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央诺布：西藏主权独立的历史事实

作者：嘉央诺布

中文翻译：扎西顿珠

功能齐全的国家

中国入侵之前的西藏是一个具备所有国家功能的独立国家。历史上的西藏从来没有威胁过任何邻居；同时在没有任何外界援助的情况下，上千年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西藏也从来不欠任何别的国家的债务和人情。虽然旧西藏是一个封闭的和神权统治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然而上千年来西藏境内却一直持续维持着法律和秩序，并认真遵守与其它国家之间签订之各项条约。西藏也是全世界最早颁发并执行有关保护野生动物和环境的法律的国家之一， 早在1642年，甚至更早年代，西藏政府已经颁布了保护动物与环境的“山川令”。

大约在1896年西藏政府就已经废除了死刑，西藏是全世界第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1900年访问拉萨的俄罗斯探险家崔比科夫（G.Ts. Tsybikoff）写道：“达赖喇嘛担任西藏政教首脑，他的杰出政绩之一就是废除了死刑。” 这样的事实一直被后来到西藏的旅行家们所证实。在西藏人的历史上，没有任何记录显示藏人曾经迫害过西藏的少数民族（如穆斯林），也没有像中国政府在1989年那样屠杀自己的公民。西藏与其接壤的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边界完全没有设防既是这样，被称为 “伟大的旅行家”的西藏人，在那时很少有逃离自己的家园而在他国成为经济或政治难民。共产党入侵西藏之前，美国和欧洲没有一个藏人移民。

外国军事入侵不是“和平解放”

1950年10月5日，“人民解放”军第18军第52、第53及第54师（多达40,000军人）突然袭击了西藏边境金沙江沿线守军，该处是1933年以来藏中实际停火线，当时那里有3500名正规藏军驻守，同时还有大约2000名康巴游击队。

在此之前的1949年底，共产党军队进入西藏东部（康区）和东北部（安多）地区，这些地区当时是由国民党支持的地方军阀政权军事占领。中国学者最近研究表明，毛泽东于1950年1月22日会见斯大林时请求苏联空军协助运输入侵西藏的战争用品，斯大林当时回答是：“你准备进攻西藏是件好事，西藏人需要被征服。”

英国报务员罗伯特.福特（Robert Ford）（当时在为西藏政府服务）在西藏昌都前线记述了当时的战况：在位于金沙江干流上的主要渡口岗拖-卓卡（Kamthok-druga）的保卫战中，藏军差不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另据一位英国传教士也在当时目击这一战况，称位于南方靠近芒康的竹巴笼(Druba-rong) 河口，英勇战斗的藏军前线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幸存者最后不得不向西撤退，并经四天的撤退与整休之后，藏军主力一个团已所剩无几。金沙江沿岸主战役结束两个星期后，藏军终于投降。中共官员的自传中也同样记录了当时的战争：“昌都战役中，很多藏人被打死和受伤” 。相对于中国武装力量， “......西藏士兵英勇奋战，但他们缺乏足够的人员和更好的训练”。根据西方唯一撰写有关中国入侵西藏的军事专家写道：“......共军遭受了至少一万人的伤亡。”

当时，中国军队一个团是从新疆方向袭击西藏。一名中国士兵在他的传记里提到，由于（西藏西部）阿里地区葛才（Gertse）地方的牧民游击队的抵抗，我们的部队被迫停止前行。

1956年爆发康巴大起义，其时零星的起义早已在安多各地爆发，后来起义遍布西藏全国，最终导致1959年3月的全民起义。游击队（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才终于全面停止。从1987年到1990年，以及最近的2008年，伴随着中国政府的严厉镇压，遍布全藏区的抗议浪潮始终没有停止，所有这一切表明，西藏人的抗争从来没有停止，直到今天。

种族和文化灭绝

自1956年以来，成千上万的藏人在战争中被杀害。更多的人则在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劳动营和毛泽东的大饥荒中不幸死亡。虽然无从获知准确的死亡人数，但西藏政府通过对大量的幸存者的采访作为调查基础，提出了一个大约的数字是120万藏人（因为中共入侵）而失去生命。尽管这个粗略的统计数据受到某些人的质疑，但因为缺乏有力的反面证据或是从中国官方的详细记录，迄今未有人能够否定这个结论。也因此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得出结论，有证据表明中国已在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罪。

西藏被占领后，有计划地，有系统地破坏了成千上万坐寺院，庙宇和历史建筑。上万吨珍贵的西藏宗教文物和艺术品遭遇大规模掠夺和抢劫，并批发到中国和世界各地。直到今天，相关的图片和新闻报道仍然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地关注。这种作为国家行为的有组织的盗窃和营销行为迄今仍然没有停止。今天，除了文物贩子和收藏家以外，很难知道还有多少文物最终能够幸免于难。

国旗

现代西藏国旗是1916年正式确认使用。 1930年首次亮相于英国官方正式出版物。1934年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世界旗帜”专刊上。1937年德国出版物“世界各国国旗”中包括了西藏国旗。西藏国旗甚至也成为1933年欧洲香烟卡系列的图标之一。据杰出的旗帜学家皮埃尔.赖斯.沃姆（Pierre Lux-Worm）教授，西藏国旗是基于七世纪吐蕃王朝国王松赞干布制定的古老的雪山狮子标准图案的基础上设计完成。

需要说明的是，联合国超过90％的各国国旗其实是在二战以后才设计出来的，这当中包括中国的国旗。西藏国旗于1947年在印度召开的由圣雄甘地发表演讲的第一届亚洲会议上正式亮相。圆形徽标的西藏国旗和其它亚洲国家的国旗一样展示在西藏代表团台前。

国歌

旧西藏国歌或民族赞歌《岗日热瓦》（意为“雪山长城”）是由西藏世俗统治者颇罗鼐（Pholanas）于1745年创作：
雪山环绕之圣境，
众生利乐之源泉。
格桑嘉措，慈悲观世音，
愿他的教法永续不绝。

这首古老的赞歌在西藏政府的各种仪式结束时，以及在拉萨的藏戏节开幕仪式上年年唱诵。西藏政府流亡到印度后，新的国歌《SishePende》（意为“世界之和平与福祉”）被正式采用。新国歌的歌词是由达赖喇嘛的上师迟江仁波齐（TrichangRimpoche）撰写，迟江仁波齐被认为是西藏最伟大的传统诗歌中经典风格的诗人之一。

西藏地图

1950年以前的多数地图，以及地球仪和地图册上，包括亚洲纪录最早的地图上都将西藏绘画成一个和中国完全分开的独立国家。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地球仪，并有可能是史上第一个地球仪，是由葡萄牙国王的地理学家马丁.班海姆（Martin Behaim） 于1492年制作。它画出的世界地图还是在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在这个地球仪上用德语 “Thebet ein konigreic”（西藏王国）清楚地标明了西藏 。

大约1680年由荷兰制图家皮特.范.德.艾（Pietar van der Aa）绘制的亚洲地图上显示西藏是由两部分组成，但和中国是分开的，这份地图与1700年法国制图家纪尧姆.德拉.艾斯勒（Guillaumede L’Is1e）所绘制的一样，两者都把西藏描述为“大西藏王国”。1877年在美国出版的一份印度、中国和西藏的地图上，西藏是和其它两个国家分开的独立国家。1827年由美国费城（Philadelphia）的安东尼・芬利（Anthony Finley）绘制出版的亚洲地图上同样清楚地标示出和中华帝国完全分开的 “大西藏”（Great Thibet）国。


位于波士顿的全球最大的彩色玻璃地球仪是基于1934年由兰德.麦克纳利(Rand McNally) 制图公司发行的世界地图制作而成，这个地球仪上也同样把西藏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标示出来。

在西方的一些中国出版的旧地图上把西藏包括在中国的边境之内。但是这些地图上被名为 “中华帝国”的疆域通常还包括了蒙古、不丹、尼泊尔，有时甚至也包括了韩国、缅甸和越南。而早期的中国地图上并不包括西藏在内。由明朝律法官员王芬（音译）于1594年绘制的一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地图上注明该地图包括了整个中国的领土，但其中并不包括西藏地区，甚至也不包括藏东南的安多和康区在内。

受满清康熙皇帝委托，由法国基督教会制作的地图集出版以后，一些中国和欧洲的地图开始把西藏描绘为中国的保护国或殖民地。教会可以在中国和满洲测绘地图，但因为西藏不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他们无法亲自前往西藏测绘地图。因此，他们训练了两个在北京的蒙古僧人，并送他们到西藏秘密的地理测绘。类似的秘密统计调查方法也由英国地图制作人员使用，他们训练喜马拉雅山区当地人或者蒙古和尚。一位美国汉学家就此写到，如同欧洲殖民列强，中国也通过制图学在西藏和韩国实施其“殖民事业”。

西藏货币

文献记录显示，古代西藏使用的货币包括金、银、铜锭、甚至海螺和贝壳。根据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的协议，大约在1650年在尼泊尔打造了西藏银币。1792年西藏与满洲军队联合击败尼泊尔，其后铸有藏文与中文的硬币在西藏流传。但同时西藏政府继续发行只有藏文的被称为“康帕章噶”（theKongpar tangka）的钱币 （1791年--1793年）和“甘丹章噶”的钱币（theGaden tangka）（1836年至1911年），而银币“卡桑章噶” （Kalsang tangka）则是是在1909年由西藏政府铸造并发行。

1912年中国军队被驱逐出西藏之后，当时的西藏政府基于佛教和西藏传统图案，以西藏政府的名义在拉萨设计并铸造自己的金、银和铜币。而纸币则是在20世纪初被引入西藏，根据钱币学家沃尔夫冈.波舍（Wolfgang Bertsch ）说法，西藏的这些纸币是珍贵的“艺术小作品”。这些纸币的独特之处在于，为了防止伪造，所有纸币的序列号都是由专门的书法家协会会员手写而成。

既是中共成功入侵西藏之后，西藏仍然顽强地抵御了中国试图接管本国货币的努力。中国官方货币在1959年3月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被迫离开拉萨之后才在西藏投入使用；而1959年之前的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使用过中国官方的货币。

西藏护照

西藏政府为进出边境的旅行者签发自己的护照。二战之前，所谓 “护照”具备了签证及旅行证件两种功能，西藏政府颁发给外国游客护照（即签证）的最早记录是在1688年，那是发给一个名叫约翰.霍瓦南斯（Hovannes orJohannes)的亚美尼亚商人。 1780年西藏政府给印度总督沃伦.哈斯廷斯(WarrenHastings)的使者普伦吉尔.高桑（Purangir Gossain）签发了一份护照，总督希望东印度公司能够和西藏开展贸易。

1921年西藏政府批准了其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珠峰探险队的入境和探险申请。来访的英国外交官查尔斯.贝尔（CharlesBell）在拉萨写道：“我从西藏政府那里收到了官方正式的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许可证明。”其后有两组珠峰探险队分别在1924年和1936年也从西藏政府收到同样的许可证明（护照）。护照有时是发给从事科学工作的探险人员：如1939年发给人类学探险家谢弗（Schaeffer）的护照，1949年发给人种学考察专家图斯（Tucci）的护照，以及1924年发给植物学家弗兰克.金顿.沃德（FrankKingdon Ward）的探险许可护照。

1942年西藏政府在边境小镇亚东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两位特使签发了入境许可签证。老、小洛厄尔.托马斯于（LowellThomas Jr. and Sr） 1949也在边境亚东获得“西藏护照”。小托马斯(Thomas Jr)在回忆当时获得入境许可签证时写到：“当达赖喇嘛政府的护照展示在我们面前时，想到那么多西方探险家因为无法获得这个文件而最终未能到达拉萨时，意识到这个文件有多么珍贵难得。”


自1912年以来，西藏政府也正式颁发护照给那些要到国外的西藏人。
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西藏护照是1948年签发给西藏贸易代表团的护照，护照上有个人资料，照片以及签证页等。它是以1915年国际上通用的单页折叠式护照为蓝本制作而成。英国，美国和其它七个国家给这本西藏护照签发了签证和过境签证。


签署国际协议

吐蕃王朝和中华帝国之间最重要的条约之一是历史上的《唐蕃会盟碑》或称《长庆会盟碑》，该条约是当时吐蕃王朝对唐朝的征战获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双方在长安和拉萨共同签署并立碑而成的重要协议。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吐蕃彝泰七年）唐朝和吐蕃双方派使节，先在唐京师长安盟誓。次年又在吐蕃逻些（拉萨）重盟。协议重申了西藏与中国之间既往的友好历史关系，以及今后双方和平相处，互不侵犯领土的盟誓。条约的内容用西藏文字和中国文字两种文字刻在三个石柱上。目前仅存拉萨大昭寺广场一柱。该条约明确划分了双方边境线位置（位于今甘肃省和陕西省的交界处）。位于拉萨大昭寺前碑文西面汉文如是说:“……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本界，以东悉为大唐国疆，已西尽是大蕃境土，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

需要提醒的是，布达拉宫前还有一个更加显眼的石碑被称为“雪石碑”，人们有时误把这个石碑当成《会盟碑》，然而这个石碑记载的却是西藏另一次伟大的军事胜利，即公元763吐蕃王朝占领唐朝首都长安事件。

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不仅仅与中国签署过条约，西藏同时也与诸多邻国签署过条约： 如1681年与布夏尔（Bushair），1683年和1842年与拉达克（Ladakh），以及1856与尼泊尔（Nepal）的条约等等。

1913年1月，西藏和蒙古在库伦签署了条约，条约序言中写道：“鉴于蒙古和西藏各自从满清王朝摆脱出来，与中国分离而成为独立国家；又鉴于两个国家享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为了强化双方之间友谊与互助之古老传统，……”该协议条款强调了双方遵循友谊、互助、促进共同信仰及贸易互惠关系。并反复用藏语“Rangzen”表达各自已获得之主权独立的现实。

西藏与英国在1914年最终签署 “西姆拉条约”，该条约就英属印度和西藏的共同边境问题达成了协议。印度现今声称其北部边界的划分（麦克马洪线），是基于这是由独立的西藏签署的国际条约 – 而不是由中国来签署。

独立宣言

水牛年（1913年）第1个月的第8天，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正式宣布西藏独立。1913年10月10日，西藏总理伦钦夏扎（Lonchen Shatra）在印度 “西姆拉会议”上做了关于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详细声明，声明中夏扎明确指出了康和安多省是西藏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声明甚至指出了西藏与中国的那些省份的传统疆界。 1918年9月，莫斯科日报“Izvesta”报道了关于西藏独立以及西藏独立宣言 “......一面为民族自决竖立的旗帜。”

1909年上半年，达赖喇嘛从北京回到拉萨，西藏政府议会为拒绝所谓中国法统和宣示西藏独立地位，向达赖喇嘛奉献了一个新的国��；同年又制造了新的银币（如前所述:“卡桑章噶”）并奉献给三大寺主持以纪念这个吉祥的时刻；同一年，西藏政府为了强调西藏的主权独立地位，外事局也正式成立。

外交关系

此外事局1941年进行了改组， 并曾与英国、美国、尼泊尔、独立后的印度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尼泊尔早在1856年已经在拉萨设立了外交使馆，中国于1934年设立外交使馆，而英国则于1936年设立。1947年3月23日，西藏外交部官员作为西藏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在印度召开的亚洲国家关系会议，该会议探讨了二战后亚洲的地位问题。西藏也派外交代表出席1948年召开的亚非会议。在这些国际会议上，许多参与的国家甚至还没有摆脱殖民地身份，而西藏已经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1949年11月2日西藏外交部给“毛泽东先生”发了一封信（实为外交照会），该信解释了西藏作为宗教国家，自古就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该信并要求共产党的领导人“下严格的命令”，使他的军队不会越过藏中边界进入西藏领土。信中还对早期被中国非法吞并的领土问题提出交涉 “......等中国内战结束以后，西藏政府希望和中国重新谈判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问题。”

二战中的中立国家

二战期间，西藏是一个中立的国家（bharrnas gyalkhap）。西藏政府成功地抵御了来自英国的压力，来自中国的入侵威胁，甚至是美国总统罗斯福（PresidentRoosevelt）的个人请求，罗斯福总统请求西藏政府允许在西藏领土上建设一个军事公路以便运送军用物资。基于人道立场，西藏政府后来允许非军用物资借道西藏领土。西藏政府当时也给从印度的英国战俘营里逃跑出来的两位奥地利人给予政治庇护。西藏政府同样给坠毁在西藏的美军飞机驾驶员给予必要的协助，负责接待和运送那些飞行员。

邮政电报系统

现代西藏的邮政服务系统是基于早期吐蕃王朝和后来的蒙古帝国统治期间使用的快递系统建立起来。“小马快递”（atrung）服务用于公务邮件快递，普通邮件则通过邮政信差系统（bhangchen-pa）。1920年在拉萨创建中央邮政和电报办公室（dak-tarlaykhung），取代了整个西藏的旧的邮电系统（tasam）。为适应新的邮政服务体系，西藏政府自行设计并手工印刷了各种面值的邮票，这些邮票现在成为收藏家的珍品。西藏在当时虽然不是国际邮政条约的签署国，但已经创建了邮政系统，来自国外的信件可以通过这个系统送达西藏境内，而发往国外的邮件同样可以及时发送出去。

1936年访问拉萨的斯潘塞.查普曼(Spencer Chapman) 承认西藏的 “邮政和电报系统是最有效的”。西藏的这一高效率的邮政服务系统一直运作到1950年以后的数年时间。为中共政府服务的捷克导演弗拉基米尔.顺（VladimirCis）在西藏的荒野中收到了他的家人发自布拉格（Prague）的一封信。

从印度到拉萨的电报线和相应的一个电话服务在内的国际电话电报系统于1923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两项服务都向社会公众开放。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出版物里就有关于这个项目的记录。早在1927年西藏首都就已经通电，安装水电设备和电力输送设备的工作人员是一位年轻的被称为 仁刚（Ringang）的西藏工程师，所有的工作几乎是他一人单枪匹马完成。所有这些项目是由西藏政府启动并由西藏政府承担费用。
西藏政府的拉萨广播电台成立于1948年，使用藏语，英语和汉语三种语言每天播报新闻。

见证西藏独立

西藏作为一个独立而和平的国家的事实被许多公正的西方观察家的著述所证实。这些著述的作者不仅曾经访问过被入侵前的西藏，不少人甚至在西藏居住过相当长时间，从回忆录标题的取舍上反映出他们对自己曾经在自由的西藏的经历感到无比自豪：大卫.麦当劳（DavidMcDonald）的《西藏二十年》，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的《西藏七年》，以及彼得.奥佛施耐特（PeterAufschnaiter）的传记《西藏八年》。

知名藏学家休. 理查森（Hugh Richardson）在西藏住了9年。他的许多著作中所揭示的西藏是一个和平有序，运作良好，主权独立并且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的国度。他后来写道：“英国政府是西方国家中唯一与西藏有条约签署的政府，然而最终却出卖了西藏......” 理查森承认他对英国政府拒绝承认西藏历史独立的地位“深感羞愧”。

另一个被誉为“英国西藏政策的建筑师”的大学者和政治家查尔斯・贝尔(CharlesBell) 确信英国和美国拒绝承认西藏主权独立 (但有时候时局对他们有利的时候，同样心照不宣地承认西藏事实上的主权独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渴望“促进他们在中国的商业利益”。

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有史以来所有中共官方的出版物都全面地对旧西藏极尽妖魔化之能事。事实上,1980年之前，来自西方的北京西藏问题吹鼓手没有一个曾经访问过西藏。典型的污蔑和歪曲旧西藏的方法是这些人通过选择性的引用一些作品内容，其中包括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时的官方随军记者的描述,这种描述试图通过妖魔化西藏社会和政府来寻求帝国主义者军事侵略西藏的合理性。

中华民国唯一官方驻藏高级代表，学者沈宗濂博士从1944年到1949年常住西藏首府拉萨。沈博士在他的《西藏和西藏人》一书里把西藏和中国清楚地区分开来，西藏是一个“……自1911年以来享有完全独立的国家”。 他的书如实地记录了一个似乎“封存了数个世纪”的等级分明而保守的社会活“化石”；然而这个社会和平有序，人民热情好客；同时又是一个擅长告状并喜欢辩论的民族，他补充道：“这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擅长雄辩的民族”。 沈还补充道：“人民可以向任何一个政府办公室告状,甚至直接向达赖喇嘛或是他的摄政提出诉讼”。

沈博士可能对旧西藏社会的这一传统特点感到震惊,人们之间一旦发生纠纷，往往习惯性地诉诸于某种律法权威并通过公开地辩论来解决问题；而这些在当时军阀征战的中国是相对缺乏的。不幸的是既是在今日共产中国也缺乏这种习惯和传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