尼泊爾的文件。從西藏官員在逃離西藏時設法隨身帶出來的文件中,以及作者在翻譯人員的友好幫助下,從公開發行或未公開發行的漢文材料中,也獲得了一些有關資料。另外,目擊?的記述及新聞報導也提供了有用的資料。在本書所 用的各種資料中,最重要的是或由西藏或由其它國家締結的、和西藏有關的各種條約和協議, 很多條約和協議收入本文的附錄中。本作者所接觸過的機密文件一般未予引用。
我認為這個論題的研究者們,特別是本書作者無論可能受到什麼樣的限制,本書所收集到的證據已足以証實本書第八章中所得出的關於1949年中國開始對西藏采取行動以前西藏的法律地位的結論,以及第十章中關於西藏現在的地位的結論。
本書沒有詳細探討今後藏中關係發展中可供選擇的種種方案,〔盡管應該單列一個論題對此加以討論〕。不過,在本書最後一章也論及了某此些有關解決沖突的建議及發展前景,從而完成了本書對中藏沖突中重要法律問題的研究。
對藏文人名及術語採用音譯,其正確表音轉寫〔以威利轉寫法?據〕均收入索引。漢文人名及術語則按拼音法譯出。本書所引用的資料,以羅馬字體標明其出處,出處名稱保持原狀,不作翻譯。
〔邁克爾‧c˙範沃爾特‧範普拉赫〕
導言
前印度駐聯合國代表賴克恰貝Rikh Jaipal
許多人只知道西藏是位於世界屋脊上的一個神秘而令人難以思議的地方,它曾以禁地而知名。毫無疑問,許多人通過電視節目已見過西藏的流亡領袖達賴喇嘛這個熟悉的人物。他也是獨特的西藏佛教哲學的象徵。但是,西藏的法律地位以及達賴喇嘛同蒙古和滿洲皇帝們之間神秘的歷史關係,卻是一般人甚至許多國家的政策 訂者們所不知道的。
邁克爾˙C‧範沃爾特˙範普拉赫的這本著作對西藏歷史各重要發展階段,特別是對它與中國有關的法律地位問題進行了一次認真的研究和客觀的探討。這是以七世紀以來的豐富證據和文獻為基礎的一部吸引人的論引人的論著。作者經過周密的論証、依靠充分的證據所得出的結論是令人深信不疑的。
依據作者的分享析, 整個西藏歷史表明,西藏始終具有作為一個國家的各種基本特徵,它一直是個獨立的是個獨立的實體,從來不是任何其他國家的組成部分;它曾多次遭受外來侵略, 但它始終保持著自己的獨立地位。
隨著佛教傳入西藏,其主權的最高行使權逐漸被賦予達賴喇嘛本人及其職位,並必然地使西藏政權具有一種非暴力的特微。可是,?了抵禦外來侵略者,作為權宜之計,西藏也同懂得強制推行它的宗教而又願意接受它的求助的國家建立和保持著友好關係。達賴喇嘛同蒙古皇帝以及後來的滿州皇帝之間的供施〔Cho--- Yon)關係就是這樣發展起來。
這是一種與眾不同的關係。一種沒有前例和可以與之類比的關係。對于它的形成和前因後果。只能通過西藏本身的歷史發展進程來加以說明。把它同其他相似的現象聯系起來的任何想法都不會導致對它有更好的認識。總的說來,當西藏面監危險時這種關係曾經對西藏有利,而在懷境的壓力下,當西藏也有自己微小的防禦小 的防禦力量, 並發展了同其他外國的關係時,供施關係便開始漸漸衰弱下去。到1911年滿洲皇帝被推翻時、這種關係便最終結束了。
中國人把西藏同滿族皇帝之間的特殊關係解釋為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這是對歷史的歪曲,其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推行民族主義及共產主義的擴張政策。1950年,中國以“解放”西藏人民的名義入侵和占領了西藏,以武力吞併了這個國家,並宣稱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西藏曾向聯合國呼籲、求助,可悲的是,聯合國未能採取任何行動。後來蘭聯合國在朝鮮與中國軍隊交戰, 但顯然不願在西藏另辟一條戰線。聯合國一點也沒有譴責中國對西藏的侵略,這是豪無理由的。如果事後總結過教訓的話,那些1950年未能迫使聯合國採取行動 的國家,現在恐怕會對他們當時政策是否明智產生疑問了。特別是印度,如果不是被中國1950年9月16日的照會所迷惑的話,它本來是可以有效地對聯合國施加壓力、迫使其採取行動的, 那個照會說:和平解決西藏問題是完全可能的。
範沃珥特˙範普拉赫以無可辯駁的邏輯,在總結他對事實與法律的研究結果時指出:“只要中國繼續留在西藏,那就是在繼續嚴重違犯國際法准則”。這部著作為人們理解西藏的國際地位做出了重要貢獻,而西藏〔正如愛爾蘭代表艾肯先生在聯合國所指出的〕曾享有“兩前年的自由,在此期間西藏自身的事務是完全由西藏 自已管理和決定的, 而且西藏比聯合國的許多成員國曾享有多一千倍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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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西藏藏币 |
《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链接：
http://xizang-zhiye.org/gb/arch/books/dw/index.html
2010年10月28日星期四
今夏在达兰萨拉
达兰萨拉推文
我在达兰萨拉。现在雨季，山坳房屋间飘着雾霭，温润沁心。街道墙上到处贴着流亡政府总理候选人的竞选招贴。这些失去家园的人们，在流亡中走着民主的路。何年何月，天朝的街市楼墙广告中，也有政府首脑候选人的竞选广告呢？何年何月，达兰萨拉的人，能把竞选招贴贴到拉萨和西藏各个角落的墙上呢？
夜色寂静。流亡的人家传来电视的声响：印度台、BBC、各国电视频道、西藏流亡政府电视台，也有天朝CCTV、四川台、青海台、西藏台。达兰萨拉虽小，你可以看见世界。天朝没有BBC，更没有流亡藏人的电视频道。天朝很大，夜色奢靡，你只看见党中央。
住在一家小客栈，离达兰萨拉的大昭寺和达赖喇嘛住所步行只需3、5分钟。峡谷、飞鹰、寺院、喇嘛…青山背后耸起一座雪峰，雪峰后面是流亡人的家乡。路遇的藏人，会汉话的用汉语跟我打招呼，问我家乡在哪里？成都。我也问：你的家乡在哪里？阿坝、甘孜、青海、甘肃、拉萨…
小客栈傍依一座寺院，寺院的活佛来自阿坝。每天清晨我从轻轻的钟声里醒来，此刻正听见僧人们辨经的喧哗。黄昏从寺院飘来桑烟，小客栈渐渐隐入夜幕。窗外山坡旁、谷地中的下达兰萨拉仍然在橘红的夕照中。拍片的人把这种光线称为“魔法之光”。
这是我第二次来达兰萨拉。我来这里是为了：这么多年只听见“大救星”和“翻身农奴”的说法，我想亲耳听听西藏“叛匪”怎么说。
在达兰萨拉及周边的西藏难民定居点窜访了一些“叛匪”：为什么在有土司头人的年代，康巴安多的农牧民几乎家家有枪、人人佩刀，“奴隶们”居然长期忍受“剥人皮”，“人头碗”；反而“救星”来后，农奴翻身解放了，刀枪都没收了，居然宁死当“叛匪”了？
在童年，我曾对他们恐惧仇恨，因为他们是“扒人皮、点天灯、制造人头碗、腿骨号”的“奴隶主”，魔鬼的代名词；在无知地成长中，我继承过对他们的蔑视，因为他们是“叛匪” 、“藏独”；现在，流亡的耄耋长辈，给我讲述了他们绵延未绝的伤痛。
“那个时候，藏人没有政治上的知识，我们认为西藏离中国很远，我们在西藏独立自主地生活，并不认为西藏是英国或者中国的下属。” （达兰豪斯难民定居点 罗桑耶希）
“1951年10月中国军队进驻拉萨，那时候我17岁。达赖喇嘛15岁。中国军队入城那天很多人去看，我也去了。第一次见到那么庞大的队伍，我们非常吃惊和恐惧；另一方面，又觉得士兵们看上去很可怜，他们的情况非常差，衣服破破烂烂。”（达兰萨拉 原噶厦政府公务员 丹巴索巴）
“最初汉人刚到的时候，说是来帮助我们的，是来帮我们建设，为我们创造幸福等。而且还说了‘我们和你们是不同的国家，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我们也就相信了。”（达兰豪斯难民定居点 罗桑耶希）
“中国人还来寺院发布施，供养僧人，给的是大洋。当时大家觉得很高兴，认为汉人也喜欢宗教，和我们一样有信仰，不然他们怎么会布施呢？他们来布施时我们之间还没有发生冲突，是和平的，所以，他们带着枪来我们也没有任何怀疑…”（达兰豪斯难民定居点 罗桑耶希）
“我在甘孜一个叫杂多巴的渡口，见解放军刚入藏非常艰苦贫穷，什么都没有，当地民众看着他们可怜，给他们豆子和青稞等，他们就煮这些东西吃。他们也非常好，免费帮老百姓干活，干完活后连民众的饭都不吃。后来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 （达兰豪斯难民定居点 洛桑贡宝）
“他们没收了我们的枪支和马匹，把地主从家里赶出来，让穷人乞丐住进地主家里，包围寺院、污辱喇嘛、没收寺院财产和经书等，我们觉得这样活着还不如死，开始了反抗。”（西藏流亡政府前噶伦 德格 居钦.图布丹）
“在拉萨我见汉人穿黄衣服，很单薄，拿著毛泽东、斯大林的像，大人告诉我们：在汉地衣服不能随便乱穿，一律穿黃色。我们好奇去看这些汉人在干什么，见他们抓住山羊后活生生地把皮扒下來，羊疼得四处乱跑，那些汉人却开心地欢叫…这些汉人沒有一点慈悲心和罪恶感。也许是他們不信佛的原因吧”（达兰豪斯难民定居点 拉旺次仁）
“在对喇嘛的批斗会上，他们一边让僧人们把地狱找出来，一边揍骂说：‘要是找不出地狱就证明你们是骗子'。喇嘛说：“此时此刻，你我都在地狱中。只是我看见了，你还没看见。’”（贝日难民定居点 格桑）
“我们村的头人很好，从没欺压过我们，对属民一视同仁，乡亲们都很尊敬他。所以汉人逼我们批斗他时，无人愿意批斗。但当时不能如实说头人们对我们好，而必须按汉人的指示批斗，你明明知道他很好，但你必须要说他不好，否则汉人就把你给抓走”（达兰豪斯 洛桑贡宝）
“康区和安多的藏人逃亡到拉萨后，给我们讲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共产党其实很坏，刚进藏时的‘好’是装出来骗我们的。在我们家乡他们打骂地主、抓头人、侮辱喇嘛…我们不能在汉人统治下生活…”（达兰豪斯难民定居点 罗桑耶希）
从井冈山一路杀来的土匪，在天安门站起来后，马上通过土改把汉人有点钱的先收拾了；1955、56年，又以“民主改革”之名，把有点钱的藏人杀的杀、关的关，抢了个精光。藏人患斯德哥尔摩症的同学较少，就“叛乱”了。
“叛匪”是被迫拿枪反抗的平民，被杀的包括一同逃难的家属，妇孺老幼 @degewa...当地59年前以镇压“叛乱”为名杀了无数藏人，多为男性。
“你年轻来自汉地，自然不懂我们怎么会带着老婆孩子打仗。在家乡时，我们以为只有自己家乡有解放军，跑到别的地方就没了，所以整部落迁徙。跑到一个地方驻扎下来后，部落里的壮汉看见军营就去偷袭，结果引来解放军围剿，全部被杀。到处都有汉人军队，没地方跑…”（达兰萨拉 流亡政府前噶伦 居钦.图布丹）
“牧民们听到农区民改后，部落头人就带着整部落跑。囊谦的牧民里拖儿带女的很多。在措鄂让湖边，有一个母亲，把六个孩子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跟自己绑在一起，跳湖自杀了。他们一直在跑，跑到湖边无处可逃，想到若自己死后，孩子们会更惨，只好一起带走”（ 达兰萨拉 流亡政府前噶伦 居钦.图布丹）
康区新龙县阿妈阿德4岁的儿子，目睹母亲被抓走，惊吓难过疯了，整天疯跑要妈妈，无人能哄住，谁靠拢他就又踢又咬，后来有一天早上，又疯跑着要妈妈，跌进河里淹死了。20年狱中的阿妈靠思念儿子支撑，出狱后才得知儿子早已惨死。
“骑马的、奔跑的，都跑向渡口方向，被扫射得人仰马翻，到处都是尸体。有人还是跑到了河边，军人开始机枪扫射，人和马倒下在河里，河水慢慢地流，被打死的人和马的尸体堵塞了河道，堵了一阵子后，又被水冲开，一片红红地淌下去”（居钦.图布丹）
“即便那样扫射，最后居然还有三、四百人跑过了拉萨河。当时我只想：世界上的人可能全被杀完了吧。拉萨、达赖喇嘛警卫队军营、江孜军营、罗布林卡...炮火连天直到天黑...从罗布林卡到拉萨河渡口之间全都是尸体，拉萨河里尸体源源不断往下游漂去” （居钦.图布丹）
zhurui11 后来中共把挡在路上的尸体，拖到拉萨拉河南岸烧了，烧了七天七夜，那种烧尸的气味在拉萨久久不散（一位中共官员对我的回忆）RT@DanHongTang “骑马的、奔跑的，都跑向渡口方向，被扫射得人仰马翻，到处都是尸体。有人还是跑到了拉萨河边，军人开始机枪扫射，人和马倒下在河里…
“离开家乡时母亲对我说：你要好好伺候上师喇嘛，不要担心我，我这里有哥哥照料。我是老人，汉人不会把我怎样的。说完后，母亲在流泪，我也在流泪。当时我们认为噶厦和汉人对话后可以解决矛盾，所以决定陪上师暂到山南避难，等安定后就返回，并没有想到西藏会整个沦陷，谁也没有想过逃亡印度”（罗桑耶希）
“但逃到山南后汉人军队一直在后面追击，迫使我们继续南逃，我们没有武器，在前面跑，护教军在后面反击断后，就这样到了印度。母亲和哥哥却留在了家乡。那就是我与母亲的永诀，四年后母亲在家乡饿死了”（罗桑耶希）
“刚流亡到印度时，住在竹棚难民营，流亡难民大量死于炎热和水土不服。死得最多的是牧区来的牧民，以前一直住在高处，都是因为炎热而死的，医生也无法医治。我们抬了很多尸体，如果有柴禾就火葬，找不到柴禾就水葬，玛苏瑞那里有一条河”（洛桑贡宝）
“我们竹棚里大多是年轻力壮的僧人，没有死人，但很多人生了病。别的难民竹棚里死了很多。每天早上可以听到有人为亲人的死亡而哭泣。到河边可以看到很多尸体堆在那里，有小孩、男人、女人，送尸体的人们在大声嚎哭，把尸体放到河里水葬”（洛桑贡宝）
“每天都要焚烧十二三个尸体。中暑，食物和气候是死亡原因。虽然有医务人员打针，但是有的人打完针后还是死了。当时我住的是12号竹棚，棚里大多是喇嘛和老人，我亲眼看到两位老人去世，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子女未能流亡，担心导致血压升高死的”（罗桑耶希）
“其他竹棚中有担忧子女、父母、亲人等而生病去世的，也有由于炎热而死的，有饮食问题死亡的，也有人在河边叫唤着孩子的和母亲的名字，走来走去，不久把衣服脱在河边跳河自杀了”（罗桑耶希）
“当时大约有两千多间这样的竹棚，都有编号。竹棚里置有竹床，印度政府的安置非常好，而且还给难民生活上的照顾。每栋住房里面有六七十人，一起吃饭一起住，有人负责领取印度政府发的生活补助”（罗桑耶希）
“那些汉人真的给我们带来无限痛苦，我从心底里感到痛恨。不过，不是所有的汉人，是上面的领导者，汉人士兵里面也有好人，我在家乡时有汉人士兵悄悄对我讲过‘你有吃的和穿的快享受吧，以后会让你们受苦的’不能说所有汉人都是坏人。汉人士兵们是被逼着上战场的”（洛桑贡宝）
“当时有汉人士兵对我们讲，进攻昌都时听说西藏僧军增援藏军，他们非常高兴，更希望僧兵快到，这样他们就可以此为由撤退，更有希望回家。后来和谈了，他们不得不上来。他们说‘非常抱歉，我们汉人的头头骗了西藏官员和解，所以我们必须到这里。我们当然喜欢自己父母和亲人所在的家乡’，因此，汉人和藏人处境是一样的，汉人里面也有人说共产党不好的。（罗桑耶希）
这些“叛匪”说：我没有背叛西藏，没有背叛达赖喇嘛，没有背叛佛教，没有背叛我的朋友父母，我“叛”了谁？我没有在别人的土地上去杀人打仗，没有在别人的土地上摧毁寺庙，杀害僧侣，没有把别人土地上的人民关进监狱，我为什么是“匪”？
谈起“叛匪”现在主要做什么？“祈祷，为死难的所有藏人，也为我杀的解放军，祈祷他们来生不再受那些苦。”要是当年的批斗毒打侮辱现在重现，你还会杀那些人吗？“还会反抗。”
当年安多领头起义的著名抵抗者、一位头人夫人拒绝了采访：“我也杀了很多人，犯了杀戒。现在潜心修行，祈祷所有死者转生善道。我不想再从我的嘴里说出‘杀’字。”
上世纪50年代进藏的金珠玛米中也有良心未沫者，他们悄悄告诉当地藏人能过好就先过好，能逃就逃，灾难很快就要来了。也有不愿干脏活、不愿当炮灰者，他们告诉向导带路带到没有“叛匪”的地方。今天，流亡的“叛匪”还铭记感怀。
一位年轻的“偷渡”者，我的朋友桑杰为我辛苦翻译。他从境内大学毕业，精通汉语。我的房子里偶尔来一两只蟑螂，桑吉若不在，我就把蟑螂踩死；若桑杰正好在，我就只好催逼：你快点救它，不然我就踩死它。桑杰其实也怕蟑螂，但还是忙不迭地捧起蟑螂，送到屋外。
跟客栈旁寺院里的青年僧人闲聊。藏传佛教密宗重视传承的完整延续，若某一法门传承出现断裂，则即使经书理论都在，也像念珠断线，空捧一堆珠子。几大教派的法王和诸多上师在59年流亡印度，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保护了教法传承的完整，使藏传佛教不至全部毁于“救星”之手。
年轻一代的僧人若是在印度的“镜像”寺和佛学院接受佛学教育，不但意味着他学问正宗，而且意味着求法的至诚。因为几大教派的法王和很多上师都在59年流亡到了印度，并在那里延续了教法传承
现在，绝大多数在印度学习的西藏僧人，都是翻越重重雪山，冒着生命危险避开了中国边防军来到印度的，就像历史上的大德，历经险难躲过豺狼虎豹，远赴佛教的源起地，求得了正法。
家人从以色列来与我团聚，在最好的印度餐馆腐败了一顿。餐馆菜单封面是达赖喇嘛的照片，下面一段英文：我们达兰萨拉人衷心感谢达赖喇嘛尊者，他使这里成为世界地图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目的地，使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的人们和平共处。
几乎每家商铺，无论藏人的还是印度人的，都挂着达赖喇嘛的像。我问那些印度老板，为什么挂达赖喇嘛的像呢？他们有的是印度教徒，有的是穆斯林，都说：“虽然我们信仰不同，但他是一位伟大的精神领袖，我们尊敬他。他给我们带来了福气，我们生意很好都是托他的福。”
随机采访了一些藏人。他们说：要是达赖喇嘛像中国政府首脑那样下令开枪杀人，贪污腐败，剥夺人民的自由和人权，那么即使他是达赖喇嘛，我也绝不崇拜他。我热爱他，并非他是达赖喇嘛，而是他慈悲，热爱和平，尊重生命。
在餐馆遇见一个颤巍巍的西方老头，患有帕金森，逢人就让人送他去藏医院针灸，他手里拽着两张照片，是达赖喇嘛扶着他以头相触。旁人告诉我：这位西方老人已住在这里多年，思维不是很清醒，每天照顾他的人会定时来接他。我忽然想到在这世界上，拉着人的手、拍着人的肩嘘寒问暖最多的人是达赖喇嘛。
他每年平均会拉着三千多名翻越雪山前来朝拜的农牧民的手，擦去他们滚落的热泪；以及给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摸顶祝福；他每天除了修行，工作，还专门抽时间给：请他给新生孩子起名的人，家人生病请他消灾赐福的人，三教九流想见他一面的人……
在达兰萨拉街上，你会碰见他的私人医生，他的卫士，他的秘书，他的中文翻译，他身边的任何人…他们或在买菜，或在打手机，或蹲在街边跟人聊天…对这里的藏人来说，即使是在达赖喇嘛身边工作的人，也是邻居，熟人，朋友或不认识的普通人。
他在这里的府第和办公室甚至无法与天朝一个贫困县的县府相比，但他们在流亡中建立了十数所免费中小学、幼儿园，成人技艺培训，西藏大学，藏医院、西医院，以及源源而来的难民的安置。
在达兰萨拉的访谈圆满收工。明天去德里，再去印度南部流亡藏人定居点采访“叛匪”。
两小时半汽车、一夜火车、两小时半飞机、又四个多小时汽车，从达兰萨拉到了印南芒高特镇的西藏难民定居点。自1959年流亡以来，西藏各教派大小寺院在印度建了“化身”，或用新词说“镜像”。拉萨三大寺的哲蚌和甘丹就“复制”在芒高特。
目前在印南的哲蚌寺和甘丹寺，有逾万名翻越喜马拉雅雪山而来的僧人。视线所至一片绛红袈裟。小女年仅4岁概念不清，看着从各殿堂源源不断涌出的喇嘛惊叹：哇，好多达赖喇嘛！
这是重生的喇嘛王国。一幢又一幢典雅的经堂高耸在单调灼热的印南平原上，使大地有了灵魂与美感。我非佛教徒，但觉得滚滚红尘中，这样的人们和其所抱持的信仰，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遭受外来者摧残，是人类的悲哀。
这是重生的喇嘛王国。一片连一片的僧舍整洁清凉，浑厚的诵祷萦耳不绝。我非佛教徒，但我为那些掐断他们念诵的人而悲哀；为置身芸芸人海的躁声中，缺失了他们的祝福而悲哀。
这是重生的喇嘛王国。这些笑容可掬的青壮年，满腹经纶而手无寸铁，两袖清风。我目睹他们为小径上搬家的蚂蚁划出保护线，以免被路人不小心踩踏。想到他们学成后归去，或许有一天会倒在军警的枪弹下，我非佛教徒，但觉锥心的悲哀。
结束在印南流亡藏人定居点的采访，去了印度著名度假胜地Goa海滨。雨季还没完，缩在海边餐馆里一边喝啤酒一边看印度洋。海滩上有几头高大瘦骨嶙峋的白牛，冲上沙滩搁浅的海鱼，一些狗在刨这些鱼吃。
在海边与一英国人交谈，他说前几年去了趟北京，在天安门年轻的中国导游向他介绍：“这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广场！”他问：“你知道为什么著名吗？”导游说：“因为她最雄伟最美丽！”这位英国人说：“不，在中国政府把坦克开进这里杀害学生之前，我从不知道天安门”。
西藏农奴有一个把他们的歌手关进监狱的救星，把他们的环保人士关进监狱的救星——【挪威西藏之声报导】中共政府近日指控西藏拉萨堆龙德庆县青年歌手巴桑次仁新出版的音乐光碟「和平鸽」，内容涉嫌政治问题，已下发拘捕令...他本人亦下落不明。
西藏农奴有一个把他们保护家园的“叛匪”杀害、关进监狱的救星，也有一个把他们的作家关进监狱的救星——西藏作家卓玛嘉因撰写《骚动的喜马拉雅山》，于2005年被拉萨市中院判处十年半徒刑。五年来一直没有音讯。最近与他同狱的一位西藏政治犯抵达达兰萨拉后披露，卓玛嘉被关押在拉萨
西藏农奴有一个把他们的10世班禅关进监狱的救星，把11世班禅失踪的救星，把他们抗议的孩子关进监狱的救星—— 一位藏族中学生今年7月被判刑两年，目前被关押在兰州市一监狱。他是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藏族中学学生图丹尼玛，被当局指控带头展开该中学于今年3月的抗议活动而获罪。
两次到印度，４个月都在流亡藏人定居点窜访：达兰萨拉、贝日、达兰豪斯、芒高特，德里流亡藏人社区。回以色列后人问印度旅行怎么样啊？咦，觉得好像没到过印度。已经回以色列了。
此时斜阳金红，日落起是犹太新年，人们吃蘸蜜的苹果、石榴、圆面包，象征未来甜蜜、多子和圆满。当年罗马帝国多么不可一世，毁灭以色列，犹太人在世界流亡千年；如今以色列人载歌载舞，会堂里回荡着诵经声，罗马帝国在哪里？祝愿我的西藏朋友坚持并永怀希望！
唐丹鸿
达兰萨拉-特拉维夫
2010.7月-9月
2010年10月5日星期二
天葬——纪录片解说词
天 葬
纪录片《天葬》解说词（2000.8）
翻译、顾问：喇嘛图布丹.丹增，喇嘛格列群培，喇嘛扎西群培
参考资料：莲花生《中阴得度经》
索甲仁布切《西藏生死书》
尕藏才旦《藏人丧葬的文化意义》
整理执笔：唐丹鸿
1. 没有哪个民族像西藏人这样，把死亡解决得如此完美。在神秘莫测的灵魂之旅中，他们从慈悲、爱心和奉献中获取了巨大的力量，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将短暂的生死融入了宇宙的和谐艺术中。
2.千百年来，就像云朵总是伴随蓝天一样，超越轮回、涅磐成佛的观念贯穿了虔信佛教的西藏人的一生。他们布施、持戒、精进修行，已经领悟了生死的意义，发现了解脱的道路。
3. 无论是在闹市或在草原深处，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如果某一家庭有亲人亡故，一定会有僧人来为死者念经超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任何一个家庭有人去世，不请喇嘛念经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是一个流浪者在异地他乡亡故，身边没有亲友，善良的素不相识的人们也会为他搭上帐篷，请来喇嘛超度。他们认为，通过喇嘛念经，能让死者这一世的痛苦得到解脱，并得到一个好的来世。
4．佛教的超度把信教徒的缅怀情感引导向新生和新的理想。僧人们反复咏唱各种经文的声音，在祝福的空气中缭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生离死别总是令人悲伤的，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生物不曾死而复活过。死亡，不仅是血肉皮囊的结束，也是新生命的起点，因而不必要为死亡悲伤欲绝，痛哭不已。正如日月星辰的循环、春夏秋冬的周转，周而复始年年更替，灵魂却在不息地转移，直到进入更美好的境界。
5. 佛教把生和死看成一体，死亡是通往另一种生存的门扉，基于此，西藏佛教徙对于死亡是谨慎庄严的。他们认为，当一个人临终之时，犹若置身于辗转迂回的迷宫，稍有不慎，就会堕入痛苦的轮回，为了引导他的神识正确离开躯壳，帮助他转生善道，亲人会请喇嘛为其修颇瓦法——几个世纪来，帮助临终者和为死亡而做准备的一种意识转换修炼。 藏文中，“颇瓦”的意思是迁意识或往生，所要迁的意识，密乘说：它是最细微的风和心二者的结合物。拥有颇瓦法的力量，成千上万的人，便会获得庄严去世的机会。
6. 当死者咽气、遗体安放就绪后，家人便在家中平日供佛的地方，摆上青稞、酥油、奶酪等供器和供物，昼夜不断地烧香、点酥油灯、供净水，帮助亡灵离开肉体。 *公元第8世纪，莲花生大师在西藏传教时，将一部度亡经《中阴得度经》也传给了西藏人，这部经书带来的信息是“死亡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不仅跟“生的艺术”同样重要，而且是“生的艺术”的补充和圆成，其中，录有不知多少代人对死后存在状态所保持的信念，目前被整个西藏作为一种普遍的丧仪加以运用。 *《中阴得度经》顾名思义，就是人在已离开人世之后，尚未投生之前这个名为“中阴”的阶段，若有人对他颂读这部经典，就可以使处在“中阴”境界中的亡灵，解除种种“中阴险难”的恐怖，乃至涅盘成佛，以了生死轮回之苦，至少也可得到上品的转世，以免落入饿鬼、畜生、地狱三恶道中。 *《中阴得度经》以它特有的方法，传导了一种死亡和新生的艺术，它教导的是：临死之人面对死亡要有精神镇定、神志清明、心灵超越等一系列知行合一的能力。这种能力一旦为人们获得，对于死亡中的中阴景象就能很好地控制，便能够看透死亡的虚假本质，而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 *任何一个人，无论贫富老幼、死后每隔七天，僧侣都会应邀前来为其定期修法，最长可达49天。僧侣们陪伴着死者，一遍遍呤诵着《中阴得度经》的诗句，用温柔美妙的语言引导亡灵往生。
*除了诵经超度，还有其他形式的超度。例如，许多亡灵亲属发愿，为弘扬佛法而在石头上雕刻经文，印刷经卷，制作泥塑小佛像、放生牛羊消灾祈福、制作成千上万幅经幡挂在神山圣湖等祭祀地，给佛像供养上千盏酥油长明灯等。
8. *佛教经典上说：佛主释迦牟尼的前世曾舍身喂鹰以救度为欲望所苦，彼此循环吞噬的众生，唯有善行的光芒才能照耀摆脱痛苦的途径。正是这种布施行善的道德追求，成为西藏人普遍采取死后天葬的精神基础。
他们认为，人的躯体是承载灵魂的皮囊，一旦生命泯息，躯体除了对其它形式的生命是美好的礼品外，就不再有什么用处。天葬，将尸体供奉给鹫鸟，是他们这一世结束时，欣然愿意的最后一次布施。
9.天葬的由来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公元10世纪末，一位叫丹巴桑吉的印度高僧多次到西藏传教。他带去的经典中提到通过施身来断灭人世间所有痛苦和痛苦的根源，用慈悲爱心和无我的智慧来摧毁无尽的轮回。一个世纪后，一位西藏伟大的女性成就者玛吉拉珍创立了施身法。 修炼施身法的仪轨主要有：想象自己的身体将变幻为尸体，颅骨被金刚亥母砍去；想象尸体放在颅骨中，代表甘露之源；想象根本上师坐在虚空中的宝座上，周围是各种本尊和护法神，地面坐满六道中的一切众生，将颅骨里的甘露供奉给上师和本尊，他们喜悦地来吸取甘露，再将甘露播洒给世间，万物都得到满足和欢乐。藏族信众尊奉玛吉拉珍为智慧空行母的化身，她在施身法的传承中占有不可代替的特殊地位。丹巴桑吉和玛吉拉珍被看作是天葬观念的传承上师，也就是从那时起，西藏人开始了天葬的传统。
10. 经过喇嘛的念经超度，再由活佛或高僧打卦后，就能选定天葬台和天葬的时辰。 尸体先被捆成胎儿的姿式，象征将走向新生。尸体通常是装在牦牛毛编成的口袋中，有的尸袋上还盖着印有经文的布片。运尸的方式有的请专门的背尸人背运，有的是用马或牦牛驮运。选定一位或几位天葬师也是打卦决定的。 有些地方还讲究：送葬人，天葬师加上死者的数目是单数。天葬完后返回的人数就成了双数，这被看着是圆满吉祥的。
11. 藏区天葬仪轨主要由天葬台、天葬师、秃鹫、天葬程序四个部分组成。天葬台选在什么地方为好，决定权在导引亡灵安然度过中阴的活佛、高僧手中。而活佛和高僧们又是以祖先传承下来的理论为依据，来选择天葬台的。既然死亡不过是人生轮回的中转站，那么一切要服从帮助灵魂安然转移这一目的。他们在风水理论中指出了天葬台台址的要求。天葬台一般选择在地势平坦开阔、没有灌木花草、没有特别景色的地方，以利于亡灵坦然安静。对面一般有逶迤的山脉遮拦视线，阻挡亡灵对亲人、故土、财产、权势的联想和留恋。 缓坡平台便于天葬的操作和秃鹫的起飞降落。 天葬台的中心是几块用作分解尸体的扁平石头，被看作生命的坛城。表面上它只是几块简陋的石头，但在西藏人的精神上，却完全是充满佛教理想的曼陀罗的象征。 天葬台通常朝向南面，意为为亡灵走向佛教中所指世界四大洲中的南瞻布州。因为此州中有金刚座，“一切菩萨将登正觉皆坐此座” ，朝向南面即象征着向菩萨靠拢，求得灵魂的快速解脱。
12．天葬师被看作是功德无量的人。正是他们，在生与死之间，架起了一道彩虹般的桥梁，使那些死者有了新的转世。 由于对尸体的恐惧和厌恶，很少有人愿意切割分解死尸。只有那些最善良的人，从心底升起慈悲爱心，为了帮助别人进行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布施，也为了自己修行上的功德，选择了天葬师这个职业，当他决定做天葬师后，必须先向一位德高望重的喇嘛或一位资深的天葬师请求，接受密宗灌顶，并具备一定的学识，这样才能取得担任天葬师的资格，并使天葬按佛学理论进行。 一名好的天葬师，通常还要到108个天葬台和108处水源去修炼“施身法”，供奉天葬师的传承祖师：丹巴桑吉和玛吉拉珍，通宵念诵天葬仪轨中一种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经文“古萨尼”。 古萨尼经的大意是：“我把我的血我的肉给世间中的一切恶魔享用，使之不要再去危害别的生命；我把我的身体作为曼陀罗供奉给四面八方的空行，以成就宇宙的宁静祥和。
13．天葬前，天葬师还要念一种“康珠高降”的经。这是一种祈请空行母降临的经文。天葬师把尸体加持为贡品，供奉为来自四面八方的空行母。西藏人认为，天葬时，飞聚而至的秃鹫中就有丹巴桑吉和玛吉拉珍、以及各种空行母和比丘的化身，这些化身为秃鹫的空行母和比丘，能够帮助死者灵魂投生到一个理想的境地。 秃鹫中有一只近似首领的秃鹫，被称为“那夏”，它尚未到来之前，其它秃鹫不食尸体，“那夏”到来后，它先啄取肉块退到一边，其它秃鹫才一拥而上，开始啄食。 信仰佛教的西藏人，心底有着悯念生灵的深厚情感，而对于有着特殊意义的秃鹫，还多一份敬重。首先是因为在佛教故事中，有佛祖舍身喂鹰的影响，另外，秃鹫从来不吃活物，只吃死物，可以看作是从不杀生，这也是藏人敬仰它、选择它的缘故。人们从来没看见过秃鹫的尸体，它在数千米以上的高高的天空翱翔，高原强劲的气流把它的排泄物风化得无影无踪，即使它自己死亡之时，也要腾空万里，拼命朝着太阳飞去，直到太阳和气流把它的躯体消融，不留一点痕迹在世间，这一现象符合佛家的生死观。 佛教认为，世界由地、火、水、风四大元素构成，一旦人死，人体就应该回归与四大元素，让秃鹫来天葬，就是让身体回归四大元素的风中。
14．肉体是物质的，生老病死是大自然不可转移的法则。同时，藏人坚信不疑，人是有灵魂的，所谓死亡，不过是灵魂的载体枯竭了，灵魂并不会死亡，生命还会在另一种载体内重新开始。
佛学人体理论认为，人的身体恰似莲花，如果这朵莲花被分割、切开捣碎，灵魂也就失去了依托体，只好魂飞魄散，走向另一世界。
天葬的程序普遍有这样几个步骤：天葬师将尸体俯卧摆正，按佛教恒陀罗学说的规程，在脊背上划开皮肉，让秃鹫自行撕食，所画出的图案象征四蒂，同时也为了驱邪避秽。天葬师在切割尸体的同时，吹响胫骨号，并念诵古萨尼经，将尸体加持为了贡品。
在藏人观念中，躯体是生命的附属物，当灵魂走向新生，所剩下的被切割、被分解的这粗陋枯萎的皮囊，已不是我们肉眼所见的恐怖景象，通过天葬，它已化为神圣洁净的礼品，布施给别的生命，成就了慈悲的精神。
人们十分讲究秃鹫对尸体的反应。如果秃鹫吃得多吃得快，肉、血、骨头都吃得干干净净，则意味着亡人心正、品正，具有善意，将有美好的往生。
15．天葬师的职业里包含诸多科学成分。在长期的天葬经验中，通过对尸体的症状判断死者的死因，藏民族掌握了人体解剖知识，早于西医解剖学两百多年。实际上，藏医学的发展与天葬密切相关，藏医学的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中的系列人体解剖图，就是通过观察天葬绘制而成。
佛教把布施和施身作为修行的行为准则，施身又是布施的最高境界。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正因为此，在西藏天葬是人们普遍守持的传统。
16．为了不使亡灵留恋，家属一般不去天葬台,而是请专门的送葬人员在远处观注天葬的进行。
待秃鹫将尸体软组织嚼食得差不多后，天葬师再按关节经络进行分割，将骨头砸碎，方便鹫群吞食。由于经常喂养这些秃鹫，天葬师能认出每一只秃鹫，甚至还给它们起了名字。
据说人的脑浆对秃鹫的诱惑力最强，若先吃了脑浆，则对肉和骨头不感兴趣，所以头颅要留到最后天葬。
17．人死后，能够把无用的尸体供去拯救为饥饿所困的别的生命，以减少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循环吞噬，被视为功德无量的善事，不仅是秃鹫，甚至周围的狗和乌鸦都享用到了死者的美意。
大自然哺育了万物也哺育了人类，正是大自然提供的阳光、河水、草木、空气，使雪域高原的人们得以生息繁衍，藏民族对大自然的恩泽更是感受深刻，加之佛教教义中弘扬的众生平等、生命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藏人把对大自然的感恩化为善行，融入了他们的行为准则。反映在丧葬上，则是不占用一寸土地、一寸空间，更不影响世上同胞的生存发展，不污染空气和水源的洁净，相反，尽量提供方便，使活着的人健康平安，以次来报答大自然、报答同胞。天葬，最崇高神圣的善行，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洁净的青藏高原。
一组随机采访的同期声画：
堪布：在藏区，人死后将尸体喂给鹫鸟，是有很深的含义的。释迦牟尼曾讲过，善业有善果，藏族笃信佛教，在佛教教义中，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度是最重要的。藏人在生前都经常把自己的钱财布施给别人，死后把自己的血肉之躯给别的生命，也是一种布施。
村民甲（老汉）： 身体喂给鹫鸟是一种布施，这样做对自己的下世和后代都有好处。我们没有火葬这种习俗，我们认为天葬是最好的。把自己也布施出去。
村民乙（老妇）：天葬使我们的来世更快乐，更幸福。我们藏区没有火葬和土葬的习俗，我只愿意死后天葬。
村民丙（男子）：天葬师天葬的时候要念《康珠高降》经，迎请空行母降临；还要把尸体加持为贡品，供奉给空行母。这样会使我们的来世更好。
尼姑：天葬是我们藏人的一种宗教习俗，布施给鹫鸟对死者的下一世有好处。
天葬师：我们藏人死后喂鸟，表面看起来是喂鸟，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天葬时，要把尸体观想为福田，用作会供，还要观想死者和家属的将来，保佑他们将来顺利。
每一个藏人都知道莲花生大师《中阴得度经》中的诗句：
“当我离开这个血肉和合的躯体时，
我将知道它是短暂的幻影……”
注：该文为我2000年纪录片作品《天葬》解说词。在此向所有帮助我工作的、认识和不认识的藏人朋友，包括向片中的两位死者及家属，表示衷心的感谢！——唐丹鸿
2010年9月26日星期日
移民西藏之歌
唐丹鸿
请忆起鼓囊囊的高山病的军棉
裹着那些年轻的士兵
他们脸色越渐苍白、呼吸越渐局促
请忆起那些注定疯跑的牛羊
和即将断灭的牧歌
湖水青蓝
请忆起士兵枪口迸溅的火星
感觉枪筒灼烫，无怨无仇的恨
无怨无仇！
请看那雪山下惊惶的部落
母亲恸叫哀号
男子无论懦弱还是勇敢
都再也无力保护家园
请看帐篷歪斜、尸骨干枯
请躲闪那失去主人的黑獒
芳香的、斑斓的草原
从孩子腹腔流坠的肠子
芳香斑斓的草原
那两岁的肠子
请在芳香斑斓的草原躺下
请在儿童柔软的肠子上躺下
想一想他得到过的亲吻和拥抱
感觉他的剧痛
请盖上他们认命的毯子
清冽的风中，河流无奈地冲刷
请问她三月的那一天
河水问什么这样红？
请在雕龙琢凤的新楼旁
金光闪动的河水中
把你杯中的酒洒进血染的拉萨河
当你看见夕照中的庙宇
金顶辉煌，法螺呜咽
恍若哭泣的天堂
请问殿堂外巡逻的特警
喇嘛们到哪里去了？
这庙宇是新的
她的前世踪影全无
这些穿袈裟的人是重生的
他们的前世在去监狱的路上
他们的前世在枪毙中祈祷
他们的前世在饿死的过程中
现在你已经来到布达拉
无怨无仇而宫殿窒息
无怨无仇而红旗狂笑，喝饱了血
它每随风翻卷一次
就向高原喷洒一次
移民西藏吧，移民西藏，无怨无仇
那些脸色苍白的士兵到哪里去了？
请把我疼痛的阿弥陀佛
带给那不愿打仗的士兵
感谢他为我们开路
也请把我疼痛的阿弥陀佛
带给那愿意打仗的士兵
这大路用原主人和士兵的骨头铺成
请听那面五星红旗在狂笑
喝饱了血，它的笑声
也是所有广场红旗的笑声
喝饱了血
每随风翻卷一次
大慈大悲的观音啊
空有大慈大悲！
2010.9
达兰萨拉-特拉维夫
2010年9月10日星期五
移民西藏——殖民者脏污的权利
唐丹鸿
此文根据我在达兰萨拉期间，与推特上几位仁兄对话整理、延展而成。红色字体是推友针对我的推文所说的话，这些话方便了引出我的观点，在此特向提供话题的推友表示感谢。黑色字体正文是我本人的观点，整理中有所补充。
话题起源于一条推文：
@C那为什么要撺掇着让西藏独立～！？？？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明确表示了放弃西藏独立，而争取西藏高度自治。现在说达赖喇嘛撺掇独立的是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培养了众多的统一狂、大秦狂，大可好好利用一把。只要一提藏人要“藏独”，就像给他们打了鸡血针，让这些大汉族民族主义者以“爱国”、“反分裂”之名，大肆践踏别的民族的权利，侮辱别的民族的感情，转移人们追寻真相的视线，丧失理性的、人性的思考。
虽然达赖喇嘛表示放弃了西藏独立的主张，但并不代表百分之百的藏人。的确，仍然有很多藏人痛苦地、不屈地坚持：西藏独立和自由。
我深深地理解他们，尤其是看到汉人民族主义者的爱国秀以后。西藏凭什么不能独立？藏人才有权决定西藏的命运。
@C西藏凭什么独立！？？西藏为什么要独立！？你的问题非要独立才能解决么！？说说看！
郁闷的是，你翻墙上推都不查查资料，不从别的角度了解一些常理和历史知识，而继续任由大秦摧残你的脑壳。
“西藏为什么要独立？”这最好问藏人，国破家亡的痛苦在藏人的集体记忆中时时发作，不然就没有大秦的“反藏独”、“反分裂”一说了。作为不知情的汉人，应该向藏人求解。
“西藏凭什么独立？”凭的是：独立不独立是藏人的权利。民族自决权。
其实，1949年当那伙土匪在天安门宣布站起来时，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人就没有自决权了。
但是，要说西藏人民的权利呢，西藏自古以来有自己的“国家主席”兼“总书记”、自己的“总理”、“部长”、各级“领导”，人家有自己的“宪法公安法院”，也有自己的“解放军”，有自己的“人民币”，出国时持的是西藏护照……无论是藏人的“各级领导”、“屁民”、还是人家的“子弟兵”，藏人跟随他们的“党中央”已经祖祖辈辈过了千百年。直到1949年，那帮土匪杀将过去，枪炮开道、威逼、利诱、欺骗，用了十年时间，彻底剥夺了藏人的自决权。
要把一千多年前嫁个公主过去，就算成“自古以来”，以一个常人的智力和逻辑，没有长城厚的脸皮是不行的。当年公主过去时，已经有尼泊尔公主先嫁了藏王，尼泊尔咋没干脆说“自古以来”呢？
要把西藏与元朝、与清朝的政治关系及文化交流跟现在这个刚满花甲的汉人中国扯到一起，也是需要长城厚的脸皮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先把蒙古人、满人改成炎黄子孙。照此逻辑蒙古人应该可以把大秦、把匈牙利都算成自古以来，日本同学认为支那是满洲皇帝的也算有道理。
当着世界的面信口雌黄，强逼人家承认“自古以来”，也只有不学无术的土共才敢这般登峰造极了。以一个常人的智力，要让我相信西藏50多年前不是“独立”的国，还是挺不容易的。嗯，曾经容易过，直接说“解放”、“叛乱”、“分裂”就成。现在嘛，眼睁睁看着大秦“反分裂”反得很累，秦皇忽悠屁民们光着屁股喊“自古以来”，喊了50年还把“自古以来”挂在嘴边，这本身就不得不令人起疑：咋不嚷嚷四川自古以来、江苏自古以来呢？我觉得再跟着大秦光着屁股“爱国”爱得红旗招展，让旁人看冷笑话，那是太侮辱自己的智商了。
西藏是被侵略和被占领的。我的智商就这么告诉我，没办法。
其实西藏要独立也好、要自治也好、要彻底跟汉人融合也好，只要是藏人自愿，比如六百万藏人真正表决通过，就是说民族自决，就把我的智商搁平了。否则，汉人说的，即使有13亿，我也觉得不上算。因为在我看来，13亿与六百万仅仅是数量的不同，并不意味着这13亿人天然可以剥夺那六百万人的权利。
@T 此一时彼一时，现实一点比较好。藏人拿什么独立？哪个当权者敢让西藏独立？联邦制不挺好的嘛
“此一时彼一时”，就是说还是承认有彼时、此时之分哈。那么“现实”指的是什么呢——汉人已经把西藏吃进嘴了，铁定不会吐出来的，汉人人多势众，无论军警、五毛、还是路过西藏打酱油的，都超过人家整个民族人口数，谁打得过啊？是这样的现实吧？
“藏人拿什么独立”——是啊，现在藏人无处无时不被军警包围枪炮所向，藏人的钱财、文物、矿藏、自然资源50多年来也被抢得差不多了，还偏偏信了非暴力不杀生的教，除了讲道理，拿人间道德社会文明讲道理，还能拿什么独立呢？可惜，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大秦是不讲道理的，人间道德和社会文明在大秦算什么东西？
“哪个当权者敢让西藏独立？”——太有出息了，敢发动内战杀自己同胞，敢侵略占领弱小的相邻，敢把无数人的无数子弟送去当炮灰为权力铺路，敢斗死整死饿死几千万、敢把坦克开进都城屠杀公民和书生、敢强拆强占公民的房屋田地、敢给婴儿喝毒奶、敢修豆腐渣学校埋压几大千娃娃、敢贪巨污受巨贿包养N奶，敢把写几篇文章的书生关进牢狱……总之，敢坏事做绝，就是不敢做一件好事！连好事都说不上，只能说把抢来的还回去。
“联邦制不挺好的嘛”——好是好，也要问人家愿意不愿意吧？太有出息了，忍受这样的当权者几十年，羞羞答答想了个联邦制，貌似以后就算民主了，屁民们当家作主了，还是不敢民族自决——要是人家自决的结果是要独立的话，要是人家不想跟你联邦的话。难道真是传说中的“每个汉人心中都供着一个秦始皇”？这是多么荒诞的不敢啊，不就是让那些统一狂克服一下贪欲、占有欲和控制欲吗？
@Y 如果少数民族被汉族稀释到50%以下，如何自决，这个问题我当年问过达赖喇嘛，但是没有回答
也许达赖喇嘛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是因为答案要看汉人同学们的文明道德到了什么程度。同学们要是修养得好就知羞而退，把西藏还给藏人；至少还历史真相并心怀罪疚，多积功德。
我的智力告诉我，藏人是被少数民族的。在被侵略和占领之前，雪域高原都是藏人，西藏的少数民族有珞巴、门巴族，充其量散居在汉藏交界处的汉人、清兵后裔、红军扔下的娃娃也算西藏的少数民族。
第一批进藏去稀释别人的是侵略者、杀手和不成功的洗脑专家；后来进去稀释原住民的，是在强权庇荫下去获取各种功利的殖民者。不管先后，进去时根本没问过别人愿不愿意被稀释，现在讨论尚在空中楼阁的民族自决权时，要求受害者尊重殖民者个体的人的利益，也对，但至少该有点不好意思吧。
“如果少数民族被汉族稀释到50%以下，如何自决”，你不要把承蒙侵略占领之光进去的殖民族跟人家祖祖辈辈生活了千百年的被占族掺合在一起，那不是民族自决，成了民族对决了。原住民民族自决，与美国大选没你中国人什么事同理，藏人就算被稀释到1%，也没你汉人的事。汉人占99%也是殖民者。
@Y 达赖前几天回答问题，说要维持该地区藏人的多数，但是现实是藏人不占多数了..要把汉人居民赶出去吗？汉人本身也是受害者呀。
问题是汉人在西藏不是天经地义的，无论人数占多少，无论是否是汉人政府当局的受害者。如果西藏独立，要求殖民者退出所侵占的地方天经地义；如果藏人选择高度自治，那么维持该地区原住民占多数，以减少文化冲突、民族冲突，保护原住民的传统文化特质，天经地义。
无论西藏独立或高度自治，到底什么数量和品质的汉人能被接受继续定居西藏，成为西藏的合法移民，应由西藏人民制定、讨论并通过了移民法后，依法执行。
“汉人本身也是受害者”这个表述不仅含混，而且有装傻之嫌。固然大秦的所有屁民都是土共的受害者，但不要忘了，西藏和土共本来是两个国家、两个政府；汉人受土共的害，是汉人整汉人；土共入侵西藏，那就像不能把希特勒和德国分开了。
我不否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去西藏定居的汉人中，有部分汉人是大秦汉人专制政权的受害者，强调一下是汉人政权、而非藏人强行把他们发配支边哈。但尤其这些年，移民西藏的汉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主动移民，从中国政府的西部大开发殖民政策中，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既得利益。
你说的汉人受害者具体指的是哪些人？进去解放农奴杀人镇压就地复员得个一官半职的？进去修路开矿农垦教书行医扎根边疆的？进去大串联砸毁寺庙文物逼僧尼还俗的？进去戍边站岗巡逻平暴维稳的？进去援藏当官进爵分房涨工资的？进去开饭馆酒吧洗头按摩房度假村无证行医诊所的？进去开出租蹬三轮摆摊位做小生意的？进去包建筑装修工程把拉萨修得跟成都似的？
是藏人主动请他们去的吗？没有金珠玛米开道，有这些受害者吗？哪一项不是殖民的一部分？
我不否认这些汉人移民中有一些苦命人，但他们到底是谁的受害者？总不是藏人吧？冤有头债有主，这些参与殖民的受害者得找准债主。难道让藏人——既是汉人政府、也是汉人殖民者的受害者来承担？受害者也有不同性质，你别在这里混淆。
现在大秦正红火着，正在加紧向西藏移民，汉人们离受害远着呢。理论上说：这些汉人受害者应该要求汉人政府安置或赔偿。怎么解决应该问汉人政府。你单方面要藏人拿方案不合适。
@Y 那你的意思是让汉人撤离西藏，让他们双重受害呗！我估计你的观点没有几个人接受，包括达赖喇嘛，他已经表示不让汉人离开西藏。
我相信没有几个人能接受，我对这个把秦始皇拍成英雄的民族的人性是不太乐观的，所以你别焦虑。中国政府西部大移民正在进行中，不可能让谁撤离；即使太阳从西边出来，大秦与西藏人民达成独立或高度自治协议了， 我说的是理论上，这些汉人可以要汉人政府赔偿和安置，作为始作俑者的中国政府也理应赔偿安置。这样算双重受害吗？
但是你忘了计算藏人有几重受害：国破家亡、资源矿藏等源源不断遭受掠夺、大量汉人移民入藏挤占藏人生存空间、强行冲击更替了西藏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这个地球第三极上的动人的千年文明，在世界众目睽睽下被饕餮殆尽……
达赖喇嘛“表示不让汉人离开西藏”，是因为他对所有生命慈悲，他忍辱负重和超乎寻常的文明与良善。他能影响许许多多藏人，却不会强迫他所有的人民接受这个观点，也强迫不了。我在采访中问到很多藏人，男女老少都有。我希望你能亲见那些泪水纵横的面容，他们说：我本人是希望西藏独立的，但是达赖喇嘛都说了高度自治，我要遵从我们民族之父的教导。
其实，西藏那么多被杀害的生命、被离散的家庭、被抢掠占有的资源、被破碎的山河、被灭绝的文化账都还没清算，撤离算什么。
@Y 你把人家迁移过来，人家在这里生活的一代几代，你再把别人迁走，那不是伤害是什么，我建议你不要狡辩，先考虑一下你的问题再说。
谁迁移的？达赖喇嘛？有几代？几代前西藏有几个汉人？没有金珠玛米这些人能迁移进去吗？我否认了他们当中有受害者吗？你问达赖喇嘛怎么办，该不会觉得他们是达赖喇嘛的受害者吧？
另外，汉人屁民们有一些比较流行的、颇为醋意的幽怨，我顺便帮政府消解一下：
“国家每年补贴西藏多少个亿，结果他们还想闹分裂”——大秦不是傻瓜，侵略占领西藏，不是没有打小算盘的。当年大秦差不多算是苏联的雇佣军，把西藏打得国破家亡，毛始皇可以从斯大林爸爸那里得好处的；接下来西藏被掠夺的矿藏、被砍伐的森林、被整死饿死的人口、被破坏的环境、被摧毁的寺院、被抢盗和毁灭的文物、被稀释的民族比例、被冲击和灭绝的文化…… 投资回报率那是相当的高，否则哪有如今这么多汉人愿意移民西藏啊？最终好处还是落在汉人头上了。
“汉人为了支边援建背井离乡移居西藏，献了终生献儿孙，藏人竟然不感恩”——同学们不必感到受伤，要从主观上找原因。没有“爱国”、“响应党的号召”的感觉、没有“救星”、“恩人”的感觉，你会“奉献”吗？救世主感觉挺好的，心理上实惠了不少年，也有同学加官进爵得表彰，这些都是在那片痛苦大地上的自娱之舞，恩不恩的谈不上。
“高考给少数民族加分”——当汉人同学们能用藏文考《青史》、《红史》、用突厥文考《乌古斯传》、《福乐智慧》、用各少数民族的母语考各少数民族的语文、历史、政治等等再哀怨不迟。
“计划生育政策汉人只能生一，凭什么少数民族可以生俩” ——这我也承认比较委屈，很像老爷一碗水没有端平，只管给正房娘子窝囊气受，倒讨好那强奸霸占的丫头。
@Y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是专制者迁移的，但是在专制的面前，藏人和汉人都是受害者呀，人口的繁殖一般20年一代，我说几代错了吗？那你的意思是受害的汉人还必须再次受害？
你的意思是为了受害的汉人不“再次受害”，那么藏人就该接受被稀释？从开始到最终受害的都是藏人？跟你说了要想不再次受害，应该找贵国政府算账。我意思很清楚，只是你千说万说就是不愿意让侵略了西藏的专制政府买单，而想以都是受害者的借口让藏人承受。
说了半天汉人“再次”受害者，也只是字面上的。事实上不存在撤离，也就不存在撤离的“受害者”，但你只字不提藏人受到的现实性的、事实存在的侵害，未免有点伪善。说白了就是不想走嘛，有大秦政府作后盾，汉人殖民者大肆稀释原住民正在进行中，有御林军金珠玛米巡逻保卫，来横的就管用，找什么遮羞布。
@Y 你凭什么说去西藏移民的就是殖民者，仅仅为了生存，就要付出代价吗，就具有原罪吗？要不是在现实中不被饿死，孙子才希望去哪里呢！ 当时有去南疆的又回来了，因为那里民族矛盾太厉害了，寒怕。
不想被饿死你咋不去美国呢？藏人打不过你，你当然就去了。藏人善良可欺，你就赖下来不走了。在那里挤占人家生存空间没被饿死，却对那里的受害者没有同情感激。
嘿嘿，殖民者这个名字很难听、听了不舒服这我理解，我也不舒服了好长时间。我们一直以“解放者”、“救星”、“恩人”自居，这几顶高帽子带起来舒服多了，可惜那叫意淫啊。没法，命运诡谲，已是梦醒时分。殖民者，就算是最底层最苦涩的倒霉蛋，去西藏移民就和这名字脱不了干系。基督教称作原罪，佛教叫共孽。
因为，事实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占领了西藏，把西藏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殖民地。
@Y 我说都是受害者，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同情。我说不让专制政府承受了吗？同时以后国家共和了，还有鬼专制政府呀，我现在批判你的是让汉人撤出西藏。
呵呵，说共和，问了藏人愿意跟你共和吗？又把人家代表了。
@Y 和你没法交流，08县长也采用了共和制，不共和还回到原始社会呀。
Again，08县长问了人家藏人意愿吗？同学们人多势众惯了，总是想不起问那些一小撮的意愿。建议县长同学从监狱出来后，补问一下。
我理解你批判我的观点，我理解炎黄子孙们不想撤离雪域，移民西藏已经有了既得利益，单是字面上假设要割舍都难免肉痛，那么也请想想正在真实地被强暴、被凌迟的西藏吧。跟你说了，你不是藏人的受害者，问始作俑者要赔偿去。
若实在不想撤离西藏，汉人也该像一个侨民这么问：藏人牢友，我们都是受害者，我到你的土地上也是被逼的，落脚久了离开很难，请问我可以留下来吗？我宣誓遵守你们的法律，尊重你们的宗教、民族文化和风俗，热爱西藏。
@Y 公民应该有自由迁徙权，不能说自由迁徙了，一个人就要人格减等。你的这种地主权不是和宪法的精神违背？RT @DanHongTang: 所以嘛话应该像一个侨民这么问：藏人牢友，我可以在你的土地上...
你在别人的土地上占用别人的资源和生存空间，当然应该征得别人同意，这在任何民主自由国家都如此。征求原住民的意愿，怎么就人格减等了？这是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怎么倒成了你人格低下了？你是汉人，你人多，你人格就高一等吗？
再说了，公民是你自封的。藏人是被公民的。什么叫“地主权”？西藏人民的主权，在你眼中只不过是“地主权”？
你在大秦连言论的自由都没有，你我也不过是在墙外呈口舌之快，可是有金珠玛米枪炮开道，你就大谈迁移权了。你的自由迁徙权是建立在藏人国破家亡的血腥基础上的。就算你目前在那里不犯大秦的任何法，但并不光彩干净。
@Y 就你这表述还不人格减等，你到底是不是理性的讨论RT @DanHongTang应该像一个侨民这么问：请问我可以留下来吗？我宣誓尊守你们的法律，宗教风俗和文化，热爱西藏
你自己说当年若非被逼，孙子才迁去，那会儿你很有人格？现在要你征求一下别人同意，你就人格减等了？你觉得当一个占领者很有人格？
要求占领者退出天经地义，尽管对你个人来说是生活所迫。当然出于对个体权益的同情，人家可以批准你的合法移民请求。那时你轮回成为少数民族，也许你怕的是这个。但是，民主体制中的少数民族，其权益是会得到保障的。你可以研究一下“高度自治”的西藏将是什么制度。
@lihlii: 有些移民是合法的，有些是非法的。分开谈。反帝国主义也要避免新种族清洗 >@DanHongTang 你的自由迁徙权是建立在藏人国破家亡的血腥基础上的。就算你目前在那里不犯大秦的任何法，但并不光彩干净。
@lihlii同学被绕晕了，我说“自由迁徙权是建立在藏人国破家亡的血腥基础上的。就算你目前在那里不犯大秦的任何法，但并不光彩干净”与种族清洗不搭界。
种族清洗的土壤是仇恨和无法无天。既然说“合法移民”、“非法移民”，就还是有法可依。关键是依照什么法？是民族自决后，西藏人民制定通过的法，还是帝国主义的法？不至于假设藏人自治或独立后，西藏的国籍法或移民法会制定成一套种族清洗法吧？若有可能，大家不妨去达兰萨拉转转，那里算“藏独”窝子，你们去感受一下有无被“清洗”的丝毫仇恨情绪。
@y 那新生的小孩也要被迫离开西藏吗？
你总不至于觉得父母走了，还得把孩子留下吧？
@？ 你怎么确定一个人的国籍呢？出生在美国没有在美国的生存权吗？中国很多人跑到美国生孩子。
美国国籍法是美国人民讨论制定的。西藏国籍法也应该由西藏人民讨论通过制定，没你殖民者什么事。民族自决，制定西藏宪法，都是藏人的事。
@Y 你的意思是西藏是一个国家，从你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来，一个国家的公民到另一个国家肯定有些公民权利是不能享受的，那你先搞清楚西藏是不是一个国家，然后我们来说其他的事情。然后再说公民的自由迁徙权。那么按照你的观点，公民就无法自由迁徙。
1959年以前西藏就是一个国家。藏人自己这么看，世界上很多国家也这么看。西藏是在中国的武装攻击和胁迫下、在孤立无援中被不国家的，至今有很多藏人并没有改变这个看法，并在为争取独立和自由努力着。民族自决就是最文明的可行性。
你把被害民族、殖民者笼统称作“居民”，把入侵占领西藏的汉人非法移民当作合法居住者，把民族自决偷梁换柱改成了“居民自决”，以藏人已经被稀释到50%以下的惨痛事实暗示藏人就此丧失了民族自决权，还以“如果少数民族被汉族稀释到50%以下，如何自决？”这个貌似聪明的伪问题去问达赖喇嘛，我的陈述都是针对这个伤口上撒盐的问题而来。
退一步就算在一个国家的框架内，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也不是你那想当然的无赖解释。既然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文化形态的国家，不同民族间就理应相互尊重，无论多数还是少数。就必须考虑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的人民之间，需保有一定的空间，维持原住民相对的比例，保护原住民的传统文化特质，避免文化冲突以至民族冲突。这既是一个法理命题，也是一个社会伦理命题。
@Y 我是站在国际法、宪法和应然的角度来讨论问题。你这是两个国家的思维，既然是占领者，那我觉得我们就失去继续对话的基础，你直接要求复国就可以了。
如果要按大秦“自古以来”的角度，那你我的确没有对话基础。但通过针对你的观点，比较方便说出我的观点。
中国侵略占领西藏早就践踏了国际公约，持续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部没有经过人民讨论制定的、包含大量恶法的、而且即或如此还时刻受到作践的法。
尊重法律的前提不错，但是要回到原点：停止践踏国际法，纠正错误还国际法应有的严肃；在人民真正讨论制定通过的国家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
而我眼前的是：被侮辱与被践踏中的国际法，和并非真正由公民制定的、包含恶法的宪法。
我不敢乱代表人家要求复国，那是西藏人民的事。我只是不喜欢被忽悠、被侮辱智商而已。
@C 我个人认为，既然你总是谋求藏人的利益与自由，为什么不平心静气的想想。目前这个环境斗争下去争取自治区的区域自治，比你闹独立更现实的多，毕竟这是一个利益最大化的集体～！
不是我闹独立，是有藏人想独立，我深刻理解。价值观不一样，你的利益不是人家的利益。比如汉人觉得开矿挖金是利益，人家认为是破坏环境和对宗教圣山的亵渎；比如达赖喇嘛在藏人心目中是观世音的化生，在张书记口中是穿袈裟的豺狼。
@C 呵呵，有个很有趣的问题，我很想听听你的关于藏人的“国”的概念。
最好不要单听独霸话语权那一方的。虚心地去求教藏人，遍访康卫安多藏地的老人，问他们50多年前是什么概念；再读一些第三方（非汉非藏）的学术原版（警惕大秦版，比如《喇嘛王国的覆灭》在翻译上就做了手脚），再比较一下大秦砖家的宣传品。人生珍贵大脑是你的，不能让大秦那丫给毁了。
@taihudu 北美的印第安人也想夺回自己的领土，可惜，美国政府也不答应。
劝你改个ID，有时名字如咒语，要中谶的。印第安同学在民主的美国活得自由，人权有保障，也是自己领土上的主人翁，不会闹独立哈。假设美国存在“印第安问题”，假设有十多万印第安人和他们的民族领袖流亡在外，那早就民族自决了，或者美利坚合众国早就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嘿嘿不好意思，我这个假设都成立不了。
@？你可以不爱执政党，但是你不能不爱国，总是把西藏讲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你爱国，人家藏人不该爱国？藏人又不是炎黄子孙。
@R弱肉强食宇宙法则，西藏要想独立用实力说话！
用强权武力占领一个国家或一个具有国家实质功能的地区，是野蛮和不道德的。因此，殖民者退出殖民地，赔偿所造成的损失，是回归道德与文明，向我们昭示人性中有希望的光亮。
我原来以为，实力除了指经济发达，也意味着社会的文明进步、道德与善性。实际上，这世界上有如此实力的国家还是存在的，可惜不是大秦土共专制国。该国是一个反例，它让我看见有一种实力是如此强大：
它的愚昧、专横、傲慢是有实力的，它砌墙删帖的实力很强大，它有欺软怕硬以强凌弱的实力，它回归丛林的勇气和决心也是无敌的。我不得不承认，在这砣实力怪石面前，所有想以文明、道德说话的人都成了鸡蛋。
我不得不承认，希特勒现世报了，红色高棉也遭到了审判，但天朝的腊肉还强大地供着，红歌正实力地唱着，多少小石头正在成长，与坚如磐石的大怪石融为一体，多少鸡蛋正在奋力挣扎，多少鸡蛋正在碎去。
我不得不承认，西藏是我眼睁睁看见的一枚鸡蛋，被大秦砸碎，大家正在大快朵颐。尽情享用吧，移民西藏。
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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