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2日星期一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安多尖扎藏人 洛日甲(一)


洛日甲,1928年生于西藏安多尖扎。1959年流亡印度。现居住在印度达兰萨拉。

唐注:1949年中共军队开始入侵西藏(图博特)康和安多等地区时,在安多遭到尖扎昂拉(即今中共行政区划青海省尖扎县昂拉乡)部落民的坚决抵抗,历时近三年未得以进入该地区,故当时尖扎昂拉被中国人称作“小台湾”。

在中共官方记述中,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委之职的习仲勋,先后十数次“政治争取”昂拉部落首领项谦,最终进行了“军事进剿”,从而“进一步政治争取”项谦的“归顺”。“争取青海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是习仲勋的统战理论在西北地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为此毛泽东赞扬他‘比诸葛亮还厉害’。”[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海回眸>人物长廊>习仲勋与统一战线  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038/7650383.html ]受访者洛日甲以一个普通部落民视角回忆了这段“统战”史。


1.昂拉那时没有汉人


我今年82岁。我出生在西藏安多尖扎顿果村,我父亲叫夏吾,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我母亲是昂拉人。我们家有三个孩子,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我小时候的玩伴有诺斗、香莫加、夏吾卓玛等,我们那时爱玩过家家、射箭等游戏。


我七岁(译注:1935年)那年,我们家从顿果搬回到昂拉我母亲娘家去了,是我妈妈的弟弟、我的舅舅请我们搬回一起住的。舅舅是一个瑜伽士,没有孩子。搬家那天,我们家的所有东西都驮在马和骡子背上,而我是步行去的,那时我虽小但很能走路。我母亲娘家是个大户人家,家院很大,家里佛堂都有几间房子,也有榨油坊。从此我就开始了在昂拉的生活。


昂拉是一个千户部落,有八个雪巴(译注:下属行政管辖范围和行政机构官员)。昂拉头人已经延续了十二代。当时的头人项谦与我们住在同一个村寨,他大约五十多岁,是一个有很高名望的人,非常关心爱护属民,大家都喜欢他。项谦头人有两位夫人。大太太生了两个男孩,一个叫恰甲,一个叫晋美,女孩有拉措等。小太太也有好几个小孩,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头人还有七个兄弟姐妹,但他们不住在一个家里。我们不给头人缴税,每户每年给两斗粮食就可以了。也不给马步芳的政府缴税,但是在共产汉人快来的那段时间,马步芳开始收税了,之前根本没有缴税的说法。


昂拉四面环山,素有地势险峻难攻之名。现在想来也并不是很险峻,从热贡方向可以攻进来,从赤噶方向也可以攻进来,其实从很多方向都可以攻进昂拉。也有道路通往外界各地,除了通往赤噶和多帏的路比较狭窄外,其他的路都比较宽。这些路都并非商道。昂拉的人们从事农业和牧业,农业有水地和旱地两种。昂拉人主要靠农田维持生活,无人从事贸易经商。我家在昂拉的生活主要靠农业,此外家里还有榨油坊,耕田种地和榨油坊的工作是我们的日常事务。


我们村没有寺院,但是有一个叫昂拉色康的殿宇,这个殿宇的来历是:宗喀巴大师的师傅到我们昂拉时,在这个地方休息烧茶,并说我们村的三座小山上居有三世诸佛(过去燃灯佛、现世释迦牟尼佛、未来佛慈氏怙主),之后人们就在三座小山上修建了殿宇。小山顶上塑有三世诸佛的像,殿宇大门口有三个非常高的经幡。大门很大,门楣上有金顶。昂拉色康有旧经堂和新经堂,有未来佛殿,未来佛像有两层楼那么高,殿宇外有围墙。这是我们村三百来户人家的殿宇,是三百户人家朝拜、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我舅舅贡宝次丹是一名瑜伽士,他有渊博的学识,村里无人能比得过他。舅舅每天都要做瑜珈士的祈愿等法事活动,他有瑜珈士的所有法器,蓄有瑜伽士的长发瑜珈辫,不过他平时只穿俗装,也不去别人家里做法事、念经等。舅舅非常疼爱我,常常给我糖果。


搬回妈妈老家昂拉后没几年,我们家人病倒了。我们得的是一种传染病,发高烧,父亲、姐姐、舅舅很快差不多同时病死了。我也生了这病,半死不活昏迷了十五天左右,对他们去世的情况记得不太清楚了。不久,我母亲就由于过度伤心流泪,眼睛哭瞎了。我姐姐是个非常勤劳的女孩,她才十五岁就担负起了我们家里里外外的家务事,也非常能吃苦。可父亲、姐姐都病死了,舅舅不在了,妈妈眼睛瞎了,妹妹还小,从此所有的农活都落到了我肩上。那之前我本来什么事都不做,只是过小孩的生活。我家的农田都很大也很好,收成如何全凭自己的劳动能力。我虽年幼,也只能竭力承担所有家务,担负起这个家的责任,那时我面对着很大的困难。不过到了我十六七岁时(194445年),我们家的情况已经好转了很多。


我们昂拉那时没有汉人。但我小时候听说过,汉人离我们并不远。大家议论汉人,认为汉人不好。若谁家的男人或女人与汉人结婚会受到斥责和歧视,大家会笑话。因为藏人和汉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博是博,加是加”(译注:藏是藏,汉是汉)。解放军到嘎多之前,我也听说过解放军与国民党在打仗之类的传言。


2.昂拉头人号令抵抗汉人


1948年我二十岁时,听说汉人到了噶多。当得知汉人已到噶多的消息后,昂拉头人项谦召集八个雪巴的负责人,在昂拉头人家里开了一个会,决定哪怕男尽女绝也要抵抗。当时我们说抵抗汉人,并不分解放军、国民党什么的。我们只会认为是汉人来了,汉人军队来了。汉人攻下昂拉之后我们才知道他们叫解放军这个名字。


会后各雪巴负责人就向民众介绍了开会的内容,宣布了会上的决定,开始布置昂拉与外界各通道上的防守。我是从我们昂拉头人项谦那里听说汉人已经到了噶多的,他通知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人都要出力,防守各通道。所有与外界连接的通道全部安排人不分昼夜的防守,别说汉人,连外边的藏人也禁止进入昂拉。只有我们自己的人可以进出,出去是为了买武器。


这是我们昂拉头人的号令,我们当然要去。我回家对母亲和妹妹说我要去防守通道时,她们都很支持。我们昂拉所有的男人都去了。其实虽称防守,我们却没有像样的武器,除了个别人有藏枪外,大多数人没有武器,带的是矛和刀。我是拿刀去的。除了两三个通道比较远外,其他的都很近。我们轮换防守几个通道,也轮流换班。近的地方一天换一次,守一个晚上后可以轮班回家,最远的大概需要十五天换一次。我第一次去防守的地方叫多瓦山口,也在唐嘎日的地方防守了十天。汉人没有强来,他们绕道去了卡岗。


就这样防守了三年!我们没有让汉人进来。这三年里也与汉人发生过小规模的冲突,但没有大规模打仗。共产党十几次派人前来谈判,派来的是藏人,而且是一些官衔较高的藏人,但昂拉人没有让他们进入昂拉地盘,只在边界说话,然后叫他们回去了。


最后一次大约在1952年,共产党派了一个官衔最高的藏人官员扎西旺秀来谈判。当时我们已经非常清楚打不过汉人,所以昂拉方面也很想谈判,希望通过和谈解决问题。汉人提出的要求是在昂拉成立一个合作社和贸易公司。我们很清楚如果成立了合作社和贸易公司,汉人就要在昂拉扎根。我们无法抵挡汉人,因而不得不让汉人进来。但是昂拉方面希望汉人不要干扰藏人自由安静的生活,合作社仅出售食物,贸易公司仅出售布料百货,可见我们有满足汉人的准备。双方说好了谈判时间,地点在尖扎麻科塘,现在是尖扎县政府所在地。


那天,在会谈的地方我们搭好了帐篷,铺好了地毯卡垫迎候。谈判代表除了昂拉头人项谦,还有我们地方的拉莫夏荣噶如大喇嘛、色赤仓等各大喇嘛和头人参加,加上围观的,我们的人大概有一百来人,当天我也在场围观。代表汉人前来的是扎西旺秀,陪同他的有十名士兵。扎西旺秀到了后,我们头人项谦与他握了手。扎西旺秀当时是藏人中官衔最高的,所以大家内心深处对和谈抱了很大的希望,我们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对抗共产党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和谈成功双方都不必死人。


他们在帐篷里坐了一会儿,大概五分钟左右,然后头人项谦邀请扎西旺秀到家里谈。他说:“我们去我家谈吧。”说着站了起来,走出帐篷吩咐说:“来一个人,牵一下扎西旺秀的马……”这时我们却看见扎西旺秀上前跨上了他的马,飞奔而去!没跑多远他的帽子也给风吹走了。


扎西旺秀跑走大概两三分钟后,跟他一起来的几个警卫士兵也离开了。我们一片静默看着他们跑走。喇嘛拉莫夏荣噶如随即骑马追赶,追了一段路后赶上了扎西旺秀。拉莫夏荣噶如请求扎西旺秀回去,扎西旺秀却说我们要杀他。喇嘛拉莫夏荣噶如对扎西旺秀说:“您别怕,不会有问题的,请您回去我们继续谈。一定要把这事情谈好。”但是扎西旺秀说:“今天我就像羊进了狼口,并非你们没有杀我,而是我逃脱了。”就这样扎西旺秀没有回来。


这是汉人最后一次与昂拉谈判,昂拉方面也确实想解决问题,但由于扎西旺秀逃跑了,未能谈成。我们的防守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我们知道汉人总有一天会来的。很多年长的人都说:“今年汉人一定会来。如果汉人打过来我们这些男人就得上山抵抗,所以要给老人、小孩和女人们准备好足够的食物和暖和的衣物。要是我们上山了,方能保证他们在家里不冷、不饿。”


扎西旺秀回到西宁后对汉人说:“昂拉的人想谋杀我,我是逃脱出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昂拉非常危险……”等等,做了很多负面的宣传。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当时在场,昂拉方面无论民众还是头人都希望谈判,和平解决这种对持的僵局。没有人想杀他,杀他有什么用?如果他当时不跑的话,昂拉的事情应该解决得很好,不至发生双方死人的事。可是扎西旺秀这样一来,促使了汉人决定攻打昂拉。


(待续)




2 条评论:

  1. 有关尖扎地区的抵抗活动,嘉央诺布啦在他的《不平静的回忆》一文中也有所记述:

    另一個較早發生反抗中共軍隊活動的地方在地理上與嘉塘相距遙遠,是在圖伯特東北部安多地區兩個叫做Hormukha和昂拉(Nangra,即青海省尖扎縣昂拉鄉)的地方。這個地區以前同共產黨之間的戰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是由國民黨的總督(實際上半獨立的穆斯林軍閥)馬步芳率領他的回族騎兵聯合(有些時候)安多和蒙古部落成員進行的。[15]但是在1949年共產黨的勝利即將到來的時候,馬步芳帶著他的老婆們和金銀珠寶搭乘兩架DC-10S運輸機逃之夭夭。據當時年僅16歲并在後來參加了戰鬥的目擊者仁增(Rinzin)說,[16]共產黨的軍隊在1949年9月開進昂拉和Hormukha。同年12月,昂拉的兩位部落首領彭•旺青(Pon Wangchen)和彭•確吉(Pon Choje)帶領他們的人投入了抵抗中國人的戰鬥。其間發生了很多次遭遇戰,彭•旺青的兒子在其中的一次戰鬥中身亡。仁增說,他們與之作戰的中共軍隊的先頭部隊最初有六千來人,戰鬥爆發之後,從熱貢(Rebkong)又派遣了一萬人的增援部隊。
    Hormukha的民眾在1950年2月加入了戰鬥,但是那時對於影響戰鬥結果而言為時已晚,中國人已經在這個地區擁有了更多的部隊。安多人所有主要的抵抗力量都遭到摧毀。在一次災難性的遭遇戰中,彭•確吉險些被俘,靠裝死才僥倖逃脫。幾乎所有部落成員都被迫離開家鄉,上山開始進行“打帶跑”的遊擊戰,主要針對中國人的運輸線和巡邏隊。事實證明這樣的行動比他們之前進行的對陣作戰更加成功。據來自昂拉的安多人說,由於他們的堅決抵抗,中國人把昂拉稱做“小台灣”。
    1952年,由德欽寺(Dechen Monastery)的一些喇嘛居間斡旋達成了一項停戰協定。彭•旺青被帶到西寧,後來又被帶到北京,據說他在那裡見到了毛澤東。1952到1953年間是一段短暫的和平時期,但由於中國人隨後又開始進行各種揭發、批鬥、逮捕和處決,整個地區到處重新爆發了戰鬥。此時,中國人已經在軍隊數量和武器裝備質量方面形成了壓倒性優勢,衝突的最終結果不言而喻。有數千安多人戰死、被處決或被送到勞改營,還有很多人自殺。一些人逃往拉薩。用仁增的話說,“剩下的只有瞎子、瘸子、傻子和孩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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