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问题的关键词及有心的用语

一．   西藏问题的关键点

1960年，联合国咨询机构“国际法律人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在《西藏（Tibet）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中，对西藏国际地位做过如下裁定：“西藏在1951年《和平解放协议》（即《十七条》）签订时，不论如何，是个实质上独立的国家；1959年西藏噶厦政府废除了这份条约，也证明完全于法有据……西藏从1913到1950年所展现的国家状态，一般为国际法所接受。”【1】 

Tibet question，汉译“西藏问题”，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由最初的主权问题，发展到涉及藏人人权、宗教信仰自由、民族压迫、资源掠夺、环境破坏等各种问题，并成为了一个国际化议题。尽管已经演变得复杂多元，但归根结底，西藏问题就是西藏（图伯特，西藏多卫康三区）与中国之间的问题。回溯源头，都是主权问题带来的。这是西藏问题的关键点，这一关键点有两个基本观点：藏人的、汉人的。 

其一，西藏历史上是个独立国家，1949年被中国武装侵略，随后置于了中国的殖民统治下。中国的殖民统治给藏人带来了屠杀、民族压迫和文化灭绝。因此，争取西藏复国的自由西藏运动，是完全合理的。持这一观点的是西藏人（博巴），也是国际藏学界、和国际社会的主流观点。这里的国际社会主流观点并非指各国官方表态，而是基于国际法律人的解释和国际藏学界的研究所形成的民间共识。 

其二，应该说是中国人中绝大部分汉人的基本观点，即“藏族人闹独立 、搞分裂”造成了西藏问题。这种观点，首先是完全不认为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其二，这个“少数民族”——“藏族”，企图从统一的中国分裂“独立”出去，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这两个互为冲突的基本观点导致我们必须想一想：中国侵略占领了西藏吗？这是西藏问题的根源和本质。 

其实，根据国际法民族自决原则：全世界任何民族无论大小，都有权自己决定自己归属某个政府体制、执政政党组织、政治环境以及民族命运，无需受其他国家或者政权影响。就是说，即使“自古以来”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央政府”一直管辖着西藏“地方政府”，藏民族也有权通过民族自决，决定西藏是否独立。单根据这一原则，讨论西藏是否被中国侵略和占领，似乎并不十分重要。 

然而，面对世界上数量最巨大的坚信“主权高于人权”、“领土必须完整”的族群，判断这一点则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个坚信“主权高于人权”、“领土必须完整”的族群的良知还有信心的话，这个判断将是一个提醒，提醒他们将心比心：如果西藏在“解放”以前，是一个独立国家，那么对西藏人（博巴）来说，西藏（图伯特）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侵略占领了西藏吗？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问藏人，答案是肯定的：“当公历1949年中国军队侵入西藏时，不管是从国际法的角度，还是根据实际现状，当时的西藏确定无疑地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2】 

这个问题如果问汉人呢？ 

二．   关键词“是中国的”　 

互联网搜索“西藏问题”、“西藏问题的起源、本质”，中国政府的典型用语主要有：“‘西藏问题’是一个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国家统一是最高的原则”；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地方从未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国主权”、“中国领土”、“中国内政”等，目的都是强调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般对用语的精心考量和刻意强调，恰恰反映了中国在对西藏的所有权上有问题。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花费那么大的财力人力，来反复强调河北或者陕西是中国的一部分。近日，中国西藏文化保护和发展协会副会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研究员朱晓明发表在《红旗文稿》上的“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文，泄漏了对西藏所有权的中国官方表述的心虚，和对“存在着重大理论缺陷”的担忧：“‘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论证有待完善。”【3】 

中国政府在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团的数次谈判中，要求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士的一部分”也反映了中国当局深谙“说法”的重要性。这一要求没有得到已经申明放弃独立，转而寻求高度自治的西藏流亡政府的让步。因为“如果承认此种说法，就违背历史事实，也违背尊者高尚的人格。”【4】 

联合国大会于1959年、1960年、1961年、1965年等讨论西藏问题时，有许多国家谴责中国非法侵占一完全独立的国家。到今天，许多国家政府屈从于中国的订单外交，渐渐“承认”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动作本身显示了“承认”之词对中国来说多么重要，因为中国从来不需要别人承认山东河南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国际政治交易中，我们只要看看谁能从承认之词获益，就不难辨别中国人需要这些承认之词，因为它也能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增添“支持”；对那些从不承认到承认的国家而言，并非代表他们过去的判断有误，只能说明承认后就有订单，出卖别人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谁是受损的、被出卖的一方不言而喻。 

关键词是“西藏是中国的”。“中国西藏……”绝非中性指代一个地理位置，而是一个饱含权属的政治用语。这一用语，仅仅是中国共产党政府所看重的吗？ 

三．   想当然的疆域 

众所周知，尽管中国大众对共产党的宣传有各种不信任，但关于“西藏是中国领土”的宣称，却被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绝大部分是汉人）一致认同。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共产党高度一致，视“西藏独立”为弥天大罪，不可接受。而且，视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不仅限于中共党员或中国境内大众，也是全世界的多数华人包括台湾中华民国人的看法。 

既然从清末政府起，就宣称西藏属于中国，中华民国也如此宣称，那么到中共政府这一朝，虽然共产党政府撒谎成性，但在“西藏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上，要说仅仅是共产党信口雌黄，给“不知情”的大众洗了脑，怎么说得通呢？共产党并非第一个宣称西藏属于中国的中国政权，而是在入侵占领西藏后，为这一宣称的合理化制作了一整套理论的第一个。尽管按照共产党自己的研究员朱晓明所言“还存在着重大理论缺陷”、“论证有待完善”。而且，照目前的情势看，也有理由相信，共产党将并非最后一个宣称“西藏属于中国”的政治力量。就是说，即使共产党垮台了，还是有汉人和汉人的政治力量继续这一宣称。 

那么是否可以说，在这些汉人（我必须强调一下“这些”而非全部，让他们自己对号入座比较好。当他们被我的杆子打着的时候，总会代表全体汉人说这杆子打了全部），在这些年跨数代、散布世界各地的汉人大脑的疆域中，一种想当然的主权早已在想象中拥有。他们的历史依据来源于汉人的史书中，一些自说自话的描述。这些夸大其词一厢情愿的描述其实离“主权”还差得很远，也缺乏来自双边的相应文献佐证，但并不妨碍他们相信西藏属于中国。“蛮子”、“土番”、“生番”这些词语，比共产党古老得多。当说到这些词时，指的是一种生活在“边疆”的、智力低下、几近动物的类人类，就像那些大自然里的飞禽走兽，即使生于斯长于斯，但哪里配得上对那片土地拥有主权？ 

因此，尽管清政府为宣示统治在藏东边境杀藏人如麻，随后很快又被藏人全面驱逐出来；尽管第13世达赖喇嘛反复详述，从元朝以来主导藏中关系的“榷雍”（喇嘛-施主）是一种平等关系而非上下关系；尽管西藏发出官方申明“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小型、虔诚又独立的国家”；但在中华民国看来，西藏就是“五族共和”之一族；尽管中华民国没有任何特定史料或文件能够证明对西藏主权的天马行空的描述，但“没有行使权力”被他们认为是统治者让藏人自治；尽管从清末、到民国、到中共“解放”，各时期都遭遇了藏人奋力抵抗，但这不是令人生疑的争端，而不过是藏蛮子不服统领管辖罢了。 

这些认同“西藏是中国领土”的汉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对藏人史书中是怎样记载的、藏人对汉藏双边关系是怎样理解的，并不感兴趣。为什么呢？我们不妨看一看，“西藏是中国领土”这一宣称对谁有利？明显的受益者不正是汉人们吗？清朝血腥地开启了进军西藏的行动，民国军阀血腥地继续了这一行动并导致藏人被迫签署《康藏岗托停战协定》，割切了藏东部分土地；由于能力有限，清末和民国时期，汉人们尚未得以享用西藏。自从共产党中国在军事和政治上全面控制西藏以后，从地下的矿藏到地上的森林、河流资源、地理风貌、人文风景、就业空间、居住空间，哪一样不正在被不同地位、不同身份、形形色色的汉人各取所需？还有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西藏乃“国防要地”，如果独立了，汉人们的假想敌就会“直驱腹地”——这腹地就是广大的汉地呀，还是为了汉人！惟有藏人，成了“西藏是中国领土”的受害者。 

正因为想当然的疆域，正因为“西藏是中国领土”对汉人大众有利，汉人们才会认同共产党中国天然地从元朝、清朝和国民党名下“继承”了西藏；才会在反“藏独”、反“分裂”这一点上与共产党高度一致。因为如果西藏独立，则意味着失去汉人的利益——当然他们会说是“国家利益”、“人民的利益”。至于那片土地上的原主人，或者说那些汉人世界之外的“少数民族”、脏兮兮的“蛮子”们的自由和权益，对汉人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领土”，这“领土”其实是汉人的领土，只不过上面碰巧生活了一群野人。这差不多算是汉人的集体无意识了。 

这种集体无意识，加上共产党五十多年来合理化的包装，加上“西部大开发”的殖民政策对汉人有利可图，大量汉人就参与“开发”西藏了。他们即便不知西藏“解放”前的主权归属，但他们明知那是藏人祖辈生活的地方，有藏人自己的风俗和信仰，但基于“在自己的国家自由迁徙”的权利，他们认为向西藏移民理所当然，“开发”西藏理所当然，汉人们有国家授权，无需藏人接受或认可。移民西藏的心理负担，主要是因为天远地远，自然环境恶劣，身体难以适应，而与原住民权益无关。基于他们更文明更优越的心理，加之共产党的妖魔化宣传，他们便不顾入乡随俗的伦理，公然诋毁人家的宗教信仰，蔑视人家的风俗和禁忌。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共产党的受害者，作为单一的个体，也是勤劳温良乃至卑微和令人同情的弱者。 

2008年3月西藏事件后，全世界都有幸欣赏了海外华人以压倒性的阵势挥舞五星红旗，辱骂攻击自由西藏人士和西藏同情者的骇人场面。这些汉人大众并非每一个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厌恶共产党。但他们热爱“统一”，一句“自由西藏”、“西藏独立”瞬间可将他们变成暴民。这些对西藏真相“不知情”的大众，有意无意地根据自己的身份、利益等因素，选择性地决定对领土概念的理解。中国官方表述“中国西藏”对他们起作用，为他们“给力”，也通过他们传播和继承。这样的汉人大众境内外数量之巨之强势，远远超过藏人总人口数倍，足以形成一个族群压迫另一族群的整体格局了。 

四．   帝国心态的改良版 

2008年以来，流亡西藏方面开始积极地与汉人对话交流。互联网技术的发达，对关注西藏问题的人们来说，获取西藏问题资讯已不再困难，特别是境外人士。因此，我比较关注境外持不同政见的汉人人群怎样看待西藏问题？众所周知，藏汉交流带来了非常正面的变化，但我这篇“政治不正确”的文字就不锦上添花了。要是您还有兴趣读下去，就请做好添堵的准备。 

在众多参与汉藏对话、对西藏困境深表同情的境外人士中，李江琳是最深入专门研究西藏问题的人士。2010年和新近分别出版了《1959拉萨——达赖喇嘛出走始末》、《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两本书的内容，主要涉及达赖喇嘛出走始末，以及中国官方称为“平叛”、藏人称为“世时翻转”（从人间到地狱）的那段历史。两本书的时间跨度为1952年到1962年，主要集中在1956年到1962年，即中共称为“民主改革”和“平叛”的时段。而西藏（图伯特）被武装入侵到被武力全面横扫一遍的时段，即从“解放”到“平叛”结束的时段，是从1949年到1962年。 

必须强调的是，正是在1950年10月，中国军队攻陷昌都；西藏噶厦政府呈交联合国秘书长报告呼救，西藏问题正式进入国际视野。1951年4月，在武力威胁和国际社会茫然、漠视的情况下，达赖喇嘛派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国政府和谈，但并未授予他们“全权代表的”资格。由于中方提出的协议草案并不为西藏代表所接受，中方限制了西藏代表们的行动自由，威胁其生命安全，逼西藏代表在签字与“立即进兵拉萨”之间做出选择。1951年5月23日，在没能够向西藏噶厦政府汇报的情况下，西藏代表们与中国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该协议上盖的西藏代表印章是由北京的中国官员伪造并加盖的。【5】 

《十七条》题目就很有心：“中央人民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开篇第一句“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意在明确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藏人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而藏人则指出：“中共强迫西藏政府签订了与同样被中共 ‘解放’了的、其他省或民族自治区之间所没有签订过的《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是西藏历史上的一大悲剧。自此，整个西藏变成了中国可以随心所欲的殖民地。”【6】 

就是说，1950-1951年，正是西藏当代史上、也是中藏关系史上发生重大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藏人把昌都战役和《十七条》看作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其本质是中国的侵略。昌都战役与《十七条》，也关系到汉语读者判断“解放西藏”与“解放中国”是否一样？即：中国是否侵略占领了西藏？ 

有意思的是，作为历史研究者，李女士的书却恰恰避开了1950年到1951年这个历史的关键点，也是西藏问题的关键点。李女士两本书所谈及的“民改”和“平叛”，恰恰是紧随这个关键点之后发生的事。实际上，昌都战役和《十七条》的性质，也对汉语读者理解被中共称为“叛乱”的藏人大起义和达赖喇嘛的流亡不可或缺。即：西藏（图伯特）主权的丧失是一个瞬间的过程，还是一个分阶段持续了九年的过程？然而1950年到1951年这段至关重要的背景在李江琳的书中却消失了。 

当然，历史研究可以细化到某一局部乃至某单一事件。李女士把书写范围限定在1951年之后，导致藏人起义和达赖喇嘛流亡的直接原因“民主改革”也尚无不可。然而，如果要谈西藏问题（Tibet question）的起源或关键点，任何一个严肃的藏人历史研究者，或者国际藏学界一个中立的西藏问题研究者，都绝不会避谈1950年的昌都战役和1951年的《十七条》。可是李江琳论断西藏问题的起源和关键点，却是让昌都战役和《十七条》这一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缺失，作出了如下论断：“藏区的‘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源头……1955-1956年的时间点，是了解和理解西藏问题的关键点……就是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7】 

李女士是以学者身份，高调地与中共官员辩论西藏问题的。中共官员的观点无非是宣传机器的常规说词，把西藏问题归结为帝国主义阴谋，美国CIA背后运作等。李女士在这篇原标题为《洗不干净的血手——发生在藏区的国家罪行》的辩论文章中，用了大量篇幅和史料驳斥中共官方“美国造”之说，更用她掌握的丰富信息和数据，以充满同情的笔调描述了“民主改革”和“平叛”给西藏三区带去的灾难，以及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民主成就。通过斥责共产党的谎言和暴行，来阐明她的研究结论：“1955-1956年的时间点，是了解和理解西藏问题的关键点”，并指那位中共官员“在年份上打马虎眼的正是这个时间点，而欲图掩盖的，就是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李女士所指的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是“民主改革”，而且李女士也在媒体采访等不同场合多次给出她的这一研究结论：“现在的‘西藏问题’，不是1951年产生的，而是从1956年开始，在西藏周边的藏区进行暴力土改以后产生的。”【8】 

从李女士的书、文章等都不难看出她的正义感、同情心和专业素养。但正是如此专业地抛出“民改是西藏问题的源头”令我困惑。我曾经在推特上专门就此请教过李女士：昌都战役和《十七条》在西藏问题中处于什么位置？李女士没有回答。我自认为是对西藏那段历史具有常识的人，而李女士的“民改源头论”挑战我的常识，所给出的资料和数据并不能直接支持她的论断，只能证明共产党的残暴，以及在西藏使用了一套与在中国各地类似的统治之术，却无法排除西藏问题与侵略有关。只有把1950-1951年这个时间点去掉，资料和数据才会发挥作用。掐头去尾地把一个论断拽顺是一个不诚实的专业动作。那李女士为什么要在1950-1951年这个时间点上打马虎眼呢？ 

我又一次卑鄙地想：这个结论对谁有利？也许，只有把昌都战役和《十七条》从链条中切割出去，才能把西藏问题变成“内政问题”。也就是说，西藏问题虽然无疑是中共制造，但不在于中共入侵，与领土和主权无关，而在于中共残暴愚蠢的治夷之术。如果按《十七条》办，让藏人高度自治，而不是“红色大一统”搞民改，官逼民反把事情搞砸了，与中共委曲求全的达赖喇嘛就不会出走，深知实力悬殊又尊奉达赖喇嘛的藏人们就不会反抗占领，从而生米熟饭地接受“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中国西藏”也就名正言顺了。 

表面看来甚至不少藏人也同意，如果中共规规矩矩遵循《十七条》让西藏高度自治，就不会有后来的诸种麻烦了。流亡政府有这个态度，中间道路也与这个思路有关。但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决不会绕开1950-1951年西藏命运逆转的年月：藏人在中国武力威胁和国际社会的漠视中，无助地、被迫地签订了以“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为宗旨的《十七条》。同时，在《十七条》给予的幻想和麻醉中，仍然有很多藏人，并不接受“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西藏流亡后，达赖喇嘛在1959年6月20日，第一次获得自由发表讲话的机会时，即官方宣布不承认《十七条协议》。声明《十七条协议》是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在武力逼迫下签订的。【9】 

令人悲哀的是，即使怀有正义感、同情心、崇尚自由、追求民主的汉人们，特别是身在海外，有条件获得西藏问题全面资讯的人士，仍然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特征，对藏人当初签下城下之盟的无助与被迫视而不见。他们虽然反共，同情藏人遭受的苦难，谴责中共的西藏政策，但大多数都默契地保守了一个底线：有的提出用共和制、联邦制解决西藏问题；多数人对达兰萨拉官方政策“中间道路”特别欢迎；有人好意提醒藏人不要搞“独立”，因为“不能得到大多数汉人的同意”，似乎藏人有摆脱共产党的自由，却没有摆脱汉人的自由。数届汉人异见人士组织的汉藏交流会议中，汉人占绝大多数，“高度自治”是强势话语，无一讨论西藏1950年之前的国际地位，更绝对没有关于“独立”的议题。但把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推到民改的，李江琳是第一人，目前看也是唯一的人。 

在《1959拉萨！》中李女士写到：“中国历朝历代都处在某种程度的‘大一统’之中……清朝统治广袤疆土的方式是一种‘二元体制’，一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汉地汉人体系，另一是处于边疆的满蒙藏体系。后一体系不归前面汉人体系的中央政府直接管辖，清政府也不干涉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1949年之前，中国的社会形态是相当多元的，并且在民族地区保留了高度的自治……1949年之后，中共建政的是……集权专制的‘红色大一统’。”【10】 

这其实不是李女士的个人观点，也是很多汉人异见人士，以汉人的标准所判定：西藏过去的地位是一种“高度自治”的地位。在以前的中央政府治下没有问题，在共产党的“红色大一统”统治下出了问题，也即治夷之术的问题。与共产党的区别似乎在于，共产党不会让藏人高度自治，而民主的中国会让藏人恢复高度自治。 

清政府是西藏（图伯特）的“中央政府”吗？ 1949年之前，西藏（图伯特）是“民族地区”吗？如果问一问藏人，则有截然不同的答案。藏人学者旺秋德丹•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引用五十七种西藏原始材料和政府档案，对西藏政治宗教历史的演化、对外关系、特别是清朝以来的藏中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为人们认识西藏1950年以前的政治地位提供了证据，这些证据为国际藏学界和国际法学家所认可，即1950年以前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西藏政治史》被中国政府的御用学者们挑挑拣拣地反驳，在境内却看不到这本被反驳的书。藏人若私藏该书被发现，书遭没收，人有牢狱之灾。许多从藏人角度书写西藏历史、指控侵略和占领的作家进了监狱，比如《骚动的喜马拉雅山》作者卓玛嘉，至今仍在狱中。 

五．   谁的西藏与丛林法则 

正因为藏人的角度是存在的，而且与汉人的角度很不一样，藏人作家唯色撰文《共藏问题有问题》【11】，对李江琳女士的用语和观点提出了异议。我想提醒的是，这些用语和观点，并不是李女士个人的，对很多汉人来说，这些用语和观点可能根本没有问题，完全正确。但藏人却难以认可。 

李女士的西藏表述：“中国西南西北地区……其涵盖地域为藏人世居之西藏三区，即今之‘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省藏区’”【12】 。 

唯色以藏人的角度指出：“不是‘中国西南西北地区’……而是在属于藏人的图伯特三区——安多、卫藏和康” 【13】。 

这当中有用词微妙、意义重大的差别：李虽然没有否认“藏人世居”，但认可是属于中国。唯色更要强调的是“属于藏人”。 

唯色的文章发表后，收获了一位匿名人士的留言【14】。从留言可以看出是一名汉人，应该说也是西藏困境的同情者，对西藏问题较熟悉。这位匿名人士认为唯色对“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纠正”很“离奇”：“……我理解许多藏人不希望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心情，但1950年代中至1960年代初的西藏事实上就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 是否上了中国版图，与是否“属于”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否则就没有西藏问题了。如果一个强盗抢劫了一块美玉并声称玉是属于他的，受害人就算拿不回这块玉，但指出玉本来是受害人的，有什么离奇呢？ 

该匿名人士紧接着说“占领是一个事实，这种占领是否正当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否定这种占领的正当性，就不承认它曾经发生过，这是好奇怪的逻辑。”这里的“它”应该指的是占领吧。看不出来唯色不承认“它”发生过，而是不承认是“中国的”，这有何奇怪？匿名人士的逻辑似乎是尽管占领不正当，但已经是事实，唯色就不该不承认了。占领是一个事实，占领了就该承认西藏是“中国西北西南地区”了吗？谁抢到手了就归谁，丛林法则下的悍匪逻辑基本上也就这样了。更不幸的是，从清朝还没抢到手时开始，汉人们就认为西藏归中国了。 

该匿名人士还说“要是当年的西藏不属于中国地图上的西南西北，那哪里还有什么西藏问题？”这话主要是为了说明李江琳的表述没有问题。其实，博巴（藏人）是绝不会把西藏三区表述为“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更不会在藏语里这样说；西方藏学学术界乃至普通西方人都绝不会如此表述。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地所普及使用的名字“Tibet”，是为普世所接受的一个文化与历史的界域，并不因为今天在中国版图上就表述为“Chinese Tibet”（中国西藏）或“Tibetan areas of  Southwest and Northwest China”（中国西南西北藏区）。相反，假如一个西方学人如此表述，会被视为古怪可笑，至少太亲中绝无中立性可言。“中国西南西北藏区”这种用语可能只会出自中国人（汉人）。而面对一个藏人的重新表述感到如此不适，做出这种反应的，也绝不会是藏人或西方学者。甚至也不是所有汉人都感到如此不适。 

遗憾的是，李女士在《我对当代藏史研究的若干心得与思考》中的逻辑与这位匿名者的逻辑是一样的。“当我提及‘四省一区’或者‘中国西南西北藏区’时，并不包含政治价值观，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我否认这些地区同时也是“传统藏区”，即历史上的吐蕃帝国疆域，我只是如实描述现实的政治架构。”【15】 

如果“中国西南西北藏区”不饱含权属和政治定义的话，共产党就不必花那么大的力气来论证“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了。任何读者从“中国西南西北藏区”能读出的就是“在中国（属于中国的）的藏区”，而不可能从“中国西南西北藏区”读出“不否认也是历史上吐蕃帝国疆域”的意思。如果一个研究者的专业用语如此容易引起“误读”，那就是用语的硬伤了。 

李女士在这段不正面回应唯色的话中，对一段仅仅发生五十多年的鲜活的历史，许多当事人都还在、甚至为李女士的书提供了史料，而且是迄今为止仍然充满痛苦和挣扎的、藏人必须明确的西藏归属问题，给出了几近傲慢的辩解：“研究者不可能将现代史的研究置于非现代的时空概念之中，正如研究当代中国史不能使用秦代的时空概念一样。”【16】研究者的身份掌握了某种话语权，但是研究者不该偷换概念。西藏亡国时并非吐蕃帝国，也不是发生在秦代。它正是发生在当代，这个五十多年的时空中，与中共在中国建政处于同一时空的西藏流亡政府还存在，达赖喇嘛还在，当年的抵抗人员还在，见证了从“博”到“中国西藏”的人还在—— 

所以西方学界决不会以“中国西藏”来表述这一空间概念。李女士应该知道，如果对西方人说“Tibetan areas of Southwest and Northwest China”会被看成什么。正如李女士自己所说，她的用语都经过仔细斟酌，因为“越中性的词语越有力量”。可是李认为中性的对于西藏的表述，却呈现了藏汉分歧：李女士是在以汉人的、中共的时空坐标表述西藏。 

六．   汉藏问题是“共藏问题”吗？ 

在新唐人电视台对李江琳的采访里，李女士有一个“共藏问题”的提法，也引起了唯色的异议。新唐人电视台说：“李江琳向本台记者表示，共产党对西藏人民的暴力镇压和摧毁信仰，其实跟它对内地汉族人民所作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谓‘汉藏矛盾’，实质上是‘共藏矛盾’。”李江琳的原话是“……我不大认为，汉藏问题是一个好的用词，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共藏问题，不是汉藏问题。”【17】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从采访本身来看，“汉藏矛盾”变成“共藏矛盾”十分突兀。因为从逻辑上说，应该是先有“共产党在西藏的恶行是汉藏矛盾”的论点，才会出现李女士的反驳。可是采访本身没有这个论点，在网上搜了一下，也没见到任何人把共产党在西藏的恶行归结为“汉藏矛盾”或“汉藏问题”。既没有藏人这么说，也没有汉人这么说。李女士反驳的论点都不存在，又何以论证“所谓汉藏矛盾，实际上是‘共藏矛盾’”呢？ 

但在夹杂着李江琳原话的这个新唐人的节目中，“所谓汉藏矛盾，实际上是共藏矛盾”这一表述却如此突显分明。所引用的李女士原话，都在论证这一表述的“恰当性”：主要依据一是共产党在西藏三区的所作所为与在中国“内地”的一样，汉人也是受害者；二是汉人大众对共产党在西藏的“秘密”战争“一无所知”，因此汉人没有责任，而是“共藏问题”。 

“平叛”对中国人来说根本不是秘密。那个年代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平叛”的公告、决议、关于“平叛”的社论、炫耀“平叛”的业绩（战斗天数、俘获了多少叛军、缴获了多少武器）、庆祝“平叛”的胜利等等，连篇累牍、路人皆知。全国都知道解放军在西藏打“叛匪”，平定“叛乱”。如果说今天没有多少年轻人了解的话，也不过是信息结构和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跟“秘密”没有关系。 

称得上秘密的是在西藏三区的“屠杀”。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汉人不知道“平叛”具体杀了多少“叛匪”，包括杀了多少手无寸铁的妇孺老幼，以至有的部落全数灭绝。这是唯色在文中强调“屠杀”的原因。 

李江琳认为：“至于在西藏，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战争，实际上是中共建政，构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它所发生的一切，跟内地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内地它是夺取政权，然后构建国家权力，它在藏区发生的一切也是这样。” 【18】 

在中国，一帮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汉人通过内战，推翻了国民党汉人政权，建立了共产党汉人政权。汉人和国际社会会说“中国被共产党侵略了”吗？会说“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暴虐统治是‘共汉问题’”吗？对汉人来说共产党建政是改朝换代，政权还是属于一帮汉人，中国还是中国。 

在西藏（图伯特），一个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汉人政权，武装进入千百年来都是藏人生活、藏人当政的领土，以领土兼并、主权剥夺、文化颠覆、经济控制和掠夺为目的，推翻了藏人唯一承认的、藏人的合法政权，代之以共产党汉人政权，从此藏人失去了这片土地上的一切自主权，“博”（西藏）成了“加”（中国）的五省区（即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云南省的藏区），对藏人来说这是灭国。中共在中国的建政与在西藏的建政，本质上截然不同。 

李女士依凭共产党在中国“内地”干的事跟在西藏干的事，看起来差不多，就得出了“本质一样”的结论？因此，身在境内，时时被警车跟随、被“喝茶”的唯色冒险指出：“二者当然有本质的区别——在所谓的‘内地’，发生的是中国的内乱，而在西藏发生的一切，却是中国的侵略。”【19】 

李女士认为共产党搞阶级斗争，对藏汉是一视同仁的：“实际上，藏区的寺院摧毁是中国大地上最后一批的摧毁。在此之前，在中国内地其他地区各省各种宗教的寺院基本上已经都摧毁了。” 【20】由此人们就得出了藏人、汉人都是共产党的受害者这一结论。“我们都是受害者”、“藏族人民遭受的苦难，汉族人民也遭受了，甚至更惨”这些话语，在汉人中颇为流行，在藏人中也属“政治正确”。但它很容易使人忽略：在西藏这个特殊的领域，汉人并非完全无辜，汉人也是共产党的“受益人”。 

对西藏国际地位的否定，汉文化优越感，宗教和民族歧视、汉人权利高于藏人权利等，这些都是“汉藏问题”。其中，对西藏国际地位的否定，是汉人的普遍意识，这应该是汉藏问题的核心。该核心比中共古老，多半也将比中共长寿。 

普通汉人虽然把西藏看成想当然的中国疆土，却没有权力和能力实施侵略，只能鬼祟地蚕食，比如过去在汉藏交界地区，汉人以农垦占领河谷低地，藏人只好往高地迁移。也就是说，汉人固然“思想先行”，但以国家军队武装入侵，通过血腥镇压和大规模屠杀完成“统一大业”的，是共产党。其实，从“康藏冲突”来看，假如国民党没有败走台湾，很难说中华民国就不会武力侵占西藏。除了入侵，共产党还在西藏犯下了其它多项严重罪行。那些参与决策、制定计划、具体实施的共产党人都是刑事犯罪，这些罪行将来是当一一清算的，中国政府是总犯罪人，当然不是中国人民的责任。 

共产党对西藏犯下滔天罪行后，享用西藏的就不仅是那些参与决策、制定计划、具体实施的共产党人了。“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迁徙”的汉人们来到了西藏，给西藏和藏人带来了什么，我就不在此多说了。犯罪杀人的是共产党，分尸而食的人们，即使在利益链条的最后一环，在西藏问题上毕竟也和共产党是利益共同体啊。 

西藏问题从最初的侵略，到后来演化得复杂多元，始终有汉藏问题的影子。在“西藏是中国领土”这一认知上，汉人与共产党无法切割；在利益链条上，汉人与共产党也是共同体。普通汉人没有权力和能力对西藏犯罪，挤占掠夺藏人生存空间、宗教民族歧视、否认藏人民有独立或自决的权利……这些都不是刑事犯罪，但摆脱不了道德罪错吧？汉藏问题与共产党犯下的罪行本来就是两个概念。而这个采访在没有论点的情况下，混淆两个概念，非要论证“所谓汉藏矛盾实际是共藏矛盾”，其主要功能是漂白汉人的道德罪错。 

对于“共藏问题”一词，唯色在《共藏问题有问题》一文中说：“将屠杀与反抗说成是‘共’与‘藏’之间出了‘问题’或有了‘矛盾’，这是不是说得过于轻巧？”【21】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说：“发动侵略战争，不仅是国际罪行，而且是最高级别的国际罪行，它与其他战争罪行的差别仅在于它包含了所有的罪恶。”【22】 

唯色与李女士观点的冲突，在她一千多字的文章中没有展开说明。发表后在关心西藏问题的汉人圈中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些汉人朋友感觉委屈，认为唯色“吹毛求疵”、“过份”，给唯色扣了一顶“藏民族主义者”的帽子。而我写此长文，是认为：这不是唯色与李江琳两人个人间的观点分歧。尽管很多汉人开始同情共产党统治下的藏人，但他们仍然有一种“汉人”的、而非中立的、当然更不是藏人的角度。 

并非中国政府或汉人所解释的西藏才是西藏。关于西藏及其所包含的一切，藏人有藏人的定义。 

2012-12-8 于特拉维夫

引文来源：

【1】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1960.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A Report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Geneva.P.346 摘自《遮蔽的图伯特——国际藏学家解读（中共版）《西藏百题问答》》P69页，译者是多伦多大学历史学硕士谢惟敏女士。

【2】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就中国关系于被占领西藏地区的人权白皮书的答复/一.西藏的地位 概论

【3】求是理论网: 「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者：朱晓明

【4】看不见的西藏: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10/blog-post_14.html 贡噶扎西：汉藏人民共同的责任

【5】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就中国关系于被占领西藏地区的人权白皮书的答复/二.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和统治/与中国的商谈和“十七条协议” 

【6】《关於十七条协议》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 公元2001年5月22日

【7】《北京之春》：李江琳与旅美学人和仁真洛色辩论西藏问题

【8】自由亚洲电台《走进西藏第十集》：<西藏问题是怎样产生的>采访者北明 受访者李江琳

【9】同【5】。

【10】《1959拉萨！》香港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 2010年出版第19页

【11】唯色：共藏问题有问题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11/blog-post.html

【12】纵览中国 李江琳《当铁鸟在天空飞翔》前言

【13】同【11】。

【14】唯色：共藏问题有问题 评论跟贴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11/blog-post.html

【15】 李江琳：我对当代藏史研究的若干心得与思考

【16】同【15】。

【17】新唐人 【禁闻】发生在西藏的一场秘密战争

【18】同【17】。

【19】同【11】。

【20】同【17】。

【21】同【11】。

【22】维基百科 侵略战争

民主中国首发

约旦河西岸与西藏，能扯到一块儿吗

 BBC中文网发表的《西藏行见闻》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2/10/121024_visiting_tibet_yucongzhou.shtml … 中写到：“这样的检查站几乎立刻就让人想起以色列纪录片《检查站》。从约旦河西岸到西藏，类似的人间悲剧仍看不到尽头”…

BBC的说法属于比较流行的乱联系。身在以色列，我自认为还是可以就此说几句，澄清几点：

1．由于历史原因，1948年巴勒斯坦拒绝建国。但以色列是承认巴勒斯坦的建国权的，无论政府还是以色列人，并不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有主权。现在巴勒斯坦也是一个准独立国家，有自己的政府、警察部队和一切行政自主权。

西藏能跟巴勒斯坦比吗？西藏不是拒绝建国，而是本来就是一独立国家，被中国武力入侵并被强签占领协议；中国宣称对西藏拥有主权，把西藏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

2．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境内驻军属于军事性占领，也就是说从1948年到现在，由于巴以双方时有冲突，没有和平协议，依然算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其间问题也比较复杂，48年是与阿拉伯联军，后来是与各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以军控制巴勒斯坦是出于国家安全原因，理由是防止以色列本土遭袭击，针对的是武装组织。这理由还是在可以理解的范畴吧？只要巴以和平协议达成，以色列就会撤出驻军，巴勒斯坦就能建国。目前巴勒斯坦政府正在努力以国家身份进入联合国。

中国在西藏驻军属于“国与国之间”战争状态下的军事占领性质吗？中国在西藏驻军是宣示主权，中国会从西藏撤军吗？

3．以色列总人口700万，其中阿拉伯人150万，占20%。很多以籍阿拉伯人与西岸或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有亲戚关系或生意来往。很多巴勒斯坦人要到以色列本土工作、走亲戚、做生意；同样也有以籍阿拉伯人去西岸。对此，以色列在西岸设立了一个专门部门，负责协调这种来往。凡是要入境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必须获得这个部门的许可证（长期滞留、短期等数种，申请者经过此部门审查，被认为没有安全问题或政治问题，应该算签证性质），才可通过进入以色列的检查站。这些每天有巴勒斯坦人出入的检查站，是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边界之间，属于边防站性质。纪录片《检查站》就是在这些检查站拍摄的。

4. 在巴勒斯坦境内西岸，特别是东耶路撒冷，也有犹太定居点和居住的部分犹太人。这些定居点是以色列的污点，很多是通过了政府批准建立的，政府还出台一些优惠措施，以吸引犹太人到定居点居住，事实上是一种移民蚕食占领手段。隔离墙的修建，就把这些定居点划进了以色列“境内”。住进定居点的犹太人，大多是“大以色列国”民族主义者，也有部分是被廉价房价和房租吸引去的。因此，也有少量犹太人要通过检查站，进入西岸犹太定居点（他们只能到定居点，不能进入巴勒斯坦政府控制区）居住或探亲访友。无论如何，西岸的犹太定居点是巴以冲突麻烦的一部分，招致国际社会的激烈谴责，令以色列自由派人士蒙羞。修建犹太定居点不是什么光彩之事，也令军方头痛，以色列军方不得不保护定居者。自2000年起，以色列军方颁布规定，犹太人不许进入西岸，此规定只针对犹太人，不包括以色列籍阿拉伯人。此规定虽招到犹太右翼人士的激烈反对，但仍然行使中。也就是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可以到以色列工作、做生意、探亲访友；以色列籍巴勒斯坦人也可去巴勒斯坦。犹太人不行。

绝大多数犹太人不敢去西岸，如果非要过检查站，必须在检查站签署一份协议，即以色列军队不保证其安全，若遭巴勒斯坦人扔石头或暴打乃至杀了，军方概不负责。前段时间，有家犹太人带着孩子开车去西岸的定居点访友，遭巴勒斯坦人石头围攻。虽然以色列人也抱怨对方不该攻击平民特别是孩子，但总归还是有点理亏吧，也有人说谁让你跑到别人的地盘上去呢，还带着孩子。

5. 中国自从占领西藏后，汉人进入西藏定居或工作就成了“天然权利”。中国出台西部大开发等各项殖民措施，使很多汉人受益，并毫不在意汉人移民西藏，是否侵害了藏人权益。现在移民藏地的汉人越来越多，国际谴责的声音是微弱的，更没有什么中国人引以为耻。中国目前在西藏设立的各种关卡检查站，跟以色列的检查站是同等性质吗？中国在西藏设立的检查站，只针对藏人，藏人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出入，不能自由出入本民族的宗教圣地拉萨……中国的检查站不是“国与国”之间的边境检查性质，而是把每一个藏人当作清查、镇压对象。相反，汉人出入西藏，开店、办厂、开矿、挖山、洗头洗脚接客……那是如此自由，如此潇洒，如此理所当然，如此胜利者的所向披靡长驱直入！

6．在以色列本土发生的自杀袭击，袭击者来自西岸，以色列的检查站也查获到过准备过境实施自杀袭击者，检查站本身也遭遇过人弹。每天，面对来来往往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军人也有蛮横、如临大敌、不由分说的事。但是，这些军人也遭受来自国际和以色列自己各方的舆论谴责，以及国际和以色列自己的人权组织的监督。否则，《检查站》的拍摄者就不可能拍到这部纪录片。根据以色列法律，媒体有监督和批评的自由，BBC、CNN这些外国媒体，驻站以色列，经常大骂以色列，以色列仍然可以收看；以色列自己的媒体，包括军方电台，也大肆揭露和大骂自己。

在中国，有藏人跑到中国本土或者说内地去搞过恐怖袭击吗？藏人有针对汉人平民的自杀式人弹袭击吗？藏人即使自焚抗议，也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而中国的这些检查站，有哪个国际或人权组织监督？BBC、CNN能在中国看到吗？08年3月事件中，BBC等媒体裁减了几张拉萨骚乱图片，不是被中国爱国者们骂得狗血喷头吗？汉人对中国的这些检查站，对横行在藏地街头的特警那是何等地欣快，对藏人被检查、被监督那是何等的拍手称快！

西藏中国，巴勒斯坦以色列，能扯一快儿说吗？

但他们就是要扯到一起说。扯到一起说的效果就是，很多西方人真的以为，中国就跟以色列一样，西藏就跟巴勒斯坦一样。我跟一些以色列人谈起西藏，说我曾经在西藏生活过工作过，他们大吃一惊：“什么？你能随便去西藏吗？”我说是啊，中国人去西藏随便去，想走哪儿就走哪儿；他们说还以为像巴勒斯坦，犹太人不能随便去呢。

中国境内人，由于信息不透明，把以巴问题和西藏问题混扯还情有可原。BBC这些信息四通八达的媒体，也把西藏中国、巴勒斯坦以色列混扯，我还真帮他们想不出理由。

以色列经常被西方媒体骂得七荤八素，巴勒斯坦的宗教，以色列无意、也不敢干涉；巴勒斯坦的教育，以色列无意、也不敢洗脑；巴勒斯坦人还是说阿拉伯语，巴勒斯坦人的传统和文化特性还在，西方各国不认为巴勒斯坦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以色列自己也不认为，巴勒斯坦终有一天会建国，巴以终有一天会和平……

然而，西藏，她的宗教，中国政府的四大领袖像高挂殿宇，西藏的宗教领袖们流亡他乡；她的教育，藏语已经成了少数民族语言了，普通话才是官话；西藏的文化正在每天灭绝一点点；而西藏复国，何年何月？西方各国利益至上倒是出卖西藏，认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以为西藏复国比巴勒斯坦建国更容易吗？然而，很多西方人还真的以为，中国就跟以色列一样，西藏就跟巴勒斯坦一样。

最后说一下《检查站》这部纪录片，以色列人自己的解读，与国际流行解读也不太一样。国际流行的解读比较妖魔化以色列，这部影片仿佛是个例证。而以色列人在“检查站现象”中，看到的是巴以之间的不和平，给巴勒斯坦普通人带来的伤害。作者对这些在巴以之间来往的巴勒斯坦人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不和平，并非以色列单方面的责任，因此这种悲剧是一种“交叉”。以色列左派非常关注军事占领产生的人权问题，他们认为即使军事占领有前面所说的理由，但是，在军事占领下，军队的权力很大，导致对巴勒斯坦人人权的侵犯，比如任意冲入巴勒斯坦人私人领地搜查等，普通的巴勒斯坦人不能有他们的正常生活。

噢，还有一点不一样，《检查站》的作者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拍这部影片不会被喝茶，也不会被骂成“犹奸”，这年代了谁要是骂他“犹奸”谁就是傻比；我要是在中国，写这些文章铁定早就被喝茶了，至于被骂成汉奸嘛，那是自然得很呐。

浅谈以色列复国与自由西藏

简单比较一下以色列复国与自由西藏：犹太复国运动和组织产生自民间，之前并不存在一个宫廷或政府；复国组织面对的是英国，英国托管当局本来就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自自治；自复国主义兴起到以色列建国前的几十年间，复国组织有很多实际行动：游说列国争取理解与承认，组织移民回归，在＂本土＂（英托管时的巴勒斯坦）成立自治机构，利用当地资源和从世界各地募集的资金，在本土构建起了教育、宗教、保健和社会服务网，回归先驱建农场，办企业，无论在农业、轻工以及语言、艺术、音乐、戏剧、出版、电台广播等方面都在“本土”打下了基础，二战前希特勒上台后的大规模移民中，许多人是专业人员和学者，他们的文化程度、技能和经验提高和改善了已有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而西藏复国或自由西藏运动，其构架的原生态是有领袖和政府的，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面对的是印度和中共；由于印度的严格限制（不承认流亡政府、不许以印度为基地开展西藏独立活动等），无论是西藏流亡政府还是达赖喇嘛，客观上说，活动空间都比当年的犹太复国组织小 。除了游说列国争取理解与同情外，以上犹太复国组织能做到的，特别是在“本土”能做到的，流亡政府都做不到，充其量也就是近几年的不穿兽皮、不过年等非暴力不合作。即便在印度的流亡社区也建了农场、手工业、也办了学校、医院、电台电视台等，但属于自立求存范畴，对境内影响极为有限。另一方面，三大寺和各地大小寺院在印度的“镜像”寺，保存了西藏传统、正统文化的精髓，可能也巩固了全民信教（尤其在流亡社区）和政教合一体制的延续．不难想象，全民信教和一位＂仁君＂，个人崇拜、非理性的遵从…自然会产生嘉央诺布文中所指出的很多问题（嘉央诺布：《影子图伯特》之《睁眼看政治》 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co.il/2012/10/blog-post.html）。　
而在犹太复国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自治机构及临时政府人员皆由民主选举产生，人员组成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学科和专业方面的世俗犹太精英，与终日念经祈祷的、保守的正统犹太势力截然不同，他们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观念，对外部格局的判断和对自身面临的处境有清醒准确的认识。他们有着共同的理念就是复国，坚信犹太人只有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才可以不受迫害，促进自己的生活和文化特性。而实际上保守的正统犹太势力是反对复国的，因为弥赛亚还没有到来。无论是对付英国托管当局的游击队、还是独立战争和后来的历次战争中，打仗的都是世俗犹太人，好像没有拉比们和正统信教徒们什么事，国家建立后，这些连盛夏都穿黑袍戴皮帽的正统犹太教徒倒是构成了一个民主国家宗教自由的一景。
既然从流亡起印度就对西藏流亡者设立了严格限制：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喇嘛不能利用印度作为开展西藏独立运动的基地。数万流亡藏人在印度要安置，另外国际社会普遍的“爱莫能助”…我认为印度的限制是“中间道路”的成因之一吧。我遇到很多藏人都承认，从内心来讲没有不想独立的，但又表示遵从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因为“他是我们的至尊”。这样的遵从，是对自己内心的否定，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一个人能力是有限的，领袖也如此，何况达赖喇嘛的处境使得中间道路成为唯一选择。把自己当没长大的儿女，父亲终会累得无能为力。寻求突破是每个藏人的责任，而寄托于一个领袖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需要改变

作者：Ogyen Kyab（吾坚嘉，从境内藏地流亡至印度的年轻藏人）
来源：Ogyen Kyab 的脸书、及让赞网站。
译者：朱瑞
编辑：唯色

这 个洛萨（藏语，藏历新年）的早晨，我醒得很早。在没有重要的事情时，醒得这么早还没有过。跟往常不同，我花了更长的时间，全心地祈祷了一个多小时。黎明还 是没有到来。我走到外面，天地漆黑，于是又进屋。接着，又出去，又进来，这样重复了几次。我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没有任何睡意，而面对墙壁，我感到窒息，也 更加苦恼。终于，我决定出去，却不知走向哪里。我孤独地、漫无目的地走着，迷失了一样。我只是为了行走而行走。我恨这个宁静而和平的城市。想分散心思，分 散，从那燃烧着火焰的生命中分散出来。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已走出了两公里，并接近了一个湖泊。我坐在湖边，面对湖泊，我哭了，大声地哭了。

在 我的生命中，还从来没有一个洛萨，这样不像节日。记得以前的几个洛萨到来时，即使周围没有藏人，我也出去和非藏人朋友们享受盛宴，并为朋友们祈愿。 2009年，虽然也没有欢庆洛萨，但我的忧伤和烦恼，并没有像今年这样强烈。今年，我感到任何的喜庆和欢乐都是不负责任的，因此，我既不想为他人祈愿，也 不想接受他人的祈愿，以及热情的问候。下午，从西藏境内打来了一个电话，对方含畜地把中国政府称为“他们”。他说：“他们想干什么？不是说需要和平、和谐 吗？在我看来恰好相反！”

按 照通告的要求，在洛萨期间，我禁食。但是到了夜里，饥饿开始了。不过，我没有理会，仍然浏览网络。关于西藏境内的危机，互联网是我仅有的信息来源。这些 天，我始终守着网络。从境内不断传出大规模抗议、枪杀和镇压，以及频繁、惊人的自焚事件的消息。但是，流亡社会这边并没有相称的回应，只是发表声明、谴责 中国政府、呼吁联合国、抗议游行、绝食、集会、烛光守夜、祈祷、禁食、不过洛萨等等。我守着这些公共新闻网站、博客、脸书、推特，甚至海外华人异议网站， 期待着出现更有价值的声音。然而，自从去年10月18日，嘉央诺布啦发表了《点燃独立的火种》、《我必须做什么？》 之后，我一直都在问，我们的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在 流亡社会，即使我们具备所有需要的资源，我们得到的所有信息，都在显示一个事实：境内藏人在引导着我们抗争。尽管他们没有自由， 他们中许多知识分子还在被监禁，寺院被围困，人们被严密监视，即使和平抗议也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连自焚、拉嘎（星期三“西藏日”）、不合作运动 （如“罢耕”）等，这些新的、有效的民间抗争战略，也都是他们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事实上，我们这边有流亡政府（2011年更名为藏人行政中央，但我还是喜欢这样称呼），有不同职能的非政府组织，有学者，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自由，我们 本来应该引导他们，反而被他们引导。

境 内藏人越来越无所畏惧。仅阿坝， 就有20多起自焚事件，并且声明，如果镇压不停止，甚至会出现更多的自焚。随后，甘孜也出现了自焚，并迅速蔓延到安多和康的其他地区，如果洛、昌都、玉 树、玛曲、天峻、热贡等地，当然，还有更多的地方随时都会揭竿而起。当他们为了我们共同的自由事业而献身时，我们甚至不能花一点时间撰文和思考：是否有比 这种付出更小而收效更大的抗争方式，从而也可留住更多的生命？

与 中国打交道的五十多年来，我们的呼吁和让步，都没有任何结果。这让每个人沮丧和愤怒。这一波自焚热浪，被认为是来之不易的、剧烈的抗争方式，因此，没有人 敢阻止，任何人敢阻止都将被视为妨碍抗争。我也一样，在最初的几起自焚事件发生后，认为对中国的抗争终于有效了，并思忖，但愿不要有人出来阻止。甚至我们 的政府，也开始说既不鼓励，也不阻止。然而，自焚在继续 ，没有停止的迹象。可是，我们流亡社会这边，还在重复已经证明了的无效作法。

虽 然我始终是让赞（藏语，独立）的坚定支持者，但看到火焰无休止地吞噬生命的非常景象——那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而奔跑和呐喊时，我开始祈望如果有个方法可以 突破这种抗争，同时也能拯救那些正在排队等待自焚的同胞的生命，那么我的立场暂时也可以动摇。因为，任何形式的突破，事实上对让赞和乌麦朗木（藏语，中间 道路），都是有意义的。那么，为什么不能以乌麦朗木做为突破的起点？在一个民主自由的世界里，作为一个普通个人，我不在乎被指责为表里不一的“变相独立者 ”，我珍惜我的言论自由。

自 从第九轮会谈没有结果、尊者达赖喇嘛移交政治权力，以及让流亡政府萎缩得如同一个非政府组织的草案修改事件，还有近期在西藏境内激增的抗议和自焚，都使拒 绝乌麦朗木的声音变得响亮了。非常清楚，是我们外交的失败导致了这些愤怒，并使得年轻人充满了受挫的情绪。我们的领导人也承认这个失败，不过，在中国政府 始终气焰嚣张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不愿替换另外的抗争方式，甚至连一个可能改变的暗示都没有。两派之间过去的立场分歧，现在却延伸到了抗争方式的分歧。为乌 麦朗木辩护的“更务实”、“更容易”的说法，已不再令人信服。另外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后，转向与中国人对话的战略，也让我们看到，即使花上几百年也未必唤 醒一半的中国人口。

西 绕次多（Sherab Tsedor）、博楚（Bhutuk），尤其是江白益西（Jampa Yeshi）的自焚，说明燃烧西藏的火焰已蔓延到了流亡社区。即使联合国已被敦促，议员们被游说，中国被谴责，那又怎么样？甚至联合国派考察团进入西藏 （虽然不太可能，因为过去我们也得到过这样的承诺），他们想解决的，也是西藏正在发生的问题，而我们更深远的期望还是会被忽略。另外，即使没有考察团入藏 发现真相，那真相也已经被发现，每个人都知道那里有自焚和镇压。那些同情我们的政治家们，可能会在他们的议会里扩大西藏问题的影响，甚至通过决议。但是， 对于我们的长远目标是不会有实质性帮助的。谴责中国政府有什么用呢？（我不是说中国政府不该受到谴责）其实，中国政府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他们自己就是西 藏危机的制造者。一个用八千万中国人的鲜血换来的政权，一个可以对自己的学生进行大屠杀，一个使他的军人穿上僧服、诱导和平示威的藏人转为打砸抢烧，并以 此为借口来实行镇压的政府，即使国际社会向其施压，我们又能指望什么呢？

我 们一直幻想别人的帮助。2010年，潘基文访问中国时，甚至没有提到西藏，而奥巴马只提到了一点点，却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连我们的东道国印 度在关涉中国时也一样，如不久前因胡锦涛来访，正在开讨论会的藏人们尽管没有违反法律，却被以防止抗议为由遭到数日的拘捕。更不用提尼泊尔，已经成了中国 的一个省份！我们是多么孤独！房子被抢劫和掠夺，家人被屠杀，自己在逃难，留下的人被奴役着，而逃难的人，在租借他人的房子时，房主也是滥用他们的权 力……这是多么悲惨的命运！

因此，到了我们停止做梦、开始行动的时候了。我们有了抗争最重要的资源：境内藏人已经觉醒，为了自由，他们准备好了做任何事；他们拥有抗争需要的最大勇气，以及我们拥有的通讯技术。他们仅仅在等待，一旦有了我们的呼吁，就会立刻行动。

现 在，我们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是继续浪费时间，或者是承认我们的失败，并采取新的战略来使用这些宝贵的资源，以进行有实效的抗争。而这两种选择，对让赞和乌 麦朗木的坚持者都有效。肯定有人会说，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就是一个成果。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道义和口头上的支持，而是对我们渴求的自由提供实质帮助。 那么，哪些帮助，真正地帮助了我们吗？

因 而，花时间，尽最大的努力，改革出一个新的、有效的和务实的抗争方法是此时的迫切需求。我们所有的人，从领导人到普通百姓，从老年人到年轻人，以及来自各 行各业的人们，为了这个新的抗争方式，都要思考、交流和辨论。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组织已开始探索中国政府的薄弱环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做，肯定会找到适 合于我们的机会。

中 国学者和藏学家王力雄已找到了这样一个方法，他提出的“村庄自治模式”击准了中共的要害之处，这是一个代价小而收效大的战略，且是合法的，有先例。像广东 的乌坎村，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例子。他指出，流亡西藏政府追求的真正自治，可以先从村庄自治开始，替代被动的等待领导人之间那种徒劳的、无休止的谈判。 村民自己，就是实现村庄自治的主动参与者，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每个村庄选出村长，多个村长组成村委会以及由此选出乡长，多个乡长选出县长，一步步地，最 终实现民族区域自治。

这 个战略的独特之处是每个人都在行动，成为抗争的参与者。那么，中国政府会抓捕每个藏人吗？不会。会抓起民选的村长吗？那么，我们还会选出新的。这个战略的 另外一个特点是，村庄自治不需要任何人批准，村民自己说了算。只要他们坚持住，当局能做的只有妥协。另外，这个战略也不需要到街上抗议遭到镇压，不必付出 巨大的代价，只需不合作，不服从，这也是非暴力战略的经典模式。

当 然，就此产生的质疑，从不同的角度都可能出现。一种明显的说法是在西藏境内，那样严密的防范和监视下，怎能调动藏人为争取自治而抗争？但我认为，和中国人 民不同，境内藏人民众在政治上，已足够醒悟到了被组织起来的程度。在西藏，不管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很快地就会传到流亡社区，如庆祝、谈论噶伦赤巴的选 举，几乎遍布境内的每个角落。另一个更好的例子是，尊者达赖喇嘛只是简单地提到不要穿濒临灭绝的动物皮衣，藏人们不仅不再穿，而且把那豪华、昂贵的衣服烧 为灰烬。因此，流亡政府这边只要发出呼吁，毫无疑问，在西藏境内，大多数人都会行动起来。另外一个可能出现的质疑是，汉人能做的事，我们不能做，否则就会 被扣上“分裂主义”的帽子，并加以镇压。这方面，王力雄的回答是：“连自焚都不怕，还怕什么？”

这 是一条可能通向乌麦朗木的新路。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尝试改革和建设，也许还会探索出一条对两种目标都有启发的新路。说到这里，在有可能被看做一个表里不 一的人之前，我要澄清，这并不意味着我已改变立场，实际上直至恢复让赞，我是不会罢休的。我们的愤怒和失望，之所以在近期更为加强，恰恰是因为没有任何形 式的突破。而让赞和乌麦朗木之间在认识上的分歧，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它一直存在。

因 此，我们对别人的乐观，现在应该结束了。作为有信仰的民族，我们在道德和伦理上对中国政府和西方的期望，使得我们应以自己的奋斗结出的果实迟迟未果。是我 们对现实政治的天真无知，造成了目前的这种危机。现在，应该认识到，我们是孤独的。那些想帮助我们的人却没有能力，而有能力的人，却不会帮助我们。一切都 要靠我们自己。

我们真的需要改变！

写于2012年4月4日

原载 http://sangjey.blogspot.com/2012/04/ogyen-kyab.html?spref=tw   天葬台-桑杰嘉的博客

西藏流亡政府新当选的噶伦赤巴洛桑森格博士就职演说全文

西藏同胞们:

印度伟大智者莲花生大师把佛教传入雪域藏土，今天是他的华诞。在这个吉日，而且还有我们最敬爱的达赖喇嘛尊者莅临，我心怀谦卑接受噶伦赤巴（首席噶伦）的职位。

我们召唤善神，祈求西藏的众佛和菩萨看护和指引我们。流亡他乡的勇敢的善男信女给予的惊人支持，在被占领的西藏兄弟姐妹们与我同心和给予声援，令我感动不已。他们的支持激励着我们。他们的祈福让我们得以持久。

我在精神上得福于达赖喇嘛尊者，在政治上被授权去继续延展伟大的达赖喇嘛制度的历史合法性。我站在这里不是我个人的成就使然，而是在西藏和流亡在外的无数先辈长者辛勤工作和牺牲的结果。今天，我在此发愿，去发扬光大我们先辈们留下的伟大遗产。我向你们，我的西藏同胞们，发出誓言，竭力去壮大我们的运动，持之以恒，直到西藏最终重建自由、尊者达赖喇嘛回到家园。

一个世纪以前的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逃离家园时最后看了布达拉宫一眼，并向他的人民发誓：“我一定会回来。”当时我们的祖先还没受过现代教育， 也不谙城府，但靠着献身和同心，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成功帮助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家园。在1913年初，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尊者再次重申西藏独立于中国。几乎是半个世纪后，在1959年三月17日的一个改变命运的夜晚，尊者十四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发自肺腑地立下了同样的归家誓言。

今天，帮助和确保尊者归家的重任落在了受过现代教育、见多识广的新一代藏人身上。我们能够像我们的先辈一样以同样的献身、团结和投入精神做到锲而不舍吗？如果我们能做到，我们就会成功；如果不能，就会失败。

毋庸讳言，我们面临的任务像喜马拉雅山那样艰险、庞大。但从我们历史上成千上万捐躯献身、竭尽全心的勇敢藏人身上，我们得到鼓舞！我们没有选择，而是惨遭暴力把我们分离。我们一定会到达自由的山顶，把喜马拉雅山两麓的西藏人团聚一起。

我允诺致力于实现尊者十四达赖喇嘛的设想，建立一个真正世俗化的民主社会。今年藏人活跃的选举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对于真实的民主和人类自由普世价值的认同。我们的民主选举显示了，西藏的统一是建立在普世民主价值观上的，并以其为推动力。它超越了地区、教派、性别、族裔、信仰和代际的差异。

这次选举的结果向中国政府的强硬派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西藏领导层不是在消解。作为民主制度，我们只会随着未来年岁的流逝而茁壮成长。我们会持久坚守。

让我讲明一点：我们的斗争不是针对中国人民的，也不是针对中国这个国家的。我们斗争矛头所指，是要反对中国政府在西藏推行的强硬政策。我们斗争矛头直指那些剥夺西藏人民自由、正义、尊严和特性的人。中国当局和我们的汉人朋友都必须认识到，西藏人民的怨屈是多重的，也不是虚构的。

今天，我的西藏同胞们，在就职宣誓中我重申我们的先辈在两千年前藏汉签署的唐蕃（汉藏）会盟立碑文中确立的理想，致力开创一个伟大的纪元：“蕃于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

在1950年代，中国军队第一次开到西藏，他们向藏人许诺“社会主义天堂”。一些藏人帮他们修通从中国通往西藏的公路，还领到以银元支付的工钱。那时的中国士兵还很有礼貌，也善待我们的前辈。

然而一旦道路修通，坦克就包围了城镇战略要地，卡车就直奔矿产和资源丰富的深山老林。中国工人随之而来，开采挖掘价值亿万的金、铜和铀。似乎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彬彬有礼的中国人变了，变得傲慢、跋扈和暴虐。他们也动枪了。战事爆发了。死亡和破坏接踵而至。

幸福的大纪元被抛入危境。我忧虑，从此以后西藏人在自己的家园成了二等公民。

在被占领的西藏，政治压迫、文化同化、经济挤压和环境破坏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新建的铁路线源源不断地运进重型设备来剥夺我们的矿产资源，也带来更多的汉人移民达到在人口上对西藏强势控制，并削弱我们丰富的文化和自我认同。今天的实际情况让人难以相信：汉人控制大约70%的私营经济，50%以上的党政公共部门的职位。与此相比，通过刻苦努力获得大学和高中文凭的我们藏人兄弟姐妹却有近40%陷于失业。众所周知，让这些统计数据变得更坏的是，中国的官员把西藏当作个人承继来的私产，俨然以封建主自居、行事。

但三年前，也就是2008年，从阿里到阿坝，从拉萨到理塘， 从塔尔寺到工布，藏人男女老少、农牧民和僧尼起而抵抗中国政府在西藏的统治。他们对汉人的压迫和虐待发声反抗，喊出了统一的口号：我们要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在此我明确立场：藏人行政中央不鼓励抗议行动，部分原因在于我们都不能忘记，即便对于自由平和的表述，中国政府都是粗暴地回应。但是，支持我们无畏的同胞，为我们无法发声的同胞发声，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经历六十年的弊政后，西藏没有成为中国官员许诺的“社会主义天堂”。在西藏，今天只有殖民主义，没有社会主义。西藏不仅没有实现潜能成为“天堂”，中国的强占让她变成了一出悲剧。近来，许多北京的官员访问拉萨，纪念“和平解放”六十周年。现实情况却是，纪念活动是在心照不宣的戒严状态下进行：军队荷枪持弹、配备机关枪等自动武器巡逻在拉萨街头，屋顶上布置有眼明手快的狙击手，外来游客被全面禁止进入西藏。显而易见，北京在西藏的统治既无正义，又无前途。

尽管在西藏悲剧重重，我们仍然向全世界、尤其我们的华人朋友阐明，我们继续坚持非暴力原则。我们与中国和汉人并无仇恨，而是尊敬待之。在我们先辈智慧的指引下，我们将继续追随“中间道路” 的政策，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实现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我的西藏同胞们，这是一个藏汉双赢的提议。我们信奉西藏和平解决方案，也就是说，通过和平程序和和平对话。我们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中国政府和谈。

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力图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它有世界上主要大国中成长最快的经济，也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为后盾。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道德的力量却裹足不前。道德力量是不可能在市场上购得，也无法用军力来充实的。它只能赢得。只要西藏人还在受压迫，抵抗就会持续，对中国的尊重就会丧失。为西藏问题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就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既会提升中国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正面形象，又会有助于维护它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在中国的汉人和在海外大中华移民社区的华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帮助中国克服它的道德缺失。

过去的十六年，我一直努力与成百上千的汉人学生学者接触，并在哈佛大学组织藏汉学者就西藏问题展开过无数次研讨。我将继续走出去与汉人接触，建立相互的理解和信任。我也想向美国、欧洲、国际共同体和国际声援西藏组织表达我们发自内心的感激和谢意。我呼吁国际社会站在我们一边，帮助我们去挣得公正、自由、尊严和平等，同时说服北京和平地解决西藏事务。为西藏今日的困境寻得持久的解决方案将是二十一世纪最有意义的大事之一，因为它必将加固我们的信心，相信人类建设世界和平、非暴力和全人类自由的能力。这不仅仅是西藏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处弱势、遭挤压民众的胜利。

我们继续并将永远感激印度人民和政府为西藏人民提供避难所，并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间接纳我们客居。对我们许多居住此地的人来说，印度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藏人行政中央将维护和继续尊重西藏和印度人民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们欠印度政府和人民已经很多了。我们的合作还会继续向前。在此，我们谦卑地向印度政府和人民呼吁，希望你们继续支持我们，并把西藏看作印度和中国关系中的一个主要议题。

在未来的五年，藏人行政中央将以团结、创新和自立为指导思想，不断强化争自由运动，如果需要，我们将继续又一个五十年。我强烈要求西藏内外的藏人支持拉嘎运动（注：藏语，意为星期三运动，星期三是尊者的魂星），以西藏特性为荣，并发扬光大它，显示我们的团结，拥护我们的统一，让雪域西藏精神永存。我相信，只要一致努力，我们就会营造一个生机勃勃的环境，在世界各地强化藏人的制度和社区。

在流亡期间，我们将努力创新，力求改善藏人的生活。教育将是我们第一位的优先考虑。正如尊者达赖喇嘛所教导我们的，分享知识是“达到永恒不朽的大道”。它是点亮西藏未来之火。在未来的二十年里，我们将在十五万流亡藏人中教育和培养一万专业人才，同时我们也呼吁西藏境内的藏人达到十万专业人才的目标。

我们将继续推动藏人行政中央的专业化，通过吸纳技术和社交工具，确保政府更便民和更透明。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未来的几个月我们将建立一个西藏政策研究所，使之成为一个知识平台来前瞻、设计和实施富强西藏的政策。我们也将建立“姐妹社区”来加强在印度和在西方国家的藏人团结，引入西藏联合会作为一种运动形式吸收西藏内外的藏人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艺服务西藏、为青年人制造就业、同时建设可持续生存发展的社区。

与所有的藏人一道，对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教授在过去十年间的卓越领导，我感到万分感激。我感谢他和他的干练的内阁成员在政府顺利交接过程中展示的热情友好和高效协作。在未来工作中，我将遵循流亡藏人宪章、尊重最高法院，与尊敬的议长和选入第十五届议会的先生和女士全面合作共处，并领导我们优秀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公务员们来实现这一承诺。

总之，我们务必牢记，尊者达赖喇嘛下放政治权力，并非完全给担任首席噶伦的我，而是给所有的西藏人民。在尊者不卷入政务后，他对人民的信任和信心以及过去五十年间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能否独立生存繁荣将经受挑战。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验。对于司法、议会和行政系统的领导层来说，这也是考验他们能否不辜负尊者的期望、以一个高效和统一的实体展开工作。这是我们的挑战和机遇。

我以特别的紧迫感向年轻一代的藏人讲几句话。我需要你们的支持、能量、和才能，一起顶天立地、迈向自由。让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为自由奋斗或会赢得正义，或会遭遇失败；西藏或会从世界地图上再现，或会完全消失；西藏人作为民族可能会存活下来，或称为博物馆的一件展品。藏人的坚毅和自豪、智慧和意志、勇气和献身，都会得到真正的检验。

这不是仅仅停留于挑刺和犬儒的时候。这是需要勇气的时刻；也是需要信念的时刻。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我们需要自信，相信我们是西藏人，我们能成功。对年轻人来说，在国际和国内舞台上担负起更多的领导作用，这一时机已来到。请记住：如果我们不为之，没人会代劳。

我的西藏同胞们，对此我非常确定，机会将到来，我们盼望的那一天会到来。但如果我们不精诚团结、做好共同迎接挑战的准备，我们只会失败。团结至上，这不能打任何折扣。它是我们事业的基石。不能团结一心将会全部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将竭尽全力不让绝大多数的西藏同胞失望，他们对我们寄予厚望， 会密切关注今后我们的每一项举措。但我们有幸可以感到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敬爱的尊者达赖喇嘛就在我们中间，随时为我们贡献智慧。

在我当选首席噶伦后的第一次召见会上，尊者达赖喇嘛提醒我，几乎二十年前，也就是1992年，我也是坐在同一个位子第一次与他见面。尊者告诉我，我的噶伦任期会很吉利；我会努力让他的预言成真。但无论如何，仅靠我的双手是不够的。就像达桑占堆实现了辅助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归拉萨的事业，我祈求大家向我伸出你们的一千二百万之手，助我实现达赖喇嘛尊者在1959年三月17日那决定命运的夜晚所发的愿：他会回到西藏。

对在西藏的兄弟姐妹们，我今天信心十足地想对你们说：我们很快就会相会。尽管我从未被允许踏足西藏，西藏每天都在我心里。我生为西藏人，我引以为豪；我当骄傲地死为西藏人。当我活着，我就会矢志为自由而战。我先逝的父亲像我们许多父母一样未能回到西藏。我的西藏同胞们，这将不会是更多西藏人的结局。只要团结一致，我们就能实现尊重达赖喇嘛回归西藏、我们的人民重新团聚、自由在西藏重建。

今天，我们身处佛主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印度圣土；明天我们会相聚在佛教深入六百万人心灵的雪域圣土。我们一直都准备着开启一个史诗般的伟大历程，从佛法住所印度达兰萨拉迈向雪域佛国的圣城拉萨，从尊者达赖喇嘛暂居的山镇通向属于他的圣城。

这是我们的向往。这是我们的奋斗。这是我们的梦想。六百万藏人秉着统一、创新、自助的原则，胜利就会属于我们。尊者达赖喇嘛长寿！

祝西藏胜利！

嘉央诺布：西藏主权独立的历史事实

作者：嘉央诺布

中文翻译：扎西顿珠

功能齐全的国家

中国入侵之前的西藏是一个具备所有国家功能的独立国家。历史上的西藏从来没有威胁过任何邻居；同时在没有任何外界援助的情况下，上千年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西藏也从来不欠任何别的国家的债务和人情。虽然旧西藏是一个封闭的和神权统治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然而上千年来西藏境内却一直持续维持着法律和秩序，并认真遵守与其它国家之间签订之各项条约。西藏也是全世界最早颁发并执行有关保护野生动物和环境的法律的国家之一， 早在1642年，甚至更早年代，西藏政府已经颁布了保护动物与环境的“山川令”。

大约在1896年西藏政府就已经废除了死刑，西藏是全世界第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1900年访问拉萨的俄罗斯探险家崔比科夫（G.Ts. Tsybikoff）写道：“达赖喇嘛担任西藏政教首脑，他的杰出政绩之一就是废除了死刑。” 这样的事实一直被后来到西藏的旅行家们所证实。在西藏人的历史上，没有任何记录显示藏人曾经迫害过西藏的少数民族（如穆斯林），也没有像中国政府在1989年那样屠杀自己的公民。西藏与其接壤的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边界完全没有设防既是这样，被称为 “伟大的旅行家”的西藏人，在那时很少有逃离自己的家园而在他国成为经济或政治难民。共产党入侵西藏之前，美国和欧洲没有一个藏人移民。

外国军事入侵不是“和平解放”

1950年10月5日，“人民解放”军第18军第52、第53及第54师（多达40,000军人）突然袭击了西藏边境金沙江沿线守军，该处是1933年以来藏中实际停火线，当时那里有3500名正规藏军驻守，同时还有大约2000名康巴游击队。

在此之前的1949年底，共产党军队进入西藏东部（康区）和东北部（安多）地区，这些地区当时是由国民党支持的地方军阀政权军事占领。中国学者最近研究表明，毛泽东于1950年1月22日会见斯大林时请求苏联空军协助运输入侵西藏的战争用品，斯大林当时回答是：“你准备进攻西藏是件好事，西藏人需要被征服。”

英国报务员罗伯特.福特（Robert Ford）（当时在为西藏政府服务）在西藏昌都前线记述了当时的战况：在位于金沙江干流上的主要渡口岗拖-卓卡（Kamthok-druga）的保卫战中，藏军差不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另据一位英国传教士也在当时目击这一战况，称位于南方靠近芒康的竹巴笼(Druba-rong) 河口，英勇战斗的藏军前线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幸存者最后不得不向西撤退，并经四天的撤退与整休之后，藏军主力一个团已所剩无几。金沙江沿岸主战役结束两个星期后，藏军终于投降。中共官员的自传中也同样记录了当时的战争：“昌都战役中，很多藏人被打死和受伤” 。相对于中国武装力量， “......西藏士兵英勇奋战，但他们缺乏足够的人员和更好的训练”。根据西方唯一撰写有关中国入侵西藏的军事专家写道：“......共军遭受了至少一万人的伤亡。”

当时，中国军队一个团是从新疆方向袭击西藏。一名中国士兵在他的传记里提到，由于（西藏西部）阿里地区葛才（Gertse）地方的牧民游击队的抵抗，我们的部队被迫停止前行。

1956年爆发康巴大起义，其时零星的起义早已在安多各地爆发，后来起义遍布西藏全国，最终导致1959年3月的全民起义。游击队（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才终于全面停止。从1987年到1990年，以及最近的2008年，伴随着中国政府的严厉镇压，遍布全藏区的抗议浪潮始终没有停止，所有这一切表明，西藏人的抗争从来没有停止，直到今天。

种族和文化灭绝

自1956年以来，成千上万的藏人在战争中被杀害。更多的人则在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劳动营和毛泽东的大饥荒中不幸死亡。虽然无从获知准确的死亡人数，但西藏政府通过对大量的幸存者的采访作为调查基础，提出了一个大约的数字是120万藏人（因为中共入侵）而失去生命。尽管这个粗略的统计数据受到某些人的质疑，但因为缺乏有力的反面证据或是从中国官方的详细记录，迄今未有人能够否定这个结论。也因此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得出结论，有证据表明中国已在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罪。

西藏被占领后，有计划地，有系统地破坏了成千上万坐寺院，庙宇和历史建筑。上万吨珍贵的西藏宗教文物和艺术品遭遇大规模掠夺和抢劫，并批发到中国和世界各地。直到今天，相关的图片和新闻报道仍然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地关注。这种作为国家行为的有组织的盗窃和营销行为迄今仍然没有停止。今天，除了文物贩子和收藏家以外，很难知道还有多少文物最终能够幸免于难。

国旗

现代西藏国旗是1916年正式确认使用。 1930年首次亮相于英国官方正式出版物。1934年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世界旗帜”专刊上。1937年德国出版物“世界各国国旗”中包括了西藏国旗。西藏国旗甚至也成为1933年欧洲香烟卡系列的图标之一。据杰出的旗帜学家皮埃尔.赖斯.沃姆（Pierre Lux-Worm）教授，西藏国旗是基于七世纪吐蕃王朝国王松赞干布制定的古老的雪山狮子标准图案的基础上设计完成。

需要说明的是，联合国超过90％的各国国旗其实是在二战以后才设计出来的，这当中包括中国的国旗。西藏国旗于1947年在印度召开的由圣雄甘地发表演讲的第一届亚洲会议上正式亮相。圆形徽标的西藏国旗和其它亚洲国家的国旗一样展示在西藏代表团台前。

国歌

旧西藏国歌或民族赞歌《岗日热瓦》（意为“雪山长城”）是由西藏世俗统治者颇罗鼐（Pholanas）于1745年创作：
雪山环绕之圣境，
众生利乐之源泉。
格桑嘉措，慈悲观世音，
愿他的教法永续不绝。

这首古老的赞歌在西藏政府的各种仪式结束时，以及在拉萨的藏戏节开幕仪式上年年唱诵。西藏政府流亡到印度后，新的国歌《SishePende》（意为“世界之和平与福祉”）被正式采用。新国歌的歌词是由达赖喇嘛的上师迟江仁波齐（TrichangRimpoche）撰写，迟江仁波齐被认为是西藏最伟大的传统诗歌中经典风格的诗人之一。

西藏地图

1950年以前的多数地图，以及地球仪和地图册上，包括亚洲纪录最早的地图上都将西藏绘画成一个和中国完全分开的独立国家。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地球仪，并有可能是史上第一个地球仪，是由葡萄牙国王的地理学家马丁.班海姆（Martin Behaim） 于1492年制作。它画出的世界地图还是在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在这个地球仪上用德语 “Thebet ein konigreic”（西藏王国）清楚地标明了西藏 。

大约1680年由荷兰制图家皮特.范.德.艾（Pietar van der Aa）绘制的亚洲地图上显示西藏是由两部分组成，但和中国是分开的，这份地图与1700年法国制图家纪尧姆.德拉.艾斯勒（Guillaumede L’Is1e）所绘制的一样，两者都把西藏描述为“大西藏王国”。1877年在美国出版的一份印度、中国和西藏的地图上，西藏是和其它两个国家分开的独立国家。1827年由美国费城（Philadelphia）的安东尼・芬利（Anthony Finley）绘制出版的亚洲地图上同样清楚地标示出和中华帝国完全分开的 “大西藏”（Great Thibet）国。


位于波士顿的全球最大的彩色玻璃地球仪是基于1934年由兰德.麦克纳利(Rand McNally) 制图公司发行的世界地图制作而成，这个地球仪上也同样把西藏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标示出来。

在西方的一些中国出版的旧地图上把西藏包括在中国的边境之内。但是这些地图上被名为 “中华帝国”的疆域通常还包括了蒙古、不丹、尼泊尔，有时甚至也包括了韩国、缅甸和越南。而早期的中国地图上并不包括西藏在内。由明朝律法官员王芬（音译）于1594年绘制的一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地图上注明该地图包括了整个中国的领土，但其中并不包括西藏地区，甚至也不包括藏东南的安多和康区在内。

受满清康熙皇帝委托，由法国基督教会制作的地图集出版以后，一些中国和欧洲的地图开始把西藏描绘为中国的保护国或殖民地。教会可以在中国和满洲测绘地图，但因为西藏不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他们无法亲自前往西藏测绘地图。因此，他们训练了两个在北京的蒙古僧人，并送他们到西藏秘密的地理测绘。类似的秘密统计调查方法也由英国地图制作人员使用，他们训练喜马拉雅山区当地人或者蒙古和尚。一位美国汉学家就此写到，如同欧洲殖民列强，中国也通过制图学在西藏和韩国实施其“殖民事业”。

西藏货币

文献记录显示，古代西藏使用的货币包括金、银、铜锭、甚至海螺和贝壳。根据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的协议，大约在1650年在尼泊尔打造了西藏银币。1792年西藏与满洲军队联合击败尼泊尔，其后铸有藏文与中文的硬币在西藏流传。但同时西藏政府继续发行只有藏文的被称为“康帕章噶”（theKongpar tangka）的钱币 （1791年--1793年）和“甘丹章噶”的钱币（theGaden tangka）（1836年至1911年），而银币“卡桑章噶” （Kalsang tangka）则是是在1909年由西藏政府铸造并发行。

1912年中国军队被驱逐出西藏之后，当时的西藏政府基于佛教和西藏传统图案，以西藏政府的名义在拉萨设计并铸造自己的金、银和铜币。而纸币则是在20世纪初被引入西藏，根据钱币学家沃尔夫冈.波舍（Wolfgang Bertsch ）说法，西藏的这些纸币是珍贵的“艺术小作品”。这些纸币的独特之处在于，为了防止伪造，所有纸币的序列号都是由专门的书法家协会会员手写而成。

既是中共成功入侵西藏之后，西藏仍然顽强地抵御了中国试图接管本国货币的努力。中国官方货币在1959年3月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被迫离开拉萨之后才在西藏投入使用；而1959年之前的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使用过中国官方的货币。

西藏护照

西藏政府为进出边境的旅行者签发自己的护照。二战之前，所谓 “护照”具备了签证及旅行证件两种功能，西藏政府颁发给外国游客护照（即签证）的最早记录是在1688年，那是发给一个名叫约翰.霍瓦南斯（Hovannes orJohannes)的亚美尼亚商人。 1780年西藏政府给印度总督沃伦.哈斯廷斯(WarrenHastings)的使者普伦吉尔.高桑（Purangir Gossain）签发了一份护照，总督希望东印度公司能够和西藏开展贸易。

1921年西藏政府批准了其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珠峰探险队的入境和探险申请。来访的英国外交官查尔斯.贝尔（CharlesBell）在拉萨写道：“我从西藏政府那里收到了官方正式的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许可证明。”其后有两组珠峰探险队分别在1924年和1936年也从西藏政府收到同样的许可证明（护照）。护照有时是发给从事科学工作的探险人员：如1939年发给人类学探险家谢弗（Schaeffer）的护照，1949年发给人种学考察专家图斯（Tucci）的护照，以及1924年发给植物学家弗兰克.金顿.沃德（FrankKingdon Ward）的探险许可护照。

1942年西藏政府在边境小镇亚东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两位特使签发了入境许可签证。老、小洛厄尔.托马斯于（LowellThomas Jr. and Sr） 1949也在边境亚东获得“西藏护照”。小托马斯(Thomas Jr)在回忆当时获得入境许可签证时写到：“当达赖喇嘛政府的护照展示在我们面前时，想到那么多西方探险家因为无法获得这个文件而最终未能到达拉萨时，意识到这个文件有多么珍贵难得。”


自1912年以来，西藏政府也正式颁发护照给那些要到国外的西藏人。
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西藏护照是1948年签发给西藏贸易代表团的护照，护照上有个人资料，照片以及签证页等。它是以1915年国际上通用的单页折叠式护照为蓝本制作而成。英国，美国和其它七个国家给这本西藏护照签发了签证和过境签证。


签署国际协议

吐蕃王朝和中华帝国之间最重要的条约之一是历史上的《唐蕃会盟碑》或称《长庆会盟碑》，该条约是当时吐蕃王朝对唐朝的征战获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双方在长安和拉萨共同签署并立碑而成的重要协议。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吐蕃彝泰七年）唐朝和吐蕃双方派使节，先在唐京师长安盟誓。次年又在吐蕃逻些（拉萨）重盟。协议重申了西藏与中国之间既往的友好历史关系，以及今后双方和平相处，互不侵犯领土的盟誓。条约的内容用西藏文字和中国文字两种文字刻在三个石柱上。目前仅存拉萨大昭寺广场一柱。该条约明确划分了双方边境线位置（位于今甘肃省和陕西省的交界处）。位于拉萨大昭寺前碑文西面汉文如是说:“……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本界，以东悉为大唐国疆，已西尽是大蕃境土，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

需要提醒的是，布达拉宫前还有一个更加显眼的石碑被称为“雪石碑”，人们有时误把这个石碑当成《会盟碑》，然而这个石碑记载的却是西藏另一次伟大的军事胜利，即公元763吐蕃王朝占领唐朝首都长安事件。

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不仅仅与中国签署过条约，西藏同时也与诸多邻国签署过条约： 如1681年与布夏尔（Bushair），1683年和1842年与拉达克（Ladakh），以及1856与尼泊尔（Nepal）的条约等等。

1913年1月，西藏和蒙古在库伦签署了条约，条约序言中写道：“鉴于蒙古和西藏各自从满清王朝摆脱出来，与中国分离而成为独立国家；又鉴于两个国家享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为了强化双方之间友谊与互助之古老传统，……”该协议条款强调了双方遵循友谊、互助、促进共同信仰及贸易互惠关系。并反复用藏语“Rangzen”表达各自已获得之主权独立的现实。

西藏与英国在1914年最终签署 “西姆拉条约”，该条约就英属印度和西藏的共同边境问题达成了协议。印度现今声称其北部边界的划分（麦克马洪线），是基于这是由独立的西藏签署的国际条约 – 而不是由中国来签署。

独立宣言

水牛年（1913年）第1个月的第8天，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正式宣布西藏独立。1913年10月10日，西藏总理伦钦夏扎（Lonchen Shatra）在印度 “西姆拉会议”上做了关于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详细声明，声明中夏扎明确指出了康和安多省是西藏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声明甚至指出了西藏与中国的那些省份的传统疆界。 1918年9月，莫斯科日报“Izvesta”报道了关于西藏独立以及西藏独立宣言 “......一面为民族自决竖立的旗帜。”

1909年上半年，达赖喇嘛从北京回到拉萨，西藏政府议会为拒绝所谓中国法统和宣示西藏独立地位，向达赖喇嘛奉献了一个新的国��；同年又制造了新的银币（如前所述:“卡桑章噶”）并奉献给三大寺主持以纪念这个吉祥的时刻；同一年，西藏政府为了强调西藏的主权独立地位，外事局也正式成立。

外交关系

此外事局1941年进行了改组， 并曾与英国、美国、尼泊尔、独立后的印度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尼泊尔早在1856年已经在拉萨设立了外交使馆，中国于1934年设立外交使馆，而英国则于1936年设立。1947年3月23日，西藏外交部官员作为西藏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在印度召开的亚洲国家关系会议，该会议探讨了二战后亚洲的地位问题。西藏也派外交代表出席1948年召开的亚非会议。在这些国际会议上，许多参与的国家甚至还没有摆脱殖民地身份，而西藏已经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1949年11月2日西藏外交部给“毛泽东先生”发了一封信（实为外交照会），该信解释了西藏作为宗教国家，自古就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该信并要求共产党的领导人“下严格的命令”，使他的军队不会越过藏中边界进入西藏领土。信中还对早期被中国非法吞并的领土问题提出交涉 “......等中国内战结束以后，西藏政府希望和中国重新谈判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问题。”

二战中的中立国家

二战期间，西藏是一个中立的国家（bharrnas gyalkhap）。西藏政府成功地抵御了来自英国的压力，来自中国的入侵威胁，甚至是美国总统罗斯福（PresidentRoosevelt）的个人请求，罗斯福总统请求西藏政府允许在西藏领土上建设一个军事公路以便运送军用物资。基于人道立场，西藏政府后来允许非军用物资借道西藏领土。西藏政府当时也给从印度的英国战俘营里逃跑出来的两位奥地利人给予政治庇护。西藏政府同样给坠毁在西藏的美军飞机驾驶员给予必要的协助，负责接待和运送那些飞行员。

邮政电报系统

现代西藏的邮政服务系统是基于早期吐蕃王朝和后来的蒙古帝国统治期间使用的快递系统建立起来。“小马快递”（atrung）服务用于公务邮件快递，普通邮件则通过邮政信差系统（bhangchen-pa）。1920年在拉萨创建中央邮政和电报办公室（dak-tarlaykhung），取代了整个西藏的旧的邮电系统（tasam）。为适应新的邮政服务体系，西藏政府自行设计并手工印刷了各种面值的邮票，这些邮票现在成为收藏家的珍品。西藏在当时虽然不是国际邮政条约的签署国，但已经创建了邮政系统，来自国外的信件可以通过这个系统送达西藏境内，而发往国外的邮件同样可以及时发送出去。

1936年访问拉萨的斯潘塞.查普曼(Spencer Chapman) 承认西藏的 “邮政和电报系统是最有效的”。西藏的这一高效率的邮政服务系统一直运作到1950年以后的数年时间。为中共政府服务的捷克导演弗拉基米尔.顺（VladimirCis）在西藏的荒野中收到了他的家人发自布拉格（Prague）的一封信。

从印度到拉萨的电报线和相应的一个电话服务在内的国际电话电报系统于1923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两项服务都向社会公众开放。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出版物里就有关于这个项目的记录。早在1927年西藏首都就已经通电，安装水电设备和电力输送设备的工作人员是一位年轻的被称为 仁刚（Ringang）的西藏工程师，所有的工作几乎是他一人单枪匹马完成。所有这些项目是由西藏政府启动并由西藏政府承担费用。
西藏政府的拉萨广播电台成立于1948年，使用藏语，英语和汉语三种语言每天播报新闻。

见证西藏独立

西藏作为一个独立而和平的国家的事实被许多公正的西方观察家的著述所证实。这些著述的作者不仅曾经访问过被入侵前的西藏，不少人甚至在西藏居住过相当长时间，从回忆录标题的取舍上反映出他们对自己曾经在自由的西藏的经历感到无比自豪：大卫.麦当劳（DavidMcDonald）的《西藏二十年》，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的《西藏七年》，以及彼得.奥佛施耐特（PeterAufschnaiter）的传记《西藏八年》。

知名藏学家休. 理查森（Hugh Richardson）在西藏住了9年。他的许多著作中所揭示的西藏是一个和平有序，运作良好，主权独立并且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的国度。他后来写道：“英国政府是西方国家中唯一与西藏有条约签署的政府，然而最终却出卖了西藏......” 理查森承认他对英国政府拒绝承认西藏历史独立的地位“深感羞愧”。

另一个被誉为“英国西藏政策的建筑师”的大学者和政治家查尔斯・贝尔(CharlesBell) 确信英国和美国拒绝承认西藏主权独立 (但有时候时局对他们有利的时候，同样心照不宣地承认西藏事实上的主权独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渴望“促进他们在中国的商业利益”。

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有史以来所有中共官方的出版物都全面地对旧西藏极尽妖魔化之能事。事实上,1980年之前，来自西方的北京西藏问题吹鼓手没有一个曾经访问过西藏。典型的污蔑和歪曲旧西藏的方法是这些人通过选择性的引用一些作品内容，其中包括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时的官方随军记者的描述,这种描述试图通过妖魔化西藏社会和政府来寻求帝国主义者军事侵略西藏的合理性。

中华民国唯一官方驻藏高级代表，学者沈宗濂博士从1944年到1949年常住西藏首府拉萨。沈博士在他的《西藏和西藏人》一书里把西藏和中国清楚地区分开来，西藏是一个“……自1911年以来享有完全独立的国家”。 他的书如实地记录了一个似乎“封存了数个世纪”的等级分明而保守的社会活“化石”；然而这个社会和平有序，人民热情好客；同时又是一个擅长告状并喜欢辩论的民族，他补充道：“这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擅长雄辩的民族”。 沈还补充道：“人民可以向任何一个政府办公室告状,甚至直接向达赖喇嘛或是他的摄政提出诉讼”。

沈博士可能对旧西藏社会的这一传统特点感到震惊,人们之间一旦发生纠纷，往往习惯性地诉诸于某种律法权威并通过公开地辩论来解决问题；而这些在当时军阀征战的中国是相对缺乏的。不幸的是既是在今日共产中国也缺乏这种习惯和传统。(完)

西藏：困顿轮回与良心的距离

一．侵略西藏势在必行


1932年8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罗布林卡写下了他留给西藏人民的遗嘱。他警告：“就是在这里----西藏的心脏，宗教和政府可能会受到内外夹击。如果我们不能保卫自己的国家，情如父子的达赖喇嘛和班禪喇嘛以及其他所有受人敬重的活佛就可能销声匿迹，落到无人知晓的地步；僧侣会遭到摧残，寺院会遭到毁坏；佛法统治遭到削弱；政府官员的土地和财产遭到没收，这些官员将被迫服侍敌人，或像乞丐一样飘流四方。众生万物都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苦难的日日夜夜就会没完没了，令人难熬。”

20世纪30年代末，西藏安多达泽（中国现划为青海省平安县）一家普通农家的小男孩拉木登珠，最爱玩的游戏是叉腿坐在窗框上，熬有介事地说他是在骑马去拉萨。他要去拉萨的愿望如此强烈，常常独自一人玩著整理行装、上路奔向圣城拉萨的游戏。之后，3岁的拉木登珠奔向的是一条艰难坎坷的、用任何语言也难以诉尽的苦涩之路:

当中国国民党军阀马步芳得知西藏的寻访队找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这个达泽男孩的消息后，派人到塔尔寺将灵童扣为人质，厚颜无耻地先后共勒索四十万大洋（当时约相当于四十万美元）的赎身费。藏人尽管愤怒无比，但别无他法，只好付了这笔巨款。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其实之前清朝的入侵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意图，早已峥嵘显露，但似乎没有让整日念经拜佛的藏人意识到国防的重要。

藏历16绕迥土牛年末的一个深夜，古老的、孤立自在的雪域西藏的一个寻常的冬夜。牛羊归圈，生意打烊。人们转完了晚间的林廓，磕完自定的长头数，带着为众生祈祷后的安宁感睡去。布达拉宫灵塔殿中，历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在酥油长明灯光中，珠宝黄金闪耀着璀璨的光辉。这些酥油灯光、这些珠宝的光芒都来自信徒的虔诚供奉，也见证了一个古老国度和她有效执政数百年的噶厦政府的延续。十五岁的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做了什么呢？不外礼佛诵经、念习老师布置的繁重的经课 ……

古老的、孤立自在的西藏，已经笼罩在来自东边的威胁中。1949年9月12日西藏外交局给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西藏是观音菩萨教化之地，已成为宗教兴旺发达的美妙地方，不论在过去和现在，一直享受着独立自主的权利，从未丧失于外国，由于青海、新疆与西藏接壤，请不要让（共产党）军队越境进入西藏领土。你若能向手下文武官员下达如此命令并认真执行，我们就放心了，西藏的一些土地，在最近几年被中国占去了，如中国内部的战乱结束后，希望能举行谈判解决。’毛泽东给噶厦的回答是命令第一、二野战军‘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古老的、孤立自在的西藏，她很快将被东边那个新兴的共产主义血腥怪物无情地吞噬。

这个夜晚也是1950年的元旦之夜，在莫斯科郊外姊妹河斯大林第二别墅，专程赴苏联为斯大林祝寿的毛泽东，受到了共产帝国苏联老大哥的刺激：“ ……老大哥所有建设的新成就全参观了，老大哥的领导集团干得不错……‘斯大林果然站起来了，成了英美的对手……’这次来苏联，名义上是为斯大林祝寿，真实目的是想向老大哥求一些经。下一步该怎么走……‘解放西藏势在必行’”。（吉柚权著《白雪：解放西藏纪实》第一章“远方的指示”）。

靠杀人立威和武力征服最容易获得极权统治者所垂涎的权力，刚刚在天安门宣布站起来了的毛泽东深谙此道。尽管在1921年至1945年间，中共数次在宣言、全国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承认民族的独立权和民族的分裂权”，毛本人长征期间尚宣称西藏为“外国”，然而十多年后的此时，他对侵略和占领西藏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二．“西藏什么样？”

其实几个月前毛泽东就指令让彭德怀进攻西藏。但“彭德怀这位身经百战，指挥千军万马经过数百次血战从未有过慌乱的元帅急了……成功的希望百分之四十都没有。历代从西北进藏的军队没有谁成功过...... ”彭德怀写了份报告历数从西北攻打西藏的难处，希望毛收回命令（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既然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又何来“历代从西北进藏的军队没有谁成功过”呢？

毛觉得彭德怀的诉苦有道理，就把入侵西藏的任务交给了第二野战军：“……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解放之，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的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 毛泽东１月２日上午４时于远方” （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在这封熬夜写给中央、彭德怀并转发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的侵略指令中，落款时毛泽东给莫斯科安了一个矫情的指代“远方”。早在1921年，中共在“一大”宣言里就明确说过：“蒙古，西藏，新疆都可以从中国独立出去，加入苏联。”此时在“远方”，斯大林说：“你们准备进攻西藏，很好，是该制服西藏人了。”斯大林还将苏联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和移民经验传授给了毛泽东，建议中国向西藏、新疆等地区移民“……所有的边疆地区都应当多迁移些汉族人去。”（张戎《毛泽东 选为人知的故事》）

毛这个在杀人和弄权方面远超希特勒的后起之秀从“远方”取来的真经，成了中共的殖民政策：中国先是有样学样，在新疆、青海等地建“古拉格群岛”监狱和苦役营，输送了大批“特殊移民”，后来发扬光大诱入大量经济移民，现今已是成效盖世。

刘邓决定进军西藏主力由张国华带领18军担任。“1950年1月15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召开了18军师以上干部会……会上邓小平强调解决西藏问题，军事和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说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都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既然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又何来“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都未解决”呢？

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的指令中说“……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调查什么呢？“西藏什么样？……从现在掌握的情况，西藏在刘伯承、邓小平以及十八军领导的脑子里是模糊而粗放的一个轮廓，具体情况一点也不清楚……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７, 对西藏，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全面调查。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乐于泓给刘伯承、邓小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一． 西藏的概况：……在藏人认识上，以为凡藏人所分散的地区都属‘藏地’，包括西藏全部、西康省金沙江地区、滇省西北角丽江一带，川省松、潘、理、孜均属于，青海省西南部玉树一带及甘肃省西南一部分以及不丹、锡金全部、泥泊尔、印度克什米尔土邦之一部。……”（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虽然这些侵略头目一再说“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但是“西藏在刘伯承、邓小平以及十八军领导的脑子里是模糊而粗放的轮廓”，唯一清晰的是自古以来的陌生；虽然这些侵略头目说“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但这份花了几个月进行的调查报告白底黑字告诉他们“在藏人认识上，以为凡藏人所分散的地区都属‘藏地’”，而非“属中国”（藏文中“博”意：图博国；“加”指中国）。当然，这份调查报告的功能，不是用来考虑藏人是否承认“自古以来”的，而是用以制定一整套威逼欺骗、软硬皆施的政治和军事计谋，以达到全面占领的目的的。

中国的爱国者喜欢讥讽帮西藏说话的西方人“连西藏都没去过，却对中国的‘内政’说三道四”，但五十年前这些“解放”西藏的中共首脑，以及“解放”西藏的野战军，同样连西藏都没去过，还花了几个月时间调查“西藏什么样”呢，而中国人却不仅对西藏说三道四，而且说成“内政”了。

《白雪：解放西藏纪实》这本中国物资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２月第１版的书出版不久就被禁了。从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解放军军旅作家吉柚权其实为党和解放军的霍霍战绩自豪不已，也许正是对战功未彰的不甘，促使他写了此“纪实”。这本在“政治态度”上毫无问题的书被禁，完全是因为太纪实从而言多必失，泄露了党的许多不愿和不敢彰显的“功劳”。


三．英国“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

刘伯承、邓小平把进军西藏的任务派给了张国华和18军，并向毛提供了一份专业详细的计划。毛泽东在1950年1月10日的复电中说：“中央并请转刘邓贺及西北局：（ 一）完全同意刘邓一月七日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1949年10月1号中国共产党宣布建政后，除苏联和东欧几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承认这个新红色政权外，12月30号印度承认了红色中国。几天后的1950年1月6号，英国不顾西方国家的激烈反应，急急忙忙成为最早承认红色中国的西方国家。

何以毛泽东那么肯定，英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对中国侵略西藏是有利的呢？

从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导、民国外交史专家、分党委书记金光耀的《解密首先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骑墙的英国》一文中，我们也许可以窥见个中意趣：

“1948年下半年，在辽沈战役结束之际，英国驻华使馆官员得出结论：‘共产党最后控制全中国已经不可避免了’。于是，如何处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提到了英国外交部的议事日程上。12月初，外交部远东司提交了一份题为‘中国的局势’的文件，供内阁决策参考。这份文件在分析中国局势时，着重强调经济问题，表明了英国对华政策的重点所在。它估计……在一个走向工业化的稳定的共产党政权控制下，对外贸易反而可望比目前在国民党统治下有所改善。在共产党执政后，英国‘应尽力留在原地，在那些不可避免的范围内保持与中共事实上的联系，并调查在华继续贸易的可能性’。这份文件对英国在华利益前景的乐观估计得到了内阁的首肯。

英国认为“经济利益应尽可能长地在中国保持下去。因为，‘经营多年、概深蒂固的商业设施和联系一旦失去就再也无法恢复了’。‘从长远看，也不应忘记一个强大有效的政府管辖下的中国作为一个原材料和粮食供应地以及出口市场的潜力’……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将此恰当地概括为‘对国民党政府不同情，而对中共却颇倾向于与之做生意’

10月5日，英国留驻北京的总领事格雷厄姆（Graham）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由施缔文草拟的信件，作为对10月1日周恩来信函的回答：“……英中之间友好、互利的商业和政治关系已经存在了许多年代，希望今后继续如此……以使两国政府更便于接触，并推动两国间的贸易。”

10月20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负责人邓宁（Dening）起草了一份供内阁会议决策用的备忘录，列举了应尽快承认新中国的5点理由：1.我们在华利益比其他国家大得多…… 4.我们的商业利益只有通过尽早地正式承认才能得到保护……

英国政府认为应选择对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影响最小的时候承认新中国，因此决定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认新中国……因为印度将在12月30日承认新中国……所以1月6日是个合适的日子。这一选择避免了与印度承认相隔太远而影响英国在印度及亚洲各国的声望……”

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在利欲驱动下，当年英国对在华经济利益的幻想与算计，将对西藏产生什么影响。


四．英国提出搁置西藏问题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陷了昌都。西藏政府给联合国发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呼吁电，请求干预以“阻止中国人的入侵”。此时，已正式被认定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的西藏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才15岁，离亲政年龄还差三年。1950年11月17日，噶厦在布达拉宫举行了盛大仪式，历史逼迫他接受了他的人民要他亲政的恳求。后来他写到：“我不能拒不承担责任。我必须承担责任，拋弃我的少年时代，立刻准备领导我的祖国。”

1950年11月上旬，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波切，出人意外地来到拉萨。自从一年前共产党占领安多以来，他一直受到囚禁，被迫目睹塔尔寺周围的村庄改变了其长达数百年历史的生活方式。当时中国正在为入侵康区准备，原国民党变节将领、新任青海省第一任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则动手策划推翻达赖喇嘛的计划。赵寿山以己度人，企图用当年共产党策反他的方式策反达泽仁波切。他要达泽仁波切说服西藏领袖，不要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如果不能说服，达泽仁波切就得杀害自己的弟弟达赖喇嘛。作为回报，中国人将让达泽仁波切担任西藏政府主席。

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波切佯装从命，得以离开塔尔寺前往首都。他来到拉萨后，立即将中国人的意图告诉了达赖喇嘛，并向噶厦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第一次揭露了北京的计划：北京要吞并西藏，并计划使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逐渐解体，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来取代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此时，藏人又得到了更为痛苦的消息：联合国拒绝考虑西藏问题。联合国认为，西藏在国际上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达赖喇嘛在《我的国家，我的人民》中写到：“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决定不予考虑西藏问题。这使我们大为惊愕。我们一直把联合国当做正义之源，对它寄予全部希望，更加令我们惊异的是，是英国首先提出才使得西藏问题被搁置的。”

由于西藏封闭孤立，当时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了解西藏历史和状况，有的国家甚至连西藏在地球上哪里都不知道，以至于长期殖民印度的英国、以及刚刚独立的西藏近邻印度仿佛天然有了发言权。“英国代表说西藏的法定地位不明，他似乎是暗示说，虽然现在我国已经三十八年没有中国人，但法律上我们仍然有可能屈从于中国的宗主权。” （达赖喇嘛：《我的国家，我的人民》）

很难相信老牌殖民帝国英国这个“法定地位不明”的表述，仅仅是因为错误地把欧洲宗主国概念套用到了西藏与清朝的供施关系上。英国急不可耐地承认了红色中国，那时正乐观憧憬着在共产党的地盘上继续获得经济利益呢，如果反对中国入侵西藏，其利益的幻梦无疑就会立刻破灭。


五．印度提出放弃讨论西藏问题

然而，“印度可以说非常清楚西藏的历史和主权地位：1947年，在新德里参加泛亚洲会议时，西藏代表团与其他国家以平等地位出席，西藏国旗与其他国家的国旗一同悬挂。印度独立时，印度政府以如下措词回答西藏发出的信：‘印度政府将乐于得到保证，即西藏政府有意在现存基础上继续双方关系，直到任何一方提出有关事务的新协议为止。这是印度从英皇政府继承协议关系之所有国家均接受的程序。’1948年，西藏政府派出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印度、中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西藏政府发给代表团成员的护照为上述所有国家接受。”

可是，在这个联合国总务委员会上，“英国代表说西藏的法定地位不明……印度代表的态度也同样令人失望。他说他确信，中国和西藏可以缔结一项和平协议，而且西藏的自治可以得到保障，因此，为了确保这点，最好放弃在联合国全体大会讨论西藏问题的想法”（达赖喇嘛《我的国家，我的人民》）

三年前才摆脱殖民地地位、获得独立的印度，其国家概念以及对共产中国的理想化、自我心理投射、实用主义等复杂纠结的心态，使她完成了后来的一系列动作：

共产中国高调宣称反帝、反殖民，这正好挠到了反英帝国、反英殖民的新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痒痒，他在钦佩这个“反帝、反殖民主义”的中国时，似乎没看穿中国效仿苏联的共产帝国和共产殖民心态，更似乎忘了英国也曾以印度的“宗主国”自居，反而在达赖喇嘛求援时提醒西藏，“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地位是公认的事实。”（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尼赫鲁似乎也忘了，西藏早在1913年就宣布独立，比印度独立早三十四年；或者说，尼赫鲁虽然没忘记西藏早已宣布独立，但他同样没忘记中国不承认西藏独立，而印度的独立，是得到了英国的同意和批准的，是得到殖民者宗主国的准允的。既然印度的独立要经得英国同意，并先是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那么推己及人，印度“确信西藏的自治可以得到保障”有什么心理根源就不难寻踪了。

对尼赫鲁来说，“他崇高心爱的理想之一即：正在崛起的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的和平与团结，也就是亚洲的和平与团结”，而且在印巴分治产生的一系列麻烦中，印度不愿把中国推向巴基斯坦，而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与中国的摩擦”（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因此，印度代表在联合国提议“放弃讨论西藏问题”，让西藏牺牲吧。

《白雪：解放西藏纪实》告诉我们：“在1950年11月24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上，萨尔瓦多驻美国大使卡斯特罗提出将西藏问题列入大会议程。苏联的代表当即反对，他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世界公认的。”哈哈，苏联老大哥当然会这么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为宗旨和原则的联合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尽管西藏求援信中清楚解释了供施关系，尽管求援信中提出国际仲裁：“汉人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藏人认为无论在民族、文明、地形等各方面都与汉人很不相同……最恰当的是经国际法庭提出诉讼”，联合国却采纳了英国和印度代表的建议。

而那封闭高原上，独立有效地运作了至少三百多年的西藏噶厦政府和西藏人民自己，对祖辈生活和管理的国家与主权的认定，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在联合国眼中似乎被看成了传说中的喜玛拉雅雪人的呼号，可以姑妄置之，被“拒绝”考虑。


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光晕中

1951年5月23日，以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西藏政府代表团，在受到人身惩罚的威胁和对西藏实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胁迫下，被逼用中共政府伪造的印章，与中共政府签下城下之盟《十七条协议》。

两天后的5月25日，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发布进军训令。解放军开始向拉萨“和平挺进”。9、10月间，解放军进驻了拉萨，历时约1年零9个月后，五腥血旗插上了江孜、日喀则、亚东等喜马拉雅山要地。“1951年12月30日前，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多路向心进军西藏的任务，进驻西藏各重要城镇和要塞，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控制了西藏，共产党的政权机构相继在各重要城镇建立。”（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1952年2月11日，张国华在拉萨召开了西藏军区成立庆祝大会，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其实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西藏召开大规模的庆祝集会：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西藏终于“回到”两岁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张国华将要在世界屋脊的首府拉萨宣布这一时刻的到来……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在整个西藏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网，控制了整个西藏地区，共产党终于坐镇极地。” （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刚刚十六岁，就开始了与这帮从井岗山一路杀来、精于权谋与诡骗的侵略者周旋、委屈求存的艰险历程。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在两个新共和国的一项贸易协定的序言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倡议：“不仅在中印关系中，而且在一般国际关系中，都适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共产党机关报《新世纪》周刊以整个版面刊登了周恩来在泰姬陵前，面带笑容，脖子上挂满花环向欢迎群众双手合十致意的照片；一时间印度大地扬起一片“印中人民是兄弟”、“五项原则万岁”的欢呼声。正是在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眩目的光晕中，西藏的和平陷入了黑暗。

1954年9月，达赖喇嘛在中南海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对毛的印象是：“毛主席的举止……表现了真正的领袖人物的气概。他自信心很强，诚挚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而且我确信，他也表现出了对我的真正关心。” 19岁的达赖喇嘛没有看出，这个“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大独裁者及其政府，将像铁靴践踏一堆一堆蚂蚁，先后夺去包括藏人在内的数千万人的生命。

从1956年开始，“共产”的铁靴就开始在西藏康区疯狂踩踏：僧侣受到“共产中国人”（藏语：“加”共产）的侮辱，寺院遭到“共产中国人”的毁坏；人们的土地和财产被“共产中国人”没收，土司头人或被迫屈从于来犯的“解放者”，或带领族人背井离乡飘零山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预言已然成真！共产党人不是佛教徒，他们连自己人都可嚼骨吸髓，对藏人更不会动恻隐之心。达赖喇嘛为避免藏人流血和避免西藏陷于更大灾难而妥协的努力归于失败，他在困境中越渐深陷。

1956年6月，锡金王在印度举行庆祝佛陀诞辰二千五百周年的活动，并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收到邀请信之后，达赖喇嘛燃起了新的希望：一方面印度是佛教文化发源地， 千百年来她与西藏在宗教和文化等方面有深远的关联；另一方面至少英属印度曾经与西藏关系密切，达赖喇嘛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他在印度与尼赫鲁第一次单独会见时介绍了西藏的惨况，并提出：留在自由的印度推进藏人民的事业。尼赫鲁总理的答复十分坚定：他必须返回西藏，再在《十七条协议》里做文章，寻求妥协。

尼赫鲁指出，1950年以前，没有一个国家正式承认过西藏的独立，现在让印度这样做是不可能的。然而，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独立国度，有几国得到过“别国”的正式承认呢？回溯印度的独立：英国对印度有长达190年的直接殖民统治，最后由殖民者英国政府批准并制定《印度独立方案》，英国议会通过《印度独立法》，国大党接受后宣布独立。虽然史上中国从不曾像英国殖民印度那样殖民过西藏，印度却对西藏的独立地位产生了如此古怪的解读。

尼赫鲁把泛亚会议上曾经飘扬过的西藏国旗当成了浮云，也把噶厦签发的西藏商务代表团成员护照和上面的印度签证当成了过眼云烟，但他也许没有忘记《人民日报》1950年1月21日登载的《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中的威胁：“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尼赫鲁还说明，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严格受制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这才是实质——

“和平共处” 也的确只是与中国的契约：就在同一时期，印度已经决意与巴基斯坦冲突一番了，并不想因为西藏而惹恼红色中国这个流氓。尽管印度与中国从来不是朋友，但此刻的印中关系，比印度对西藏的感情更实惠。滚滚红尘的规则是利益为大。

一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冠冕堂皇，一边是 ：西藏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剥夺了；西藏遭受了来自共产中国的全面侵犯与暴行；而所有这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占领都被纳入了“中国内政”，心照不宣的条件是：中国不介入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中。历来与印度和平共处的西藏，失去了与中国和平共处的权利，西藏与印度的边界变成了中国与印度的边界，而印度得对此保持沉默。

世界就是如此啊，“国家利益”向来是一个近乎至高无上的理由。谁说印度有义务为支持西藏牺牲“国家利益”呢？只能说，西藏的悲哀就是人类万千悲哀中的之一悲哀。


七．屠城拉萨

虽然尼赫鲁拒绝为达赖喇嘛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但他还是将西藏人的立场转告了到新德里访问的周恩来。尼赫鲁在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中，叫这位西藏领袖放心，周恩来亲自对他说过：“任何人如果想像中国会在西藏强迫实行共产主义，那是荒唐可笑的。”后来尼赫鲁也是如此向印度国会报告的。（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在中共这部巨型绞肉机中，多少人、包括为入侵占领西藏立下汗马功劳的张国华、谭冠三、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后来或早早地被绞成了碎片，或绞得残肢断臂狼狈不堪，唯周恩来最善揣圣意，对内对外唱红脸技巧圆熟，好歹混了个膀胱癌，不得毛应允手术而终。

周恩来在德里与达赖喇嘛会面三次。达赖喇嘛对他详细谈了解放军在康区的镇压行为。周恩来假装不知西藏东部“民改”的暴行，却对康巴人的起义一清二楚，而康巴人正是对“民改”忍无可忍而以卵击石起义的。周恩来对达赖喇嘛说：“毛主席要我告诉你，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根本不谈改革。六年之后，如果可以的话，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周恩来也明确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不惜动用最大的力量，镇压一切对共产党统治的挑战。

“在周恩来的耐心劝说、教育下达赖才决定离开印度回到西藏。这次抉择，应该说是达赖非常明智的决定。”（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那一年，西藏的领袖达赖喇嘛二十一岁。

不到三年，1959年3月17号，二十四岁的西藏领袖达赖喇嘛被迫离开拉萨流亡印度。10天后，中国共产党政府宣布解散已经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西藏噶厦政府，并在其后几年横扫全藏“平叛”，无情地杀戮任何抵抗者、以及包括妇孺老弱在内的逃难者，致使康和安多的一些部落完全灭绝。中国如今把解散西藏噶厦政府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人民日报》称“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是“世界人权史上的光辉篇章”。而藏人，把这段“光辉篇章”的时日称为“翻身乱世”（藏文直译“世时翻转、乱世”）。

1960年，国际律师与法官委员会对关于中国人暴行的许多报告和西藏的法律地位进行了调查，编写了一份报告，该委员会断定，尽管西藏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但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从法律上而言，西藏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不受中国统治。在谈到违反人权问题时，该委员确信红色中国有罪，犯下了“别的任何人和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严重罪行-----有意全部或部分消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一个宗教集团！这也就是种族灭绝。”

从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保证“五年不谈改革”到达赖喇嘛流亡，西藏和拉萨发生了什么呢？上万的康和安多难民聚集拉萨，带来了各种惨痛的消息：家财土地被没收殆尽、土司头人被抓被杀、僧侣受辱、抵抗的部落被围剿灭绝、逃跑的无处可逃，因为到处都是解放军……任何文字叙述都是无力的了。请允我仅仅简述一下，那一年三月的拉萨，仅仅是拉萨：

1959年3月17日下午四点左右，金珠玛米的两颗迫击炮弹，轰向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写下那预言的罗布林卡。一颗落在离金色颇章不远的一个池塘里，另一颗落在北墙外的沼泽地里。此时达赖喇嘛正与噶伦们在金色颇章开会。当天晚上达赖喇嘛秘密逃离了拉萨。

3月20日起，在金珠玛米如雨的炮火、扫射的机枪以及火焰喷射器中，圣城拉萨变成了地狱：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等处遭到密集炮击；早就架在房顶和窗户等工事的机枪火舌狂吐，使街巷中尸体遍佈；拉萨河上漂流着藏人和马匹的尸体，河水被染成了血河，这些人是从罗布林卡涌向然玛岗渡口逃命的。三天的“解放”使一万二千藏人丧生。在罗布林卡未尽的烟火和成堆的尸体中，解放军挨个翻找达赖喇嘛的尸体。（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跋热•达瓦才仁：《血祭雪域》以及笔者对亲历者的采访）

关于药王山的“战斗”，解放军作家吉柚权在另一部著作《西藏平叛纪实》中作了这样自豪的描述：“……试射的三发炮弹全部命中药王山顶圆型石头房，这是山上九千名康军叛匪的指挥所……”关于在解放军的眼皮底下突然冒出的这“九千康军叛匪”，据说是根据缴获的枪支、包括噶厦武器库里没有拼装的生锈的枪支数目统计的。“……接着炮弹虎啸着一串串地掉在山上，弹无虚发，这是炮兵三零八团在噶厦叛乱之前，对拉萨早已实行了炮兵精密诸元准备的结果。所以炮弹打得这样准。要打哪一座建筑物，哪一个目标，就能一打就中。对药王山实施炮击二小时后，山上所有建筑全部被轰平……轻重机枪一齐向上射击……喷火器向前进方向的障碍物喷射摧毁性的火焰后，步兵随即发起冲锋……占领了药王山，只是没有抓到俘虏……”书里说谭冠三为没有俘虏深感遗憾，其实不难想象，如此炮火铁石俱焚，俘虏都成灰了！

关于炮轰罗布林卡，《西藏平叛纪实》里有一段堪称狂欢式的记载：从下午两点开始到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三零八团全部大炮和一五五团设在烈士陵园炮阵上的六零炮、八二迫击炮、无后座力炮，一齐向罗布林卡轰击，采用续进弹幕的打法，即以十五公尺为一个射点逐次成一条线向前推进，这是炮兵轰击最强大的火力，炮弹先从东往西一层一层地撒开，遍地开花，叛匪承受不住这猛烈炮火的打击，纷纷从东往西跑，炮弹追着他们往西炸。叛匪跑到西，见炮弹在西炸，又调头往东跑，炮弹仍追着掉进叛匪群中爆炸，这样从东往西，又从西往东来回地轰击,叛匪支不住……冲出罗布林卡逃到拉萨河边向河南逃跑……炮火立即对逃向拉萨河中和回民林卡的叛匪实施续进弹幕轰击……”

数天来围住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赴军区观看演出，在拉萨游行要求中国人离开西藏，争取西藏独立的康巴安多难民和拉萨人，受不住解放军对罗布林卡的猛烈炮击，骑马奔逃向然玛岗渡口。不过，他们在《西藏平叛纪实》中成了忽然冒出的“叛匪骑兵”和“步兵”：“……苗中琴用一个营的大炮一个又一个的齐射，炸得叛匪人仰马翻……炮弹一排一排地在叛匪骑兵中爆炸……拉萨河中一、二千骑兵和数百名步兵一齐向南渡口冲来，吴晨立即要求苗中琴用最激烈的炮火支援……他妈的来了几千哪，越猛越好……炮弹成排成排地在拉萨河中、在南渡口的沙滩上爆炸……”（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

西藏流亡政府前噶伦居钦.图布丹先生当时在然玛岗渡口旁的牛尾山上，亲见这一切。他对我说：“大约下午4点左右，罗布林卡的民众，骑马的、奔跑的，都向拉萨河渡口方向跑，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解放军轰击得人仰马翻，到处都是尸体。有的人还是跑到了河边，我们脚下的中国士兵开始用机枪扫射，人和马倒在河里，河水慢慢地流，人和马的尸体堵塞了河道，堵了一阵子后，又被水冲开，河水被血染红，一片红红的水淌下去。当时我只想：这世界上的人可能全被杀完了吧？”

在被烟火薰黑、弹痕累累的布达拉宫上面，五腥血旗在暖风中飘扬……下面道路上到处是尸体，妇女们拿着口袋和绳子，沿罗布林卡到拉萨河边一路寻找丈夫的尸体，俘虏排成长队，拉萨城里成千上万人被抓……“尸体的处理可是件难事。伤患无人照管，任其死去。同时人们将数千具尸体集拢成堆，在夏宫的杨柳树下烧了三天。由於西藏燃料奇缺，因此只好中止焚尸，改成挖坑，实行群葬。但尸体腐烂，恶臭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又将尸体刨出来烧掉。”（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作家朱瑞告诉我，一位中共官员对她回忆道：“后来中共把挡在路上的尸体，拖到拉萨河南岸烧了，烧了七天七夜，那种烧尸的气味在拉萨久久不散……”

西藏“解放”了，藏人被“翻身”了。今天，大量汉人把西藏当成“自古以来”的自己的土地“自由迁徙”，甚至比去真正自古以来的北京广州还自由，无须暂住证；矿主们来到神山圣地贪婪地挖掘；旅游者们兴奋地在罗布林卡喧哗，抱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门票价格；川菜、粤菜各式灯红酒绿之所沿拉萨河畔排开来，好不闹热……而城郊的军营、寺院门外的装甲车和一队队荷枪实弹巡逻的军警，警觉地提防着那些亡灵的后代……

尸体的处理也不再难了。中国政府2000年底在拉萨西郊建成营运一座火葬场，一方面服务于涌入拉萨的大量汉人移民，另一方面试图“移风易俗”同化藏人。藏人因坚守信仰，鲜有人选择火葬。然而，2008年三月的这几天，这座名叫西山殡仪馆的火葬场，终于在建成以来“同化”了大量藏人尸体：整整一周被军队接管，昼夜焚烧被枪杀的藏人抗议者。当局奖赏镇压“3•14拉萨暴乱”的先进工作者，在几十个军人与警察组成的名单中，火葬场的党支部书记名列其中。

“你的家、你的朋友和你的祖国悠忽全失……”（引自《雪域境外流亡记》中达赖喇嘛的谈话。）


八．印度设立严格限制

印度国会开始讨论西藏问题。印度共产党表达的是中共观点，指责印度政府对西藏另有打算，而几乎所有的其他反对党则认为尼赫鲁采取的是绥靖立场。社会党领袖阿查雅•克利帕拉尼谴责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说它是在“罪恶中问世的，要我们批准去毁灭一个古老的国家。”印度的主要政治家都严厉批评总理没有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北京成功地征服了西藏，这也就为它直接进攻印度的北部地方铺平了道路。K.M.芒西说：“西藏的悲剧使我们背上了一笔沉重的良心债。对于像我们这样年轻的独立国家来说，又拥有这样的精神遗产，我们这样对待西藏的局势，这在历史上已经构成了罪过。”

印度国民同情西藏，迫使政府作出某种声援姿态。尼赫鲁同意达赖喇嘛避难。但这产生了印度的苦衷：不仅受到中国公开谴责，说其违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人们会说印度加入了反共冷战阵营，因而丧失了不结盟立场。

新华社把达赖喇嘛出逃和解放军在拉萨的屠城，称为“叛乱”和“平叛”。“叛乱份子” 是听命于台湾与美国，而且也接受了印度的号令。这是“对一个友好国家内政粗暴无礼的干涉”。尼赫鲁对北京的指责反应温和，他矢口否认印度在西藏起义中发挥了作用。为了使中国进一步放心，他还提到，印度是信守“潘奇谢尔协定”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根据协定规定，双方都不能干涉对方的内政。当然，内政一词在中共嘴里弹性之大，在其境内，剥夺上千万的生命都属内政。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尼赫鲁指出，印度对西藏的兴趣是“由于历史、感情和宗教上的原因，根本与政治无关。”他强调对达赖喇嘛的支持纯属人道主义的做法，是以“坚实的纽带”作为基础的，这一纽带是印度与西藏之间数百年来宗教与文化交往发展的结果。

达赖喇嘛叙述说：“我将全部情况向尼赫鲁作了解释……他就像一位真诚的老朋友，全力表示同情，但与此同时，他提醒我要正视现实，”尼赫鲁讲得很清楚，尽管印度表示“同情”，但决不会给西藏独立的事业以任何实质性的支持，这就是“现实”。“我们从西藏来到这里，抱著某种盲目而不理智的希望，心想只要能得到支持，我们还可以进行对抗。但是，在与印度政府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认识到，事实上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我感到灰心，实际上觉得没有指望了。”（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从那以来直到如今，印度对她流离失所的邻邦给予了避难的屋檐，也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对这些流亡者设立了严格的限制：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喇嘛不能利用印度作为开展西藏独立运动的基地，也不能利用印度作为基地从事任何政治活动。而且历经数年，尼赫鲁都竭力将达赖喇嘛与新闻界和公众隔离开来，以缓和北京日益愤慨的态度。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印度人民至今仍然是世界上对西藏最同情和仗义的人民。

几乎二万藏人逃离他们的家园到达了印度，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在紧随而至的疾病、忧愁和水土不服中丧失生命。很多难民直到死，都以为这是短暂的流亡，不久就会回到故乡。年轻的达赖喇嘛最迫切、最关心的是难民的安置和继续生活下去的振作。难民定居点的建立，不但印度政府提供了帮助，而且也是反对党努力的结果。这些反对党联合成立了一个中央救济委员会，它在获得粮食、药品以及国际援助方面发挥了作用。而西藏境内，音信全无。共产中国的铜墙铁壁彻底封锁了西藏与外界的联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目前流亡印度的藏人数目超过了十一万。

从1974年起，在噶厦流亡政府内定政策中确定不再追求独立，而是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地位。随后达赖喇嘛开始推行中间道路直到今天。达赖喇嘛的代表团与中国政府历经九轮会谈，受尽轻侮和傲慢的指责。如果说1951年在生米未成熟饭之际，《十七条》尚且以一些具体实际的条款哄骗藏人的话，那么今天西藏已如囊中之物，这几轮会谈不过是中国应付国际舆论的谈判秀罢了。

“达赖喇嘛于1988年访问欧洲议会时，散发了一份文件‘史特拉斯堡宣言’，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他在里面提出，由多卫康三区所组成的西藏，应该变成一个自治的政治体，并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结盟。而达赖喇嘛将会以放弃独立的主张来作为回馈。” 流亡藏人作家嘉央诺布先生，在一篇回忆达泽仁布切的文章中写到，当达赖喇嘛的哥哥达泽仁布切得知这一消息后，打电话给他，沉痛地说：“他们放弃了我们的独立。”


九．困顿轮回与良心的距离

当年共产党囚禁达泽仁布切，并试图策反他去杀害西藏领袖、自己的亲弟弟达赖喇嘛时，他就已经洞穿了：达赖喇嘛和藏人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仁波切不是一个神情严肃咬牙切齿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独立的信念并不是来自于对中国人民的憎恨，或者某种超级爱国的教条或哲学，而仅仅只是出于他对中国之于西藏真正的意图没有任何幻想……仁波切相信西藏需要独立，不是为了某种高尚的意识形态原因，而是一种基本的条件，因为藏人的生存——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甚至他们的宗教都仰赖独立才能获得保证。仁波切很确定，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嘉央诺布《回忆第一位让赞步行者》）

或许正是因为印度政府对西藏独立活动的严格限制，使达泽仁布切最终移居美国，孤立地坚持独立的信念。“他与流亡政府与流亡社会所保持的距离，允许他智识上保持自由，得以继续坚持独立的理想。如果他真的为达兰萨拉政府工作的话……就意谓着必须与政府政策完全同调，我们也许就会有另外一位失败的协商者：他就会加入嘉乐顿珠、洛迪嘉日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的长长名单里……他在七十三岁时，靠着劳伦斯‧葛尔斯坦(Lawrence Gerstein)的帮助，创办了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并且领导了几次独立步行活动……”他的儿子晋美诺布先生，加入了为宣讲西藏独立而行走的行动。（嘉央诺布《回忆第一位让赞步行者》）

七十多岁高龄的达泽仁布切迈着步伐，反戴着一顶白色的棒球帽，行踪遍及美国与加拿大。他要告诉世界：“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西藏独立是绝对不容妥协的，而且是西藏人民、西藏语言、西藏文化、甚至他们的宗教续存的一种基本的条件，一种必要的条件。”

继87年、88年、89年爆发几次反抗运动后，2008年3月，拉萨再次爆发了争取自由、反抗中共暴力统治的民间抗议活动，并迅速遍及西藏三区。与前几次一样，藏人遭到了中国当局无情的武力镇压。就在同年10月，西藏死难者尸骨未寒、数以千计抗议者失踪于牢狱之际，英国政府明确宣布，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称英国过去的政策是“时代错误”，是“过时的宗主国概念”。而用宗主国概念描述西藏地位，其本身不仅是对西藏与清朝供施关系的轻率解释，而且甚至从未得到中国认可。除英国外，其他过去支持西藏独立的一些欧洲国家也相继改变口风。对此，有国际评论认为，欧洲国家集体改口，是因为金融危机逐渐向欧洲蔓延，欧洲国家希望尽量把中国拉到欧洲自救的船上。利益当前，世态何其炎凉。

也在2008年，达泽仁布切走完了他坚持独立的一生。他的儿子晋美诺布先生继续“为图博自由而行”。他说：“没有人希望生活在独裁的世界里，没有人希望有一天张开眼睛的時候，我們就身处共产党的统治，失去了所有自由、民主以及人权等相关价值。”

2010年5月28日中新社报道：印度总统帕蒂尔重申，印度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允许任何藏人利用印度领土从事反华政治活动。

2011年一月底，第17世噶玛巴被印度喜马偕尔邦警方疑为“中国间谍”。实际上，从2000年噶玛巴流亡印度至今，十一年来“间谍”流言就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幽灵，一直在印度坊间徘徊。我曾在1998年拍摄过楚布寺的纪录片，与几位协助噶玛巴出逃的僧侣都较熟悉。当年协助噶玛巴出逃的这几位忠心耿耿的喇嘛，分别也因“间谍”嫌疑，被印度拒绝入境而居留美国、或滞留于尼泊尔难民接待中心。而噶玛巴本人，处于印度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中，几乎没有任何公开活动的机会，也不被批准离开印度。印度安全部门并严格控制媒体对噶玛巴的采访活动。

由于噶玛巴的宗教地位，他在藏人中的人心凝聚力，以及其出走行动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被很多人认为他很可能成为达赖喇嘛后，西藏事业的继承领袖。那么，把噶玛巴说成间谍，限制其活动，削弱噶玛巴的影响力，谁会是最大受益者呢？我个人认为，除了中共，就是印度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达赖喇嘛刚流亡印度时，印度政府设立的严格限制：不能利用印度作为基地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且数年来竭力将达赖喇嘛与新闻界和公众隔离开来，以消解北京的指责。

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其国际和在印度境内的影响力已非印度政府所能限制，可以想象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也令印度头痛。如果达赖喇嘛后继无人，还会有平均每年两三千数目的西藏难民、其中不乏心怀为独立和自由献出力量的理想者涌入印度吗？还会有一位引人注目的圣者明星不时激起中国政府的咆哮吗？一场持续五十余年的头痛症也许就不治而愈了。噶玛巴的出走，无论在中国当局眼中，还是在印度政府眼中都决不仅仅是一桩宗教事件。遏制噶玛巴的活动以达到削弱其影响力的目的，是需要理由的。这也许能解释，为何印度安全部门花了十多年时间都还不能查清噶玛巴是否是间谍。

2011年2月14日，达泽仁布切的儿子晋美诺布先生，在为西藏的独立和自由而行走的途中，遭遇车祸身亡，终年45岁。晋美诺布先生的长子和次子发愿，继承祖父和父亲的遗愿，继续“为西藏自由而走”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晋美诺布的三子改名为“让赞”，独立。

自从雪域有藏人以来，从来没有认为过“博”西藏，是“加”中国的一部分，中国自诩西藏的祖国完全是个残酷的笑话。我们姑且撇开这一点，就算从某个莫须有的时代起，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从清末赵尔丰，到民国马氏军阀，到被“解放”、被“翻身”的一个世纪中，有不计其数的藏人遭受东邻外族荼毒，仅在被红色中国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就有逾百万藏人非正常死亡，所遭受的屈辱更是难以言述。这不是同胞相残，而是来自外族的暴力与奴役。单凭这一点，她就有分裂和独立的权利，更何况民族自决权也是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组成部分。

从“叛匪”，到今天的“藏独分裂分子”，一直有勇敢不屈的藏人，坚持为独立和自由进行着近乎徒劳的努力 。而“救星”也一代代轮回着，从进军西藏的、到援藏的、到今天的爱国者，莫名其妙地受一种叫“统一”的观念驱使，对一个他们毫不了解的国家生出侵占殖民之“爱”，而对他们一无所知的人民、对这些崇尚善而且与世无争，仅仅要回被剥夺的独立和自由的人们，生出切齿痛恨。他们对“分裂”的恐惧是如此轻易，而对独立、自由、人权的理解是如此困难。当晋美诺布先生的死讯传出后，他们在网上发帖庆贺，仇恨使这些无神论者发出了“终遭天谴！达赖侄子宣传藏独的下场”等欢呼。

西藏的悲剧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从西藏的困境我们可以看到，那也是无数关注精神世界、与世无争的小人物的悲剧。小人物可能是你我，也可能是那些仇恨藏独的爱国小人物，当强权暴虐袭来，在世态炎凉中喊天不应，呼地不灵，被那冠冕堂皇的、强大的、傲慢蛮横的势力，践踏至粉粹。

达泽仁布切为西藏自由而走的足迹遍及美加，晋美诺布先生曾在美国和台湾徒步数千计公里。而追求真正意义上自治的达赖喇嘛，在与中共侵略者困难重重的交往中，在为流亡藏人的安置、为境内藏人困境向国际社会申述、在为世界认识西藏文化、在寻求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中，走过了忍辱负重、常人难以想象的半世纪，从少年到老，他“窜访”的距离可能都可以绕地球几圈了，阅尽人间悲悯与薄凉，在“崛起”的中国的订单外交中，与他的人民一起经受着被遗忘和被背弃……困顿轮回，无论终点是独立还是高度自治，前路依然漫长无际；无论终点是独立还是高度自治，这个距离是抵达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良心的距离。


2011年3月 特拉维夫

《民主中国》首发 http://bit.ly/hcEffX （上）    http://bit.ly/hsN6k4（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