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10日星期三
西藏流亡政府新当选的噶伦赤巴洛桑森格博士就职演说全文
西藏同胞们:
印度伟大智者莲花生大师把佛教传入雪域藏土，今天是他的华诞。在这个吉日，而且还有我们最敬爱的达赖喇嘛尊者莅临，我心怀谦卑接受噶伦赤巴（首席噶伦）的职位。
我们召唤善神，祈求西藏的众佛和菩萨看护和指引我们。流亡他乡的勇敢的善男信女给予的惊人支持，在被占领的西藏兄弟姐妹们与我同心和给予声援，令我感动不已。他们的支持激励着我们。他们的祈福让我们得以持久。
我在精神上得福于达赖喇嘛尊者，在政治上被授权去继续延展伟大的达赖喇嘛制度的历史合法性。我站在这里不是我个人的成就使然，而是在西藏和流亡在外的无数先辈长者辛勤工作和牺牲的结果。今天，我在此发愿，去发扬光大我们先辈们留下的伟大遗产。我向你们，我的西藏同胞们，发出誓言，竭力去壮大我们的运动，持之以恒，直到西藏最终重建自由、尊者达赖喇嘛回到家园。
一个世纪以前的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逃离家园时最后看了布达拉宫一眼，并向他的人民发誓：“我一定会回来。”当时我们的祖先还没受过现代教育， 也不谙城府，但靠着献身和同心，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成功帮助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家园。在1913年初，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尊者再次重申西藏独立于中国。几乎是半个世纪后，在1959年三月17日的一个改变命运的夜晚，尊者十四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发自肺腑地立下了同样的归家誓言。
今天，帮助和确保尊者归家的重任落在了受过现代教育、见多识广的新一代藏人身上。我们能够像我们的先辈一样以同样的献身、团结和投入精神做到锲而不舍吗？如果我们能做到，我们就会成功；如果不能，就会失败。
毋庸讳言，我们面临的任务像喜马拉雅山那样艰险、庞大。但从我们历史上成千上万捐躯献身、竭尽全心的勇敢藏人身上，我们得到鼓舞！我们没有选择，而是惨遭暴力把我们分离。我们一定会到达自由的山顶，把喜马拉雅山两麓的西藏人团聚一起。
我允诺致力于实现尊者十四达赖喇嘛的设想，建立一个真正世俗化的民主社会。今年藏人活跃的选举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对于真实的民主和人类自由普世价值的认同。我们的民主选举显示了，西藏的统一是建立在普世民主价值观上的，并以其为推动力。它超越了地区、教派、性别、族裔、信仰和代际的差异。
这次选举的结果向中国政府的强硬派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西藏领导层不是在消解。作为民主制度，我们只会随着未来年岁的流逝而茁壮成长。我们会持久坚守。
让我讲明一点：我们的斗争不是针对中国人民的，也不是针对中国这个国家的。我们斗争矛头所指，是要反对中国政府在西藏推行的强硬政策。我们斗争矛头直指那些剥夺西藏人民自由、正义、尊严和特性的人。中国当局和我们的汉人朋友都必须认识到，西藏人民的怨屈是多重的，也不是虚构的。
今天，我的西藏同胞们，在就职宣誓中我重申我们的先辈在两千年前藏汉签署的唐蕃（汉藏）会盟立碑文中确立的理想，致力开创一个伟大的纪元：“蕃于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
在1950年代，中国军队第一次开到西藏，他们向藏人许诺“社会主义天堂”。一些藏人帮他们修通从中国通往西藏的公路，还领到以银元支付的工钱。那时的中国士兵还很有礼貌，也善待我们的前辈。
然而一旦道路修通，坦克就包围了城镇战略要地，卡车就直奔矿产和资源丰富的深山老林。中国工人随之而来，开采挖掘价值亿万的金、铜和铀。似乎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彬彬有礼的中国人变了，变得傲慢、跋扈和暴虐。他们也动枪了。战事爆发了。死亡和破坏接踵而至。
幸福的大纪元被抛入危境。我忧虑，从此以后西藏人在自己的家园成了二等公民。
在被占领的西藏，政治压迫、文化同化、经济挤压和环境破坏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新建的铁路线源源不断地运进重型设备来剥夺我们的矿产资源，也带来更多的汉人移民达到在人口上对西藏强势控制，并削弱我们丰富的文化和自我认同。今天的实际情况让人难以相信：汉人控制大约70%的私营经济，50%以上的党政公共部门的职位。与此相比，通过刻苦努力获得大学和高中文凭的我们藏人兄弟姐妹却有近40%陷于失业。众所周知，让这些统计数据变得更坏的是，中国的官员把西藏当作个人承继来的私产，俨然以封建主自居、行事。
但三年前，也就是2008年，从阿里到阿坝，从拉萨到理塘， 从塔尔寺到工布，藏人男女老少、农牧民和僧尼起而抵抗中国政府在西藏的统治。他们对汉人的压迫和虐待发声反抗，喊出了统一的口号：我们要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在此我明确立场：藏人行政中央不鼓励抗议行动，部分原因在于我们都不能忘记，即便对于自由平和的表述，中国政府都是粗暴地回应。但是，支持我们无畏的同胞，为我们无法发声的同胞发声，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经历六十年的弊政后，西藏没有成为中国官员许诺的“社会主义天堂”。在西藏，今天只有殖民主义，没有社会主义。西藏不仅没有实现潜能成为“天堂”，中国的强占让她变成了一出悲剧。近来，许多北京的官员访问拉萨，纪念“和平解放”六十周年。现实情况却是，纪念活动是在心照不宣的戒严状态下进行：军队荷枪持弹、配备机关枪等自动武器巡逻在拉萨街头，屋顶上布置有眼明手快的狙击手，外来游客被全面禁止进入西藏。显而易见，北京在西藏的统治既无正义，又无前途。
尽管在西藏悲剧重重，我们仍然向全世界、尤其我们的华人朋友阐明，我们继续坚持非暴力原则。我们与中国和汉人并无仇恨，而是尊敬待之。在我们先辈智慧的指引下，我们将继续追随“中间道路” 的政策，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实现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我的西藏同胞们，这是一个藏汉双赢的提议。我们信奉西藏和平解决方案，也就是说，通过和平程序和和平对话。我们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中国政府和谈。
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力图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它有世界上主要大国中成长最快的经济，也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为后盾。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道德的力量却裹足不前。道德力量是不可能在市场上购得，也无法用军力来充实的。它只能赢得。只要西藏人还在受压迫，抵抗就会持续，对中国的尊重就会丧失。为西藏问题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就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既会提升中国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正面形象，又会有助于维护它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在中国的汉人和在海外大中华移民社区的华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帮助中国克服它的道德缺失。
过去的十六年，我一直努力与成百上千的汉人学生学者接触，并在哈佛大学组织藏汉学者就西藏问题展开过无数次研讨。我将继续走出去与汉人接触，建立相互的理解和信任。我也想向美国、欧洲、国际共同体和国际声援西藏组织表达我们发自内心的感激和谢意。我呼吁国际社会站在我们一边，帮助我们去挣得公正、自由、尊严和平等，同时说服北京和平地解决西藏事务。为西藏今日的困境寻得持久的解决方案将是二十一世纪最有意义的大事之一，因为它必将加固我们的信心，相信人类建设世界和平、非暴力和全人类自由的能力。这不仅仅是西藏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处弱势、遭挤压民众的胜利。
我们继续并将永远感激印度人民和政府为西藏人民提供避难所，并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间接纳我们客居。对我们许多居住此地的人来说，印度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藏人行政中央将维护和继续尊重西藏和印度人民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们欠印度政府和人民已经很多了。我们的合作还会继续向前。在此，我们谦卑地向印度政府和人民呼吁，希望你们继续支持我们，并把西藏看作印度和中国关系中的一个主要议题。
在未来的五年，藏人行政中央将以团结、创新和自立为指导思想，不断强化争自由运动，如果需要，我们将继续又一个五十年。我强烈要求西藏内外的藏人支持拉嘎运动（注：藏语，意为星期三运动，星期三是尊者的魂星），以西藏特性为荣，并发扬光大它，显示我们的团结，拥护我们的统一，让雪域西藏精神永存。我相信，只要一致努力，我们就会营造一个生机勃勃的环境，在世界各地强化藏人的制度和社区。
在流亡期间，我们将努力创新，力求改善藏人的生活。教育将是我们第一位的优先考虑。正如尊者达赖喇嘛所教导我们的，分享知识是“达到永恒不朽的大道”。它是点亮西藏未来之火。在未来的二十年里，我们将在十五万流亡藏人中教育和培养一万专业人才，同时我们也呼吁西藏境内的藏人达到十万专业人才的目标。
我们将继续推动藏人行政中央的专业化，通过吸纳技术和社交工具，确保政府更便民和更透明。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未来的几个月我们将建立一个西藏政策研究所，使之成为一个知识平台来前瞻、设计和实施富强西藏的政策。我们也将建立“姐妹社区”来加强在印度和在西方国家的藏人团结，引入西藏联合会作为一种运动形式吸收西藏内外的藏人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艺服务西藏、为青年人制造就业、同时建设可持续生存发展的社区。
与所有的藏人一道，对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教授在过去十年间的卓越领导，我感到万分感激。我感谢他和他的干练的内阁成员在政府顺利交接过程中展示的热情友好和高效协作。在未来工作中，我将遵循流亡藏人宪章、尊重最高法院，与尊敬的议长和选入第十五届议会的先生和女士全面合作共处，并领导我们优秀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公务员们来实现这一承诺。
总之，我们务必牢记，尊者达赖喇嘛下放政治权力，并非完全给担任首席噶伦的我，而是给所有的西藏人民。在尊者不卷入政务后，他对人民的信任和信心以及过去五十年间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能否独立生存繁荣将经受挑战。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验。对于司法、议会和行政系统的领导层来说，这也是考验他们能否不辜负尊者的期望、以一个高效和统一的实体展开工作。这是我们的挑战和机遇。
我以特别的紧迫感向年轻一代的藏人讲几句话。我需要你们的支持、能量、和才能，一起顶天立地、迈向自由。让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为自由奋斗或会赢得正义，或会遭遇失败；西藏或会从世界地图上再现，或会完全消失；西藏人作为民族可能会存活下来，或称为博物馆的一件展品。藏人的坚毅和自豪、智慧和意志、勇气和献身，都会得到真正的检验。
这不是仅仅停留于挑刺和犬儒的时候。这是需要勇气的时刻；也是需要信念的时刻。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我们需要自信，相信我们是西藏人，我们能成功。对年轻人来说，在国际和国内舞台上担负起更多的领导作用，这一时机已来到。请记住：如果我们不为之，没人会代劳。
我的西藏同胞们，对此我非常确定，机会将到来，我们盼望的那一天会到来。但如果我们不精诚团结、做好共同迎接挑战的准备，我们只会失败。团结至上，这不能打任何折扣。它是我们事业的基石。不能团结一心将会全部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将竭尽全力不让绝大多数的西藏同胞失望，他们对我们寄予厚望， 会密切关注今后我们的每一项举措。但我们有幸可以感到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敬爱的尊者达赖喇嘛就在我们中间，随时为我们贡献智慧。
在我当选首席噶伦后的第一次召见会上，尊者达赖喇嘛提醒我，几乎二十年前，也就是1992年，我也是坐在同一个位子第一次与他见面。尊者告诉我，我的噶伦任期会很吉利；我会努力让他的预言成真。但无论如何，仅靠我的双手是不够的。就像达桑占堆实现了辅助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归拉萨的事业，我祈求大家向我伸出你们的一千二百万之手，助我实现达赖喇嘛尊者在1959年三月17日那决定命运的夜晚所发的愿：他会回到西藏。
对在西藏的兄弟姐妹们，我今天信心十足地想对你们说：我们很快就会相会。尽管我从未被允许踏足西藏，西藏每天都在我心里。我生为西藏人，我引以为豪；我当骄傲地死为西藏人。当我活着，我就会矢志为自由而战。我先逝的父亲像我们许多父母一样未能回到西藏。我的西藏同胞们，这将不会是更多西藏人的结局。只要团结一致，我们就能实现尊重达赖喇嘛回归西藏、我们的人民重新团聚、自由在西藏重建。
今天，我们身处佛主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印度圣土；明天我们会相聚在佛教深入六百万人心灵的雪域圣土。我们一直都准备着开启一个史诗般的伟大历程，从佛法住所印度达兰萨拉迈向雪域佛国的圣城拉萨，从尊者达赖喇嘛暂居的山镇通向属于他的圣城。
这是我们的向往。这是我们的奋斗。这是我们的梦想。六百万藏人秉着统一、创新、自助的原则，胜利就会属于我们。尊者达赖喇嘛长寿！
祝西藏胜利！
嘉央诺布：西藏主权独立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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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嘉央诺布 |
中文翻译：扎西顿珠
功能齐全的国家
中国入侵之前的西藏是一个具备所有国家功能的独立国家。历史上的西藏从来没有威胁过任何邻居；同时在没有任何外界援助的情况下，上千年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西藏也从来不欠任何别的国家的债务和人情。虽然旧西藏是一个封闭的和神权统治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然而上千年来西藏境内却一直持续维持着法律和秩序，并认真遵守与其它国家之间签订之各项条约。西藏也是全世界最早颁发并执行有关保护野生动物和环境的法律的国家之一， 早在1642年，甚至更早年代，西藏政府已经颁布了保护动物与环境的“山川令”。
大约在1896年西藏政府就已经废除了死刑，西藏是全世界第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1900年访问拉萨的俄罗斯探险家崔比科夫（G.Ts. Tsybikoff）写道：“达赖喇嘛担任西藏政教首脑，他的杰出政绩之一就是废除了死刑。” 这样的事实一直被后来到西藏的旅行家们所证实。在西藏人的历史上，没有任何记录显示藏人曾经迫害过西藏的少数民族（如穆斯林），也没有像中国政府在1989年那样屠杀自己的公民。西藏与其接壤的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边界完全没有设防既是这样，被称为 “伟大的旅行家”的西藏人，在那时很少有逃离自己的家园而在他国成为经济或政治难民。共产党入侵西藏之前，美国和欧洲没有一个藏人移民。
外国军事入侵不是“和平解放”
1950年10月5日，“人民解放”军第18军第52、第53及第54师（多达40,000军人）突然袭击了西藏边境金沙江沿线守军，该处是1933年以来藏中实际停火线，当时那里有3500名正规藏军驻守，同时还有大约2000名康巴游击队。
在此之前的1949年底，共产党军队进入西藏东部（康区）和东北部（安多）地区，这些地区当时是由国民党支持的地方军阀政权军事占领。中国学者最近研究表明，毛泽东于1950年1月22日会见斯大林时请求苏联空军协助运输入侵西藏的战争用品，斯大林当时回答是：“你准备进攻西藏是件好事，西藏人需要被征服。”
英国报务员罗伯特.福特（Robert Ford）（当时在为西藏政府服务）在西藏昌都前线记述了当时的战况：在位于金沙江干流上的主要渡口岗拖-卓卡（Kamthok-druga）的保卫战中，藏军差不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另据一位英国传教士也在当时目击这一战况，称位于南方靠近芒康的竹巴笼(Druba-rong) 河口，英勇战斗的藏军前线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幸存者最后不得不向西撤退，并经四天的撤退与整休之后，藏军主力一个团已所剩无几。金沙江沿岸主战役结束两个星期后，藏军终于投降。中共官员的自传中也同样记录了当时的战争：“昌都战役中，很多藏人被打死和受伤” 。相对于中国武装力量， “......西藏士兵英勇奋战，但他们缺乏足够的人员和更好的训练”。根据西方唯一撰写有关中国入侵西藏的军事专家写道：“......共军遭受了至少一万人的伤亡。”
当时，中国军队一个团是从新疆方向袭击西藏。一名中国士兵在他的传记里提到，由于（西藏西部）阿里地区葛才（Gertse）地方的牧民游击队的抵抗，我们的部队被迫停止前行。
1956年爆发康巴大起义，其时零星的起义早已在安多各地爆发，后来起义遍布西藏全国，最终导致1959年3月的全民起义。游击队（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才终于全面停止。从1987年到1990年，以及最近的2008年，伴随着中国政府的严厉镇压，遍布全藏区的抗议浪潮始终没有停止，所有这一切表明，西藏人的抗争从来没有停止，直到今天。
种族和文化灭绝
自1956年以来，成千上万的藏人在战争中被杀害。更多的人则在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劳动营和毛泽东的大饥荒中不幸死亡。虽然无从获知准确的死亡人数，但西藏政府通过对大量的幸存者的采访作为调查基础，提出了一个大约的数字是120万藏人（因为中共入侵）而失去生命。尽管这个粗略的统计数据受到某些人的质疑，但因为缺乏有力的反面证据或是从中国官方的详细记录，迄今未有人能够否定这个结论。也因此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得出结论，有证据表明中国已在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罪。
西藏被占领后，有计划地，有系统地破坏了成千上万坐寺院，庙宇和历史建筑。上万吨珍贵的西藏宗教文物和艺术品遭遇大规模掠夺和抢劫，并批发到中国和世界各地。直到今天，相关的图片和新闻报道仍然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地关注。这种作为国家行为的有组织的盗窃和营销行为迄今仍然没有停止。今天，除了文物贩子和收藏家以外，很难知道还有多少文物最终能够幸免于难。
国旗
现代西藏国旗是1916年正式确认使用。 1930年首次亮相于英国官方正式出版物。1934年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世界旗帜”专刊上。1937年德国出版物“世界各国国旗”中包括了西藏国旗。西藏国旗甚至也成为1933年欧洲香烟卡系列的图标之一。据杰出的旗帜学家皮埃尔.赖斯.沃姆（Pierre Lux-Worm）教授，西藏国旗是基于七世纪吐蕃王朝国王松赞干布制定的古老的雪山狮子标准图案的基础上设计完成。
需要说明的是，联合国超过90％的各国国旗其实是在二战以后才设计出来的，这当中包括中国的国旗。西藏国旗于1947年在印度召开的由圣雄甘地发表演讲的第一届亚洲会议上正式亮相。圆形徽标的西藏国旗和其它亚洲国家的国旗一样展示在西藏代表团台前。
国歌
旧西藏国歌或民族赞歌《岗日热瓦》（意为“雪山长城”）是由西藏世俗统治者颇罗鼐（Pholanas）于1745年创作：
雪山环绕之圣境，
众生利乐之源泉。
格桑嘉措，慈悲观世音，
愿他的教法永续不绝。
这首古老的赞歌在西藏政府的各种仪式结束时，以及在拉萨的藏戏节开幕仪式上年年唱诵。西藏政府流亡到印度后，新的国歌《SishePende》（意为“世界之和平与福祉”）被正式采用。新国歌的歌词是由达赖喇嘛的上师迟江仁波齐（TrichangRimpoche）撰写，迟江仁波齐被认为是西藏最伟大的传统诗歌中经典风格的诗人之一。
西藏地图
1950年以前的多数地图，以及地球仪和地图册上，包括亚洲纪录最早的地图上都将西藏绘画成一个和中国完全分开的独立国家。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地球仪，并有可能是史上第一个地球仪，是由葡萄牙国王的地理学家马丁.班海姆（Martin Behaim） 于1492年制作。它画出的世界地图还是在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在这个地球仪上用德语 “Thebet ein konigreic”（西藏王国）清楚地标明了西藏 。
大约1680年由荷兰制图家皮特.范.德.艾（Pietar van der Aa）绘制的亚洲地图上显示西藏是由两部分组成，但和中国是分开的，这份地图与1700年法国制图家纪尧姆.德拉.艾斯勒（Guillaumede L’Is1e）所绘制的一样，两者都把西藏描述为“大西藏王国”。1877年在美国出版的一份印度、中国和西藏的地图上，西藏是和其它两个国家分开的独立国家。1827年由美国费城（Philadelphia）的安东尼・芬利（Anthony Finley）绘制出版的亚洲地图上同样清楚地标示出和中华帝国完全分开的 “大西藏”（Great Thibet）国。
位于波士顿的全球最大的彩色玻璃地球仪是基于1934年由兰德.麦克纳利(Rand McNally) 制图公司发行的世界地图制作而成，这个地球仪上也同样把西藏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标示出来。
在西方的一些中国出版的旧地图上把西藏包括在中国的边境之内。但是这些地图上被名为 “中华帝国”的疆域通常还包括了蒙古、不丹、尼泊尔，有时甚至也包括了韩国、缅甸和越南。而早期的中国地图上并不包括西藏在内。由明朝律法官员王芬（音译）于1594年绘制的一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地图上注明该地图包括了整个中国的领土，但其中并不包括西藏地区，甚至也不包括藏东南的安多和康区在内。
受满清康熙皇帝委托，由法国基督教会制作的地图集出版以后，一些中国和欧洲的地图开始把西藏描绘为中国的保护国或殖民地。教会可以在中国和满洲测绘地图，但因为西藏不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他们无法亲自前往西藏测绘地图。因此，他们训练了两个在北京的蒙古僧人，并送他们到西藏秘密的地理测绘。类似的秘密统计调查方法也由英国地图制作人员使用，他们训练喜马拉雅山区当地人或者蒙古和尚。一位美国汉学家就此写到，如同欧洲殖民列强，中国也通过制图学在西藏和韩国实施其“殖民事业”。
西藏货币
文献记录显示，古代西藏使用的货币包括金、银、铜锭、甚至海螺和贝壳。根据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的协议，大约在1650年在尼泊尔打造了西藏银币。1792年西藏与满洲军队联合击败尼泊尔，其后铸有藏文与中文的硬币在西藏流传。但同时西藏政府继续发行只有藏文的被称为“康帕章噶”（theKongpar tangka）的钱币 （1791年--1793年）和“甘丹章噶”的钱币（theGaden tangka）（1836年至1911年），而银币“卡桑章噶” （Kalsang tangka）则是是在1909年由西藏政府铸造并发行。
1912年中国军队被驱逐出西藏之后，当时的西藏政府基于佛教和西藏传统图案，以西藏政府的名义在拉萨设计并铸造自己的金、银和铜币。而纸币则是在20世纪初被引入西藏，根据钱币学家沃尔夫冈.波舍（Wolfgang Bertsch ）说法，西藏的这些纸币是珍贵的“艺术小作品”。这些纸币的独特之处在于，为了防止伪造，所有纸币的序列号都是由专门的书法家协会会员手写而成。
既是中共成功入侵西藏之后，西藏仍然顽强地抵御了中国试图接管本国货币的努力。中国官方货币在1959年3月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被迫离开拉萨之后才在西藏投入使用；而1959年之前的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使用过中国官方的货币。
西藏护照
西藏政府为进出边境的旅行者签发自己的护照。二战之前，所谓 “护照”具备了签证及旅行证件两种功能，西藏政府颁发给外国游客护照（即签证）的最早记录是在1688年，那是发给一个名叫约翰.霍瓦南斯（Hovannes orJohannes)的亚美尼亚商人。 1780年西藏政府给印度总督沃伦.哈斯廷斯(WarrenHastings)的使者普伦吉尔.高桑（Purangir Gossain）签发了一份护照，总督希望东印度公司能够和西藏开展贸易。
1921年西藏政府批准了其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珠峰探险队的入境和探险申请。来访的英国外交官查尔斯.贝尔（CharlesBell）在拉萨写道：“我从西藏政府那里收到了官方正式的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许可证明。”其后有两组珠峰探险队分别在1924年和1936年也从西藏政府收到同样的许可证明（护照）。护照有时是发给从事科学工作的探险人员：如1939年发给人类学探险家谢弗（Schaeffer）的护照，1949年发给人种学考察专家图斯（Tucci）的护照，以及1924年发给植物学家弗兰克.金顿.沃德（FrankKingdon Ward）的探险许可护照。
1942年西藏政府在边境小镇亚东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两位特使签发了入境许可签证。老、小洛厄尔.托马斯于（LowellThomas Jr. and Sr） 1949也在边境亚东获得“西藏护照”。小托马斯(Thomas Jr)在回忆当时获得入境许可签证时写到：“当达赖喇嘛政府的护照展示在我们面前时，想到那么多西方探险家因为无法获得这个文件而最终未能到达拉萨时，意识到这个文件有多么珍贵难得。”
自1912年以来，西藏政府也正式颁发护照给那些要到国外的西藏人。
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西藏护照是1948年签发给西藏贸易代表团的护照，护照上有个人资料，照片以及签证页等。它是以1915年国际上通用的单页折叠式护照为蓝本制作而成。英国，美国和其它七个国家给这本西藏护照签发了签证和过境签证。
签署国际协议
吐蕃王朝和中华帝国之间最重要的条约之一是历史上的《唐蕃会盟碑》或称《长庆会盟碑》，该条约是当时吐蕃王朝对唐朝的征战获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双方在长安和拉萨共同签署并立碑而成的重要协议。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吐蕃彝泰七年）唐朝和吐蕃双方派使节，先在唐京师长安盟誓。次年又在吐蕃逻些（拉萨）重盟。协议重申了西藏与中国之间既往的友好历史关系，以及今后双方和平相处，互不侵犯领土的盟誓。条约的内容用西藏文字和中国文字两种文字刻在三个石柱上。目前仅存拉萨大昭寺广场一柱。该条约明确划分了双方边境线位置（位于今甘肃省和陕西省的交界处）。位于拉萨大昭寺前碑文西面汉文如是说:“……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本界，以东悉为大唐国疆，已西尽是大蕃境土，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
需要提醒的是，布达拉宫前还有一个更加显眼的石碑被称为“雪石碑”，人们有时误把这个石碑当成《会盟碑》，然而这个石碑记载的却是西藏另一次伟大的军事胜利，即公元763吐蕃王朝占领唐朝首都长安事件。
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不仅仅与中国签署过条约，西藏同时也与诸多邻国签署过条约： 如1681年与布夏尔（Bushair），1683年和1842年与拉达克（Ladakh），以及1856与尼泊尔（Nepal）的条约等等。
1913年1月，西藏和蒙古在库伦签署了条约，条约序言中写道：“鉴于蒙古和西藏各自从满清王朝摆脱出来，与中国分离而成为独立国家；又鉴于两个国家享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为了强化双方之间友谊与互助之古老传统，……”该协议条款强调了双方遵循友谊、互助、促进共同信仰及贸易互惠关系。并反复用藏语“Rangzen”表达各自已获得之主权独立的现实。
西藏与英国在1914年最终签署 “西姆拉条约”，该条约就英属印度和西藏的共同边境问题达成了协议。印度现今声称其北部边界的划分（麦克马洪线），是基于这是由独立的西藏签署的国际条约 – 而不是由中国来签署。
独立宣言
水牛年（1913年）第1个月的第8天，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正式宣布西藏独立。1913年10月10日，西藏总理伦钦夏扎（Lonchen Shatra）在印度 “西姆拉会议”上做了关于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详细声明，声明中夏扎明确指出了康和安多省是西藏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声明甚至指出了西藏与中国的那些省份的传统疆界。 1918年9月，莫斯科日报“Izvesta”报道了关于西藏独立以及西藏独立宣言 “......一面为民族自决竖立的旗帜。”
1909年上半年，达赖喇嘛从北京回到拉萨，西藏政府议会为拒绝所谓中国法统和宣示西藏独立地位，向达赖喇嘛奉献了一个新的国��；同年又制造了新的银币（如前所述:“卡桑章噶”）并奉献给三大寺主持以纪念这个吉祥的时刻；同一年，西藏政府为了强调西藏的主权独立地位，外事局也正式成立。
外交关系
此外事局1941年进行了改组， 并曾与英国、美国、尼泊尔、独立后的印度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尼泊尔早在1856年已经在拉萨设立了外交使馆，中国于1934年设立外交使馆，而英国则于1936年设立。1947年3月23日，西藏外交部官员作为西藏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在印度召开的亚洲国家关系会议，该会议探讨了二战后亚洲的地位问题。西藏也派外交代表出席1948年召开的亚非会议。在这些国际会议上，许多参与的国家甚至还没有摆脱殖民地身份，而西藏已经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1949年11月2日西藏外交部给“毛泽东先生”发了一封信（实为外交照会），该信解释了西藏作为宗教国家，自古就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该信并要求共产党的领导人“下严格的命令”，使他的军队不会越过藏中边界进入西藏领土。信中还对早期被中国非法吞并的领土问题提出交涉 “......等中国内战结束以后，西藏政府希望和中国重新谈判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问题。”
二战中的中立国家
二战期间，西藏是一个中立的国家（bharrnas gyalkhap）。西藏政府成功地抵御了来自英国的压力，来自中国的入侵威胁，甚至是美国总统罗斯福（PresidentRoosevelt）的个人请求，罗斯福总统请求西藏政府允许在西藏领土上建设一个军事公路以便运送军用物资。基于人道立场，西藏政府后来允许非军用物资借道西藏领土。西藏政府当时也给从印度的英国战俘营里逃跑出来的两位奥地利人给予政治庇护。西藏政府同样给坠毁在西藏的美军飞机驾驶员给予必要的协助，负责接待和运送那些飞行员。
邮政电报系统
现代西藏的邮政服务系统是基于早期吐蕃王朝和后来的蒙古帝国统治期间使用的快递系统建立起来。“小马快递”（atrung）服务用于公务邮件快递，普通邮件则通过邮政信差系统（bhangchen-pa）。1920年在拉萨创建中央邮政和电报办公室（dak-tarlaykhung），取代了整个西藏的旧的邮电系统（tasam）。为适应新的邮政服务体系，西藏政府自行设计并手工印刷了各种面值的邮票，这些邮票现在成为收藏家的珍品。西藏在当时虽然不是国际邮政条约的签署国，但已经创建了邮政系统，来自国外的信件可以通过这个系统送达西藏境内，而发往国外的邮件同样可以及时发送出去。
1936年访问拉萨的斯潘塞.查普曼(Spencer Chapman) 承认西藏的 “邮政和电报系统是最有效的”。西藏的这一高效率的邮政服务系统一直运作到1950年以后的数年时间。为中共政府服务的捷克导演弗拉基米尔.顺（VladimirCis）在西藏的荒野中收到了他的家人发自布拉格（Prague）的一封信。
从印度到拉萨的电报线和相应的一个电话服务在内的国际电话电报系统于1923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两项服务都向社会公众开放。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出版物里就有关于这个项目的记录。早在1927年西藏首都就已经通电，安装水电设备和电力输送设备的工作人员是一位年轻的被称为 仁刚（Ringang）的西藏工程师，所有的工作几乎是他一人单枪匹马完成。所有这些项目是由西藏政府启动并由西藏政府承担费用。
西藏政府的拉萨广播电台成立于1948年，使用藏语，英语和汉语三种语言每天播报新闻。
见证西藏独立
西藏作为一个独立而和平的国家的事实被许多公正的西方观察家的著述所证实。这些著述的作者不仅曾经访问过被入侵前的西藏，不少人甚至在西藏居住过相当长时间，从回忆录标题的取舍上反映出他们对自己曾经在自由的西藏的经历感到无比自豪：大卫.麦当劳（DavidMcDonald）的《西藏二十年》，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的《西藏七年》，以及彼得.奥佛施耐特（PeterAufschnaiter）的传记《西藏八年》。
知名藏学家休. 理查森（Hugh Richardson）在西藏住了9年。他的许多著作中所揭示的西藏是一个和平有序，运作良好，主权独立并且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的国度。他后来写道：“英国政府是西方国家中唯一与西藏有条约签署的政府，然而最终却出卖了西藏......” 理查森承认他对英国政府拒绝承认西藏历史独立的地位“深感羞愧”。
另一个被誉为“英国西藏政策的建筑师”的大学者和政治家查尔斯・贝尔(CharlesBell) 确信英国和美国拒绝承认西藏主权独立 (但有时候时局对他们有利的时候，同样心照不宣地承认西藏事实上的主权独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渴望“促进他们在中国的商业利益”。
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有史以来所有中共官方的出版物都全面地对旧西藏极尽妖魔化之能事。事实上,1980年之前，来自西方的北京西藏问题吹鼓手没有一个曾经访问过西藏。典型的污蔑和歪曲旧西藏的方法是这些人通过选择性的引用一些作品内容，其中包括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时的官方随军记者的描述,这种描述试图通过妖魔化西藏社会和政府来寻求帝国主义者军事侵略西藏的合理性。
中华民国唯一官方驻藏高级代表，学者沈宗濂博士从1944年到1949年常住西藏首府拉萨。沈博士在他的《西藏和西藏人》一书里把西藏和中国清楚地区分开来，西藏是一个“……自1911年以来享有完全独立的国家”。 他的书如实地记录了一个似乎“封存了数个世纪”的等级分明而保守的社会活“化石”；然而这个社会和平有序，人民热情好客；同时又是一个擅长告状并喜欢辩论的民族，他补充道：“这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擅长雄辩的民族”。 沈还补充道：“人民可以向任何一个政府办公室告状,甚至直接向达赖喇嘛或是他的摄政提出诉讼”。
沈博士可能对旧西藏社会的这一传统特点感到震惊,人们之间一旦发生纠纷，往往习惯性地诉诸于某种律法权威并通过公开地辩论来解决问题；而这些在当时军阀征战的中国是相对缺乏的。不幸的是既是在今日共产中国也缺乏这种习惯和传统。(完)
2011年4月4日星期一
西藏：困顿轮回与良心的距离
一．侵略西藏势在必行
1932年8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罗布林卡写下了他留给西藏人民的遗嘱。他警告：“就是在这里----西藏的心脏，宗教和政府可能会受到内外夹击。如果我们不能保卫自己的国家，情如父子的达赖喇嘛和班禪喇嘛以及其他所有受人敬重的活佛就可能销声匿迹，落到无人知晓的地步；僧侣会遭到摧残，寺院会遭到毁坏；佛法统治遭到削弱；政府官员的土地和财产遭到没收，这些官员将被迫服侍敌人，或像乞丐一样飘流四方。众生万物都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苦难的日日夜夜就会没完没了，令人难熬。”
20世纪30年代末，西藏安多达泽（中国现划为青海省平安县）一家普通农家的小男孩拉木登珠，最爱玩的游戏是叉腿坐在窗框上，熬有介事地说他是在骑马去拉萨。他要去拉萨的愿望如此强烈，常常独自一人玩著整理行装、上路奔向圣城拉萨的游戏。之后，3岁的拉木登珠奔向的是一条艰难坎坷的、用任何语言也难以诉尽的苦涩之路:
当中国国民党军阀马步芳得知西藏的寻访队找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这个达泽男孩的消息后，派人到塔尔寺将灵童扣为人质，厚颜无耻地先后共勒索四十万大洋（当时约相当于四十万美元）的赎身费。藏人尽管愤怒无比，但别无他法，只好付了这笔巨款。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其实之前清朝的入侵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意图，早已峥嵘显露，但似乎没有让整日念经拜佛的藏人意识到国防的重要。
藏历16绕迥土牛年末的一个深夜，古老的、孤立自在的雪域西藏的一个寻常的冬夜。牛羊归圈，生意打烊。人们转完了晚间的林廓，磕完自定的长头数，带着为众生祈祷后的安宁感睡去。布达拉宫灵塔殿中，历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在酥油长明灯光中，珠宝黄金闪耀着璀璨的光辉。这些酥油灯光、这些珠宝的光芒都来自信徒的虔诚供奉，也见证了一个古老国度和她有效执政数百年的噶厦政府的延续。十五岁的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做了什么呢？不外礼佛诵经、念习老师布置的繁重的经课 ……
古老的、孤立自在的西藏，已经笼罩在来自东边的威胁中。1949年9月12日西藏外交局给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西藏是观音菩萨教化之地，已成为宗教兴旺发达的美妙地方，不论在过去和现在，一直享受着独立自主的权利，从未丧失于外国，由于青海、新疆与西藏接壤，请不要让（共产党）军队越境进入西藏领土。你若能向手下文武官员下达如此命令并认真执行，我们就放心了，西藏的一些土地，在最近几年被中国占去了，如中国内部的战乱结束后，希望能举行谈判解决。’毛泽东给噶厦的回答是命令第一、二野战军‘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古老的、孤立自在的西藏，她很快将被东边那个新兴的共产主义血腥怪物无情地吞噬。
这个夜晚也是1950年的元旦之夜，在莫斯科郊外姊妹河斯大林第二别墅，专程赴苏联为斯大林祝寿的毛泽东，受到了共产帝国苏联老大哥的刺激：“ ……老大哥所有建设的新成就全参观了，老大哥的领导集团干得不错……‘斯大林果然站起来了，成了英美的对手……’这次来苏联，名义上是为斯大林祝寿，真实目的是想向老大哥求一些经。下一步该怎么走……‘解放西藏势在必行’”。（吉柚权著《白雪：解放西藏纪实》第一章“远方的指示”）。
靠杀人立威和武力征服最容易获得极权统治者所垂涎的权力，刚刚在天安门宣布站起来了的毛泽东深谙此道。尽管在1921年至1945年间，中共数次在宣言、全国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承认民族的独立权和民族的分裂权”，毛本人长征期间尚宣称西藏为“外国”，然而十多年后的此时，他对侵略和占领西藏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二．“西藏什么样？”
其实几个月前毛泽东就指令让彭德怀进攻西藏。但“彭德怀这位身经百战，指挥千军万马经过数百次血战从未有过慌乱的元帅急了……成功的希望百分之四十都没有。历代从西北进藏的军队没有谁成功过...... ”彭德怀写了份报告历数从西北攻打西藏的难处，希望毛收回命令（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既然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又何来“历代从西北进藏的军队没有谁成功过”呢？
毛觉得彭德怀的诉苦有道理，就把入侵西藏的任务交给了第二野战军：“……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解放之，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的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 毛泽东１月２日上午４时于远方” （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在这封熬夜写给中央、彭德怀并转发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的侵略指令中，落款时毛泽东给莫斯科安了一个矫情的指代“远方”。早在1921年，中共在“一大”宣言里就明确说过：“蒙古，西藏，新疆都可以从中国独立出去，加入苏联。”此时在“远方”，斯大林说：“你们准备进攻西藏，很好，是该制服西藏人了。”斯大林还将苏联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和移民经验传授给了毛泽东，建议中国向西藏、新疆等地区移民“……所有的边疆地区都应当多迁移些汉族人去。”（张戎《毛泽东 选为人知的故事》）
毛这个在杀人和弄权方面远超希特勒的后起之秀从“远方”取来的真经，成了中共的殖民政策：中国先是有样学样，在新疆、青海等地建“古拉格群岛”监狱和苦役营，输送了大批“特殊移民”，后来发扬光大诱入大量经济移民，现今已是成效盖世。
刘邓决定进军西藏主力由张国华带领18军担任。“1950年1月15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召开了18军师以上干部会……会上邓小平强调解决西藏问题，军事和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说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都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既然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又何来“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都未解决”呢？
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的指令中说“……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调查什么呢？“西藏什么样？……从现在掌握的情况，西藏在刘伯承、邓小平以及十八军领导的脑子里是模糊而粗放的一个轮廓，具体情况一点也不清楚……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７, 对西藏，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全面调查。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乐于泓给刘伯承、邓小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一． 西藏的概况：……在藏人认识上，以为凡藏人所分散的地区都属‘藏地’，包括西藏全部、西康省金沙江地区、滇省西北角丽江一带，川省松、潘、理、孜均属于，青海省西南部玉树一带及甘肃省西南一部分以及不丹、锡金全部、泥泊尔、印度克什米尔土邦之一部。……”（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虽然这些侵略头目一再说“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但是“西藏在刘伯承、邓小平以及十八军领导的脑子里是模糊而粗放的轮廓”，唯一清晰的是自古以来的陌生；虽然这些侵略头目说“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但这份花了几个月进行的调查报告白底黑字告诉他们“在藏人认识上，以为凡藏人所分散的地区都属‘藏地’”，而非“属中国”（藏文中“博”意：图博国；“加”指中国）。当然，这份调查报告的功能，不是用来考虑藏人是否承认“自古以来”的，而是用以制定一整套威逼欺骗、软硬皆施的政治和军事计谋，以达到全面占领的目的的。
中国的爱国者喜欢讥讽帮西藏说话的西方人“连西藏都没去过，却对中国的‘内政’说三道四”，但五十年前这些“解放”西藏的中共首脑，以及“解放”西藏的野战军，同样连西藏都没去过，还花了几个月时间调查“西藏什么样”呢，而中国人却不仅对西藏说三道四，而且说成“内政”了。
《白雪：解放西藏纪实》这本中国物资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２月第１版的书出版不久就被禁了。从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解放军军旅作家吉柚权其实为党和解放军的霍霍战绩自豪不已，也许正是对战功未彰的不甘，促使他写了此“纪实”。这本在“政治态度”上毫无问题的书被禁，完全是因为太纪实从而言多必失，泄露了党的许多不愿和不敢彰显的“功劳”。
三．英国“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
刘伯承、邓小平把进军西藏的任务派给了张国华和18军，并向毛提供了一份专业详细的计划。毛泽东在1950年1月10日的复电中说：“中央并请转刘邓贺及西北局：（ 一）完全同意刘邓一月七日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1949年10月1号中国共产党宣布建政后，除苏联和东欧几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承认这个新红色政权外，12月30号印度承认了红色中国。几天后的1950年1月6号，英国不顾西方国家的激烈反应，急急忙忙成为最早承认红色中国的西方国家。
何以毛泽东那么肯定，英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对中国侵略西藏是有利的呢？
从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导、民国外交史专家、分党委书记金光耀的《解密首先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骑墙的英国》一文中，我们也许可以窥见个中意趣：
“1948年下半年，在辽沈战役结束之际，英国驻华使馆官员得出结论：‘共产党最后控制全中国已经不可避免了’。于是，如何处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提到了英国外交部的议事日程上。12月初，外交部远东司提交了一份题为‘中国的局势’的文件，供内阁决策参考。这份文件在分析中国局势时，着重强调经济问题，表明了英国对华政策的重点所在。它估计……在一个走向工业化的稳定的共产党政权控制下，对外贸易反而可望比目前在国民党统治下有所改善。在共产党执政后，英国‘应尽力留在原地，在那些不可避免的范围内保持与中共事实上的联系，并调查在华继续贸易的可能性’。这份文件对英国在华利益前景的乐观估计得到了内阁的首肯。
英国认为“经济利益应尽可能长地在中国保持下去。因为，‘经营多年、概深蒂固的商业设施和联系一旦失去就再也无法恢复了’。‘从长远看，也不应忘记一个强大有效的政府管辖下的中国作为一个原材料和粮食供应地以及出口市场的潜力’……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将此恰当地概括为‘对国民党政府不同情，而对中共却颇倾向于与之做生意’
10月5日，英国留驻北京的总领事格雷厄姆（Graham）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由施缔文草拟的信件，作为对10月1日周恩来信函的回答：“……英中之间友好、互利的商业和政治关系已经存在了许多年代，希望今后继续如此……以使两国政府更便于接触，并推动两国间的贸易。”
10月20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负责人邓宁（Dening）起草了一份供内阁会议决策用的备忘录，列举了应尽快承认新中国的5点理由：1.我们在华利益比其他国家大得多…… 4.我们的商业利益只有通过尽早地正式承认才能得到保护……
英国政府认为应选择对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影响最小的时候承认新中国，因此决定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认新中国……因为印度将在12月30日承认新中国……所以1月6日是个合适的日子。这一选择避免了与印度承认相隔太远而影响英国在印度及亚洲各国的声望……”
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在利欲驱动下，当年英国对在华经济利益的幻想与算计，将对西藏产生什么影响。
四．英国提出搁置西藏问题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陷了昌都。西藏政府给联合国发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呼吁电，请求干预以“阻止中国人的入侵”。此时，已正式被认定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的西藏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才15岁，离亲政年龄还差三年。1950年11月17日，噶厦在布达拉宫举行了盛大仪式，历史逼迫他接受了他的人民要他亲政的恳求。后来他写到：“我不能拒不承担责任。我必须承担责任，拋弃我的少年时代，立刻准备领导我的祖国。”
1950年11月上旬，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波切，出人意外地来到拉萨。自从一年前共产党占领安多以来，他一直受到囚禁，被迫目睹塔尔寺周围的村庄改变了其长达数百年历史的生活方式。当时中国正在为入侵康区准备，原国民党变节将领、新任青海省第一任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则动手策划推翻达赖喇嘛的计划。赵寿山以己度人，企图用当年共产党策反他的方式策反达泽仁波切。他要达泽仁波切说服西藏领袖，不要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如果不能说服，达泽仁波切就得杀害自己的弟弟达赖喇嘛。作为回报，中国人将让达泽仁波切担任西藏政府主席。
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波切佯装从命，得以离开塔尔寺前往首都。他来到拉萨后，立即将中国人的意图告诉了达赖喇嘛，并向噶厦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第一次揭露了北京的计划：北京要吞并西藏，并计划使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逐渐解体，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来取代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此时，藏人又得到了更为痛苦的消息：联合国拒绝考虑西藏问题。联合国认为，西藏在国际上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达赖喇嘛在《我的国家，我的人民》中写到：“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决定不予考虑西藏问题。这使我们大为惊愕。我们一直把联合国当做正义之源，对它寄予全部希望，更加令我们惊异的是，是英国首先提出才使得西藏问题被搁置的。”
由于西藏封闭孤立，当时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了解西藏历史和状况，有的国家甚至连西藏在地球上哪里都不知道，以至于长期殖民印度的英国、以及刚刚独立的西藏近邻印度仿佛天然有了发言权。“英国代表说西藏的法定地位不明，他似乎是暗示说，虽然现在我国已经三十八年没有中国人，但法律上我们仍然有可能屈从于中国的宗主权。” （达赖喇嘛：《我的国家，我的人民》）
很难相信老牌殖民帝国英国这个“法定地位不明”的表述，仅仅是因为错误地把欧洲宗主国概念套用到了西藏与清朝的供施关系上。英国急不可耐地承认了红色中国，那时正乐观憧憬着在共产党的地盘上继续获得经济利益呢，如果反对中国入侵西藏，其利益的幻梦无疑就会立刻破灭。
五．印度提出放弃讨论西藏问题
然而，“印度可以说非常清楚西藏的历史和主权地位：1947年，在新德里参加泛亚洲会议时，西藏代表团与其他国家以平等地位出席，西藏国旗与其他国家的国旗一同悬挂。印度独立时，印度政府以如下措词回答西藏发出的信：‘印度政府将乐于得到保证，即西藏政府有意在现存基础上继续双方关系，直到任何一方提出有关事务的新协议为止。这是印度从英皇政府继承协议关系之所有国家均接受的程序。’1948年，西藏政府派出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印度、中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西藏政府发给代表团成员的护照为上述所有国家接受。”
可是，在这个联合国总务委员会上，“英国代表说西藏的法定地位不明……印度代表的态度也同样令人失望。他说他确信，中国和西藏可以缔结一项和平协议，而且西藏的自治可以得到保障，因此，为了确保这点，最好放弃在联合国全体大会讨论西藏问题的想法”（达赖喇嘛《我的国家，我的人民》）
三年前才摆脱殖民地地位、获得独立的印度，其国家概念以及对共产中国的理想化、自我心理投射、实用主义等复杂纠结的心态，使她完成了后来的一系列动作：
共产中国高调宣称反帝、反殖民，这正好挠到了反英帝国、反英殖民的新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痒痒，他在钦佩这个“反帝、反殖民主义”的中国时，似乎没看穿中国效仿苏联的共产帝国和共产殖民心态，更似乎忘了英国也曾以印度的“宗主国”自居，反而在达赖喇嘛求援时提醒西藏，“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地位是公认的事实。”（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尼赫鲁似乎也忘了，西藏早在1913年就宣布独立，比印度独立早三十四年；或者说，尼赫鲁虽然没忘记西藏早已宣布独立，但他同样没忘记中国不承认西藏独立，而印度的独立，是得到了英国的同意和批准的，是得到殖民者宗主国的准允的。既然印度的独立要经得英国同意，并先是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那么推己及人，印度“确信西藏的自治可以得到保障”有什么心理根源就不难寻踪了。
对尼赫鲁来说，“他崇高心爱的理想之一即：正在崛起的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的和平与团结，也就是亚洲的和平与团结”，而且在印巴分治产生的一系列麻烦中，印度不愿把中国推向巴基斯坦，而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与中国的摩擦”（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因此，印度代表在联合国提议“放弃讨论西藏问题”，让西藏牺牲吧。
《白雪：解放西藏纪实》告诉我们：“在1950年11月24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上，萨尔瓦多驻美国大使卡斯特罗提出将西藏问题列入大会议程。苏联的代表当即反对，他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世界公认的。”哈哈，苏联老大哥当然会这么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为宗旨和原则的联合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尽管西藏求援信中清楚解释了供施关系，尽管求援信中提出国际仲裁：“汉人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藏人认为无论在民族、文明、地形等各方面都与汉人很不相同……最恰当的是经国际法庭提出诉讼”，联合国却采纳了英国和印度代表的建议。
而那封闭高原上，独立有效地运作了至少三百多年的西藏噶厦政府和西藏人民自己，对祖辈生活和管理的国家与主权的认定，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在联合国眼中似乎被看成了传说中的喜玛拉雅雪人的呼号，可以姑妄置之，被“拒绝”考虑。
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光晕中
1951年5月23日，以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西藏政府代表团，在受到人身惩罚的威胁和对西藏实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胁迫下，被逼用中共政府伪造的印章，与中共政府签下城下之盟《十七条协议》。
两天后的5月25日，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发布进军训令。解放军开始向拉萨“和平挺进”。9、10月间，解放军进驻了拉萨，历时约1年零9个月后，五腥血旗插上了江孜、日喀则、亚东等喜马拉雅山要地。“1951年12月30日前，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多路向心进军西藏的任务，进驻西藏各重要城镇和要塞，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控制了西藏，共产党的政权机构相继在各重要城镇建立。”（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1952年2月11日，张国华在拉萨召开了西藏军区成立庆祝大会，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其实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西藏召开大规模的庆祝集会：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西藏终于“回到”两岁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张国华将要在世界屋脊的首府拉萨宣布这一时刻的到来……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在整个西藏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网，控制了整个西藏地区，共产党终于坐镇极地。” （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刚刚十六岁，就开始了与这帮从井岗山一路杀来、精于权谋与诡骗的侵略者周旋、委屈求存的艰险历程。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在两个新共和国的一项贸易协定的序言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倡议：“不仅在中印关系中，而且在一般国际关系中，都适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共产党机关报《新世纪》周刊以整个版面刊登了周恩来在泰姬陵前，面带笑容，脖子上挂满花环向欢迎群众双手合十致意的照片；一时间印度大地扬起一片“印中人民是兄弟”、“五项原则万岁”的欢呼声。正是在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眩目的光晕中，西藏的和平陷入了黑暗。
1954年9月，达赖喇嘛在中南海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对毛的印象是：“毛主席的举止……表现了真正的领袖人物的气概。他自信心很强，诚挚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而且我确信，他也表现出了对我的真正关心。” 19岁的达赖喇嘛没有看出，这个“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大独裁者及其政府，将像铁靴践踏一堆一堆蚂蚁，先后夺去包括藏人在内的数千万人的生命。
从1956年开始，“共产”的铁靴就开始在西藏康区疯狂踩踏：僧侣受到“共产中国人”（藏语：“加”共产）的侮辱，寺院遭到“共产中国人”的毁坏；人们的土地和财产被“共产中国人”没收，土司头人或被迫屈从于来犯的“解放者”，或带领族人背井离乡飘零山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预言已然成真！共产党人不是佛教徒，他们连自己人都可嚼骨吸髓，对藏人更不会动恻隐之心。达赖喇嘛为避免藏人流血和避免西藏陷于更大灾难而妥协的努力归于失败，他在困境中越渐深陷。
1956年6月，锡金王在印度举行庆祝佛陀诞辰二千五百周年的活动，并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收到邀请信之后，达赖喇嘛燃起了新的希望：一方面印度是佛教文化发源地， 千百年来她与西藏在宗教和文化等方面有深远的关联；另一方面至少英属印度曾经与西藏关系密切，达赖喇嘛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他在印度与尼赫鲁第一次单独会见时介绍了西藏的惨况，并提出：留在自由的印度推进藏人民的事业。尼赫鲁总理的答复十分坚定：他必须返回西藏，再在《十七条协议》里做文章，寻求妥协。
尼赫鲁指出，1950年以前，没有一个国家正式承认过西藏的独立，现在让印度这样做是不可能的。然而，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独立国度，有几国得到过“别国”的正式承认呢？回溯印度的独立：英国对印度有长达190年的直接殖民统治，最后由殖民者英国政府批准并制定《印度独立方案》，英国议会通过《印度独立法》，国大党接受后宣布独立。虽然史上中国从不曾像英国殖民印度那样殖民过西藏，印度却对西藏的独立地位产生了如此古怪的解读。
尼赫鲁把泛亚会议上曾经飘扬过的西藏国旗当成了浮云，也把噶厦签发的西藏商务代表团成员护照和上面的印度签证当成了过眼云烟，但他也许没有忘记《人民日报》1950年1月21日登载的《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中的威胁：“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尼赫鲁还说明，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严格受制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这才是实质——
“和平共处” 也的确只是与中国的契约：就在同一时期，印度已经决意与巴基斯坦冲突一番了，并不想因为西藏而惹恼红色中国这个流氓。尽管印度与中国从来不是朋友，但此刻的印中关系，比印度对西藏的感情更实惠。滚滚红尘的规则是利益为大。
一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冠冕堂皇，一边是 ：西藏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剥夺了；西藏遭受了来自共产中国的全面侵犯与暴行；而所有这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占领都被纳入了“中国内政”，心照不宣的条件是：中国不介入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中。历来与印度和平共处的西藏，失去了与中国和平共处的权利，西藏与印度的边界变成了中国与印度的边界，而印度得对此保持沉默。
世界就是如此啊，“国家利益”向来是一个近乎至高无上的理由。谁说印度有义务为支持西藏牺牲“国家利益”呢？只能说，西藏的悲哀就是人类万千悲哀中的之一悲哀。
七．屠城拉萨
虽然尼赫鲁拒绝为达赖喇嘛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但他还是将西藏人的立场转告了到新德里访问的周恩来。尼赫鲁在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中，叫这位西藏领袖放心，周恩来亲自对他说过：“任何人如果想像中国会在西藏强迫实行共产主义，那是荒唐可笑的。”后来尼赫鲁也是如此向印度国会报告的。（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在中共这部巨型绞肉机中，多少人、包括为入侵占领西藏立下汗马功劳的张国华、谭冠三、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后来或早早地被绞成了碎片，或绞得残肢断臂狼狈不堪，唯周恩来最善揣圣意，对内对外唱红脸技巧圆熟，好歹混了个膀胱癌，不得毛应允手术而终。
周恩来在德里与达赖喇嘛会面三次。达赖喇嘛对他详细谈了解放军在康区的镇压行为。周恩来假装不知西藏东部“民改”的暴行，却对康巴人的起义一清二楚，而康巴人正是对“民改”忍无可忍而以卵击石起义的。周恩来对达赖喇嘛说：“毛主席要我告诉你，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根本不谈改革。六年之后，如果可以的话，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周恩来也明确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不惜动用最大的力量，镇压一切对共产党统治的挑战。
“在周恩来的耐心劝说、教育下达赖才决定离开印度回到西藏。这次抉择，应该说是达赖非常明智的决定。”（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那一年，西藏的领袖达赖喇嘛二十一岁。
不到三年，1959年3月17号，二十四岁的西藏领袖达赖喇嘛被迫离开拉萨流亡印度。10天后，中国共产党政府宣布解散已经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西藏噶厦政府，并在其后几年横扫全藏“平叛”，无情地杀戮任何抵抗者、以及包括妇孺老弱在内的逃难者，致使康和安多的一些部落完全灭绝。中国如今把解散西藏噶厦政府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人民日报》称“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是“世界人权史上的光辉篇章”。而藏人，把这段“光辉篇章”的时日称为“翻身乱世”（藏文直译“世时翻转、乱世”）。
1960年，国际律师与法官委员会对关于中国人暴行的许多报告和西藏的法律地位进行了调查，编写了一份报告，该委员会断定，尽管西藏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但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从法律上而言，西藏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不受中国统治。在谈到违反人权问题时，该委员确信红色中国有罪，犯下了“别的任何人和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严重罪行-----有意全部或部分消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一个宗教集团！这也就是种族灭绝。”
从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保证“五年不谈改革”到达赖喇嘛流亡，西藏和拉萨发生了什么呢？上万的康和安多难民聚集拉萨，带来了各种惨痛的消息：家财土地被没收殆尽、土司头人被抓被杀、僧侣受辱、抵抗的部落被围剿灭绝、逃跑的无处可逃，因为到处都是解放军……任何文字叙述都是无力的了。请允我仅仅简述一下，那一年三月的拉萨，仅仅是拉萨：
1959年3月17日下午四点左右，金珠玛米的两颗迫击炮弹，轰向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写下那预言的罗布林卡。一颗落在离金色颇章不远的一个池塘里，另一颗落在北墙外的沼泽地里。此时达赖喇嘛正与噶伦们在金色颇章开会。当天晚上达赖喇嘛秘密逃离了拉萨。
3月20日起，在金珠玛米如雨的炮火、扫射的机枪以及火焰喷射器中，圣城拉萨变成了地狱：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等处遭到密集炮击；早就架在房顶和窗户等工事的机枪火舌狂吐，使街巷中尸体遍佈；拉萨河上漂流着藏人和马匹的尸体，河水被染成了血河，这些人是从罗布林卡涌向然玛岗渡口逃命的。三天的“解放”使一万二千藏人丧生。在罗布林卡未尽的烟火和成堆的尸体中，解放军挨个翻找达赖喇嘛的尸体。（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跋热•达瓦才仁：《血祭雪域》以及笔者对亲历者的采访）
关于药王山的“战斗”，解放军作家吉柚权在另一部著作《西藏平叛纪实》中作了这样自豪的描述：“……试射的三发炮弹全部命中药王山顶圆型石头房，这是山上九千名康军叛匪的指挥所……”关于在解放军的眼皮底下突然冒出的这“九千康军叛匪”，据说是根据缴获的枪支、包括噶厦武器库里没有拼装的生锈的枪支数目统计的。“……接着炮弹虎啸着一串串地掉在山上，弹无虚发，这是炮兵三零八团在噶厦叛乱之前，对拉萨早已实行了炮兵精密诸元准备的结果。所以炮弹打得这样准。要打哪一座建筑物，哪一个目标，就能一打就中。对药王山实施炮击二小时后，山上所有建筑全部被轰平……轻重机枪一齐向上射击……喷火器向前进方向的障碍物喷射摧毁性的火焰后，步兵随即发起冲锋……占领了药王山，只是没有抓到俘虏……”书里说谭冠三为没有俘虏深感遗憾，其实不难想象，如此炮火铁石俱焚，俘虏都成灰了！
关于炮轰罗布林卡，《西藏平叛纪实》里有一段堪称狂欢式的记载：从下午两点开始到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三零八团全部大炮和一五五团设在烈士陵园炮阵上的六零炮、八二迫击炮、无后座力炮，一齐向罗布林卡轰击，采用续进弹幕的打法，即以十五公尺为一个射点逐次成一条线向前推进，这是炮兵轰击最强大的火力，炮弹先从东往西一层一层地撒开，遍地开花，叛匪承受不住这猛烈炮火的打击，纷纷从东往西跑，炮弹追着他们往西炸。叛匪跑到西，见炮弹在西炸，又调头往东跑，炮弹仍追着掉进叛匪群中爆炸，这样从东往西，又从西往东来回地轰击,叛匪支不住……冲出罗布林卡逃到拉萨河边向河南逃跑……炮火立即对逃向拉萨河中和回民林卡的叛匪实施续进弹幕轰击……”
数天来围住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赴军区观看演出，在拉萨游行要求中国人离开西藏，争取西藏独立的康巴安多难民和拉萨人，受不住解放军对罗布林卡的猛烈炮击，骑马奔逃向然玛岗渡口。不过，他们在《西藏平叛纪实》中成了忽然冒出的“叛匪骑兵”和“步兵”：“……苗中琴用一个营的大炮一个又一个的齐射，炸得叛匪人仰马翻……炮弹一排一排地在叛匪骑兵中爆炸……拉萨河中一、二千骑兵和数百名步兵一齐向南渡口冲来，吴晨立即要求苗中琴用最激烈的炮火支援……他妈的来了几千哪，越猛越好……炮弹成排成排地在拉萨河中、在南渡口的沙滩上爆炸……”（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
西藏流亡政府前噶伦居钦.图布丹先生当时在然玛岗渡口旁的牛尾山上，亲见这一切。他对我说：“大约下午4点左右，罗布林卡的民众，骑马的、奔跑的，都向拉萨河渡口方向跑，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解放军轰击得人仰马翻，到处都是尸体。有的人还是跑到了河边，我们脚下的中国士兵开始用机枪扫射，人和马倒在河里，河水慢慢地流，人和马的尸体堵塞了河道，堵了一阵子后，又被水冲开，河水被血染红，一片红红的水淌下去。当时我只想：这世界上的人可能全被杀完了吧？”
在被烟火薰黑、弹痕累累的布达拉宫上面，五腥血旗在暖风中飘扬……下面道路上到处是尸体，妇女们拿着口袋和绳子，沿罗布林卡到拉萨河边一路寻找丈夫的尸体，俘虏排成长队，拉萨城里成千上万人被抓……“尸体的处理可是件难事。伤患无人照管，任其死去。同时人们将数千具尸体集拢成堆，在夏宫的杨柳树下烧了三天。由於西藏燃料奇缺，因此只好中止焚尸，改成挖坑，实行群葬。但尸体腐烂，恶臭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又将尸体刨出来烧掉。”（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作家朱瑞告诉我，一位中共官员对她回忆道：“后来中共把挡在路上的尸体，拖到拉萨河南岸烧了，烧了七天七夜，那种烧尸的气味在拉萨久久不散……”
西藏“解放”了，藏人被“翻身”了。今天，大量汉人把西藏当成“自古以来”的自己的土地“自由迁徙”，甚至比去真正自古以来的北京广州还自由，无须暂住证；矿主们来到神山圣地贪婪地挖掘；旅游者们兴奋地在罗布林卡喧哗，抱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门票价格；川菜、粤菜各式灯红酒绿之所沿拉萨河畔排开来，好不闹热……而城郊的军营、寺院门外的装甲车和一队队荷枪实弹巡逻的军警，警觉地提防着那些亡灵的后代……
尸体的处理也不再难了。中国政府2000年底在拉萨西郊建成营运一座火葬场，一方面服务于涌入拉萨的大量汉人移民，另一方面试图“移风易俗”同化藏人。藏人因坚守信仰，鲜有人选择火葬。然而，2008年三月的这几天，这座名叫西山殡仪馆的火葬场，终于在建成以来“同化”了大量藏人尸体：整整一周被军队接管，昼夜焚烧被枪杀的藏人抗议者。当局奖赏镇压“3•14拉萨暴乱”的先进工作者，在几十个军人与警察组成的名单中，火葬场的党支部书记名列其中。
“你的家、你的朋友和你的祖国悠忽全失……”（引自《雪域境外流亡记》中达赖喇嘛的谈话。）
八．印度设立严格限制
印度国会开始讨论西藏问题。印度共产党表达的是中共观点，指责印度政府对西藏另有打算，而几乎所有的其他反对党则认为尼赫鲁采取的是绥靖立场。社会党领袖阿查雅•克利帕拉尼谴责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说它是在“罪恶中问世的，要我们批准去毁灭一个古老的国家。”印度的主要政治家都严厉批评总理没有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北京成功地征服了西藏，这也就为它直接进攻印度的北部地方铺平了道路。K.M.芒西说：“西藏的悲剧使我们背上了一笔沉重的良心债。对于像我们这样年轻的独立国家来说，又拥有这样的精神遗产，我们这样对待西藏的局势，这在历史上已经构成了罪过。”
印度国民同情西藏，迫使政府作出某种声援姿态。尼赫鲁同意达赖喇嘛避难。但这产生了印度的苦衷：不仅受到中国公开谴责，说其违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人们会说印度加入了反共冷战阵营，因而丧失了不结盟立场。
新华社把达赖喇嘛出逃和解放军在拉萨的屠城，称为“叛乱”和“平叛”。“叛乱份子” 是听命于台湾与美国，而且也接受了印度的号令。这是“对一个友好国家内政粗暴无礼的干涉”。尼赫鲁对北京的指责反应温和，他矢口否认印度在西藏起义中发挥了作用。为了使中国进一步放心，他还提到，印度是信守“潘奇谢尔协定”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根据协定规定，双方都不能干涉对方的内政。当然，内政一词在中共嘴里弹性之大，在其境内，剥夺上千万的生命都属内政。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尼赫鲁指出，印度对西藏的兴趣是“由于历史、感情和宗教上的原因，根本与政治无关。”他强调对达赖喇嘛的支持纯属人道主义的做法，是以“坚实的纽带”作为基础的，这一纽带是印度与西藏之间数百年来宗教与文化交往发展的结果。
达赖喇嘛叙述说：“我将全部情况向尼赫鲁作了解释……他就像一位真诚的老朋友，全力表示同情，但与此同时，他提醒我要正视现实，”尼赫鲁讲得很清楚，尽管印度表示“同情”，但决不会给西藏独立的事业以任何实质性的支持，这就是“现实”。“我们从西藏来到这里，抱著某种盲目而不理智的希望，心想只要能得到支持，我们还可以进行对抗。但是，在与印度政府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认识到，事实上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我感到灰心，实际上觉得没有指望了。”（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从那以来直到如今，印度对她流离失所的邻邦给予了避难的屋檐，也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对这些流亡者设立了严格的限制：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喇嘛不能利用印度作为开展西藏独立运动的基地，也不能利用印度作为基地从事任何政治活动。而且历经数年，尼赫鲁都竭力将达赖喇嘛与新闻界和公众隔离开来，以缓和北京日益愤慨的态度。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印度人民至今仍然是世界上对西藏最同情和仗义的人民。
几乎二万藏人逃离他们的家园到达了印度，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在紧随而至的疾病、忧愁和水土不服中丧失生命。很多难民直到死，都以为这是短暂的流亡，不久就会回到故乡。年轻的达赖喇嘛最迫切、最关心的是难民的安置和继续生活下去的振作。难民定居点的建立，不但印度政府提供了帮助，而且也是反对党努力的结果。这些反对党联合成立了一个中央救济委员会，它在获得粮食、药品以及国际援助方面发挥了作用。而西藏境内，音信全无。共产中国的铜墙铁壁彻底封锁了西藏与外界的联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目前流亡印度的藏人数目超过了十一万。
从1974年起，在噶厦流亡政府内定政策中确定不再追求独立，而是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地位。随后达赖喇嘛开始推行中间道路直到今天。达赖喇嘛的代表团与中国政府历经九轮会谈，受尽轻侮和傲慢的指责。如果说1951年在生米未成熟饭之际，《十七条》尚且以一些具体实际的条款哄骗藏人的话，那么今天西藏已如囊中之物，这几轮会谈不过是中国应付国际舆论的谈判秀罢了。
“达赖喇嘛于1988年访问欧洲议会时，散发了一份文件‘史特拉斯堡宣言’，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他在里面提出，由多卫康三区所组成的西藏，应该变成一个自治的政治体，并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结盟。而达赖喇嘛将会以放弃独立的主张来作为回馈。” 流亡藏人作家嘉央诺布先生，在一篇回忆达泽仁布切的文章中写到，当达赖喇嘛的哥哥达泽仁布切得知这一消息后，打电话给他，沉痛地说：“他们放弃了我们的独立。”
九．困顿轮回与良心的距离
当年共产党囚禁达泽仁布切，并试图策反他去杀害西藏领袖、自己的亲弟弟达赖喇嘛时，他就已经洞穿了：达赖喇嘛和藏人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仁波切不是一个神情严肃咬牙切齿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独立的信念并不是来自于对中国人民的憎恨，或者某种超级爱国的教条或哲学，而仅仅只是出于他对中国之于西藏真正的意图没有任何幻想……仁波切相信西藏需要独立，不是为了某种高尚的意识形态原因，而是一种基本的条件，因为藏人的生存——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甚至他们的宗教都仰赖独立才能获得保证。仁波切很确定，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嘉央诺布《回忆第一位让赞步行者》）
或许正是因为印度政府对西藏独立活动的严格限制，使达泽仁布切最终移居美国，孤立地坚持独立的信念。“他与流亡政府与流亡社会所保持的距离，允许他智识上保持自由，得以继续坚持独立的理想。如果他真的为达兰萨拉政府工作的话……就意谓着必须与政府政策完全同调，我们也许就会有另外一位失败的协商者：他就会加入嘉乐顿珠、洛迪嘉日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的长长名单里……他在七十三岁时，靠着劳伦斯‧葛尔斯坦(Lawrence Gerstein)的帮助，创办了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并且领导了几次独立步行活动……”他的儿子晋美诺布先生，加入了为宣讲西藏独立而行走的行动。（嘉央诺布《回忆第一位让赞步行者》）
七十多岁高龄的达泽仁布切迈着步伐，反戴着一顶白色的棒球帽，行踪遍及美国与加拿大。他要告诉世界：“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西藏独立是绝对不容妥协的，而且是西藏人民、西藏语言、西藏文化、甚至他们的宗教续存的一种基本的条件，一种必要的条件。”
继87年、88年、89年爆发几次反抗运动后，2008年3月，拉萨再次爆发了争取自由、反抗中共暴力统治的民间抗议活动，并迅速遍及西藏三区。与前几次一样，藏人遭到了中国当局无情的武力镇压。就在同年10月，西藏死难者尸骨未寒、数以千计抗议者失踪于牢狱之际，英国政府明确宣布，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称英国过去的政策是“时代错误”，是“过时的宗主国概念”。而用宗主国概念描述西藏地位，其本身不仅是对西藏与清朝供施关系的轻率解释，而且甚至从未得到中国认可。除英国外，其他过去支持西藏独立的一些欧洲国家也相继改变口风。对此，有国际评论认为，欧洲国家集体改口，是因为金融危机逐渐向欧洲蔓延，欧洲国家希望尽量把中国拉到欧洲自救的船上。利益当前，世态何其炎凉。
也在2008年，达泽仁布切走完了他坚持独立的一生。他的儿子晋美诺布先生继续“为图博自由而行”。他说：“没有人希望生活在独裁的世界里，没有人希望有一天张开眼睛的時候，我們就身处共产党的统治，失去了所有自由、民主以及人权等相关价值。”
2010年5月28日中新社报道：印度总统帕蒂尔重申，印度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允许任何藏人利用印度领土从事反华政治活动。
2011年一月底，第17世噶玛巴被印度喜马偕尔邦警方疑为“中国间谍”。实际上，从2000年噶玛巴流亡印度至今，十一年来“间谍”流言就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幽灵，一直在印度坊间徘徊。我曾在1998年拍摄过楚布寺的纪录片，与几位协助噶玛巴出逃的僧侣都较熟悉。当年协助噶玛巴出逃的这几位忠心耿耿的喇嘛，分别也因“间谍”嫌疑，被印度拒绝入境而居留美国、或滞留于尼泊尔难民接待中心。而噶玛巴本人，处于印度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中，几乎没有任何公开活动的机会，也不被批准离开印度。印度安全部门并严格控制媒体对噶玛巴的采访活动。
由于噶玛巴的宗教地位，他在藏人中的人心凝聚力，以及其出走行动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被很多人认为他很可能成为达赖喇嘛后，西藏事业的继承领袖。那么，把噶玛巴说成间谍，限制其活动，削弱噶玛巴的影响力，谁会是最大受益者呢？我个人认为，除了中共，就是印度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达赖喇嘛刚流亡印度时，印度政府设立的严格限制：不能利用印度作为基地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且数年来竭力将达赖喇嘛与新闻界和公众隔离开来，以消解北京的指责。
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其国际和在印度境内的影响力已非印度政府所能限制，可以想象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也令印度头痛。如果达赖喇嘛后继无人，还会有平均每年两三千数目的西藏难民、其中不乏心怀为独立和自由献出力量的理想者涌入印度吗？还会有一位引人注目的圣者明星不时激起中国政府的咆哮吗？一场持续五十余年的头痛症也许就不治而愈了。噶玛巴的出走，无论在中国当局眼中，还是在印度政府眼中都决不仅仅是一桩宗教事件。遏制噶玛巴的活动以达到削弱其影响力的目的，是需要理由的。这也许能解释，为何印度安全部门花了十多年时间都还不能查清噶玛巴是否是间谍。
2011年2月14日，达泽仁布切的儿子晋美诺布先生，在为西藏的独立和自由而行走的途中，遭遇车祸身亡，终年45岁。晋美诺布先生的长子和次子发愿，继承祖父和父亲的遗愿，继续“为西藏自由而走”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晋美诺布的三子改名为“让赞”，独立。
自从雪域有藏人以来，从来没有认为过“博”西藏，是“加”中国的一部分，中国自诩西藏的祖国完全是个残酷的笑话。我们姑且撇开这一点，就算从某个莫须有的时代起，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从清末赵尔丰，到民国马氏军阀，到被“解放”、被“翻身”的一个世纪中，有不计其数的藏人遭受东邻外族荼毒，仅在被红色中国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就有逾百万藏人非正常死亡，所遭受的屈辱更是难以言述。这不是同胞相残，而是来自外族的暴力与奴役。单凭这一点，她就有分裂和独立的权利，更何况民族自决权也是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组成部分。
从“叛匪”，到今天的“藏独分裂分子”，一直有勇敢不屈的藏人，坚持为独立和自由进行着近乎徒劳的努力 。而“救星”也一代代轮回着，从进军西藏的、到援藏的、到今天的爱国者，莫名其妙地受一种叫“统一”的观念驱使，对一个他们毫不了解的国家生出侵占殖民之“爱”，而对他们一无所知的人民、对这些崇尚善而且与世无争，仅仅要回被剥夺的独立和自由的人们，生出切齿痛恨。他们对“分裂”的恐惧是如此轻易，而对独立、自由、人权的理解是如此困难。当晋美诺布先生的死讯传出后，他们在网上发帖庆贺，仇恨使这些无神论者发出了“终遭天谴！达赖侄子宣传藏独的下场”等欢呼。
西藏的悲剧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从西藏的困境我们可以看到，那也是无数关注精神世界、与世无争的小人物的悲剧。小人物可能是你我，也可能是那些仇恨藏独的爱国小人物，当强权暴虐袭来，在世态炎凉中喊天不应，呼地不灵，被那冠冕堂皇的、强大的、傲慢蛮横的势力，践踏至粉粹。
达泽仁布切为西藏自由而走的足迹遍及美加，晋美诺布先生曾在美国和台湾徒步数千计公里。而追求真正意义上自治的达赖喇嘛，在与中共侵略者困难重重的交往中，在为流亡藏人的安置、为境内藏人困境向国际社会申述、在为世界认识西藏文化、在寻求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中，走过了忍辱负重、常人难以想象的半世纪，从少年到老，他“窜访”的距离可能都可以绕地球几圈了，阅尽人间悲悯与薄凉，在“崛起”的中国的订单外交中，与他的人民一起经受着被遗忘和被背弃……困顿轮回，无论终点是独立还是高度自治，前路依然漫长无际；无论终点是独立还是高度自治，这个距离是抵达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良心的距离。
2011年3月 特拉维夫
《民主中国》首发 http://bit.ly/hcEffX （上） http://bit.ly/hsN6k4（下）
1932年8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罗布林卡写下了他留给西藏人民的遗嘱。他警告：“就是在这里----西藏的心脏，宗教和政府可能会受到内外夹击。如果我们不能保卫自己的国家，情如父子的达赖喇嘛和班禪喇嘛以及其他所有受人敬重的活佛就可能销声匿迹，落到无人知晓的地步；僧侣会遭到摧残，寺院会遭到毁坏；佛法统治遭到削弱；政府官员的土地和财产遭到没收，这些官员将被迫服侍敌人，或像乞丐一样飘流四方。众生万物都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苦难的日日夜夜就会没完没了，令人难熬。”
20世纪30年代末，西藏安多达泽（中国现划为青海省平安县）一家普通农家的小男孩拉木登珠，最爱玩的游戏是叉腿坐在窗框上，熬有介事地说他是在骑马去拉萨。他要去拉萨的愿望如此强烈，常常独自一人玩著整理行装、上路奔向圣城拉萨的游戏。之后，3岁的拉木登珠奔向的是一条艰难坎坷的、用任何语言也难以诉尽的苦涩之路:
当中国国民党军阀马步芳得知西藏的寻访队找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这个达泽男孩的消息后，派人到塔尔寺将灵童扣为人质，厚颜无耻地先后共勒索四十万大洋（当时约相当于四十万美元）的赎身费。藏人尽管愤怒无比，但别无他法，只好付了这笔巨款。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其实之前清朝的入侵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意图，早已峥嵘显露，但似乎没有让整日念经拜佛的藏人意识到国防的重要。
藏历16绕迥土牛年末的一个深夜，古老的、孤立自在的雪域西藏的一个寻常的冬夜。牛羊归圈，生意打烊。人们转完了晚间的林廓，磕完自定的长头数，带着为众生祈祷后的安宁感睡去。布达拉宫灵塔殿中，历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在酥油长明灯光中，珠宝黄金闪耀着璀璨的光辉。这些酥油灯光、这些珠宝的光芒都来自信徒的虔诚供奉，也见证了一个古老国度和她有效执政数百年的噶厦政府的延续。十五岁的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做了什么呢？不外礼佛诵经、念习老师布置的繁重的经课 ……
古老的、孤立自在的西藏，已经笼罩在来自东边的威胁中。1949年9月12日西藏外交局给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西藏是观音菩萨教化之地，已成为宗教兴旺发达的美妙地方，不论在过去和现在，一直享受着独立自主的权利，从未丧失于外国，由于青海、新疆与西藏接壤，请不要让（共产党）军队越境进入西藏领土。你若能向手下文武官员下达如此命令并认真执行，我们就放心了，西藏的一些土地，在最近几年被中国占去了，如中国内部的战乱结束后，希望能举行谈判解决。’毛泽东给噶厦的回答是命令第一、二野战军‘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古老的、孤立自在的西藏，她很快将被东边那个新兴的共产主义血腥怪物无情地吞噬。
这个夜晚也是1950年的元旦之夜，在莫斯科郊外姊妹河斯大林第二别墅，专程赴苏联为斯大林祝寿的毛泽东，受到了共产帝国苏联老大哥的刺激：“ ……老大哥所有建设的新成就全参观了，老大哥的领导集团干得不错……‘斯大林果然站起来了，成了英美的对手……’这次来苏联，名义上是为斯大林祝寿，真实目的是想向老大哥求一些经。下一步该怎么走……‘解放西藏势在必行’”。（吉柚权著《白雪：解放西藏纪实》第一章“远方的指示”）。
靠杀人立威和武力征服最容易获得极权统治者所垂涎的权力，刚刚在天安门宣布站起来了的毛泽东深谙此道。尽管在1921年至1945年间，中共数次在宣言、全国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承认民族的独立权和民族的分裂权”，毛本人长征期间尚宣称西藏为“外国”，然而十多年后的此时，他对侵略和占领西藏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二．“西藏什么样？”
其实几个月前毛泽东就指令让彭德怀进攻西藏。但“彭德怀这位身经百战，指挥千军万马经过数百次血战从未有过慌乱的元帅急了……成功的希望百分之四十都没有。历代从西北进藏的军队没有谁成功过...... ”彭德怀写了份报告历数从西北攻打西藏的难处，希望毛收回命令（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既然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又何来“历代从西北进藏的军队没有谁成功过”呢？
毛觉得彭德怀的诉苦有道理，就把入侵西藏的任务交给了第二野战军：“……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解放之，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的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 毛泽东１月２日上午４时于远方” （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在这封熬夜写给中央、彭德怀并转发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的侵略指令中，落款时毛泽东给莫斯科安了一个矫情的指代“远方”。早在1921年，中共在“一大”宣言里就明确说过：“蒙古，西藏，新疆都可以从中国独立出去，加入苏联。”此时在“远方”，斯大林说：“你们准备进攻西藏，很好，是该制服西藏人了。”斯大林还将苏联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和移民经验传授给了毛泽东，建议中国向西藏、新疆等地区移民“……所有的边疆地区都应当多迁移些汉族人去。”（张戎《毛泽东 选为人知的故事》）
毛这个在杀人和弄权方面远超希特勒的后起之秀从“远方”取来的真经，成了中共的殖民政策：中国先是有样学样，在新疆、青海等地建“古拉格群岛”监狱和苦役营，输送了大批“特殊移民”，后来发扬光大诱入大量经济移民，现今已是成效盖世。
刘邓决定进军西藏主力由张国华带领18军担任。“1950年1月15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召开了18军师以上干部会……会上邓小平强调解决西藏问题，军事和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说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都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既然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又何来“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都未解决”呢？
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的指令中说“……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调查什么呢？“西藏什么样？……从现在掌握的情况，西藏在刘伯承、邓小平以及十八军领导的脑子里是模糊而粗放的一个轮廓，具体情况一点也不清楚……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７, 对西藏，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全面调查。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乐于泓给刘伯承、邓小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一． 西藏的概况：……在藏人认识上，以为凡藏人所分散的地区都属‘藏地’，包括西藏全部、西康省金沙江地区、滇省西北角丽江一带，川省松、潘、理、孜均属于，青海省西南部玉树一带及甘肃省西南一部分以及不丹、锡金全部、泥泊尔、印度克什米尔土邦之一部。……”（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虽然这些侵略头目一再说“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但是“西藏在刘伯承、邓小平以及十八军领导的脑子里是模糊而粗放的轮廓”，唯一清晰的是自古以来的陌生；虽然这些侵略头目说“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但这份花了几个月进行的调查报告白底黑字告诉他们“在藏人认识上，以为凡藏人所分散的地区都属‘藏地’”，而非“属中国”（藏文中“博”意：图博国；“加”指中国）。当然，这份调查报告的功能，不是用来考虑藏人是否承认“自古以来”的，而是用以制定一整套威逼欺骗、软硬皆施的政治和军事计谋，以达到全面占领的目的的。
中国的爱国者喜欢讥讽帮西藏说话的西方人“连西藏都没去过，却对中国的‘内政’说三道四”，但五十年前这些“解放”西藏的中共首脑，以及“解放”西藏的野战军，同样连西藏都没去过，还花了几个月时间调查“西藏什么样”呢，而中国人却不仅对西藏说三道四，而且说成“内政”了。
《白雪：解放西藏纪实》这本中国物资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２月第１版的书出版不久就被禁了。从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解放军军旅作家吉柚权其实为党和解放军的霍霍战绩自豪不已，也许正是对战功未彰的不甘，促使他写了此“纪实”。这本在“政治态度”上毫无问题的书被禁，完全是因为太纪实从而言多必失，泄露了党的许多不愿和不敢彰显的“功劳”。
三．英国“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
刘伯承、邓小平把进军西藏的任务派给了张国华和18军，并向毛提供了一份专业详细的计划。毛泽东在1950年1月10日的复电中说：“中央并请转刘邓贺及西北局：（ 一）完全同意刘邓一月七日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1949年10月1号中国共产党宣布建政后，除苏联和东欧几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承认这个新红色政权外，12月30号印度承认了红色中国。几天后的1950年1月6号，英国不顾西方国家的激烈反应，急急忙忙成为最早承认红色中国的西方国家。
何以毛泽东那么肯定，英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对中国侵略西藏是有利的呢？
从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导、民国外交史专家、分党委书记金光耀的《解密首先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骑墙的英国》一文中，我们也许可以窥见个中意趣：
“1948年下半年，在辽沈战役结束之际，英国驻华使馆官员得出结论：‘共产党最后控制全中国已经不可避免了’。于是，如何处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提到了英国外交部的议事日程上。12月初，外交部远东司提交了一份题为‘中国的局势’的文件，供内阁决策参考。这份文件在分析中国局势时，着重强调经济问题，表明了英国对华政策的重点所在。它估计……在一个走向工业化的稳定的共产党政权控制下，对外贸易反而可望比目前在国民党统治下有所改善。在共产党执政后，英国‘应尽力留在原地，在那些不可避免的范围内保持与中共事实上的联系，并调查在华继续贸易的可能性’。这份文件对英国在华利益前景的乐观估计得到了内阁的首肯。
英国认为“经济利益应尽可能长地在中国保持下去。因为，‘经营多年、概深蒂固的商业设施和联系一旦失去就再也无法恢复了’。‘从长远看，也不应忘记一个强大有效的政府管辖下的中国作为一个原材料和粮食供应地以及出口市场的潜力’……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将此恰当地概括为‘对国民党政府不同情，而对中共却颇倾向于与之做生意’
10月5日，英国留驻北京的总领事格雷厄姆（Graham）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由施缔文草拟的信件，作为对10月1日周恩来信函的回答：“……英中之间友好、互利的商业和政治关系已经存在了许多年代，希望今后继续如此……以使两国政府更便于接触，并推动两国间的贸易。”
10月20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负责人邓宁（Dening）起草了一份供内阁会议决策用的备忘录，列举了应尽快承认新中国的5点理由：1.我们在华利益比其他国家大得多…… 4.我们的商业利益只有通过尽早地正式承认才能得到保护……
英国政府认为应选择对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影响最小的时候承认新中国，因此决定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认新中国……因为印度将在12月30日承认新中国……所以1月6日是个合适的日子。这一选择避免了与印度承认相隔太远而影响英国在印度及亚洲各国的声望……”
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在利欲驱动下，当年英国对在华经济利益的幻想与算计，将对西藏产生什么影响。
四．英国提出搁置西藏问题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陷了昌都。西藏政府给联合国发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呼吁电，请求干预以“阻止中国人的入侵”。此时，已正式被认定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的西藏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才15岁，离亲政年龄还差三年。1950年11月17日，噶厦在布达拉宫举行了盛大仪式，历史逼迫他接受了他的人民要他亲政的恳求。后来他写到：“我不能拒不承担责任。我必须承担责任，拋弃我的少年时代，立刻准备领导我的祖国。”
1950年11月上旬，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波切，出人意外地来到拉萨。自从一年前共产党占领安多以来，他一直受到囚禁，被迫目睹塔尔寺周围的村庄改变了其长达数百年历史的生活方式。当时中国正在为入侵康区准备，原国民党变节将领、新任青海省第一任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则动手策划推翻达赖喇嘛的计划。赵寿山以己度人，企图用当年共产党策反他的方式策反达泽仁波切。他要达泽仁波切说服西藏领袖，不要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如果不能说服，达泽仁波切就得杀害自己的弟弟达赖喇嘛。作为回报，中国人将让达泽仁波切担任西藏政府主席。
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波切佯装从命，得以离开塔尔寺前往首都。他来到拉萨后，立即将中国人的意图告诉了达赖喇嘛，并向噶厦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第一次揭露了北京的计划：北京要吞并西藏，并计划使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逐渐解体，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来取代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此时，藏人又得到了更为痛苦的消息：联合国拒绝考虑西藏问题。联合国认为，西藏在国际上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达赖喇嘛在《我的国家，我的人民》中写到：“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决定不予考虑西藏问题。这使我们大为惊愕。我们一直把联合国当做正义之源，对它寄予全部希望，更加令我们惊异的是，是英国首先提出才使得西藏问题被搁置的。”
由于西藏封闭孤立，当时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了解西藏历史和状况，有的国家甚至连西藏在地球上哪里都不知道，以至于长期殖民印度的英国、以及刚刚独立的西藏近邻印度仿佛天然有了发言权。“英国代表说西藏的法定地位不明，他似乎是暗示说，虽然现在我国已经三十八年没有中国人，但法律上我们仍然有可能屈从于中国的宗主权。” （达赖喇嘛：《我的国家，我的人民》）
很难相信老牌殖民帝国英国这个“法定地位不明”的表述，仅仅是因为错误地把欧洲宗主国概念套用到了西藏与清朝的供施关系上。英国急不可耐地承认了红色中国，那时正乐观憧憬着在共产党的地盘上继续获得经济利益呢，如果反对中国入侵西藏，其利益的幻梦无疑就会立刻破灭。
五．印度提出放弃讨论西藏问题
然而，“印度可以说非常清楚西藏的历史和主权地位：1947年，在新德里参加泛亚洲会议时，西藏代表团与其他国家以平等地位出席，西藏国旗与其他国家的国旗一同悬挂。印度独立时，印度政府以如下措词回答西藏发出的信：‘印度政府将乐于得到保证，即西藏政府有意在现存基础上继续双方关系，直到任何一方提出有关事务的新协议为止。这是印度从英皇政府继承协议关系之所有国家均接受的程序。’1948年，西藏政府派出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印度、中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西藏政府发给代表团成员的护照为上述所有国家接受。”
可是，在这个联合国总务委员会上，“英国代表说西藏的法定地位不明……印度代表的态度也同样令人失望。他说他确信，中国和西藏可以缔结一项和平协议，而且西藏的自治可以得到保障，因此，为了确保这点，最好放弃在联合国全体大会讨论西藏问题的想法”（达赖喇嘛《我的国家，我的人民》）
三年前才摆脱殖民地地位、获得独立的印度，其国家概念以及对共产中国的理想化、自我心理投射、实用主义等复杂纠结的心态，使她完成了后来的一系列动作：
共产中国高调宣称反帝、反殖民，这正好挠到了反英帝国、反英殖民的新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痒痒，他在钦佩这个“反帝、反殖民主义”的中国时，似乎没看穿中国效仿苏联的共产帝国和共产殖民心态，更似乎忘了英国也曾以印度的“宗主国”自居，反而在达赖喇嘛求援时提醒西藏，“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地位是公认的事实。”（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尼赫鲁似乎也忘了，西藏早在1913年就宣布独立，比印度独立早三十四年；或者说，尼赫鲁虽然没忘记西藏早已宣布独立，但他同样没忘记中国不承认西藏独立，而印度的独立，是得到了英国的同意和批准的，是得到殖民者宗主国的准允的。既然印度的独立要经得英国同意，并先是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那么推己及人，印度“确信西藏的自治可以得到保障”有什么心理根源就不难寻踪了。
对尼赫鲁来说，“他崇高心爱的理想之一即：正在崛起的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的和平与团结，也就是亚洲的和平与团结”，而且在印巴分治产生的一系列麻烦中，印度不愿把中国推向巴基斯坦，而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与中国的摩擦”（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因此，印度代表在联合国提议“放弃讨论西藏问题”，让西藏牺牲吧。
《白雪：解放西藏纪实》告诉我们：“在1950年11月24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上，萨尔瓦多驻美国大使卡斯特罗提出将西藏问题列入大会议程。苏联的代表当即反对，他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世界公认的。”哈哈，苏联老大哥当然会这么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为宗旨和原则的联合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尽管西藏求援信中清楚解释了供施关系，尽管求援信中提出国际仲裁：“汉人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藏人认为无论在民族、文明、地形等各方面都与汉人很不相同……最恰当的是经国际法庭提出诉讼”，联合国却采纳了英国和印度代表的建议。
而那封闭高原上，独立有效地运作了至少三百多年的西藏噶厦政府和西藏人民自己，对祖辈生活和管理的国家与主权的认定，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在联合国眼中似乎被看成了传说中的喜玛拉雅雪人的呼号，可以姑妄置之，被“拒绝”考虑。
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光晕中
1951年5月23日，以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西藏政府代表团，在受到人身惩罚的威胁和对西藏实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胁迫下，被逼用中共政府伪造的印章，与中共政府签下城下之盟《十七条协议》。
两天后的5月25日，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发布进军训令。解放军开始向拉萨“和平挺进”。9、10月间，解放军进驻了拉萨，历时约1年零9个月后，五腥血旗插上了江孜、日喀则、亚东等喜马拉雅山要地。“1951年12月30日前，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多路向心进军西藏的任务，进驻西藏各重要城镇和要塞，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控制了西藏，共产党的政权机构相继在各重要城镇建立。”（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1952年2月11日，张国华在拉萨召开了西藏军区成立庆祝大会，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其实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西藏召开大规模的庆祝集会：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西藏终于“回到”两岁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张国华将要在世界屋脊的首府拉萨宣布这一时刻的到来……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在整个西藏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网，控制了整个西藏地区，共产党终于坐镇极地。” （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刚刚十六岁，就开始了与这帮从井岗山一路杀来、精于权谋与诡骗的侵略者周旋、委屈求存的艰险历程。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在两个新共和国的一项贸易协定的序言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倡议：“不仅在中印关系中，而且在一般国际关系中，都适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共产党机关报《新世纪》周刊以整个版面刊登了周恩来在泰姬陵前，面带笑容，脖子上挂满花环向欢迎群众双手合十致意的照片；一时间印度大地扬起一片“印中人民是兄弟”、“五项原则万岁”的欢呼声。正是在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眩目的光晕中，西藏的和平陷入了黑暗。
1954年9月，达赖喇嘛在中南海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对毛的印象是：“毛主席的举止……表现了真正的领袖人物的气概。他自信心很强，诚挚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而且我确信，他也表现出了对我的真正关心。” 19岁的达赖喇嘛没有看出，这个“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大独裁者及其政府，将像铁靴践踏一堆一堆蚂蚁，先后夺去包括藏人在内的数千万人的生命。
从1956年开始，“共产”的铁靴就开始在西藏康区疯狂踩踏：僧侣受到“共产中国人”（藏语：“加”共产）的侮辱，寺院遭到“共产中国人”的毁坏；人们的土地和财产被“共产中国人”没收，土司头人或被迫屈从于来犯的“解放者”，或带领族人背井离乡飘零山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预言已然成真！共产党人不是佛教徒，他们连自己人都可嚼骨吸髓，对藏人更不会动恻隐之心。达赖喇嘛为避免藏人流血和避免西藏陷于更大灾难而妥协的努力归于失败，他在困境中越渐深陷。
1956年6月，锡金王在印度举行庆祝佛陀诞辰二千五百周年的活动，并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收到邀请信之后，达赖喇嘛燃起了新的希望：一方面印度是佛教文化发源地， 千百年来她与西藏在宗教和文化等方面有深远的关联；另一方面至少英属印度曾经与西藏关系密切，达赖喇嘛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他在印度与尼赫鲁第一次单独会见时介绍了西藏的惨况，并提出：留在自由的印度推进藏人民的事业。尼赫鲁总理的答复十分坚定：他必须返回西藏，再在《十七条协议》里做文章，寻求妥协。
尼赫鲁指出，1950年以前，没有一个国家正式承认过西藏的独立，现在让印度这样做是不可能的。然而，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独立国度，有几国得到过“别国”的正式承认呢？回溯印度的独立：英国对印度有长达190年的直接殖民统治，最后由殖民者英国政府批准并制定《印度独立方案》，英国议会通过《印度独立法》，国大党接受后宣布独立。虽然史上中国从不曾像英国殖民印度那样殖民过西藏，印度却对西藏的独立地位产生了如此古怪的解读。
尼赫鲁把泛亚会议上曾经飘扬过的西藏国旗当成了浮云，也把噶厦签发的西藏商务代表团成员护照和上面的印度签证当成了过眼云烟，但他也许没有忘记《人民日报》1950年1月21日登载的《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中的威胁：“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尼赫鲁还说明，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严格受制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这才是实质——
“和平共处” 也的确只是与中国的契约：就在同一时期，印度已经决意与巴基斯坦冲突一番了，并不想因为西藏而惹恼红色中国这个流氓。尽管印度与中国从来不是朋友，但此刻的印中关系，比印度对西藏的感情更实惠。滚滚红尘的规则是利益为大。
一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冠冕堂皇，一边是 ：西藏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剥夺了；西藏遭受了来自共产中国的全面侵犯与暴行；而所有这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占领都被纳入了“中国内政”，心照不宣的条件是：中国不介入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中。历来与印度和平共处的西藏，失去了与中国和平共处的权利，西藏与印度的边界变成了中国与印度的边界，而印度得对此保持沉默。
世界就是如此啊，“国家利益”向来是一个近乎至高无上的理由。谁说印度有义务为支持西藏牺牲“国家利益”呢？只能说，西藏的悲哀就是人类万千悲哀中的之一悲哀。
七．屠城拉萨
虽然尼赫鲁拒绝为达赖喇嘛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但他还是将西藏人的立场转告了到新德里访问的周恩来。尼赫鲁在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中，叫这位西藏领袖放心，周恩来亲自对他说过：“任何人如果想像中国会在西藏强迫实行共产主义，那是荒唐可笑的。”后来尼赫鲁也是如此向印度国会报告的。（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在中共这部巨型绞肉机中，多少人、包括为入侵占领西藏立下汗马功劳的张国华、谭冠三、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后来或早早地被绞成了碎片，或绞得残肢断臂狼狈不堪，唯周恩来最善揣圣意，对内对外唱红脸技巧圆熟，好歹混了个膀胱癌，不得毛应允手术而终。
周恩来在德里与达赖喇嘛会面三次。达赖喇嘛对他详细谈了解放军在康区的镇压行为。周恩来假装不知西藏东部“民改”的暴行，却对康巴人的起义一清二楚，而康巴人正是对“民改”忍无可忍而以卵击石起义的。周恩来对达赖喇嘛说：“毛主席要我告诉你，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根本不谈改革。六年之后，如果可以的话，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周恩来也明确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不惜动用最大的力量，镇压一切对共产党统治的挑战。
“在周恩来的耐心劝说、教育下达赖才决定离开印度回到西藏。这次抉择，应该说是达赖非常明智的决定。”（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那一年，西藏的领袖达赖喇嘛二十一岁。
不到三年，1959年3月17号，二十四岁的西藏领袖达赖喇嘛被迫离开拉萨流亡印度。10天后，中国共产党政府宣布解散已经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西藏噶厦政府，并在其后几年横扫全藏“平叛”，无情地杀戮任何抵抗者、以及包括妇孺老弱在内的逃难者，致使康和安多的一些部落完全灭绝。中国如今把解散西藏噶厦政府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人民日报》称“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是“世界人权史上的光辉篇章”。而藏人，把这段“光辉篇章”的时日称为“翻身乱世”（藏文直译“世时翻转、乱世”）。
1960年，国际律师与法官委员会对关于中国人暴行的许多报告和西藏的法律地位进行了调查，编写了一份报告，该委员会断定，尽管西藏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但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从法律上而言，西藏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不受中国统治。在谈到违反人权问题时，该委员确信红色中国有罪，犯下了“别的任何人和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严重罪行-----有意全部或部分消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一个宗教集团！这也就是种族灭绝。”
从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保证“五年不谈改革”到达赖喇嘛流亡，西藏和拉萨发生了什么呢？上万的康和安多难民聚集拉萨，带来了各种惨痛的消息：家财土地被没收殆尽、土司头人被抓被杀、僧侣受辱、抵抗的部落被围剿灭绝、逃跑的无处可逃，因为到处都是解放军……任何文字叙述都是无力的了。请允我仅仅简述一下，那一年三月的拉萨，仅仅是拉萨：
1959年3月17日下午四点左右，金珠玛米的两颗迫击炮弹，轰向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写下那预言的罗布林卡。一颗落在离金色颇章不远的一个池塘里，另一颗落在北墙外的沼泽地里。此时达赖喇嘛正与噶伦们在金色颇章开会。当天晚上达赖喇嘛秘密逃离了拉萨。
3月20日起，在金珠玛米如雨的炮火、扫射的机枪以及火焰喷射器中，圣城拉萨变成了地狱：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等处遭到密集炮击；早就架在房顶和窗户等工事的机枪火舌狂吐，使街巷中尸体遍佈；拉萨河上漂流着藏人和马匹的尸体，河水被染成了血河，这些人是从罗布林卡涌向然玛岗渡口逃命的。三天的“解放”使一万二千藏人丧生。在罗布林卡未尽的烟火和成堆的尸体中，解放军挨个翻找达赖喇嘛的尸体。（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跋热•达瓦才仁：《血祭雪域》以及笔者对亲历者的采访）
关于药王山的“战斗”，解放军作家吉柚权在另一部著作《西藏平叛纪实》中作了这样自豪的描述：“……试射的三发炮弹全部命中药王山顶圆型石头房，这是山上九千名康军叛匪的指挥所……”关于在解放军的眼皮底下突然冒出的这“九千康军叛匪”，据说是根据缴获的枪支、包括噶厦武器库里没有拼装的生锈的枪支数目统计的。“……接着炮弹虎啸着一串串地掉在山上，弹无虚发，这是炮兵三零八团在噶厦叛乱之前，对拉萨早已实行了炮兵精密诸元准备的结果。所以炮弹打得这样准。要打哪一座建筑物，哪一个目标，就能一打就中。对药王山实施炮击二小时后，山上所有建筑全部被轰平……轻重机枪一齐向上射击……喷火器向前进方向的障碍物喷射摧毁性的火焰后，步兵随即发起冲锋……占领了药王山，只是没有抓到俘虏……”书里说谭冠三为没有俘虏深感遗憾，其实不难想象，如此炮火铁石俱焚，俘虏都成灰了！
关于炮轰罗布林卡，《西藏平叛纪实》里有一段堪称狂欢式的记载：从下午两点开始到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三零八团全部大炮和一五五团设在烈士陵园炮阵上的六零炮、八二迫击炮、无后座力炮，一齐向罗布林卡轰击，采用续进弹幕的打法，即以十五公尺为一个射点逐次成一条线向前推进，这是炮兵轰击最强大的火力，炮弹先从东往西一层一层地撒开，遍地开花，叛匪承受不住这猛烈炮火的打击，纷纷从东往西跑，炮弹追着他们往西炸。叛匪跑到西，见炮弹在西炸，又调头往东跑，炮弹仍追着掉进叛匪群中爆炸，这样从东往西，又从西往东来回地轰击,叛匪支不住……冲出罗布林卡逃到拉萨河边向河南逃跑……炮火立即对逃向拉萨河中和回民林卡的叛匪实施续进弹幕轰击……”
数天来围住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赴军区观看演出，在拉萨游行要求中国人离开西藏，争取西藏独立的康巴安多难民和拉萨人，受不住解放军对罗布林卡的猛烈炮击，骑马奔逃向然玛岗渡口。不过，他们在《西藏平叛纪实》中成了忽然冒出的“叛匪骑兵”和“步兵”：“……苗中琴用一个营的大炮一个又一个的齐射，炸得叛匪人仰马翻……炮弹一排一排地在叛匪骑兵中爆炸……拉萨河中一、二千骑兵和数百名步兵一齐向南渡口冲来，吴晨立即要求苗中琴用最激烈的炮火支援……他妈的来了几千哪，越猛越好……炮弹成排成排地在拉萨河中、在南渡口的沙滩上爆炸……”（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
西藏流亡政府前噶伦居钦.图布丹先生当时在然玛岗渡口旁的牛尾山上，亲见这一切。他对我说：“大约下午4点左右，罗布林卡的民众，骑马的、奔跑的，都向拉萨河渡口方向跑，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解放军轰击得人仰马翻，到处都是尸体。有的人还是跑到了河边，我们脚下的中国士兵开始用机枪扫射，人和马倒在河里，河水慢慢地流，人和马的尸体堵塞了河道，堵了一阵子后，又被水冲开，河水被血染红，一片红红的水淌下去。当时我只想：这世界上的人可能全被杀完了吧？”
在被烟火薰黑、弹痕累累的布达拉宫上面，五腥血旗在暖风中飘扬……下面道路上到处是尸体，妇女们拿着口袋和绳子，沿罗布林卡到拉萨河边一路寻找丈夫的尸体，俘虏排成长队，拉萨城里成千上万人被抓……“尸体的处理可是件难事。伤患无人照管，任其死去。同时人们将数千具尸体集拢成堆，在夏宫的杨柳树下烧了三天。由於西藏燃料奇缺，因此只好中止焚尸，改成挖坑，实行群葬。但尸体腐烂，恶臭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又将尸体刨出来烧掉。”（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作家朱瑞告诉我，一位中共官员对她回忆道：“后来中共把挡在路上的尸体，拖到拉萨河南岸烧了，烧了七天七夜，那种烧尸的气味在拉萨久久不散……”
西藏“解放”了，藏人被“翻身”了。今天，大量汉人把西藏当成“自古以来”的自己的土地“自由迁徙”，甚至比去真正自古以来的北京广州还自由，无须暂住证；矿主们来到神山圣地贪婪地挖掘；旅游者们兴奋地在罗布林卡喧哗，抱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门票价格；川菜、粤菜各式灯红酒绿之所沿拉萨河畔排开来，好不闹热……而城郊的军营、寺院门外的装甲车和一队队荷枪实弹巡逻的军警，警觉地提防着那些亡灵的后代……
尸体的处理也不再难了。中国政府2000年底在拉萨西郊建成营运一座火葬场，一方面服务于涌入拉萨的大量汉人移民，另一方面试图“移风易俗”同化藏人。藏人因坚守信仰，鲜有人选择火葬。然而，2008年三月的这几天，这座名叫西山殡仪馆的火葬场，终于在建成以来“同化”了大量藏人尸体：整整一周被军队接管，昼夜焚烧被枪杀的藏人抗议者。当局奖赏镇压“3•14拉萨暴乱”的先进工作者，在几十个军人与警察组成的名单中，火葬场的党支部书记名列其中。
“你的家、你的朋友和你的祖国悠忽全失……”（引自《雪域境外流亡记》中达赖喇嘛的谈话。）
八．印度设立严格限制
印度国会开始讨论西藏问题。印度共产党表达的是中共观点，指责印度政府对西藏另有打算，而几乎所有的其他反对党则认为尼赫鲁采取的是绥靖立场。社会党领袖阿查雅•克利帕拉尼谴责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说它是在“罪恶中问世的，要我们批准去毁灭一个古老的国家。”印度的主要政治家都严厉批评总理没有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北京成功地征服了西藏，这也就为它直接进攻印度的北部地方铺平了道路。K.M.芒西说：“西藏的悲剧使我们背上了一笔沉重的良心债。对于像我们这样年轻的独立国家来说，又拥有这样的精神遗产，我们这样对待西藏的局势，这在历史上已经构成了罪过。”
印度国民同情西藏，迫使政府作出某种声援姿态。尼赫鲁同意达赖喇嘛避难。但这产生了印度的苦衷：不仅受到中国公开谴责，说其违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人们会说印度加入了反共冷战阵营，因而丧失了不结盟立场。
新华社把达赖喇嘛出逃和解放军在拉萨的屠城，称为“叛乱”和“平叛”。“叛乱份子” 是听命于台湾与美国，而且也接受了印度的号令。这是“对一个友好国家内政粗暴无礼的干涉”。尼赫鲁对北京的指责反应温和，他矢口否认印度在西藏起义中发挥了作用。为了使中国进一步放心，他还提到，印度是信守“潘奇谢尔协定”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根据协定规定，双方都不能干涉对方的内政。当然，内政一词在中共嘴里弹性之大，在其境内，剥夺上千万的生命都属内政。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尼赫鲁指出，印度对西藏的兴趣是“由于历史、感情和宗教上的原因，根本与政治无关。”他强调对达赖喇嘛的支持纯属人道主义的做法，是以“坚实的纽带”作为基础的，这一纽带是印度与西藏之间数百年来宗教与文化交往发展的结果。
达赖喇嘛叙述说：“我将全部情况向尼赫鲁作了解释……他就像一位真诚的老朋友，全力表示同情，但与此同时，他提醒我要正视现实，”尼赫鲁讲得很清楚，尽管印度表示“同情”，但决不会给西藏独立的事业以任何实质性的支持，这就是“现实”。“我们从西藏来到这里，抱著某种盲目而不理智的希望，心想只要能得到支持，我们还可以进行对抗。但是，在与印度政府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认识到，事实上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我感到灰心，实际上觉得没有指望了。”（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从那以来直到如今，印度对她流离失所的邻邦给予了避难的屋檐，也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对这些流亡者设立了严格的限制：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喇嘛不能利用印度作为开展西藏独立运动的基地，也不能利用印度作为基地从事任何政治活动。而且历经数年，尼赫鲁都竭力将达赖喇嘛与新闻界和公众隔离开来，以缓和北京日益愤慨的态度。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印度人民至今仍然是世界上对西藏最同情和仗义的人民。
几乎二万藏人逃离他们的家园到达了印度，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在紧随而至的疾病、忧愁和水土不服中丧失生命。很多难民直到死，都以为这是短暂的流亡，不久就会回到故乡。年轻的达赖喇嘛最迫切、最关心的是难民的安置和继续生活下去的振作。难民定居点的建立，不但印度政府提供了帮助，而且也是反对党努力的结果。这些反对党联合成立了一个中央救济委员会，它在获得粮食、药品以及国际援助方面发挥了作用。而西藏境内，音信全无。共产中国的铜墙铁壁彻底封锁了西藏与外界的联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目前流亡印度的藏人数目超过了十一万。
从1974年起，在噶厦流亡政府内定政策中确定不再追求独立，而是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地位。随后达赖喇嘛开始推行中间道路直到今天。达赖喇嘛的代表团与中国政府历经九轮会谈，受尽轻侮和傲慢的指责。如果说1951年在生米未成熟饭之际，《十七条》尚且以一些具体实际的条款哄骗藏人的话，那么今天西藏已如囊中之物，这几轮会谈不过是中国应付国际舆论的谈判秀罢了。
“达赖喇嘛于1988年访问欧洲议会时，散发了一份文件‘史特拉斯堡宣言’，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他在里面提出，由多卫康三区所组成的西藏，应该变成一个自治的政治体，并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结盟。而达赖喇嘛将会以放弃独立的主张来作为回馈。” 流亡藏人作家嘉央诺布先生，在一篇回忆达泽仁布切的文章中写到，当达赖喇嘛的哥哥达泽仁布切得知这一消息后，打电话给他，沉痛地说：“他们放弃了我们的独立。”
九．困顿轮回与良心的距离
当年共产党囚禁达泽仁布切，并试图策反他去杀害西藏领袖、自己的亲弟弟达赖喇嘛时，他就已经洞穿了：达赖喇嘛和藏人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仁波切不是一个神情严肃咬牙切齿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独立的信念并不是来自于对中国人民的憎恨，或者某种超级爱国的教条或哲学，而仅仅只是出于他对中国之于西藏真正的意图没有任何幻想……仁波切相信西藏需要独立，不是为了某种高尚的意识形态原因，而是一种基本的条件，因为藏人的生存——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甚至他们的宗教都仰赖独立才能获得保证。仁波切很确定，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嘉央诺布《回忆第一位让赞步行者》）
或许正是因为印度政府对西藏独立活动的严格限制，使达泽仁布切最终移居美国，孤立地坚持独立的信念。“他与流亡政府与流亡社会所保持的距离，允许他智识上保持自由，得以继续坚持独立的理想。如果他真的为达兰萨拉政府工作的话……就意谓着必须与政府政策完全同调，我们也许就会有另外一位失败的协商者：他就会加入嘉乐顿珠、洛迪嘉日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的长长名单里……他在七十三岁时，靠着劳伦斯‧葛尔斯坦(Lawrence Gerstein)的帮助，创办了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并且领导了几次独立步行活动……”他的儿子晋美诺布先生，加入了为宣讲西藏独立而行走的行动。（嘉央诺布《回忆第一位让赞步行者》）
七十多岁高龄的达泽仁布切迈着步伐，反戴着一顶白色的棒球帽，行踪遍及美国与加拿大。他要告诉世界：“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西藏独立是绝对不容妥协的，而且是西藏人民、西藏语言、西藏文化、甚至他们的宗教续存的一种基本的条件，一种必要的条件。”
继87年、88年、89年爆发几次反抗运动后，2008年3月，拉萨再次爆发了争取自由、反抗中共暴力统治的民间抗议活动，并迅速遍及西藏三区。与前几次一样，藏人遭到了中国当局无情的武力镇压。就在同年10月，西藏死难者尸骨未寒、数以千计抗议者失踪于牢狱之际，英国政府明确宣布，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称英国过去的政策是“时代错误”，是“过时的宗主国概念”。而用宗主国概念描述西藏地位，其本身不仅是对西藏与清朝供施关系的轻率解释，而且甚至从未得到中国认可。除英国外，其他过去支持西藏独立的一些欧洲国家也相继改变口风。对此，有国际评论认为，欧洲国家集体改口，是因为金融危机逐渐向欧洲蔓延，欧洲国家希望尽量把中国拉到欧洲自救的船上。利益当前，世态何其炎凉。
也在2008年，达泽仁布切走完了他坚持独立的一生。他的儿子晋美诺布先生继续“为图博自由而行”。他说：“没有人希望生活在独裁的世界里，没有人希望有一天张开眼睛的時候，我們就身处共产党的统治，失去了所有自由、民主以及人权等相关价值。”
2010年5月28日中新社报道：印度总统帕蒂尔重申，印度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允许任何藏人利用印度领土从事反华政治活动。
2011年一月底，第17世噶玛巴被印度喜马偕尔邦警方疑为“中国间谍”。实际上，从2000年噶玛巴流亡印度至今，十一年来“间谍”流言就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幽灵，一直在印度坊间徘徊。我曾在1998年拍摄过楚布寺的纪录片，与几位协助噶玛巴出逃的僧侣都较熟悉。当年协助噶玛巴出逃的这几位忠心耿耿的喇嘛，分别也因“间谍”嫌疑，被印度拒绝入境而居留美国、或滞留于尼泊尔难民接待中心。而噶玛巴本人，处于印度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中，几乎没有任何公开活动的机会，也不被批准离开印度。印度安全部门并严格控制媒体对噶玛巴的采访活动。
由于噶玛巴的宗教地位，他在藏人中的人心凝聚力，以及其出走行动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被很多人认为他很可能成为达赖喇嘛后，西藏事业的继承领袖。那么，把噶玛巴说成间谍，限制其活动，削弱噶玛巴的影响力，谁会是最大受益者呢？我个人认为，除了中共，就是印度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达赖喇嘛刚流亡印度时，印度政府设立的严格限制：不能利用印度作为基地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且数年来竭力将达赖喇嘛与新闻界和公众隔离开来，以消解北京的指责。
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其国际和在印度境内的影响力已非印度政府所能限制，可以想象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也令印度头痛。如果达赖喇嘛后继无人，还会有平均每年两三千数目的西藏难民、其中不乏心怀为独立和自由献出力量的理想者涌入印度吗？还会有一位引人注目的圣者明星不时激起中国政府的咆哮吗？一场持续五十余年的头痛症也许就不治而愈了。噶玛巴的出走，无论在中国当局眼中，还是在印度政府眼中都决不仅仅是一桩宗教事件。遏制噶玛巴的活动以达到削弱其影响力的目的，是需要理由的。这也许能解释，为何印度安全部门花了十多年时间都还不能查清噶玛巴是否是间谍。
2011年2月14日，达泽仁布切的儿子晋美诺布先生，在为西藏的独立和自由而行走的途中，遭遇车祸身亡，终年45岁。晋美诺布先生的长子和次子发愿，继承祖父和父亲的遗愿，继续“为西藏自由而走”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晋美诺布的三子改名为“让赞”，独立。
自从雪域有藏人以来，从来没有认为过“博”西藏，是“加”中国的一部分，中国自诩西藏的祖国完全是个残酷的笑话。我们姑且撇开这一点，就算从某个莫须有的时代起，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从清末赵尔丰，到民国马氏军阀，到被“解放”、被“翻身”的一个世纪中，有不计其数的藏人遭受东邻外族荼毒，仅在被红色中国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就有逾百万藏人非正常死亡，所遭受的屈辱更是难以言述。这不是同胞相残，而是来自外族的暴力与奴役。单凭这一点，她就有分裂和独立的权利，更何况民族自决权也是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组成部分。
从“叛匪”，到今天的“藏独分裂分子”，一直有勇敢不屈的藏人，坚持为独立和自由进行着近乎徒劳的努力 。而“救星”也一代代轮回着，从进军西藏的、到援藏的、到今天的爱国者，莫名其妙地受一种叫“统一”的观念驱使，对一个他们毫不了解的国家生出侵占殖民之“爱”，而对他们一无所知的人民、对这些崇尚善而且与世无争，仅仅要回被剥夺的独立和自由的人们，生出切齿痛恨。他们对“分裂”的恐惧是如此轻易，而对独立、自由、人权的理解是如此困难。当晋美诺布先生的死讯传出后，他们在网上发帖庆贺，仇恨使这些无神论者发出了“终遭天谴！达赖侄子宣传藏独的下场”等欢呼。
西藏的悲剧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从西藏的困境我们可以看到，那也是无数关注精神世界、与世无争的小人物的悲剧。小人物可能是你我，也可能是那些仇恨藏独的爱国小人物，当强权暴虐袭来，在世态炎凉中喊天不应，呼地不灵，被那冠冕堂皇的、强大的、傲慢蛮横的势力，践踏至粉粹。
达泽仁布切为西藏自由而走的足迹遍及美加，晋美诺布先生曾在美国和台湾徒步数千计公里。而追求真正意义上自治的达赖喇嘛，在与中共侵略者困难重重的交往中，在为流亡藏人的安置、为境内藏人困境向国际社会申述、在为世界认识西藏文化、在寻求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中，走过了忍辱负重、常人难以想象的半世纪，从少年到老，他“窜访”的距离可能都可以绕地球几圈了，阅尽人间悲悯与薄凉，在“崛起”的中国的订单外交中，与他的人民一起经受着被遗忘和被背弃……困顿轮回，无论终点是独立还是高度自治，前路依然漫长无际；无论终点是独立还是高度自治，这个距离是抵达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良心的距离。
2011年3月 特拉维夫
《民主中国》首发 http://bit.ly/hcEffX （上） http://bit.ly/hsN6k4（下）
2011年1月19日星期三
《康藏岗托停战协定》前后的恨与悲
2011年撰写本文时，尚未查到《康藏岗托停战协定》西藏方面的资料。后读西藏学者跋热.达瓦才仁《血祭雪域》，据书中介绍：1904年滿清遣趙爾豐武力進犯西藏康區，控制並在佔領地區強行「改土歸流」殖民活動。滿清覆滅後，康區藏人響應十三世達賴喇嘛恢復獨立的號召，擊敗和驅逐中國駐軍，收復失地。由於中華民國堅持「繼承」滿清對康和安多的「領土」，藏中爆發數次戰爭。1932年10月藏中雙方軍官未經雙方政府授權在西藏康區江達縣崗托簽訂《崗托臨時停戰協定》，該條約第三條：「自中曆10月8日,即藏曆八月初九日起,至10月28日,即藏曆八月二十九日止,雙方作戰部隊,分頭撤退。漢軍退俄滋、德格、白玉以東。藏軍退葛登、同普、武成以西。其最前防線，漢軍如鄧柯、德格、白玉，藏軍如仁達、同普、武成各境內，雙方每處駐軍不得逾200名，並各派員互相監視撤兵。」 由此，形成金沙江東西岸之分。西藏東岸領土康區屬於民國川軍控制區。
——唐丹鸿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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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沙江畔 岗托 |
1932年10月，在西藏昌都地区金沙江畔一座不起眼的小镇岗托，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出的代表与国民政府西康代表签订了《康藏岗托停战协定》【唐更正：此处有误。实际上这是一个未经藏中政府授权、藏中双方军官私下签署的停战协定。】。签署人有中国、西藏和调停国英国三方代表【唐更正：此处也有误，根据跋熱.達瓦才仁《血祭雪域》、夏格巴《西藏政治史》介绍，由藏中英三方代表達成臨時的，是1918年的一个停戰協定，应中國要求英國居中調停。 】
粗看这份停战协议，包含两条明显信息：一，国民政府承认金沙江以西，是具有主权的、独立的西藏国；二，西藏政府放弃了对金沙江以东藏区的管辖，被称为康和安多的大片藏区归国民党中国统治。呵呵，1932年还在讨论边界问题。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在持续不断的高调声称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宣传中，《岗托协定》被暗哑地闲置在角落里，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所知。
其实，既然是“停战”协定，当然在签署之前有过战争。那是一场、或一些什么样的战争呢？
一．供施关系的终结与赵屠夫
先简单说说大清与西藏的供施关系。所谓供施关系，就是一个和尚和他的俗人施主的关系。施主供奉小到饭食清水、大到金银珠宝乃至提供安全保护等，和尚为施主念经消灾祈福。中国当今求神拜佛的人也不少，俗家弟子对上师竭尽尊敬与虔诚，应该不难理解供施关系。这种供施关系上升到五世达赖喇嘛及其历代转世，与满清太宗皇帝及其继承者之间，应该说也符合外交对等，一国之君对一国之君。达赖喇嘛作为满清皇帝的佛教上师，为施主及其属民的福利在宗教方面进行祈福和举行相关的宗教活动；满清皇帝施主进行供奉，包括为自己的上师喇嘛及其属地遭受外来侵害时提供军事援助。
这是一种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的独特的外交关系。不幸的是，随着一方权力欲和占有欲的膨胀而被打破。供施关系到了清朝末期，被施主天朝涂抹了骇人的血腥。
自以为世界中心、万朝来贡的天朝那些年遭遇列强攻击，岌岌可危。朝廷忽然想到西部高地关乎国防。东边打洋枪洋炮不行，西边吐蕃佛国没几个兵马，吃桃子要找软的捏，决心向川边藏地派官设置，实行“改土归流”的同化藏人政策，巩固川边（注意，四川已经属于边境，此乃经营边务）。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赴藏途径金沙江畔的巴塘，见那里土地膏腴适宜农垦，就开始向当地藏民摊派各种杂役，大开垦场横征暴敛。最讨厌的是，他就跟共产党人一样，对藏民千百年来虔信的佛教视若敝屣，强令“每寺只许住喇嘛三百名，余则一二百名即行还俗，如不遵允，定行诛戮……又执枪炮，打毙近卫喇嘛十余名。”所作所为激起藏民愤而抗击，巴塘人在丁林寺喇嘛带领下捣毁垦场杀死垦夫，并杀死凤全及其随行卫队共六十五人。
“巴塘事件”发生后，四川总督赵尔丰等人迅速前往“征剿”：“剿办巴塘七村沟，搜杀藏民达数百人，尸体抛入金沙江，而且将其中七个暴动首领，剜心沥血，以祭凤全”。紧邻乡城人准备支援巴塘，赵尔丰又围剿乡城，一千二百一十名僧人和俗人被殺。将“乡城桑披寺、巴塘丁林寺焚毁，将寺内佛像铜器，改铸铜元，经书抛弃厕内，护佛绫罗彩衣，均被军人缠足。惨杀无辜，不知凡几。以致四方逃窜者，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赵尔丰及其巴塘经营”《西藏研究》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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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土归流强迫巴塘藏人女子必须穿旗袍，说官话，取汉名，用汉字，信孔教。 |
为了进一步巩固占领，赵屠夫还建议清廷在沿打箭炉（康定）至工布江达那大片藏人称为康的地区设一个新的省：西康。于是那片千百年来几乎连汉人的毛都没一根的藏地，就单方面自行出现在当年的中国地图上了。由于赵尔夫征服和归流手段狠辣有功，清廷继而命他为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但因藏人对之恨之入骨坚决反对，他才没有赴拉萨上任（由此也可见委派外交官与委派省委书记是不一样的哈）。该屠夫继续一路缴杀，占领了康区的江达、贡觉、山崖、瞻对、波密和白马岗等地，更建议乘胜占领西藏全土。
1910年清军武力入侵占领拉萨，宣布“废黜”达赖喇嘛。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抵抗满清后被迫流亡。
对西藏的武装入侵，破坏寺院以及迫使自己的上师和供养对象流亡，完全违背了供施关系中满清皇帝要保护上师喇嘛及其宗教和人民的义务。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正当反应则是取消供施关系。而满清宣布“废黜 ”达赖喇嘛的行为则比较搞笑，因为达赖喇嘛的地位和尊号并非如一些中国学者所说那样是满清皇帝“赐予”的，而无非是五世达赖喇嘛与顺治之间，为表互相尊重和相互承认互赠尊号而已。因此西藏噶厦政府声明：“……皇帝给与达赖喇嘛的名号不过是表示一种尊崇，达赖喇嘛的权利和地位根本不取决于这些名号……有关‘废黜’达赖喇嘛的问题，就正如达赖喇嘛试图通过收回‘支那地方文殊大皇帝’的名号来‘废黜’满清皇帝是一样的。”（西藏诸噶伦和国民大会致印度总督的信件，“伦敦印度事务部政治与机密档案” 荷兰 M.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后来的历史也向我们证明了，谁也无法“废黜”达赖喇嘛在藏人心中的地位。
从1908年到1911年清朝短暂地控制了西藏，而藏人的抵抗从不曾停息。1911年满清灭亡，到1913年驻藏官员和占领军被陆续逐出西藏，西藏与中国不存在任何法律或政治上的关系了。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声明西藏独立。1932年的《康藏岗托停战协议》就是独立的西藏政府与中国国民政府签署的。
二．“康藏冲突”及安多的浩劫
1．“第一次康藏冲突”
从1903年到1911年，满清施主变脸为恶邻，从川边的藏东南边陲到攻占拉萨，在西藏制造了一系列的血腥与混乱。那么，满清灭亡后到《岗托协议》签署的20年间，在那片赵屠夫“规划”的“西康”——西藏金沙江沿线的康和安多，又发生了什么呢？
1911年冬，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被处死。康区随即发生动乱。许多在改土归流中失去权力的土司、寺庙，乘乱杀掉或赶走清政府委任的官员与军队，攻占县城，恢复原有的权力。赵尔丰等在康区进行数年“改土归流”同化经营的约30个县，迅速瓦解，仅康定、巴塘、道孚、甘孜、德格、邓柯等少数几个县未被藏军收复，亦均告急。
1917年驻扎类乌齐的川军抓获两名“越界”割草的藏军，押往昌都。西藏方面要求将两名藏军交由西藏地方自行惩处。川军统领彭日升一“爱国”就潇洒了一把，把两名割草的藏军的头给割了。藏军怒极 ，当即发兵袭击川军驻地，占领了类乌齐、恩达等地，进而围困昌都、察雅。彭日升频频告急，那时中国到处都在闹独立抢地盘，四川军阀同云南军阀作战正忙，“藏独分子”“分裂祖国”都不关军阀们鸟事了，仅有川边镇守使陈遐龄派出一个营友情援救。1918年4月昌都被藏军收复，彭日升等被俘。此后，藏军分南、北两路东进，连续收复德格、邓柯等7县。7月藏军同川军在甘孜以西之绒坝岔激战20余日后，各据雅砻江两岸。川军派代表前往昌都谈判，经英国驻华副领事台克曼等调停，最后西藏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川军签订《边藏停战退兵条约》：将康区的邓柯、德格、石渠和昌都、类乌齐、察雅、三岩等县划归西藏暂管。赵屠夫侵占下的33个县，到川军这里仅剩17个县了。（《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五洲传播出版社, 1997 ）
对藏人来说这是收复失地。中国学者称之为“第一次藏军东犯”，带着“遭受侵略”的悲愤。那时西藏政府若是一个地方政府，哪有资格与国民中央政府签停战条约？大概为了符合“自古以来”之说，后来改为“第一次康藏冲突”。“康”指西康，其实那时“西康省”还在画饼阶段，不过忽悠一下虽号称“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却对西藏一无所知的爱国统一狂们，不用费什么力气。
2．拉卜楞地区的浩劫（1918-1928）
满清谢幕，中国进入军阀狂欢时代。战争，是这些军阀获取权力和财富的专门职业。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加之政局动荡，祖祖辈辈生活在甘肃青海一带的安多各部落，放牧、种地，念经，远离仅有1万多藏军的噶厦政府保护，更难逃这些军阀的屠杀摧残。
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一书也承认，拉卜楞寺政教合一的权利全部掌握在历代嘉木样活佛之手。1916年，第四世嘉木样活佛圆寂，任命阿莽苍活佛为摄政。
拉卜楞寺管家宗哲嘉措为保自己地位和权利，以河南蒙古亲王和民国回人军阀马麒为靠山，引起摄政阿莽苍活佛及拉卜楞僧众强烈不满。拉卜楞寺僧官大会中，僧众将宗哲逮捕，并决定撤销宗哲管家之职。宗哲逃跑找马麒求援，马麒早有控制拉卜楞寺的野心。派人去拉卜楞寺调查，阿莽苍和拉卜楞寺及下属部落代表和80多议事代表都认为这是寺院内部事务，外人无权干预。1918年6月，马麒派马麟率兵数千人赴拉卜楞寺武力解决。拉卜楞属八部落和附近十三村庄的藏民千人，奋力抵抗马家军阀部队，终因寡不敌众，保卫拉卜楞寺的部落兵2000余人伤亡，马家军阀驻扎拉卜楞寺，烧杀抢掠，当地藏人和寺院受到极大损失。
同年底，马麟又会同西军马国良部，合计6000兵力，攻击阿莽苍活佛供养地阿木曲乎。大肆抢掠，并破坏附近30座寺院。“噶丹曲阔林”被焚毁，该寺富丽堂皇的殿堂、浩如烟海的经典著作、以及阿莽班智达的全部著作、许多医学著作及诠释、《安多政教史》等上万木刻版被付之一炬。屠杀僧俗700余人。直逼到阿木曲乎部落头领表示屈服投降才收兵。阿莽苍活佛逃亡于欧拉部落，最后死在那里。
由此，马家军阀在拉卜楞寺建营，长期驻军。嘉木样五世转世灵童寻访到后，藏人僧众要求驻扎在拉卜楞寺的马家军撤出，并不得再干预拉卜楞宗教和地方事务。马家军又用兵万人，挥师直进拉卜楞地区，焚毁村庄寺院，杀人如麻一片焦土。这次军事行动，连四川省长杨森、甘督陆洪涛都看不下去了，电请北洋政府制止。经此浩劫，拉卜楞地区更形萧条荒凉。（《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月版/ 《我故乡的悲惨史》丹增华白尔，吐蕃作家协会 达兰萨拉）
3.狂杀果洛、黄南等各部落
1920年，军阀马麒遣二百余名士兵到果洛阿尼玛卿山脚下强行扎帐采金。果洛各部落藏人集众抗议，遭军队开枪射击。由此，果洛藏人群情激愤，杀了采金兵员的大部分，仅四十余人生还。1921年初，马麒派其弟马麟率两千余骑兵前来报复。果洛人众在几大部落土司带领下，以刀茅弓箭火药枪等，与马家军阀的快枪大炮抵抗，遭到重大伤亡。阿尼玛卿雪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大片藏区被马麒军队占领。马麒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一片焦土。果洛藏人被军阀屠杀7000多人。并砍去牧民头颅示众。那时到处可以看到许多婴儿伏在无头女尸上吃奶的惨状。众多寺院被毁，法器、佛像等被破坏和抢劫。被抓去的妇女和儿童有2000多人，妇女遭受强暴。
继而马麟部队移驻玛城金隆缠，监禁果洛三大部落活佛和士官，强征牛马，强索金银财物。把劫后回来找寻死尸和财物的人都抓起来，一一斩首示众；被拷打致残的，头上压上石块直到其死亡。这次被惨杀和抓去的人数约千人以上，仅一个小山坡上，就有骨骸67具。（《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月版/ 《我故乡的悲惨史》丹增华白尔，吐蕃作家协会 达兰萨拉）
马麒任甘边宁海镇守后，沿西宁、玉树设立驿站，用兵征服该通道上的安多藏人大部落阿木曲乎，建立兵营；同时，与驻循化西军一起用兵镇压尕楞藏人的武装反抗。这支著名的军阀在安多藏地横征暴敛苛以重税。1922年，马麒派侄子马步元率骑兵千人镇压同德赛力克寺藏人僧俗的抗税暴动。他们先镇压了环曲乎、环科日两个部落，接着攻入赛力克寺，焚烧一空。该地区公贡麻、夏卜让、瓜什则以及保安地区的和日部落奋起抵抗，马部杀死部落头人和牧民100余人。甘督张广建也派兵攻破隆务寺，蹂躏黄南藏人各部落。黄南藏人各部落与马氏家族结怨，并在马步芳时代也遭受多次镇压，这些藏人部落和果洛、甘南的藏人部落一样，一提起马氏家族，无不切齿痛恨。（《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月版）
4. 第二次康藏冲突、青藏战争与《岗托停战协议》
1930年5月，西康甘孜的白利土司与大金寺因土地差民纠纷发生争端。藏军支持大金寺，出兵占领了白利。驻扎甘孜的川军出兵白利，与藏军开战。当时四川军阀也在互相混战的百忙中，忙不过来。藏军遂顺利占领了白利、甘孜、新龙（瞻化）和囊谦等地。当时国民政府还嘟嘟哝哝怪英国提供藏军军火，英方回应说这是印藏间订有供应西藏用于自卫军械的条约。国民政府又派员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交涉，请其令藏军停止东进，并派员谈判解决。于1932年春双方拟定停战草案。草案规定允许被藏军占领的甘孜、新龙由藏军驻守，被俘川军放回。
青海这边：马麒死后其弟马麟继任省主席，其子马步芳也想当省主席，与叔父争权。南京方面蒋介石打算让青海民政厅长王玉堂代省主席。马步芳先挺叔父，与青海官员联名推荐举马麟继任。蒋介石只好任命马麟继任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任新编第九师师长。马麟虽然当上了省主席，但青海的军政大权实际掌握在马步芳、马步青之手。1932年初，胡宗南的中央军第一师进驻天水。胡宗南深感马步芳势力日增，决心剪除。
就在这时，玉树藏僧和青海商人因货物价格问题发生纠纷。马步芳为了阻止蒋介石、胡宗南进占青海，利用此机故意扩大事态，迫使玉树僧人们请求驻昌都的藏军解决纠纷。藏军攻占囊谦，于6月进入玉树地区，爆发了青藏战争。为了不再丢掉那些由赵屠夫吞并、后在军阀口中剩下一半的安、康肥肉，蒋介石只得命令马步芳出兵攻打藏军。（《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五洲传播出版社, 1997 ）
这次战役在《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报告》中作了如下记述：
北路藏军与青军交锋于青康边境玉树一带，青军指挥马步芳，藏军指挥为厦苏代本……双方官兵总数在二万以上，历时五月，战线延长南北数千里，死亡在四千以上。实际上青藏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将近一年，在交战地区，除藏军对民间有烧杀抢掠行为外，青海马步芳军队也多所杀戮与劫掠，并对当地有关部落以“通藏”为名，罚以银元和马匹牛羊，使当地藏族人民遭到巨大痛苦和损失。
什么样的“巨大损失”呢？
1932年6月，马步芳派马忠义、马元海率部进兵，镇压上果洛达武、麦仓、德昂仓、上下巷千、多巴等部落。上果洛阿木去乎牧民惨死二千余人，几乎完全灭了这个部落；俘其妇女二百余人，转手送给临潭西道堂作为奴隶，大部分折磨而死，仅剩二十余人流落甘南各地。还惨杀达武、麦仓牧民二百余人，德昂仓牧民一百八十多人，抢获马、牛、羊五万余头……（《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二版）
“至于俘虏的藏族战俘，马步芳下令一律残杀，这些俘虏多被当场用马刀砍死，人头挂在马上回青海邀功。
除此以外，马步芳在果洛，玉树地区使用部族灭绝制度，往往把一个部族杀的一个不留，除了少数长相较好的妇女被留下给士兵军官做小妾以外，老弱妇孺一律砍杀，连几岁的幼儿也不放过。死于马家骑兵刀下的藏族战俘数千，至于被屠杀的平民就更多了……甚至在一次屠杀后，马家军还挂起了被杀者的222颗人头，让亲属花钱来赎，每个人头至少一百块银元！”（《老萨谈中国的俘虏历史》，作者萨沙。和讯博客“涅瓦河边”）
可怜西藏噶厦军队兵士只一万七千人，与川军、青军经过这些殊杀，再也无力保卫安多、康区那些有同样的信仰、说同样语言的边民，最后藏军全线溃败，马军逼进昌都，并与四川刘文辉部联合出击，进军昌都。据当时在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任秘书长的姚钧在其《青藏战役的内幕》一文中说，马步芳的企图是要和川军联络一致，会攻昌都。昌都为西康财富之区……其藏兵之军械、辎重粮秣，俱储备于此……马步芳以为乘此时机会攻昌都，可能获大量军械及金银财物，且得川军支持，他可在西北称霸；其次是想在这次战役中，向国民党中央多领些枪枝弹药等军用物资和临时军费，以充实其军事实力；三是借这次战役在蒋介石前邀功，作为他日晋升的资本。
这是一个残无人道、不可理喻的邻国。1932年10月，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出的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签订了《康藏岗托停战协定》，放弃了对金沙江以东藏区的管辖，被称为康和安多的大片藏区归国民党中国统治【唐注：如前所更正，实际上这是一个未经藏中政府授权、藏中双方军官私下签署的停战协定。】。
5. 战停，杀不止
而被国民党收编的马步芳部队的血腥屠杀，一直持续着：1933年8月再次镇压果洛藏人部落，杀牧民二百余人；同年9月，进攻洋玉部落，将并未反抗的该部落一百余户消灭；1935年又作第五次镇压，长驱白玉寺，果洛各部落均不及措手，不得不承认应差纳款永远服从；
1938年马步芳派兵进驻果洛，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脂，激起藏人反抗。事变传至西宁，马步芳派骑兵前往报复，揭开了历史上罕有的大屠杀：两天之间惨杀无辜藏人一千余人，其中妇幼六百余人；寅夜逃脱了二百多人，马家军跟踪追击，凡有烟火和帐篷之处，刀光起落无一幸免。有一士兵一天之内竟杀死牧民六十多人，向手无寸铁、跪地额手哀求的妇孺老弱，横头直劈；还有十几个藏人被杀于喇平福身死之处，取头祭喇。所抢掠的牲畜财务不计其数，烧毁白玉寺等五处寺院……这些部落的家园一时成为灰烬。这只军队继续沿黄河南岸荼毒，虏康干等部落的妇女小孩三百余人为奴…… 大屠杀后，有两个部落的土官，收集劫后各部落余众，辗转流亡于四川境内松潘等地。部落首领几经托人纳贿，终于见到蒋介石，馈送礼物，要求果洛改隶四川管辖，以免遭马步芳迫害。蒋介石一番太极推诿，致使这些流亡者继续流落青、川边境的山林地带，还被川军敲诈军马一千五百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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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家军阀的军刀和上面的刻字 |
继1938年大屠杀后，1941年，因果洛藏人拒绝马步芳政令，马步芳第七次派大军，从西宁出发镇压果洛藏人。经过两个多月的屠杀，先后毁灭了上果洛、下果洛、中果洛在黄河沿岸的一些藏人部落，死难牧民一千八百余人。这支“平叛”部队在上果洛的暴行尤为残忍。上果落部落散处黄河沿岸，约有帐篷七百余顶，那时还不知道厄运降临，仍在那里悠然放牧。忽然枪声大作，无辜的藏民半数已被击毙；其余夺路逃命，慌不择路反而奔向火线，尽数应声倒地；在山壁沟崖躲藏的，也多被俘虏，遭乱刀砍杀。妇女遭奸污后刺死或劈死，有的母子死在一处，小孩身被刀创多处，僵伏在母尸上。尤其残毒的，是在赛日科将牧民四十人活活刨腹，取出心肺。在这次大屠杀中，马步芳的部队还做了两件杀人越货的案件：康干、康赛在西藏贸易的商队，尚不知道果洛发生了血案，正从西藏返回。近两百驮牛满载氆氇布匹，同行的还有从拉萨朝佛归来的男女牧民一百一十多人，带着《甘珠尔》和《丹珠尔》等珍贵经卷。刚抵上果洛既被马军截获。有三四十人不堪虐待跳湖自尽，因水浅尚未淹死，被军队开枪击毙，其余牧民也被杀。后又有西康商队被该军截获，商民二十多人被击毙。
杀、杀、杀……抢、抢、抢，除了果洛，还有玉树休马、百日麦马、雅拉、藏欠、伯虎、江赛部落等，国民党马步芳的军队到处欠下命债，更抢掠没收牲畜金银等巨额财物，重税搜刮；还屠杀抢劫同仁和日只桑部落，兰采村，洗劫什藏寺……（《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二版，《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月版）
“1968年开始，达赖喇嘛对国际国内情势做出全面审视和深思熟虑的同时，与当时的议会议长，副议长，噶厦有关人员及博学专业的西藏友人进行深入讨论后，于1974年确定不追求独立，而是争取名副其实自治地位的内定政策……西藏民族人口不过六百余万，历史上康区和安多的不少地区因遭蚕食而脱离噶登颇章政权的有效管辖范围；1951年西藏丧失独立之时，西藏政府的控制区只限于目前所谓西藏自治区的范围，因此，即使根据历史恢复主权独立， 仍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藏人处于这个范围以外，故不论从长远或眼前而言，与其寻求西藏部分地区与中国分离，不如寻求整个西藏民族统一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更为有利。”（达赖喇嘛驻北美办事处代表贡噶 扎西2011-01-14 02:48:48关于中间道路的推文）
断臂求存的《康藏岗托停战协定》饱含着绵延的痛苦，和对康与安多的愧疚。“与其寻求西藏部分地区与中国分离，不如寻求整个西藏民族统一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更包含了不再相弃、生死与共的同胞之情吧！
三．人血胭脂
从赵尔丰到马步芳，从清末到国民党政府，如此血腥的“统一”史，并未让中国爱国者有丝毫良心的不安。不但狂杀藏人、也狂杀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赵尔丰、马家军阀这些杀人疯子，在很多方面也遭汉人诟病口水，切齿痛恨。马步芳的军队更曾把红军绞杀、奸淫得灰头土脸。赵屠夫、马步芳家族等在共产党的宣传中都是上不得台面的杂碎，但因他们是入侵占领西藏的先锋前辈，所以大家竟都飘扬在“爱国”、“统一”的红旗下了：
在网上输入“赵尔丰”，你就会看到，他们对这位赵屠夫杀汉人称之为“历史污点”，而对其在西藏的恶行，则充满深情的絮语与讴歌：“沉冤百年的民族英雄”、“带兵入藏平叛的清朝大臣赵尔丰的历史功绩”、“怀念民族英雄赵尔丰”、“收复西藏的英雄”……在“西藏人权网”上，一个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写到：“后人对于赵尔丰的评价差异比较大，因为其在镇压保路运动中，手段残忍。然而在赵尔丰经营川边藏的数年里……改土归流必定昭然史册……”曾经在西藏生活二十余年、以书写西藏闻名的的汉人作家马丽华，在其书中为人们描绘了一片美丽多姿但决不痛苦的“新生”的天地，她就“改土归流”感叹到：“行将就木的一个朝代居然出现这等有所作为的封疆大吏。……后来的西藏人即使在说赵尔丰的坏话时，也不免先自带了三分敬意。”她对那片风光旖旎又有些顽劣不化的苍茫雪原的“爱”充满字里行间，是因为共和国也“爱”西藏。而当今许多号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说起共产党千怨万恨涕泪滂沱，惟独对“臧独”，却誓与共党共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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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尔丰临刑 |
中国官方隆重推出的《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一书铿锵地“学术”道：“中华民国历届中央政府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统一，积极维护和行使了对西藏的领土主权。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国是合汉、满、蒙、回、藏等多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只好再次感叹这是多么神奇的国度啊，一个刚成立的临时政府的临时总统“宣布”你丫是我的就行了；而西藏那个持续了数百年的政府并合法在位数百年的达赖喇嘛宣布西藏独立就不算！
可是那时候支那大地上，各路牛鬼蛇神也纷纷宣布独立啊？于是这位号称“三民主义”的临时总统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 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孙总统的民族主义，不含藏蒙民族主义；民权不含藏蒙的自决权利；民生，很快你就会看到，在国民政府时期，藏人和别的少数民族的民生都是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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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步芳 |
“其实马家军阀阻止了内蒙、新疆、西藏的独立为国也立过功!......马家军阀的确在西北干了很多残暴的事情！但马家军阀难道没干过好事情？……如果没有马仲英消灭‘东突***国’的话新疆也独立了！再有西藏曾经在英军策动藏军攻占青海和四川藏区想建立大西藏，刘文辉当时就挡不住藏军，最后还是青海马家军出面打败了藏军！”（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bbs73-0-1.html）
“杨作山的《马麒对藏政策述论》（《回族研究》1996年第4期）作者认为马麒的对藏政策……具有反帝和维护祖国统一的一面”（《青海三马》)
“……青海军在维护国家统一，稳定西部边陲，保障西藏安定方面作出了贡献，马步芳作为青海最高军事指挥官也声誉鹊起。(铁血社区“马家军打击西藏亲英势力之战”)
一篇书评“读《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作者是到西藏做学术和考古研究的，如此写到：“这本书高扬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旗帜，从历史方面来证明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这本挥舞爱国主义旗帜的书，是针对夏格巴著作《西藏政治史》和范普拉赫著作《西藏的地位》的，而这两本被批判的书，你却无法在中国找到踪迹。
一说“统一”，大家就很High 。他人的血，大可成你们灿烂的胭脂。提醒一下，当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时，别忘了人血胭脂让你们的爱国主义表演徒增喜感。
四．“爱恨悲痛更真实”
我写这篇文章，源于一次小小的争论。谈到共产党终究会把人们逼到反抗，一位华人说：“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官逼民反。50年代藏区暴动，也是被逼反。”这话在汉人看来可能毫无问题，藏人听来就不见得是滋味。一位藏人朋友果然说：“抗日战争也是官逼民反吗？50年代藏人的抵抗不属于‘中国历朝历代’的被逼反。”
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跨过金沙江，完成了赵尔丰、马家军阀和国民党没有完成的“统一大业”，在这片大陆上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剧痛的伤口。中国把这场侵略称为“解放”，把50年代对康和安多藏人的屠杀称为“平叛”；而藏人自己，认为康和安多的这场力量悬殊的绝望的搏斗是“护教救国抗战”。每年的三月，对藏人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月，因为在这个月，50多年前他们的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就再也没有回来；每年这个月也是胜利者弹冠相庆的月，50多年前，他们在这个月宣布取消西藏政府，然后每年他们在藏人沉默的哀痛中庆祝“百万农奴解放日”……
把50年代康和安多藏人的反抗与“历朝历代官逼民反”相提并论，包含的信息当然有：这些地方自古属于中国；50年代席卷全藏的起义游击战不是反侵略，而是当年中共政策不当所致。
那么这些地方真的属于中国吗？怎么属于的？西藏问题的本质难道不是侵略问题吗？
历史无法假设，所以我们也无法假设：是否用“温水煮蛙”的方式，西藏问题就没有了。
在这个争议中，我也抬了一杠：哪朝哪代，“博”，西藏成为中国“藏区”的？
这位华人来信道：“第一，我的原意只是说，藏人是被逼反的，中共内部文件也承认青海藏人是‘官逼民反’。我想我当时应该加上一个限定词：‘周边四省的藏人’。第二，从历史角度来看，岗托停战协议签订，汉藏以金沙江为界，康区成为西康省，这是一个事实。 而中共进入周边四省藏区时，除了青海的昂拉地区有过激烈的武装抵抗之外，其他地区基本上没有发生抵抗。武装抵抗是在1956年之后发生的，原因你也知道。事实上，根据中共文件，他们从1949年之后，就制定了一整套类似‘和平演变’的逐步瓦解、分化藏区的策略，到5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奏效。另一个事实是，虽然是全面反抗，但是从人口比例来说，真正反抗的人数约占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10 左右。”
就这位华人对西藏困境的同情和研究程度来说，这番话真的使我很困惑。这里似乎有一个根本分歧：若是“官”不逼呢？就皆大欢喜了吗？问题是，中国政府凭什么成了西藏人的官呢？
关于《岗托协定》，当时我正在Skype上采访一位在上海读研究生的藏人女生。我顺便把华人的这段话拷贝给她，问她怎么看这个“历史事实”？这位年青的藏人女学生说：“要单说协议这个‘历史事实’，我们也许只能痛苦地接受；但对我来说，这个事实背后的爱与恨、悲痛和屈辱更真实。” 实际上，《岗托协定》是个“事实”；19年后一边在拉萨对15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连哄带吓，一边屯兵金沙江畔，攻陷昌都，签下《十七条》，也是事实。正如《塘沽协定》与满州国同样是事实。
至于说“中共进入周边四省藏区时，除了青海的昂拉地区有过激烈的武装抵抗之外，其他地区基本上没有发生抵抗。”这话到底要说什么呢？难道一开始就是顺民，挺欢迎金珠玛米的？我在达兰萨拉的采访中，想得简单点的“叛匪”告诉我：“汉人撒了很多传单，传单上说他们讲平等，他们是来帮助我们，帮助完了就走。我们想：佛教也说众生平等，没错呀，再说来帮我们也是好心啊”；而早看透了的“叛匪”则说：“他们把土司头人弄去开会，许官位要求合作，而他们的军队就在外边。藏人人没有几个，枪没有几条，抵抗什么？”
“事实上，根据中共文件，他们从1949年之后，就制定了一整套类似‘和平演变’的逐步瓦解、分化藏区的策略，到5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奏效。”是啊，温水煮蛙本来都快熬成一锅鲜汤了，谁知派去的积极分子太多，分田抢宅批斗人，把那帮青蛙早早地逼暴动了。
真正让我跌出眼镜的是“另一个事实”：“虽然是全面反抗，但是从人口比例来说，真正反抗的人数约占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10左右。”百分之十，差不多一户出一个了，难道老、弱、病、残、女通通上山打游击当“叛匪”，才算得上“不归顺”？13亿屁民，反抗的有1.3亿吗？恭喜天朝，固若金汤啊，维什么稳？
2011．1．10 特拉维夫
《民主中国》 首发：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8950】
关于《康藏岗拖停战协定》：http://zh.wikisource.org/zh-hant/%E5%B4%97%E6%8B%96%E5%92%8C%E7%B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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