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1日星期六

塔里木,一个维吾尔人


一·
我转推了艾尔肯的一条推文。推文内容是:“XX大学工作人员证实,该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Z.B博士已被抓捕;他的同事、维吾尔古代文学研究员G.O教授,也因参加土耳其举行的一次研讨会被抓捕。二人目前下落不明。”推文附有两位学者的照片,他们看起来四十多岁,有着学养熏染的斯文优雅,是那种明显处尊体面的知识份子。
我再次想起了塔里木。他离开以色列回乌鲁木齐两年了。其实无论容貌还是体态,这两位被捕的学者跟塔里木都一点也不像。推文照片里的博士白皙清癯,表情练达,没戴眼镜;而塔里木略显粗犷,特别是他的脸书头像,褐色寸发,高鼻深目,戴一副细边眼镜,忧患深沉的神情有点文青。如果能再次见到塔里木,我会打趣他的文青头像。是“博士”、“教授”、“学者”、“文学”……这些共同特征,让我联想到了塔里木,我当然不仅仅是想起他这个人,更是担忧他,害怕他像这些教授、学者们一样,也被抓捕了。
艾尔肯的推文和图片越来越……像一场连环套叠的噩梦,被抓捕的人层出不穷,男人、女人、宗教人士、农民、商人,“教育转化中心”与岗楼、铁丝网、武装人员,迟来的死亡消息、失去父母的孩童、被判刑的专家、教授、作家、艺术家……古怪地让我想起艾兹拉.庞德的诗句:“人群中这些面庞幽灵般闪现 / 湿漉漉的黑树枝上朵朵花瓣”。
有时,我会从那些“幽灵般闪现”的面庞上辨认,看是不是塔里木?
“我每天都发现
我不应该长成这个模样
我不应该说这门语言
不应该有这个信仰”
——摘自塔里木的诗《被创造》

二.
塔里木离开以色列前,在脸书Messenger里写到:“我过几天回国。为了安全,我把你从我的脸书好友删除了。我们通过大卫联系。”他曾让大卫帮他打听一种以色列生产的药物,和大卫有电邮来往——塔里木曾发给我他用汉语写的诗,我们互相有电子邮件地址。也就是说,他回去后不希望我给他发电邮。他和我是脸书好友。我常在脸书贴关于西藏问题和“”问题的内容。塔里木从来没有给我的帖子点赞、评论或分享。而他的脸书多是关于音乐的转贴,和一些他从英文译成维吾尔文的短诗,抒情而感伤,在我看来毫无“敏感”色彩。我也没有点过赞什么的。他把我从脸书好友删除,我的理解是,他猜测或者相信,即使仅仅跟我是脸书好友,对他也有麻烦。实际上,因为写文章和在推特、脸书上表达的观点,我也经常戏称自己“分裂份子”,有逆反和不屑的习性使然,有根据审查常识的自觉归类,也有主动贴上“政治麻风”标签的意思,向中国人释放他们能懂的“预警”。
我好几次和大卫讨论,要不要大卫给塔里木写封电邮,只问他是否平安?最后决定不写。因为写了不会增加他的安全,倒是可能相反。我们困在不确定的迷雾中,不确定是否有人窥视塔里木的邮箱?如果有的话,是否知道给他写信的大卫是我丈夫?不确定“那些人”会如何判定塔里木与我这“分裂份子”交往的性质?不确定一封发自以色列的问候邮件,会不会成为把塔里木推进集中营的最后一掌?从出生就伴随的一些冷颤的不确定性,与心智交混,使我既谨慎又笨拙,人际交往和日常生活也蒙上了各种荒诞吊诡的色彩。
“我每天都发现
身体在不断地改变
脚被鞋子缩小
脑袋被帽子压扁
衣服选择我穿还是不穿?
选择不断把我强奸……”
——摘自塔里木的诗《被创造》

三.
那么,艾尔肯是谁呢?一个人,自然有父母给他的真正的名字,而我不知艾尔肯真名是否叫“艾尔肯”——维吾尔人常见的名字,意思是“自由”。在互联网上,被暴政笼罩的人使用网名,含义绝非普通的隐私安全。艾尔肯的推特名字和简介,凸显维吾尔人身份、除忆诅咒里的言说者、对占领的憎恶和反抗。这篇文字里我以“艾尔肯”代替他的网名,在于我对自由与独立的敬意。我也没有见过艾尔肯,不知“自由”在哪里。这一现实处境,正是我们与“自由”的关系之隐喻。偶尔我和艾尔肯会在DM里聊几句。
想来艾尔肯当时一定很难过,他在DM里说:“那个被抓的博士是我朋友”,而我看着他朋友的照片,想的是另一位博士塔里木。在我认识塔里木之前,艾尔肯曾经在DM里提到过,有一位很有影响的维吾尔诗人获得了到以色列做研究的奖学金,但没说姓名。认识塔里木后,我觉得塔里木并不希望别人知道他与我有来往,就没跟艾尔肯说起。此刻,我想到艾尔肯多半有渠道了解塔里木是否安全,“好多学者被抓了啊……不知那个到以色列来深造过的诗人怎么样?”我这样回复艾尔肯。
艾尔肯说:“他已经在美国申请了庇护,去年到的美国。”
“太好了!我一直担心他。”
“他很活跃。中国警察通过他女儿要挟他替他们工作,他回绝了。现在无法与6岁女儿联系”……艾尔肯说的似乎不像塔里木。
“他的家人还在那边吗?”我问。
“为了不连累,他和妻子离婚了。公安就用他女儿做人质。”
我觉得这与我知道的塔里木区别很大。再说,如果他一年前就到了美国,并且成为了活跃的反抗运动人士,那就不用忌讳和我这个“分裂份子”联系了呀?
艾尔肯问:“你见过他吗?”
“我不知我们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人……”
艾尔肯发来了诗人的名字和照片。不是塔里木。我有些懵了。难道说,以色列屈指可数的研究维吾尔文化的学者、海法大学亚洲研究系的尼莫德·巴拉诺维奇(Nimrod Baranovitch)教授【1】,接收了不止一位维吾尔诗人博士后?我犹豫要不要把塔里木的姓名告诉艾尔肯?
是的,塔里木不是真名,而是他发给我的诗稿上的笔名。
“汉族人能看的书
我不能看
汉族人能说的话
我不能说
汉族人能做的事
我不能做
因为新疆特殊”

——摘自塔里木的诗《自治》

四·
那么,塔里木是谁?我不能确定,是否应该写出他的真名?在蓄须、家有《古兰经》就是“涉恐”的“新疆”,我的叙述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实际上,当我在DM写出大学名字、教授名字时,我们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或已泄漏他的信息?实际上,仅凭“出过国”已足够进拘留营了,思虑的乱麻远不及铁丝网的广度。但是,人们是在大屠杀之后讲述受害者的故事,而不是在屠夫挑选羔羊的时候……我从未如此一边写,一边不寒而栗。然而,又怎么可能不写呢?他犯了什么罪?我唯一能确定的是,仅仅因为他在“新疆”——血沃的新江山、警车与坦克的大地、集中营的疆土,从动笔起,我就充满了自我审查的焦虑……但我要讲述塔里木,一位维吾尔人,在黑暗时代的苦海横流中,与我短促的交集。“说吧,归根结底,这些羔羊犯了什么罪?”被害于奥斯维辛的犹太诗人Itzhak Katzenelson这样问过【2】。
201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的脸书好友请求通知里,有一位维吾尔人,他与我的共同好友是艾尔肯,自我简介在海法大学。我认为他就是艾尔肯早前提到过的维吾尔诗人,立刻加了他好友。
几分钟后,我们开始在Messenger里交谈。他说在朋友的空间看见我的文字,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决定加我好友。我告诉他,早就从一位维吾尔网友那里听说了,有个维吾尔诗人在海法大学做研究,教授是研究维吾尔音乐的专家。他纠正了我:“不是,我的教授是中国学家,但是通过音乐角度研究社会问题。包括蒙古、西藏、维吾尔等。”
我问他在以色列感觉怎么样?人们对他友好不友好?他说:“感觉还好。这里很多人不知道维吾尔族,也不太了解中国。很多人把我当成欧洲人而已。知道我来自中国之后,不知不觉地带出很多话题。”
我告诉他,我曾在曼谷机场被以色列安检人员单独带到一旁盘问,因为我的行李中有一本关于维吾尔的书,一个干练的安检小伙子说他懂阿拉伯文,这书中有像阿拉伯文的文字,他却不认识。我说那是维吾尔文,以色列安检人员问:“什么是维吾尔?”……
当我们网上交谈的时候,我的窗台一定像此刻一样,光影斑驳,街上远远传来归家人的车声;塔里木在林木葱翠的迦密山顶上【3】,可看见太阳慢慢沉落地中海,橄榄果随风坠地。
我问他是否主要写诗。他说:“我的写作比较广泛,诗歌以外也写过小说等。最近十年以来写了一些跟社会问题有关的论文。目前在这里主要研究20世纪维吾尔文学史。”
我表示想拜读他的作品。他说自己主要是用维吾尔语写作,不过最近四五年以来,用汉语写的东西越渐增多,因为内容涉及汉人,他想用汉语表达。他发给我了一些汉语诗,其中有他亲历的受辱:被汉族女人误认为西方人倾慕、又因是维吾尔人转而被歧视;被酒店拒绝入住夜宿街头;被警察骚扰因为他是维吾尔人……
“我手脚善于种地
跳舞
我嘴巴善于歌唱
为人类的安慰祈祷
我眼睛
习惯于散发爱的光亮

我从新疆来
不要拿我的尊严开玩笑
跳舞不是胆怯懦弱
唱歌不是耐心没完无了”
——摘自塔里木的诗《我从新疆来》

五·
安息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特拉维夫状若空城,似乎只有我们这辆车行驶。我给塔里木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们出发了。塔里木说他已经起来。那时我和大卫,以及大卫的两个同事,经常在周末徒步,每次走十多二十公里。我们邀请塔里木加入那一周的徒步。
海法大学在迦密山顶,塔里木本人比他脸书上的头像看起来沧桑一些,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异族口音。我想拥抱一下塔里木,但还是只握了握手,毕竟第一次见面。大卫用中文和他寒暄,为他打开了车门。我们在圣山橘红的晨曦中蜿蜒下降,路旁时而晃过某年山火烧焦的树木。塔里木说他的维吾尔语诗以抒情为主,“我的汉文诗歌带非常强的政治性,所以有点忧虑,我不太喜欢文学作品带这种色彩……”
到了徒步起始的地方,与大卫朋友汇合。正如塔里木所说,以色列人通常以为他是欧洲人,“带出了很多话题”。我向两个以色列人介绍:“这是我朋友,塔里木,他是维吾尔人。”
我说不出口“他来自中国”。那两个以色列人问他来自哪里?塔里木倒是神情清朗、淡定:“中国”,他答。
两个以色列人看了看我和塔里木,其实是把我东方人的面容与他西方人的面容对照,有些困惑,“中国哪里呢?”他们接着问。
我有点不自在,抢着说:“东突厥斯坦……”
两个以色列人满面茫然,大卫打了圆场:“Xinjiang你们知道吧?”
朋友说:“Xinjiang,知道啊”
大卫说:“Xinjiang就是东突厥斯坦,在中文里‘新疆’意思是‘新的疆土’……”他转成希伯来语给他的朋友速成了一下相关背景。大家都笑了,轻度尴尬、短促的笑,带有政治性。
这是明媚的一天。我们在“以色列南北徒步线”的某段走了十五公里,塔里木穿了一双棕色休闲皮鞋,不太适合野岭徒步,但雨季过后不久的土地依然柔软无尘,踏过了一些返青的草毯,踏过了一些有砾石的土路,走上坡、走下坡,穿过了斑斓的矮灌丛,经过了一处基督教的圣迹,经过了一些朝圣的欧洲来的信徒……行文至此为何我眼前总是闪现那双脚的迈动?“新疆”塔里木的绿洲上一户农人的儿子,经过“民考民”、硕士、博士、副教授,来到以色列做两年博士后,穿着棕色的皮鞋,那双鞋质地很好,没有因远足而变形,也没沾染太多泥痕,还可以继续随塔里木去图书馆查资料、拜访他的教授、或随他回乌鲁木齐到讲堂上授课、进到家门齐整地摆放在地毯旁……不,不在于这双鞋,而在于鞋的主人,自由地行走在异国,同时被捆缚于征服者……
“我从新疆来
在机场
请允许我赤脚过安检
我习惯赤脚放羊
我习惯赤脚农耕
草类喜欢被我抚摸
农田喜欢被我踩”
——摘自塔里木的诗《我从新疆来》

六·
鞋的主人已失去了自由。
到以色列做学术研究的维吾尔人不多,艾尔肯从一位流亡土耳其的维吾尔诗人那里,很快问到了塔里木的消息。“你打听的那个人是不是叫Ablet Abdurishit Berqi【4】?如果是他,已经被抓。在土耳其的那个诗人说,好几个人确认,他已经被抓,具体时间不清楚,据说是被关集中营了……那片土地上的每次大清洗,都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我的那位被抓的朋友,是留美博士,很谨慎,可以说跟政府走得很近的一个人。也被抓了。”艾尔肯在DM里写到。
Ablet Abdurishit Berqi,也很谨慎啊。在寄给我的汉语诗稿里,出于谨慎,他更宁愿用“塔里木”这个笔名。今天中文“谨慎”的含义是什么呢?无论如何,穿着棕色皮鞋的塔里木,Ablet Abdurishit Berqi,他在以色列研究过维吾尔文学史,他曾和我们在圣地荒野一起徒步,他在中国某个机场安检脱下鞋子时,忆起了赤脚放羊和踩在田间,他在郑州被酒店拒住,夜空下吃了一个苹果,他劝我以后写批评文章“温和一些, 不然容易引起仇恨”,他从微信朋友圈看到山东疫苗案,写了一首不算辛辣的讽喻诗,他寄给我的组诗总标题是“诗歌,我的避难所”,他在“谨慎”的薄冰上行走,走进了集中营。
“你有权保持沉默,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将作为呈堂证供。”一位中国诗人在推特上哀鸣【5】,而这也正是我此刻的哀鸣。我将写下诗人塔里木说过的话,因为他是如此思考和表达的人,被称为“涉恐”,与和他一样“思想有问题”的人们一起,关在“去极端化”集中营里,才能让“两千万人安心睡觉”【6】。这位和我在以色列相遇的维吾尔人,也是我唯一面对面长谈过的维吾尔人,他的被捕,拉近了我与迫害、恐惧、绝望……的距离。也因此,写此文在我,是对抗失语症的精疲力竭的挣扎,因为你无法确定谁会读到这些文字,谁对“上面”更卖力,谁会“忠于职守”而行恶之平庸,将我写下的某字某词,织成他的罪名,挖成他的深渊。就在我写到这里时,第一个向世界公开自己集中营内经历的哈萨克族Omir Bekali得知【7】,他年近八旬的父亲,在集中营内被杀害了——我们懂得那死亡所传达的恶毒讯息:连幸存者讲述的权利、连受害者被讲述的权利,都会剥夺。
“别骂雾霾
朦胧适合于思考
朦胧适合于谈恋爱
在我眼前不存在
你所诅咒的白天、黑夜
我眼前一片美景
我是为皇帝新装
被哑巴编写的颂歌”
——摘自塔里木因毒疫苗有感而发的诗《灰色情歌》

七·
回想贯穿那次徒步的交谈,基本上是我问塔里木,他解答,平和散漫,毫无“刺激性”,绝大部分想不起来了,我能靠记忆复述的,就是最“分裂”、最“极端”的。
我们自然聊了七.五惨案。塔里木当时在家,枪声响了一夜,他彻夜未眠,他相信有大量维吾尔人死亡。随之好几天戒严,不能出门,家里冰箱都空了,他不忍年幼的儿子挨饿,不得不冒险出去设法搞点食物。他提到了帕提古丽·古拉穆,一位母亲,不停奔走在监狱、看守所寻找儿子。她儿子在七.五后被军警抓走,一直渺无音讯。她正被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不公开审判,因为她接受了外媒的采访。“七.五以后有数以千计的维吾尔人被拘捕和失踪。这个女人敢公开打听失踪的儿子!她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你也是一位母亲,也许有一天你会写关于这位母亲的文章……”塔里木这样说。
他说新疆除了军队、武警,还有兵团、企业武装,那些油气公司和矿场的保安队伍,装备高级精良俨然军队。最令人担忧的,不是手无寸铁的“维吾尔恐怖份子”,而是旧吏新官利益相争,把新疆变成了火药桶……
我在境外媒体的分析里,读到过关于昆明火车站袭击案、乌鲁木齐火车站爆炸案的蹊跷之处。因此我问了塔里木的看法。他承认他抱有相同的怀疑。我们也谈到了偷渡的维吾尔难民。塔里木说他确实听说有维吾尔人加入了“伊斯兰国”,但问题是,那些维吾尔偷渡者绝大多数是南疆的农民,连维吾尔文都不识,更别说半句中文都不懂,从小到大听都没听说过叙利亚。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怎么能拖儿带女,走出处处哨卡、出门需要“便民证”的新疆,纵贯大半个中国,偷渡到泰国?转道马来西亚、经土耳其再到叙利亚?
他用的“新疆”这个词。当我认识塔里木时,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教授,不主张独立却被以“分裂国家”的罪名判了无期。塔里木说自己的观点和伊力哈木相似,不寻求独立。即使伊力哈木的遭遇,也没改变这观点。塔里木大致是这样说的:不想再看到流血了。盛世才在新疆执政十年杀掉了五十万人,当时的新疆人口才三百万左右。中国内战、文革杀的人都太多了,包括少数民族。汉人要新疆的资源,可以啊,如果我们放弃资源能换来真正的自治,那何必非要独立?维吾尔人很善经商,我们可以不靠石油天然气。保存民族和文化,重在发展维吾尔人的教育,提升我们精神的潜能……
“ 我要自治
难道你不知道吗?
新疆本来很自治
你还想要啥?
看来你的毛病很严重
是不是需要治一治?”
塔里木在短诗《自治》里写下的句子,是来自记忆,来自当下的威胁,也是来自预感吧:富商们、企业家们纷纷被捕判刑了,没有“善于经商”的空间,没有“放弃资源”那么简单。相信发展教育的诗人塔里木,教育学院副教授Ablet Abdurishit Berqi被送进了“教育转化集中营”。这位在以色列顶尖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维吾尔文学史的学者,他将受到何种“教育转化”呢?
新疆书记陈全国说:“像学校一样的教育、像军队的管理、像监狱一样的戒备。必须破坏他们的血脉、他们的网络、他们的根”【8】。
“我没有护照
无法出国
我唯一的选择是偷渡
但我害怕在边境被打死
也没有钱交给人贩子

我是爱的偷渡犯
虽然爱没有国籍
诗歌是我的避难所
自由无比”
——塔里木的诗《避难》

八·
我们走上了一片高地,附近似乎有村庄,一群山羊从茂密的灌木丛中抬头看我们,牧人不知跑哪里去了。太阳开始西斜,光线变成了黄金的颜色。塔里木驻足拿出了手机拍照。这是徒步中他唯一一次拍照,拍了斜阳下咀嚼春芽的羊群。看着他举手机拍照的背影,我心想,这美地沐浴在神圣的光辉中,让诗人想起家乡了吧?他写过“我习惯赤脚放羊”的诗句,羊铃的叮咚和温驯微笑的羊们,是否也令他心碎?
大卫也拿出手机朝向我和塔里木。塔里木有些不安,仿佛这充满乳香树味和雏菊味的微风吹来了警察。塔里木欲言又止,大卫已经按了快门,他只是好心给我和我的朋友留念。我有些尴尬不知怎么合适,塔里木还是转头对我说了:“照片别放在网上啊……”
“当然,Ablet,我不会放上网的,我知道……”我对他说。Ablet顾忌“别人”知道他与我有交往,我理解。因为我写的文章以及在推特、脸书的言论,按照中国刑法,已经犯了“煽动分裂国家罪”。我早已不是中国籍了,但是,一个维吾尔人,要继续在“新疆”生活,穿着他棕色的休闲皮鞋,走进大学教室讲维吾尔文学,回到家齐整地摆放在地毯旁,与妻儿的鞋子在一起……他该怎么解释与“分裂份子”的关系?
可不可以说,是“教育转化”的关系呢?Ablet不但不主张独立,还对我说:“我想恳请你,写文章能不能稍微温和一点?措辞太尖锐容易引起仇恨。另外,除了关注民族问题,也关心关心汉人维权。”塔里木一共和我见了三次面,三次都说了类似的话。他没能“转化”我。我说了我的悲观,说了我对“尖锐”、“仇恨”、以及我对“汉人”的看法,我说得很少,因为塔里木似乎更想打住话题,他摇头苦笑,反复喃声犹如祈祷:“温和一点,再温和一点……”
“包括2768根警棍、550支电击棒、1367副手铐,还有2792罐胡椒喷雾……而这只是众多采购清单中的其中一份。从2017年初开始,新疆当地政府为了经营再教育营,做过的采购不下千次。各地的营区采购的包括﹕警察用品如制服、警盾、头盔,以及镇暴工具如泰瑟枪、电枪、狼牙棒、催泪瓦斯……还有一个营区请求购买‘虎椅’。这种椅子一般是监狱里面拷问犯人所用。”【8】——这是来自“去极端化教育转化营”的“温和”。
“我要依法治国
等一等
你水平不够了解什么是法律
暂时不合适

什么是爱?
不要啰嗦
我们有自己的解释
什么是恨?
不要装傻逼……”
——摘自塔里木的诗《自治》

九·
Ablet Abdurishit Berqi博士,诗人塔里木,语言是什么?文学是什么?
那“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有高亢鼓舞的梦,做梦人有为所欲为的权,“他们”的系统那么完善,运转那么效率,装备那么先进,管理那么现代,还有无数经验丰富的、以及急召杂凑的使用警棍、电击棒、手铐、电枪、狼牙棒和老虎凳的人……而我们的语言,一败涂地,全然不能承担对如此浩大的罪恶工程的描述。
“我的维吾尔语诗多是爱情诗。我喜欢写抒情的、爱的诗歌……”塔里木用母语写爱情,写他爱的女人。我还没读过他的爱情诗。我在等待他翻译成汉语。有关于温柔抚摸皮肤的诗句吗?有关于身体温暖芬芳的诗句吗?有关于婆娑撩人的长发的诗句吗?肯定有啊,无论哪种语言,一写爱情就纯净,就幻化出无限的美。可是,那些头发被剃光的女人、那些皮肤溃烂的女人、那些以奇怪的姿势被绑在铁床上的女人【9】……她们也是塔里木的情诗里歌唱的女人,被糟蹋成非人了。没有语言能讲述肉体受难的痛苦,只有受难者的肉体知道,只有惨叫在诉说,血呜咽。
我的语言此时要用来絮语晚餐和酒吧的歌曲。晚餐有芥末酱焗三文鱼,盛在一只蓝釉卷草纹花边的瓷盘里;芝麻照烧烩的小鸡肉,盛在一只绘有薄荷叶的黄色瓷盘里;大卫做了沙拉,浇了橄榄油、柠檬汁、芒果泥调成的汁;四川凉面是我的拿手菜,不知塔里木吃不吃辣椒,我特意把佐料和辣椒酱分装在两只小盅里。看见凉面塔里木很高兴,他爱吃辣,放了两匙红油辣椒……这寻常的饭食无需修辞,仅仅写出就显现了语言的魔力。这是人类的生活。
但是,没有语言能形容那“糊糊和馒头,一片莲花白的汤”【9】。看守所就是形容词、拘禁营就是定语。在伟大复兴的梦乡,词语的概念已经改变了,比如关押教授、医生、作家、律师、艺术家、出版人、企业家……的场所,叫“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而订购成千的警棍、电枪、手铐和老虎凳,叫“集中关爱”【10】;被夺走父母的孩童,他们进了“天使学校”;“分裂份子”、“恐怖份子”、“极端份子”,不但指渴望独立的人,而且指不求独立的人,还包括那些戴头巾的人、出过国的人、让儿子买面粉和火柴的人、读了正式出版的“禁书”的人、不吃猪肉的人、不喝酒的人……【9】
大卫开了一瓶耶路撒冷酿酒坊的红酒,正要斟酒才恍然想起,噢塔里木是穆斯林吧,穆斯林不喝酒吧?接着我们又才意识到,大卫甚至还预定了比亚利克咖啡吧的座位,当晚那里有一个有名的歌者演唱,大卫热爱音乐和民谣,只想到用美酒和音乐来款待客人,却忘了别的。实际上这粗心反倒增添了开心,塔里木笑着接过酒杯,安慰大卫说,“没关系,我可以喝一点点”……晚餐后我们散步去了比亚利克咖啡吧,这个斑斓迷人的小屋,白天是咖啡馆,夜晚就变了酒吧,在比亚利克小街的尽头,比邻以色列伟大诗人比亚利克的故居,经常有诗歌朗诵、民谣歌手或小乐队的主题之夜。
塔里木,还记得吗,大卫跟你和我说了一点诗人比亚利克,可酒吧里歌者已经开唱了,乐曲没给我留下特别印象,而音量把我们的谈话冲成了碎片。无论如何,比亚利克的诗,是用复活的语言,现代希伯来文写的。他用新生的母语写出了不可思议的交响:祈愿复国的歌,控诉杀戮之诗,羽翼下爱的缠绵,夏天在绚丽中死亡,还有童谣趣味盎然……维吾尔诗人塔里木,你写过:“诗歌是我的避难所/自由无比”,那是用你的母语写成的避难所吗?现在你的避难所还在吗?当你换上囚服,当你用我的母语唱红歌,当你用我的母语背诵语录……
当人们被换上橙色马甲、黄色马甲【9】,当人们再唱出红歌、再背出语录,就振兴了新话,我的母语的变异,一种干硬、刻板、木僵的语言,一种在人类历史上,在“两个百年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精神错乱的指令。用我的母语来清洗你的母语。我的母语无法言喻这羞耻。
“夏天在紫色、金黄与赤褐
落叶的树木上死亡
夕阳辉映的密云
在它们自己的血中死亡
……
我心如遗孤。很快
冷酷的雨就要敲击鼓点”
——摘自比亚利克《夏天消亡》

十.
有“两个一百年”的梦。也有“等待几年”的梦。
Ablet是一个等待的人。他认为那很多人眼中的独裁者,其实是一个改革者,集中权力是为了实现民主。当塔里木说他这样“推测”时,我出于礼貌忍住没笑。也许,一个集权者最终会显现他也是一个德智皆备的圣者,这样想会让我们好受一点?会让我们觉得还有未来?我必须承认,我也升起了一丝幻想。我告诉自己,也许塔里木是对的,我去国太久,他更接地气啊。Ablet觉得这个乐观的未来只需“等几年”。就像他劝我写文章“温和一点、温和一点”,那祈祷般的低语,他这样说:“再等几年,再等几年,我相信那时,我就可以请你和大卫来新疆,陪你们转一转了……”如果塔里木还记得他预支的邀请,他会和我此刻一样,感到格外痛苦吗?
酷暑烈日,塔里木从海法来了特拉维夫,过几天他就要回乌鲁木齐了,我请他来话别,想再用四川凉面招待他。他已经把我从脸书好友删除。他说不吃饭了,忙,要赶回海法。他在我家呆了不到二十分钟,我都不记得他是否坐下、喝杯水没有?只记得他说先去大使馆办了点事儿,而后是令我刻骨铭心的话别。
他说:“没准我下了飞机还没出机场,就会被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暴打一顿,然后消失。”
面对我错愕的表情,他又说:“也可能没事儿……”
他神情是认真的。实际上我见到的塔里木很少笑。我的理解力却障碍重重:他是一个诗人、作家和学者,新疆教育学院的副教授、能拿到护照、到以色列深造博士后、回去将受聘川大做文学教授……我问:“一到机场就暴打?消失?凭什么呀?”
他用见惯不怪的语气说:“新疆就是这样。维吾尔人从国外回来,出过这种事儿。”
我的反应是发呆,更是不相信,心怀狐疑地看着他。塔里木倒像安慰我,又说:“我会先飞北京,从北京飞乌鲁木齐可能好一些。如果直接从乌鲁木齐入境,那就很难说。”
我的思维变得既迟钝,又混乱,又分裂,最主要还是难以置信。我想即便真有那么恐怖的事发生,也不会发生在他身上。我甚至有点想笑,奇怪这沉稳成熟的Ablet怎么这么戏剧性?因为他真可以说是事业有成的体制中人,性情谨慎练达,关键是他能有护照出国做学术研究,相比很多藏人、维吾尔人得不到护照,他算神通广大了吧?
我说:“你是到以色列做了学术研究回去,你们单位也能为你证明,凭什么扣下你打一顿?怎么可能让你消失?”
平心而论,我这逻辑很通达,对不对?塔里木听我这样说也哑然无语。
然后他又说:“我恳请你”,这措辞因汉语日常交流很少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是不是塔里木的维吾尔语习惯,他直接转成汉语了?他说:“你以后写推文和文章还是温和一些,真的真的,没必要那么……强硬”,他还让我转达唯色,除了写本民族的苦难,也关注一下汉人遭受的压迫,用语要软化,不要有“仇恨”。他使用这个词让我不悦,我说:“什么仇恨?不觉得唯色有什么仇恨。”他一再重复“温和一些、温和一些”,还说他如果去北京,想拜访唯色当面给她建议。
然后,塔里木说了让我纠结了两年多的话:“看看过一两年吧,我请你和大卫到新疆看看……”
他什么意思?为了安全,他把我从脸书好友删除了;他刚刚还说自己在机场可能被消失,怎么敢过两年请我去新疆?
我虽然离开中国已逾十年,入了以色列籍。但是,就像一只永远丧失了安全感的动物,尽管逃离了丛林,还是会因某种情境、某个声响或气息而惊惶,恰如那一刻,我脑中闪过了伊力哈木是被新疆警方跨境抓捕的,也记起了在艾尔肯的推文看到过,中国公安招募海外维吾尔人做线人……我半拒绝半试探地说:“不敢去新疆。我这分裂份子去那里不会被抓起来吗?”
塔里木说:“如果你被抓了,我可以找朋友把你捞出来。”
我问他:“怎么捞啊?”
他说:“塞钱。新疆那地方,他们抓了人,塞钱就放你……”
洒满夕照的客厅里犹如潜入了幽灵。我有些伤心,似乎这回答证实了他和新疆警方有关系。我也有些愧疚,是一种将一个人视为朋友、同时不信任他的愧疚。
我说:“我不想去。如果我这分裂份子能平安出入,会被说成是特务的,呵呵……”
塔里木摇头苦笑:“也有人这么说我。”
这些话说完他就走了,急匆匆地要去赶列车回海法。
时间像暗夜里的子弹头列车狰狞地飞驰。塔里木也上了秘密转运的列车吗?转运维吾尔人的列车与运输犹太人的列车有什么不同?挤满犹太人的死亡列车慢速,闷臭,摇晃,烧煤、喷烟……转运维吾尔人的列车从二十一世纪出发,更现代,更高技术,有“和谐号”吗?有“复兴号”吗?在无眠的长夜,时速两百公里地拉开他们与亲人的距离,有些就此永诀……
当塔里木说在机场可能被消失时,是在说他知道的真相,和他内心的恐惧。但我拒绝相信。我宁可认为他夸张,反而幻想“在那里”还有逻辑和正常的人性。这样想,会好受一点。
当他祈祷般低语“温和一点、温和一点”时,他在讲述自己的生存技巧:刀锋上行走,要尽量小心,再小心一点。但我以为他在“转化”我。唉,我的朋友,原谅我至此都还抬杠,你很温和,唯色很温和,艾尔肯也很温和,我也很温和, 我们都既温和又讲道理。 那些被抓进“教育转化”集中营的逾百万人,谁又不是呢?
当塔里木说过两年就请我和大卫去“新疆”时,他是在说他的幻想。因为他幻想过,一个集权者最终会显现他也是一个德智皆备的圣者。但幻想所交混的现实,不是公安救出人质,而是抓人,塞钱放人,才是当时的现实。两年后的今天,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都被抓了,不需要赎了,通通进去。多么似曾相识,犹太人、维吾尔人……通通洗劫资产,在集中营里培训职业技能,然后强制无偿劳役……
有中华振兴的梦,有等待民主的梦,也有无数羔羊的梦。
奥斯维辛幸存的犹太作家Primo Levi描述了营中的梦:凄苦的夜里,常有同样的梦,惊悸而繁杂的梦。梦中灵魂与躯体,回到家里,吃着东西,讲述着我们的故事。直到,飞快而平静地,响起清晨的起床令,心便在胸膛中碎裂【11】。
塔里木在营中,是否梦见过“灵魂与躯体,回到家里,吃着东西,讲述着我们的故事……”?
在以色列,塔里木给我讲过他的两个孩子,他思念他们。大孩子那年该考大学,塔里木想回去陪他预备高考。小的,才华横溢的小天才,从九岁开始写故事的孩子,那时十二岁,已经写了几百万字的小说,汉文写的。塔里木说起他们时,露出了骄傲又慈爱的微笑。现在,孩子们在哪里呢?
Ablet Abdurishit Berqi,最后给我们的是祝福。他离开以色列三个月后,海法、耶路撒冷等地的市区和山林多处发生大火,烧了数天,家园化为焦土的既有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伴随着火舌般灼人的仇恨诅咒……大卫收到了塔里木的邮件,那也是他回去后发来的唯一邮件。他写到:“亲爱的朋友,你们平安吗?从新闻里看到以色列发生的灾难,我很难过。愿上帝保佑这圣地!”
「我的笔断裂了
我脆弱的心因这压迫而剧痛
我夜莺的歌声已被强烈的风暴灭寂
我的双手和双腿都瘫痪了
在我身上,还剩什么可取悦我宝贵的国?
我生于一个最黑暗的时代
从此被窒息在囚笼里
我会在这样的苦难中度过余生吗?」
—— Abdurehim Otkur《我的笔断裂了》【12】

2018年11月 特拉维夫

注释:
【1】Nimrod Baranovitch:海法大学亚洲研究系创始人。专注当代中国文化、社会和政治研究,集中于流行文化和文化政治,集体记忆和史学,少数民族(主要是蒙古人,维吾尔人和藏人)及其与汉族和中国的关系。
主要著作:《中国新声音:流行音乐,种族,性别和政治1978-1997》,加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2】Itzhak Katzenelson(1886-1944),白俄罗斯犹太诗人,戏剧家,1944年在奥斯维辛被处死。
【3】以色列北部的一座山脉,濒临地中海。得名于希伯来语“Karem El”,意思是“上帝的葡萄园”。海法大学位于迦密山顶。
【4】根据List of Uyghur Intellectuals and Well-Known Persons Imprisoned In China上提供的英文音译名是:Ablet Abdurishit(Berqi);他的脸书用户名是:Ablet Berqi。据他的导师巴拉诺维奇博士说,Ablet自己写的汉文音译名是:阿不都艾海提·阿不都热西提·白尔克。他常用:白尔克。
【5】中国诗人刘强本的推文。
【9】哈萨克斯坦籍维吾尔人、曾被拘集中营的Gulbahar Jelilova的证言
喀什一扇大门上的告示,指示人们如何回答家人去了哪里的问题。
“讲清楚政府是立足帮助挽求(救)的出发点进行集中关爱。”
“讲清楚被关爱的人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很有可能危害社会,连累家庭。”
【11】(意)普里莫·莱维《再度觉醒》杨晨光 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2019年1月31日星期四

In Memory of Elliot Sperling: A 2014 Interview with the American Tibet Scholar


In Memory of Elliot Sperling:
A 2014 Interview with the American Tibet Scholar

Tang Danhong, translated by Anne Henochowicz
January 26, 2018

Elliot Sperling died in his sleep at the end of January, 2017 (the Wikipedia entry puts the date of his death on January 29, 2017). In our unabating sorrow of losing a dear friend, China Change presents a full translation of Ms. Tang Danhong’s interview with Elliot. Ms. Tang (唐丹鸿) is herself a prolific writer about Tibet, and now lives with her family in Israel. The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in Chinese on July 27, 2014, in New York City. Ms. Tang published it for the first time in February, 2017.  The Editors

ELLIOT SPERLING AT TRACE FOUNDATION IN NEW YORK IN MARCH, 2016.


“When I got to Greece, someone said to me, ‘You know, the road doesn’t end in Greece. You could go on, to Turkey, Asia, India…’ I said to myself, ‘Huh, why didn’t I think of that?’”








Tang Danhong: Dgenlags [teacher], let’s start where you began. How did you choose to study Tibet and China?
Sperling: My interest in Tibet wasn’t academic in the beginning. America had the Beat Generation in the 1950s and the hippies in the 1960s. I was 17 in late 60s, growing up in New York, and I lived in the midst of these movements. New York is an international city, and these changes were going on all around me. It was counter-culture: we made a new kind of music, and our thinking, even what we wore, were all part of our rebellion. And a lot of people smoked marijuana and took LSD. We thought we could reach an 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 just like a religion. Young me was so innocent. I yearned for a huge transformation in our consciousness. I read a lot of the Beats: Ginsberg, Kerouac. Psychology, for instance Carl Jung, also had a huge influence on me, and because of Jung I started to learn about the East. I took interest in Eastern culture, Eastern philosophy and so on. The East became more and more interesting to me. For me, it was a new world.
When I got to college I didn’t know what to study. Despite my interest in the East, I hadn’t yet thought of it as a specialization. At the end of my freshman year, a friend and I hitchhiked from New York to California just like Kerouac. We were on the road for many weeks. I thought it was so “beat,” ha ha. I did the same thing after sophomore year, this time in Europe. I flew to London, then hitchhiked from there to Greece. I’d think about what to major in from time to time. The good thing about travel for me was that my thinking was more open in new environments, so I could really mull over just what I wanted to do. 
When I got to Greece, someone said to me, “You know, the road doesn’t end in Greece. You could go on, to Turkey, Asia, India…” I said to myself, “Huh, why didn’t I think of that?”
I went back to the US that time, but I decided I would take that trip. Of course my parents weren’t thrilled. I went to class during the day and drove a taxi in the evenings. After one semester I’d made enough money, so I flew to Europe and quickly got to Greece. In Greece I found out there was no need to hitchhike in Asia. Transportation was cheap there, and besides, hitchhiking was a little dangerous. So I hitchhiked from Greece to Istanbul, then took trains and buses to Tehran. I took another bus from Tehran to Mashhad, and from there entered into Afghanistan. I took all kinds of transportation in Afghanistan, even horse-drawn carriage. I went to Herat, to Kandahar, and then to Kabul. From Kabul I took a bus to Peshawar, Pakistan.
People are scared of Afghanistan and Peshawar now, but at that time the people in Iran and Afghanistan were really polite. I don’t know if they were polite to women, but if you were a man they were extremely hospitable to you. I only stayed in Pakistan for a day. I went from Peshawar to the border at Lahore, then crossed into India.
SPERLING’S FIRST VISIT TO DHARAMSALA IN EARLY 1970S. PHOTO: WOESER
In north India I first got to New Delhi. To answer my travel questions, like where to find a cheap hotel, I had to find my fellow hippie drifters. Back then there were a lot of hotels that were more like dorms, with lots of beds in one room. In Delhi I found a bargain room for less than 50 cents a night. One of the guys in the room was getting ready to head back to the US and passed on to me some of his travel strategies. He said there’s a place in Delhi I would definitely like, called the Tibet House.  I went there, where I met Tibetans for the first time. I had no idea of the connection my fate and my future would have with their country.
After that I left Delhi and went to Varanasi, then on to Kathmandu [Nepal]. There were a lot of Bodpa [Tibetans] there, and my fascination with them started. I already had some interest in Eastern thought. I had read some books about that, and also about Buddhism, and I had been to a Japanese Zen center. I was most attracted to Tibetan Buddhism and went to a Buddhist temple in Kathmandu. In the course of my time there, I leaned 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from religious faith. My interest in Tibetan religion weakened, while my interest in their country, history and society was kindled. I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fate of the Tibetans, instead of their religious images.
After I left Kathmandu I went to Darjeeling, to Gangtok and onward. After two or three months of travel, I arrived at Dharamsala. In the 1970s, Dharamsala was an ideal place for a traveler in India. There weren’t many tourists, and few foreigners. There were hardly any Indians in McLeod Ganj. There were basically only Bodpa. Dharamsala was quiet and lush. There were only a few hotels. Foreigners stayed at Hotel Kailash. It’s still there today, but now McLeod Ganj is full of hotels with all the amenities. It’s not like in the old days. Before there were only five buses into Dharamsala every day, and you never saw a private car. Maybe at most the office of the Dalai Lama had a car. If I hadn’t been there in the 1970s and only visited Dharamsala today, I could never have imagined how idyllic and peaceful it used to be. So as soon as I got to Dharamsala, wow! This place is great! The Bodpa are wonderful! It was then, I realized, that my curiosity about the history and people of Tibet really blossomed.
 
PHOTOS TAKEN BY ELLIOT SPERLING ON HIS FIRST VISITS TO DHARAMSALA. VIEW MORE AT HTTPS://MOONPEAK.ORG/2011/04/01/PHOTO-EXHIBITION-MCLEODGANJ-IN-THE-70S-BY-ELLIOT-SPERLING/ 
 
Back then, I knew a little about India’s long history, and about China’s long history. But Tibet was a big question without an answer: Where did they come from? What was their history? I knew nothing. I started reading and talking to people.
After that I came back to the US and decided to specialize in Tibet studies. Queens College didn’t have Tibet studies, but they did have East Asian studies. At the time East Asian studies really meant China studies. They didn’t even offer anything on Japan. My first Chinese teacher is still alive and well. He’s at least 90 now, living in New York. I just visited him about a month ago. I started in China studies. I took two years of Mandarin and one year of classical Chinese. I also took the electives Eastern thought, Chinese philosophy, East Asian economics, history, and so on.
Back then you couldn’t go to the mainland. China was in the mids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ixon had visited, but US-China relations hadn’t been normalized yet. Maybe the US had an office in China, but not an embassy. After I graduated, I decided to go to Taiwan to improve my Chinese. Before I got to Taiwan, I visited India and Dharamsala. I stayed in Taiwan for about a year-and-a-half, then went to India and studied Tibetan there. It was at McLeod Ganj that I got to know Jamyang Norbu. 
I also wanted to earn my Masters and my Ph.D. I already knew that religion interested me, but not in an academic way. I wouldn’t be a Buddhist, and I wouldn’t be a scholar of Buddhism.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India, I realized I wouldn’t become a Buddhist. I know that some people think they believe in Buddha or something, but I wouldn’t dare say that myself. Belief involves a religious experience, an experience in your heart, but I understand religion with my mind. The two aren’t the same. Instead,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Tibetan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Where could you pursue advanced study of Tibet in the US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only two places to study Tibet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Seattle; and Indiana University. In the end I chose Indiana.
Tang: The Dalai Lama’s oldest brother, Taktser Rinpoche, is a professor at Indiana. Were you his student? Could you talk a little about him?
SPERLING WITH HIS ADVISOR, TAKTSER RINPOCHE AT INDIANA UNIVERSITY. PHOTO: WOESER.
Sperling: We had several teachers at Indiana, including Taktser Rinpoche, whose full name is Thubten Jigme Norbu . Professor Norbu was an extraordinary person, a very good person. A lot of students wanted to take his classes just so they could brag, “Oh, I’m Thubten Jigme Norbu’s student.” Some of them didn’t work hard and had nothing to show for it. Thubten Jigme Norbu didn’t bother with them. He simply said that if you took a class with him and want to work hard, he will do everything he can to help you. If a student wanted to read more Tibetan sources, no matter how many, or wanted to learn Mandarin, he would put his heart and soul into you. This is why I had Taktser Rinpoche as one of my two advisors. 
Four-and-a-half years later I had passed my exams, but hadn’t started writing my dissertation. When I embarked on my research, I thought I ought to go back to India. I spent over a year at the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in Dharamsala. I had a good friend, Kun’bzang Phun’tshogs, who didn’t have very good English but who did have excellent Chinese, since he had been at the Central Ethnic University (中央民族学院) in Beijing in the 1950s and 1960s. At that time it was extremely rare to find a Tibetan who could speak Chinese in Dharamsala. There must have only been three or four of them at most. And I’d all but forgotten my Tibetan. So he and I spoke to each other in Chinese. At McLeod Ganj I saw Jamyang Norbu again, and we became good friends. We’re friends to this day.

Tang: What was your research project then? What was the main focus of your work?
Sperling: My dissertation was about China-Tibet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1368 -1644). I wanted to learn when China -Tibet relations had started, as well as the nature and substance of this relationship.
I knew that Tibet was on Manchu Qing maps, and on Mongol Yuan maps, too. But the more I read the more I realized that this relationship wasn’t at all like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laimed. It’s apparently very difficult to explain this to Chinese people. Chinese people today think that everything belongs to them, in large part because of the new historical viewpoint in China. But we believe that the Yuan dynasty (1271-1368) was part of the Mongol empire, and the Qing dynasty (1644 -1912) the Manchu Qing empire. We consider these two to be “conquest states.” If Tibet is really a part of “China,” then we should have a look at the Ming. The Ming was not a conquest state. The Ming attitude toward the Mongols is also really interesting. They didn’t consider the Mongols to be a “brother nationality” at all.
As I continued my research, I found that Ming dynasty China-Tibet relations were basically that they didn’t have relations. The Chinese think the Ming was the heir to the Yuan, a changing of the guard; but Genghis Khan and Kublai Khan, they did not consider themselves the emperors of China. They considered themselves emperors of the world. How can you simply say that the Ming were the inheritors of the Yuan?
When I was at Indiana I did some research of Chinese and Tibetan sources from the Ming era. My masters thesis was about the Fifth Karmapa [Lama] (1384 -1415), who received an invitation from the Yongle Emperor to visit Nanjing. I read the biography of the fifth Gyalwa Karmapa in Tibetan, as well as Chinese texts, and nowhere did I find evidence that China controlled Tibet. I didn’t find any primary texts about Ming control of Tibet. There were none. I didn’t find any in a year at the archives in Dharamsala, either. The interesting thing is that I looked at how Republican China dealt with this, and found that no one at that time was saying that Tibet was a part of China since the Ming. At best they would say “Tibet was brought within China’s border during the Qing.” Now China says Tibet was a part of China during the Ming. It’s nonsense. 
Then I came back to the US and took about two years to finish my dissertation. It was about China-Tibet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titled Early Ming Policy toward Tibet: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Early Ming Emperors Adopted a “Divide and Rule” Policy toward Tibet.  My conclusion was: they didn’t have any. During the Ming, Tibet was divided by competing regimes among the Tibetans, and continued that way until the Fifth Dalai Lama (1617-1682). But this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ing policy; this was internal to Tibet. The Ming emperor’s interactions with Tibet were religious at most, about benefactors and lamas.  
I focused on history. I published “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  and several articles in academic journals, such as “Tibet and China: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Since 1950.”  I’ve also written articles [for a general readership]. Some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cluding “Incivilities,” “The Body Count,” and others. 

Tang: 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scribes it, China has had sovereignty over Tibet since the Yuan dynasty. Chinese people today also see the Manchu Qing dynasty as a Chinese regime, and insist on China’s rule over 
Tibet by dint of Qing political control there. From a scholarly perspective, how do you view this question? How do Western scholars see it generally?
Sperling: In the common view of Western historians, there was a Great Mongol Empire and a Great Manchu Qing Empire. The Mongols considered both Tibet and China as part of the Great Mongol Empire. China says that Tibet became part of China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but if you ask Chinese scholars “whe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each will give you a different answer, because there is no one document, including any imperial edict, that proves that “Tibet belongs to China.” There is none. Tibetan sources are full of evidence that Tibet belonged to the Mongols, but not one document shows they belonged to China. What they showed allegiance to was the Mongol empire. Since the Mongols already controlled Tibet, why would they put Tibet inside the border of “China”? There’s no good explanation for it. So I wrote an article about when Tibet started “belonging” to China.  According to my research, my view is this: the historical record proves that it is incorrect to say that “Tibet came within China’s borders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It is illogical to say so, and the reasons for my argument are clear. 
ELLIOT SPERLING IN LHASA IN 1985. PHOTO: WOESER
The Manchu Qing was also a conquest dynasty. The Great Manchu Qing Empire was not at all the same thing as China. China was merely a part of the Great Manchu Qing Empire. The Manchu Qing, through to its final days, used the terminology of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its Tibet policy. For example,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Manchu Qing official Zhao Erfeng (趙爾豐) proposed that they ought to deal with Tibet the way that Britain dealt with Australia, France with Vietnam, and the US with the Philippines. This language in and of itself proves that it was 100 percent colonialism. These materials from Zhao Erfeng are all in Chinese. You can see from books published in the mainland. Chinese scholars can see immediately that this is an imperialist, colonialist way of thought. Today people think of “empire” as a bad thing, but in Zhao Erfeng’s time “empire” wasn’t a pejorative. All it meant was “we conquered you, you lost to us, and now you must submit to us.” Back then “empire” signified greatness. So there was no need for acrobatics, like “we are a great Chinese nation” or “we’re one big family.”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British and French sailed on the Pacific to China. The Manchu Qing officials they met along the coast had already become Sinicized, and everywhere they saw “Great Qing” written in Chinese, so foreigners didn’t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nchu Qing” and “China.” But in Inner Asia,  the Great Manchu Qing Empire was what it was. The Russians for example kne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eat Manchu Qing Empire and China. Since the Manchu Qing managed relations with Russia as well as with Mongolia and Tibet under the same ministry, the Ministry of Minority Affairs (理藩院), you can tell that it was an imperial mechanism. But the British and the French didn’t 
get it. They refer to the “Chinese Empire” in their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and treaties and so on, and the Manchu Qing emperor approved of this formulation.
But the Manchu Qing Empire was not China. This is indisputable among Western academics. Many scholars outside of China, including some Sinologists, call their studies the “New Qing Studies” (新清史). Fundamental to “New Qing Studies” is the recognition that the “Qing dynasty” was an “empire,” the Manchu Qing Empire. But the scholarly community in China is unwilling to accept this point. This is a denial of history; it is a false history.
THE RUINS OF THE GANDEN MONASTERY. PHOTO BY SPERLING. PHOTO: WOESER.


Tang: Have you discussed the issue of Tibet and the Manchu Qing with Tibet scholars in China?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approaches to historiography?
Sperling: Because of current ideology, Chinese scholars not only cannot say that “the Manchu Qing is not the same as China,” but also must say that “China has been a multi-ethnic, unified country since ancient times,” that “they are all the Chinese nation,” etc. About four years ago, China went back to a theory from the 1980s, that is Tan Qixiang’s (譚其驤) theory. Tan compiled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and is perhaps viewed by officials as the greatest authority on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He wrote a paper on China’s historical territory arguing that China’s historical map ought to be based on that of the Qing dynasty at the height of its reign.  What this means is taking the map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Manchu Qing’s greatest territory to be “China since ancient times.”
Now if that’s so, shouldn’t Britain also be able to claim India, Australia and so on as its own? Western scholars generally acknowledge that historical territory changed, that it was once this way and is now that way. But not China. They count the Qing dynasty’s largest territory as theirs since time immemorial. As for when Tibet became part of Chinese territory, Tan Qixiang said, “Tibet has been China’s ever since there was human activity on the Tibetan Plateau.” He also had an explanation for the facts that Tibet didn’t belong to Yuan China and that instead they pledged allegiance to the Mongol Empire. The gist of his argument was: we shouldn’t speak of dynasties, for example that the Tang dynasty didn’t control Tibet. Instead, we should say that Tibet and the Tang are both China’s! We should say that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Tang and Tibet,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the Jin, the Liao… all belong to China! So he already warped the conventional conception of history. What a joke! Not one scholar outside of China would agree with this. I have never encountered this stance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But China pushes this stance, this bravado, this narcissism. I refuted this theory.
Furthermore, Western scholars don’t think ethnic identity is fixed. It can also change. For instance, what is the nationality of the French? The same goes for Americans. Since national identity is a product of history, it is also a product of human beings. We’re in Central Park right now. I see the people around us—people with different skin colors, of different races—as American. This is the American identity created by history and by people. But if you were to say that Asian people who arrived in America 200 years ago were also American, no one would agree. But China created the new identity of the one “Chinese nation” out of current political exigency, then stuck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nto the Chinese nation. That’s a distortion of history.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if you doubt the official position on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Tibetans, you have separated yourself from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at’s a serious problem. When I was in China in 2001 a rather prominent Chinese scholar said, “Foreigners can say that, but not us. We don’t accept it.” Chinese academics are relatively progressive and open in other fields, lik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They can have all kinds of theoretical debates. But not so in Tibet studies. You cannot argue about Tibet’s historical status. Because it is extremely sensitive, you aren’t allowed to have a theoretical debate. I have yet to meet a Chinese scholar who publicly denies th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SPERLING AND NGAPOI NGAWANG JIGME SHAKING HANDS IN BEIJING, 1991. PHOTO: WOESER.
There have been great achievements in Tibet studies in China, and some really good scholars. But if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Tibet issue, they’ll go on about “restoring the great Chinese family” and such. If you’re talking about national identity, or historical identity, the Chinese have all kinds of untruths. It’s the same as it was in the 1950s. Yet this 50s scholarship still hasn’t decided on a pretext for [its version of] Tibetan history. There were also people in the 50s who said that Tibet became Chinese territory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at Tibet has been a part of China ever since Princess Wencheng (文成公主) was married off to Songtsen Gampo. Of course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1950s didn’t have much knowledge, and they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Tibetan language. The argument that “Tibet became Chinese territory under the Yuan dynasty” came later. When I was in China last year there were still scholars saying that Tibet became a part of China under the Qing.
In 2011 I went to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a closed door meeting about “the Tibet issue and the image of the Dalai Lama.” You may have seen my lecture “Talking about the Tibet issue with Beijing.” When I was done there was a lot of excitement. They said, “We agree with some of Sperling’s points, but not this, not that… I thought about what they said. Yeah, maybe they agreed when I said, “Hi! I’m Elliot Sperling,” and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conference.” They may have agreed with me on those points. Otherwise, I don’t think we agreed on anything else. They asked me questions for two hours, but they weren’t real, challenging questions. In fact, you could say it was a struggle session. For instance, someone said, “I don’t accept your comparison of the Dalai Lama with Gandhi.” It was all questions like that.
China does, of course, have some really brilliant scholars. The Tibetan and Chinese sources I’ve mastered, they’ve read them, too. Obviously the books I’ve written about Zhao Erfeng and Tibetan historical geography can’t be openly published in China, but I know they’ve been translated for internal use by officials. They’ve definitely read them. But I’ve never seen anyone address or refute my position in academic journals.
I’ve also talked about Said’s Orientalism. In principle, Said’s theory of Orientalism is useful for China, since mainland scholars like to use “Orientalism” to counter Western criticism, to cast Western criticism of China as Orientalist. Said’s book Orientalism is published in China. Mainland Chinese academics also use Donald Lopez’s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to chastise Western scholars for their “Shangri-La-ist” view of the Tibet problem. But Prisoners of Shangri-La can’t be published publicly in China. It’s also only circulated internally. Why? Because in his book, Lopez also criticizes China for what he sees as ruthless domination of Tibet.
Autocracies don’t tolerate dissenting opinions. They use the police and the courts to control dissent. Scholars within China’s [party-state] system can’t just speak on the Tibet issue whenever they like. It’s too sensitive. Different voices—Ilham Tohti, Tsering Woeser, Wang Lixiong (王力雄) and other dissident scholars and writers—could topple the great tower of rewritten history and historical theory that China has built.

Tang: You studied Chinese in Taiwan. Have you had any connections with Taiwanese scholars of Tibet? How do they see the issue of Tibet’s status?
Sperling: I haven’t been to Taiwan in over 20 years. My impression is that there are some Tibet scholars there whose Tibetan is fairly good, but they’re mostly focused on religious studies. The people studying Tibetan history and the Tibet issue mainly use Chinese sources. I was in Taiwan in the 1980s, when the country was still under the authoritarian rule of the Kuomintang. The KMT’s view of the Tibet problem is the same as the CCP’s. The KMT has different policies and handles Tibet differently, but in terms of Tibet’s historical status, they are in agreement with the CCP. Taiwanese history books generally say, “Tibet became Chinese territor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is is the official KMT line. They still want Tibet to be “a part of China.” The KMT still has a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  They still haven’t gotten rid of it, because they need it as evidence of “one China.” If they dissolved the commission and then Tibet wanted independence, it would no longer be Taiwan’s concern. I think the mainland doesn’t want the commission to be dissolved either, lest Taiwan take one step closer toward independence. The mainland used to call Chiang Kai-shek “Chiang the Bandit,” but now they praise him. The mainland government would rather the KMT keep its policy of “unification.”

Tang: Could you talk about any work you’ve done with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in Dharamsala? Did the government restrict your research, or offer you support?
Sperling: I also disagree on some points with the government-in-exile. They say that the Manchu Qing didn’t control Tibet, the Mongolians didn’t control Tibet, that these were simply “priest-patron” relationships. This priest-patron relationship I’ll admit, but what exactly is it? These days a lot of Tibetans says that the emperor found Buddhism was a wonderful way to cultivate the mind and the spirit, as if the emperor were just a normal person studying Buddhism. Actually, it wasn’t like that at all. The emperor understood how to use Buddhism for control, for warfare, how to use the “gods” to defeat the enemy. It’s from this angle that I studied how the emperor observed Buddhism. During the Mongol Yuan, Kublai Khan had the same interest in Buddhism, a conqueror’s interest. Of course he thought he could use Buddhism as a means of subjugation. Besides, Buddhism had already spread to the nations under his occupation. I began to research the Western Xia (1038 - 1227) because the Mongols had learned from experience. Before the Tanguts were destroyed, lamas from Tibet came to the Western Xia capital. Tibetan documents record their activities, and I’ve read these sources. The emperor asked the lamas to perform a Mahākāla (Daheitian) kalpa (ritual), to use Mahākāla to resist the Mongol invaders. And it worked: after the kalpa the Tanguts defeated the Mongols in their first battle. This is recorded in both Tibetan and Chinese documents, and the Tibetan ones are more detailed. I’ve written about this in articles on the origins of Sino-Tibetan relations. 
SPERLING AND INDIANA FACULTY AND STUDENTS GREET THE DALAI LAMA.


I’ve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website Rangzen Alliance, like my article “Incivility.” These aren’t academic papers; they’re “good citizen” articles. A good citizen should have a critical eye towards society. I’ve criticized both the government-in-exile and the CCP, but the consequences haven’t been the same. If I go to Dharamsala and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in-exile, no one will be hurt or killed. There’s no comparing the Tibetan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y’re completely different. But there are aspects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that need to be criticized. There are also Tibetans who say, “Why is he always criticizing the government-in-exile? Why doesn’t he call o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ctually, I criticize them both, but the way I criticize each one is different. Also, the government-in-exile can’t restrict me in any way. It’s a government-in-exile. It has no sovereignty in India, so it can’t limit me. As soon as I get to Dharamsala I can use the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as well as the Amnye Machen Institute, an advanced research institute. It’s private, non-governmental. The government has never given me any trouble in Dharamsala; I’ve also lectured there and in the Delhi Tibetan exile community. The government-in-exile never restricted me. As long as someone had invited me to speak, I could do it. Two or three years ago, I went to lecture at the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it was fun: when the library director introduced me, he said, “Last time he slammed us, he really slammed us! Hahaha.” 
I’ve also criticized the Dalai Lama. There are some Tibetans who aren’t happy about this. I think if I were a Tibetan exile, this would pose a bit of a problem, but in the eyes of Tibetan exiles I’m a foreign scholar. There really are some Tibetans who don’t like me. But they don’t hinder me — it’s not lik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t letting me into the country. They’ve never kept me from visiting Dharamsala. They know I won’t live there permanently. After a few weeks or a month or two I’ll come back to America. I can’t say I’m a “veteran” foreigner in Dharamsala, but there are very few foreigners who have maintained ties with the government-in-exile from the 1970s to today. I guess I’m one of them. Anyway, they are happy when I criticiz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t they aren’t when I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in-exile. That’s about how it goes, heh heh. I call things as I see them, but a lot of people don’t like that. They think: well, you could be a little more diplomatic, a little more polite; you could change your wording here, correct that there. But keep doing this, you won’t even know what you believe anymore.
SPERLING WITH JAMYANG NORBU (RIGHT), LI KEXIAN, AND A COLLEAGUE IN DHARAMSALA. PHOTO: WOESER.



Tang: What’s your take on the “middle way” policy?
Sperling: The Dalai Lama is a great man, but in the end he is only human, who can make mistakes in his judgement like anyone else. In terms of the “middle way,” I really think he’s wrong. It’s just that a lot of people aren’t willing to come out and say so. I think because of the “middle way” policy, a lot of Tibetans in exile have given up hope. They won’t admit this hopelessness to anyone, so they have given up resisting and sought personal happiness. They think of ways to get an American green card, they think of ways to immigrate to Western countries. A lot of exiles are like this now. They say, “China is now the fantasy-China of the leaders in exile, the Tibet of the future is the fantasy-Tibet of the leaders in exile.” That is, a free Tibet cannot exist under communist rule that respects no human rights. They all know this, and I think that the exile leaders, in their heart of hearts, know this, too. The fight for a free Tibet is a just one, but now the exile leaders are making it pathetic.

Tang: Since 2008, a lot of overseas Chinese people have supported the “middle way.”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Sperling: I think the factor that makes many Chinese support the “middle way” is the same one that makes the Bodpa support the “middle way.” It’s because the “middle way” is the Dalai Lama’s idea. In China a lot of people know who the Dalai Lama is. Although politically China condemns him, many people still view him as a “living Buddha.” I don’t like this title of “living Buddha”— there are a lot of Chinese people of blind faith. They say the Dalai Lama stands for the “middle way,” so they stand for the “middle way.” But they haven’t considered how illogical the “middle way” is. If they really thought about it, they ought to realize that the “middle way” can’t happen in China. It just can’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really want the Dalai Lama to keep faith in the fanciful, hopeless, impossible “middle way.” They’re happy to see the Dalai Lama go on and on about the “middle wa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people on all sides, because to them this is the ideal way for the Dalai Lama to waste time. They’re just waiting for him to die. Even though there are a few naive Chinese people who support the “middle way,” they aren’t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don’t think about the Tibet issue at all. There are some overseas Chinese who support the “middle way” not with regard to the Tibetans inside China, but to the Dalai Lama. They’re just like some of the Tibetans outside of China and some foreigners. What they support is not Tibet, but the Dalai Lama, they echo the Dalai Lama. They’re willing to see him as a god. And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support the Dalai Lama for their own kind of vanity. They use the Dalai Lama’s name to make themselves look good. These people aren’t just among overseas Chinese. There are Westerners like this, and leaders of the government-in-exile, too. They want to use the Dalai Lama’s name, so of course they “support” him. So it’s a sad situation. 
The Dalai Lama and some Tibetans in exile say, “We have a lot of friends in China. The Chinese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more and more.” I think this is completely wrong. Some people ask me, “What do the Chinese think about the Tibet issue?” I tell them that the average Chinese person doesn’t even think about the Tibet issue. It doesn’t cross their minds. But if something happens in Tibet, they just listen to what the government tells them. They say, “Didn’t we liberate Tibet? Then why are they betraying us? Why aren’t they grateful?” There are also plenty of people who will add, “The Tibetans are backward and savage. They haven’t developed.” The average Chinese person will only get angry at the government if the government’s interests conflict with their own. They have no civic awareness. If it doesn’t concern them, they don’t think about it, or else they’re afraid to get involved. They won’t think, “Why are there all these clashes between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Maybe these minorities have a point? In 2008, a lot of Bodpa had this experience in China: some Tibetans in Beijing faced all kinds of insults. Beijing cabbies would refuse to pick them up as soon as they saw they were Tibetan, and would even curse at them. There were hotels that wouldn’t let them in and told them “you aren’t worthy of the kindness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has shown you.” Ordinary Chinese know in their hearts that it’s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but they refuse to listen, they refuse to think. It’s the same situation in Xinjiang. It’s the same for the Uighurs.

Tang: Whenever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flares up, there’s a big reac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sharp criticism of Israel. But it seems like there isn’t strong condemnation of China’s Tibet and Xinjiang policies. Do you think that’s so?
Sperling: Yes, it’s not that strong. I think at least it’s for this reason, that when the Dalai Lama says “we seek autonomy, not independence,” Westerners get confused and lose the direction or focus of their support. 

Tang: There is a popular view among Chinese dissidents: they believe the Tibet issue has to do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with human rights. Without democracy in China, Tibet can’t be free; but if China democratizes, the human rights issue would disappear, and Tibet would have no need of independence.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Sperling: I think it’s still a “Great China” way of thinking. If the Tibet issue is “between the CCP and Tibet,” then how come the 13th Dalai Lama didn’t recognize Tibet as a pa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fundamentally rejected the notion of Tibet being a part of China. The Tibet issue was influenced by the CCP later on, but at its root it’s not about the Party, it’s a “Great China” problem, a problem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Afte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anchu Qing,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and the republic wanted to maintain the empire. They just changed the words they used: “We’re not an empire, we’re a multi-ethnic country.” This is Chinese chauvinism, the idea that the “Middle Kingdom” controls “all under heaven.”
Also, by emphasizing that the Tibet issue is a “CCP vs. Tibet issue,” doesn’t that upset the Dalai Lama? The Dalai Lama often says that he’s a Marxist and that he likes communism. So it’s contradictory for the Tibet issue to be an issue “with the CCP.” On the other hand, the Dalai Lama doesn’t really understand Marxism. When you hear him talk about it, it sounds like some kind of Christian movement that helps the people and so on. He doesn’t understand the Marxist view of history, he doesn’t understand dictatorship, class struggle — this is all Marxist theory. Of course, Marxism differs from Maoism. Marx’s theories are really interesting, but there are huge problems putting them into practice. All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s in the world that call themselves Marxist are authoritarian, and none have any regard for human rights. Now the Dalai Lama says he’s not against Marxism. Even Lopsang Sangay has said that he doesn’t oppose communism or communist rule. If you’re not opposed to communist rule, does that mean you accept limits on human rights? Communism is not communism if it doesn’t strip human rights. 

Tang:  Do you think China’s denial of Tibet’s sovereignty is related to natural resources in Tibet and East Turkestan?
Sperling: I think at first it’s because of their view of history. The Chinese didn’t think about the issue of natural resources during the Xinhai Revolution [in 1911]. They just thought that they belonged to China. Even though they often said that “China was a semi-colony” etc. etc., they themselves fought for the largest colonial boundaries. India wasn’t a semi-colony, it was an actual colony. But they recognize their own history and acknowledge the changes to India’s historical borders. China’s colonial “wounds” were inflicted by other countries controlling Chinese territory, like the British in Hong Kong and Japan’s occupation of Manchuria. So China wants to recover all of its imperial territory!

Tang: I knew of you before as a Tibetologist and Sinologist. Recently, I learned that you’ve put a lot of effort into trying to rescue Uighur professor Ilham Tohti. Then, have you also done research on the “Xinjiang problem”? Could you introduce the work you’ve done on Xinjiang?
Sperling: I’m interested in China’s policies towards nationalities and the situ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but I’m not an expert on the Xinjiang issue. Ilham Tohti is a very important person. Look at Ilham’s website, “Uighur Online.”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Uighurs and Xinjiang was there. I first noticed him in 2009. Public Security had him and no one knew where he was being held, so I signed an open letter calling for Ilham’s release. But I didn’t meet him face-to-face until 2012. It was a truly happy occasion, and we became friends. I invited him to the US, to come to Indiana University as a visiting scholar in 2013-2014, for one year. But, as everyone knows, he was stopped at the airport and wasn’t allowed to leave the country. He’d already been under house arrest several times. He was detained this January [2014]. From that point until now, only his lawyer has seen him, and only once.  He’s in a terrible situation. They’re rough on him. Of course I’m worried about how they’re treating him. Ilham and I have talked a lot. I know he doesn’t support East Turkestan independence. Besides, he writes in Chinese. His Uighur is excellent, but he writes in Chinese. He wants his website and his writing to help Han people in China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in Xinjiang and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doing there. He wants dialogue. It’s just like Wang Lixiong said: among Uighur intellectuals, Ilham is probably one of the few who doesn’t support East Turkestan independence. He wants dialogue, but have you seen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reats him? They say he’s a separatist, that he praises terrorist activities, and on and on. If this is how they treat someone who’s willing to have dialogue and compromise, then there’s no hope for the Uighurs. 
SPERLING BEFRIENDED ILHAM TOHTI IN BEIJING IN 2012. PHOTO: WOESER.



Tang: Even though you’re not a Xinjiang expert, I still want to ask: what’s your general sense of China’s claim that “Xinjiang has been a part of China since ancient times”? 
Sperling: First, this is how I see it: since 1949, so much blood has been shed in Tibet and Xinjiang. They’ve been under such brutal rule. Having gone through this, they should decide their future for themselves.
When people ask me if I think Tibet should be independent, I say, “It’s not for me to decide. It’s for the Tibetans to decide.” Of course I still imagine that if Tibet did gain independence, my greatest wish would be for Tibet and China to be equal, to have friendly relations. I hope they would both be democratic countries. And I hope that Chinese people would continue to go to Tibet, not of course to control their economy, but to travel, to study Buddhism, to help Tibet develop. I hope that Bodpa would go to China, too. I hope the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would continue to exist. That the two countries would have a relationship of mutual benefit, and that they would both have seats at the United Nations. I don’t want hatred to linger between them. This is my sincere hope. I believe the future of Tibet should be decided by the right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Tibetan history is a great tragedy. Just based on this alone, the Tibetan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decide what kind of future they want.
Xinjiang is the same. They’ve been under the same kind of brutal rule. These people must freely express their own will. Without the pressure of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on them, they ought to speak freely. It’s their right. As for saying that Xinjiang is historically a part of China, obviously that’s twisting history. China says that artifacts from the Han dynasty have been found in Xinjiang, which proves that Xinjiang belongs to China. But you can find anything on any kilometer along the Silk Road. They’ve also found ancient Chinese coins in Rome. Does that mean that Europe belongs to China? That doesn’t make any sense. It’s the same as China declaring its right to the South China Sea, but in Xinjiang they’re even crazier. Over the past few centuries, Xinjiang has been most closely tied to Central Asia historically, culturally and politically. They didn’t have any connection with China. The Central Asian peoples were made a part of Czarist Russia, then the Soviet Union, and now, they’re no longer within Russia’s borders. Xinjiang’s history is complicated. You can’t say it’s belonged to China since ancient times. That’s Tan Qixiang’s “historical method.” History is always changing. The map we see today isn’t necessarily what it will be 100 years from now.
SPERLING ACCOMPANIED JEWHER ILHAM TO RECEIVE THE MARTIN ENNALS AWARD ON BEHALF OF ILHAM TOHTI FROM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ZEID RA’AD AL HUSSEIN IN GENEVA IN OCTOBER, 2016. PHOTO: MEA
China labels the peoples of the territories as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just because China ruled over them for a few years or a few decades in the past. But this identity of “ethnic minority” is really problematic. “Ethnic minorities” were created by China alone. It’s not a natural classification. What is an “ethnic minority”? What are their characteristics? In fact, each group i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But if you look at sources from the 1980s about “ethnic minorities,” all they say is that they’re “good at song and dance” and are “colorful.” Besides this, for example the Tibetans, the Zhuang, the Yi, what connects them? What common features do they share? Language, culture, history? They have nothing in common.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Uighurs, they should be considered Central Asian. China has labeled them East Asian according to their modern history, but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Uighurs belong to the Central Asian cultural sphere. When Chinese officials describe the age of a Tibetan mural, or when a temple was built, or any other historical artifact, they don’t use the Gregorian calendar. They use the Chinese calendar system instead: this dates to the Tang dynasty, that to the Song, etc. They do the same in Xinjiang. We know that the native peoples of Xinjiang, their ancestors were Indo-European, Central Asian, and Turkic. They don’t consider themselves to be Chinese. Their languages are Indo-European and Turkic. But China’s logic is this: from the moment a Han Chinese person set foot in a place, it became a part of China. China argues the same point for its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s long as Zheng He crossed that point, it belongs to China. This is bound to create conflict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these conflicts have no logical basis.

Wang Lixiong, Ilham Tohti, Elliot Sperling, Tsering Woeser 2012.Beijing

Tang: Some people compare the Tibet issue and the Xinjiang issue to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What do you make of that?
Sperling: There are those who say these conflicts are the same, but they really aren’t. Perhaps you could say a similarity exists: there are Westerners who support Tibet, but they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many aspects of the Tibet issue. It’s the same for the Middle East. A lot of people say they support Palestine, or that they support Israel, but they don’t arrive at these opinions based on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JERUSALEM, 2012. PHOTO: WOESER.
The problem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quite complicated. The Muslim world also has a tradition of anti-Semitism, though certainly not everyone is like that. In the past, many Muslims societies didn’t recognize the individual, only the ethnicity or the group. Certainly, Jews were persecuted. It was the same in the West. In history, Jews frequently faced pogroms and exile. In medieval Germany, there was an attitude that “the Jews want to get rich, so we must kill them. We can’t let them flourish.” I’m not saying that we should excuse Israel’s current policies. I’m not fond of Netanyahu, and I don’t agree with Likud’s policies. What I mean is, there are anti-Semitic forces in the Arab world, and the Palestine-Israel conflict isn’t one-sided. I must say that I oppose Israeli settlement on the West Bank of the Jordan. I also believe that Israel can engage [Mahmoud] Abbas in dialogue. He’s made a lot of compromises. In this respect he’s better than Arafat. But he hasn’t gotten the chance. This is a big mistake on Israel’s part.
But there are people who don’t consider the complexity of the issue, fantasizing Hamas. For instance, in Gaza, eight months after Israel withdrew—the borders hadn’t been closed—Hamas launched an attack on Israel from Gaza. No one seems to have noticed. But when Israel attacked Hamas, then everyone took notice. This explains the psychological element of why many people in the outside world support Tibet or Palestine. It’s about people and culture, but they’ve forgotten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conflict. And I must emphasize, when I say this, it is not to excuse Israel. It’s similar to the Tibet problem. There are those who really don’t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issue. Like when I criticize the Dalai Lama or the government-in-exile, they tell me, “You’re against Tibet, you’re against the Dalai Lama.” The truth is, our world is full of complexity.
The Palestine-Israel conflict is a real tragedy. The Jews and the Palestinians both have the right to build a state. Some aspects of the Tibet and Xinjiang problems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Palestine-Israel conflict. The Han people aren’t fighting to exist. The Palestine-Israel conflict, by contrast, touches on the existence of two people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oth work to come to terms with each other, and both should admit the mistakes made on their side. 
Now people generally find and accept simple viewpoints that they see on Facebook or Twitter, and they treat the Palestine-Israel conflict or the Tibet and Xinjiang issues simplistically, too. There are people who say, “All Uighurs are terrorists.” First of all, while we must acknowledge that there have been terrorist activities, that’s doesn’t mean that their struggle for freedom is a terrorist movement; second of all, the fact that some people used terrorist tactics doesn’t justify China’s suppression, just as terrorist activity among some Palestinians doesn’t mean that Netanyahu and Likud are right. And another thing. In Israeli society, there are people who oppose Netanyahu and Likud’s Palestine policies. They can protest and hold demonstrations. There are soldiers who oppose occupation and refuse to serve in the West Bank or in Gaza. Could any of that happen in China? But if you ask most Westerners, “Whose predicament is the worst, the Palestinians’, the Tibetans’ or the Uighurs’?” They’ll say the Palestinians’. 
The Jews still face problems in the Western and Muslim worlds. For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anti-Israel—I’m not saying they themselves are anti-Semitic—their view on Israel is anti-Semitic. Recently I’ve seen a lot of anti-Israeli writing that actually says “kill all the Jews.” But look at what the Russians are doing in Ukraine right now. Is anyone saying to “kill all the Russians”? They reserve this language for Israel. They say it’s a Jewish problem. This clearly proves that anti-Semitism still exists in Europe. These people don’t admit that they’re anti-Semitic, but they don’t realize what their words represent. They’ve been influenced by a certain type of thinking in which Jews are especially bad. Of course, if you ask them directly if that’s what they believe, they’ll deny it. Before, they could express these ideas publicly because there was a social basis for anti-Semitism, and they didn’t have to hide their sentiment. Today, while they won’t admit it, they really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anti-Semitism.
As I said, I dislike Said’s Orientalism. I think it’s simplistic. It makes sweeping generalizations about Westerners: Westerners are like this, so inevitably they are prejudiced, and elitist, too;  they had to press imperialism on the “Orientals,” and it couldn’t have been otherwise; Western literature and art have all been influenced by this elitism, etc. etc. This is ideological, just like the CCP talking about “proletariat thought and proletariat morals,” the idea that every member of the proletariat is exactly the same. What’s interesting is that Said isn’t willing to say who among those who are anti-Israel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Muslim world, and in which respect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Jews wasn’t all that bad in the Muslim world, even though there were some wealthy Jews, just like there were wealthy Jews in Europe. There are good people in the Muslim world, but there is also discrimination against Jews. I’m not at all saying that if a society is prejudiced, then every non-Jew oppresses every Jew; just as in the American South not every white person is prejudiced and violent against non-whites. There are also black people who have done well there, just like in the North. But they still live in a cruel, prejudiced society. So the situation isn’t simple. Said isn’t willing to apply this method of analysis to the Muslim attitude toward the Jews. There are those who say the Jews forced the Palestinians from their villages — that’s true. On some occasions it was because there was war, on others there was no good reason. It’s complicated; but the first expulsion happened in 1929 in Hebron. It was the Arabs expelling the Jews. They killed a lot of Jews, then forced them all out. Nobody talks about that. I’m not saying that we should excuse Israel’s policies, but Jews do have rights. This is also something they should consider. 
What I mean is that the situation is incredibly complex, but people only want to see one simple side of it. Before 1967 Americans thought of Israel as good and Arabs as bad. Now it’s been reversed. People like to simplify problems. When I try to explain the complexity of these issues, people tell me, “Oh, you support Netanyahu.” In India there are Tibetans who tell me, “Oh, you support the CCP. You criticize us instead of them.” There are also people who say, “Sperling always gets a visa to China. He’s definitely a secret agent for the CCP!” It’s like one crazy person saying “Woeser hasn’t been detained? Then she’s got to be a secret agent.” Before he was caught, people said that about Ilham Tohti, too. Now that I’ve been refused entry into China, I wonder what they think about me being a spy, heh heh. 

Tang: I heard that an interested party from China has approached you about “collaborative scholarship.” It seems they want to give you research funds. Did this actually happen?
Sperling: Now, this is a funny story. They wanted me to be a spy in the U.S. They said, “You’ve been involved with the U.S. government.” That’s true. During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I was on an advisory committee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They said, “Shi Boling (史伯嶺), you know U.S. government officials, don’t you?” I told them, “Yep, I know a few.” They asked who, but I pretended that I couldn’t understand them and didn’t respond. Then they asked, “Shi Boling, you know the American government’s view on the Tibet issue and its Tibet policies, right? We’d like to ask you to write some reports for us.” I feigned misunderstanding again. I said, “I’m very open-minded on the matter. You can look online and see what I think. Everyone knows.” They said, “no, no, we need you to give us an exclusive report.” I said I couldn’t, I refused. This happened in 2010, when I was in Beijing for a conference. I reported it to the US embassy. I told them I’m American, that people in China asked me to be a spy for them back in the U.S. The business cards they gave me were from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at the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omeone told me it was fake. A few of them, including their boss, invited me to dinner. We had a private room. You know how it goes in China: baijiu, drink, drink, bottoms up, bottoms up… after that I went back to my hotel room.
The next day the conference attendees were taken to visit a few Ming dynasty temples just outside of Beijing. They also treated us to dinner along with two or three other foreign scholars. It was a big banquet. Among the people soliciting me was a man who had all these Tibetan images of the Buddha, very valuable. After the banquet he asked us to go look at his collection. I got back to the hotel around 11 p.m. I was going home the next day. But the phone rang. It was one of those people from the banquet. He said, “Shi Boling, we’d still like to chat with you.” I said, “I’m sorry, it’s very late, I’d like to sleep.” They replied, “Then how about we meet up tomorrow?” I said, “I’m leaving tomorrow” and hung up the phone. They called again at seven or eight the next morning and asked if we could meet. I said, “But I have to leave today,” and hung up. Ten minutes later, they called again: “Hey Shi Boling, we can take you to the airport.” But Woeser had already agreed to take me to the airport. I refused and told them a friend was taking me. I didn’t want to linger in the room any longer. I left the hotel right away and waited for Woeser at a Starbucks nearby.
My guess is this: the first time they asked me to dinner, when they wanted me to write “exclusive reports” for them and I rebuffed them; they hadn’t brought up money. Maybe they thought that was why I had refused. So the next day when they kept pursuing me, it could have been to talk about money. In 2011, when I was a visiting scholar at Peking University, they found me again. The same people asked me to dinner and continued to press me to work with them. Slowly, cautiously, they felt me out. They said, “We’d like to invite you to our office. Think about it. If you’d like to come over, let us know a few days beforehand.” I thought: does their office even exist? Do they need me to tell them in advance so that they can buy office furniture and find some actors to be secretaries? Ha ha. In 2012 I went to Beijing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t the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I got there a few days early to show my daughter around the city. I didn’t tell any of the other scholars about our trip. But again I got an email from them saying they knew I would be at this conference and that they wanted me to contact them. The night before the conference they sent another email asking for my cell number. I told them my SIM card was having issues in China, and that if they wanted to meet with me they could find me at the conference. They didn’t show up. Here’s what I think. Maybe there’s a “capitalist” competition in Chinese intelligence. If they want funding from the relevant bureau, they might say, “We want to work with Shi Boling” or some such.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or not I agree to cooperate, but they want to get funding this way. This is my guess. I don’t know what’s really going on.



MS. TANG AND SPERLING AT THE CAFE WHERE THIS INTERVIEW TOOK PLACE IN JULY, 2014.
Throughout the interview, Professor Sperling used the Tibetan words Thubhothi (Tibet) and Bodpa (Tibetan person), rather than the equivalent Mandarin terms, Xizang (西藏) and Zangren (藏人).

[1]Jamyang Norbu is a Tibetan writer in exile. He was a member of the Tibetan guerrilla group known as Chushi Gangdruk (1958-1974) at their base in Mustang, Nepal. He created the “Green Book,”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s tax system, which has financially supported the government since 1972. He also founded and directed the Amnye Machen Institute in Dharamsala. Norbu moved to the US after living in India for four decades. A supporter of Tibetan independence, Norbu has written a number of books and articles in both English and Tibetan, including the 1989 political commentary Illusion and Reality. His 2000 novel The Mandala of Sherlock Holmes (published as Sherlock Holmes: The Missing Years in 2001 in the US) won India’s Crossword Award for English Fiction and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ore than ten languages.

[1] Thubten Jigme Norbu (1922-2008), also known as Taktser Rinpoche, was an author and activist devoted to Tibetan independence. He was a professor of Tibetan studies at Indiana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He was also the oldest brother of the 14th Dalai Lama.

[1] Because the recording is unclear at this point, I am unable to hear the name of Sperling’s other advisor.

[1] Early Ming Policy toward Tibet: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Early Ming Emperors Adopted a “Divide and Rule” Policy toward Tibet. Indiana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1983.

[1] Elliot Sperling was a recipient of the MacArthur “genius grant” in 1984.  

[1] “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2004.

[1] “Tibet and China: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Since 1950.” China Perspectives 2009/3. For a more complete list of Sperling’s publications, see Roberto Vitali ed., Trail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 Papers for Elliot Sperling, Dharamsala: Amnye Machen Institute, 2014.

[1] “Tibet and China: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Since 1950.” China Perspectives 2009/3.

[1] Tan Qixiang, "China in History and China's Historical Borders"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May 1981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thnic Relations, available online)

[1]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 was disbanded in September, 2017.

[1] Uighur Online, or Uighurbiz, was launched in 2006 and permanently shut down in January, 2014, after the arrest of Ilham Tohti. Over the years of its running, it was repeatedly suspended or attacked, and because of it, Ilham Tohti became a target of intense pressure from police.

[1] I interviewed Sperling on July 27, 2014. At that point, Ilham Tohti hadn't been sentenced yet. Six months later the Urumqi Intermediate Court convicted him of "separatism" and sentenced to life in prison. He is being held at the Urumqi Number One Prison. On March 31, 2014, PEN International gave Ilham the Barbara Goldsmith Freedom to Write Award.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figures and organizations have nominated him for the 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 including the Dalai Lama and Elliot Sperling. On October 11, 2016, Ilham was given the 2016 Martin Ennals Award for Human Rights Defenders. Sperling, who has doggedly supported Ilham, went to Geneva with Ilham's daughter Jewher Ilham to receive the prize. 


-------------------------------
Related:
The History of Tibetan Civilization: A Talk Series with Elliot Sperling, Trace Foundation, March, 2016. Session One, Session Two, Session Three, and Session Four.
Tibetan History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by Prof. Elliot Sperling at Charles University, Prague, November 11, 2016.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Issues in Tibet's History by Prof. Elliot Sperl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Zurich, November 17, 2016.

-------------------------------
Chinese original:
 《唐丹鸿:2014年对美国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