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3日星期日

西藏问题的关键词及有心的用语

一.   西藏问题的关键点



1960年,联合国咨询机构国际法律人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在《西藏(Tibet)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中,对西藏国际地位做过如下裁定:西藏在1951年《和平解放协议》(即《十七条》)签订时,不论如何,是个实质上独立的国家;1959年西藏噶厦政府废除了这份条约,也证明完全于法有据……西藏从19131950年所展现的国家状态,一般为国际法所接受。1 


Tibet question,汉译西藏问题,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由最初的主权问题,发展到涉及藏人人权、宗教信仰自由、民族压迫、资源掠夺、环境破坏等各种问题,并成为了一个国际化议题。尽管已经演变得复杂多元,但归根结底,西藏问题就是西藏(图伯特,西藏多卫康三区)与中国之间的问题。回溯源头,都是主权问题带来的。这是西藏问题的关键点,这一关键点有两个基本观点:藏人的、汉人的。 


其一,西藏历史上是个独立国家,1949年被中国武装侵略,随后置于了中国的殖民统治下。中国的殖民统治给藏人带来了屠杀、民族压迫和文化灭绝。因此,争取西藏复国的自由西藏运动,是完全合理的。持这一观点的是西藏人(博巴),也是国际藏学界、和国际社会的主流观点。这里的国际社会主流观点并非指各国官方表态,而是基于国际法律人的解释和国际藏学界的研究所形成的民间共识。 


其二,应该说是中国人中绝大部分汉人的基本观点,即藏族人闹独立 、搞分裂造成了西藏问题。这种观点,首先是完全不认为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其二,这个少数民族”——“藏族,企图从统一的中国分裂独立出去,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这两个互为冲突的基本观点导致我们必须想一想:中国侵略占领了西藏吗?这是西藏问题的根源和本质。 


其实,根据国际法民族自决原则:全世界任何民族无论大小,都有权自己决定自己归属某个政府体制、执政政党组织、政治环境以及民族命运,无需受其他国家或者政权影响。就是说,即使自古以来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央政府一直管辖着西藏地方政府,藏民族也有权通过民族自决,决定西藏是否独立。单根据这一原则,讨论西藏是否被中国侵略和占领,似乎并不十分重要。 


然而,面对世界上数量最巨大的坚信主权高于人权领土必须完整的族群,判断这一点则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个坚信主权高于人权领土必须完整的族群的良知还有信心的话,这个判断将是一个提醒,提醒他们将心比心:如果西藏在解放以前,是一个独立国家,那么对西藏人(博巴)来说,西藏(图伯特)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侵略占领了西藏吗?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问藏人,答案是肯定的:当公历1949年中国军队侵入西藏时,不管是从国际法的角度,还是根据实际现状,当时的西藏确定无疑地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2 


这个问题如果问汉人呢? 



二.   关键词是中国的  



互联网搜索西藏问题西藏问题的起源、本质,中国政府的典型用语主要有:“‘西藏问题是一个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国家统一是最高的原则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地方从未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国主权中国领土中国内政等,目的都是强调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般对用语的精心考量和刻意强调,恰恰反映了中国在对西藏的所有权上有问题。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花费那么大的财力人力,来反复强调河北或者陕西是中国的一部分。近日,中国西藏文化保护和发展协会副会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研究员朱晓明发表在《红旗文稿》上的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文,泄漏了对西藏所有权的中国官方表述的心虚,和对存在着重大理论缺陷的担忧:“‘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论证有待完善。3 


中国政府在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团的数次谈判中,要求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士的一部分也反映了中国当局深谙说法的重要性。这一要求没有得到已经申明放弃独立,转而寻求高度自治的西藏流亡政府的让步。因为如果承认此种说法,就违背历史事实,也违背尊者高尚的人格。4 


联合国大会于1959年、1960年、1961年、1965年等讨论西藏问题时,有许多国家谴责中国非法侵占一完全独立的国家。到今天,许多国家政府屈从于中国的订单外交,渐渐承认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动作本身显示了承认之词对中国来说多么重要,因为中国从来不需要别人承认山东河南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国际政治交易中,我们只要看看谁能从承认之词获益,就不难辨别中国人需要这些承认之词,因为它也能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增添支持;对那些从不承认到承认的国家而言,并非代表他们过去的判断有误,只能说明承认后就有订单,出卖别人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谁是受损的、被出卖的一方不言而喻。 


关键词是西藏是中国的中国西藏……”绝非中性指代一个地理位置,而是一个饱含权属的政治用语。这一用语,仅仅是中国共产党政府所看重的吗? 



三.   想当然的疆域 



众所周知,尽管中国大众对共产党的宣传有各种不信任,但关于西藏是中国领土的宣称,却被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绝大部分是汉人)一致认同。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共产党高度一致,视西藏独立为弥天大罪,不可接受。而且,视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不仅限于中共党员或中国境内大众,也是全世界的多数华人包括台湾中华民国人的看法。 


既然从清末政府起,就宣称西藏属于中国,中华民国也如此宣称,那么到中共政府这一朝,虽然共产党政府撒谎成性,但在西藏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上,要说仅仅是共产党信口雌黄,给不知情的大众洗了脑,怎么说得通呢?共产党并非第一个宣称西藏属于中国的中国政权,而是在入侵占领西藏后,为这一宣称的合理化制作了一整套理论的第一个。尽管按照共产党自己的研究员朱晓明所言还存在着重大理论缺陷论证有待完善。而且,照目前的情势看,也有理由相信,共产党将并非最后一个宣称西藏属于中国的政治力量。就是说,即使共产党垮台了,还是有汉人和汉人的政治力量继续这一宣称。 


那么是否可以说,在这些汉人(我必须强调一下这些而非全部,让他们自己对号入座比较好。当他们被我的杆子打着的时候,总会代表全体汉人说这杆子打了全部),在这些年跨数代、散布世界各地的汉人大脑的疆域中,一种想当然的主权早已在想象中拥有。他们的历史依据来源于汉人的史书中,一些自说自话的描述。这些夸大其词一厢情愿的描述其实离主权还差得很远,也缺乏来自双边的相应文献佐证,但并不妨碍他们相信西藏属于中国。蛮子土番生番这些词语,比共产党古老得多。当说到这些词时,指的是一种生活在边疆的、智力低下、几近动物的类人类,就像那些大自然里的飞禽走兽,即使生于斯长于斯,但哪里配得上对那片土地拥有主权? 


因此,尽管清政府为宣示统治在藏东边境杀藏人如麻,随后很快又被藏人全面驱逐出来;尽管第13世达赖喇嘛反复详述,从元朝以来主导藏中关系的榷雍(喇嘛-施主)是一种平等关系而非上下关系;尽管西藏发出官方申明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小型、虔诚又独立的国家;但在中华民国看来,西藏就是五族共和之一族;尽管中华民国没有任何特定史料或文件能够证明对西藏主权的天马行空的描述,但没有行使权力被他们认为是统治者让藏人自治;尽管从清末、到民国、到中共解放,各时期都遭遇了藏人奋力抵抗,但这不是令人生疑的争端,而不过是藏蛮子不服统领管辖罢了。 


这些认同西藏是中国领土的汉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对藏人史书中是怎样记载的、藏人对汉藏双边关系是怎样理解的,并不感兴趣。为什么呢?我们不妨看一看,西藏是中国领土这一宣称对谁有利?明显的受益者不正是汉人们吗?清朝血腥地开启了进军西藏的行动,民国军阀血腥地继续了这一行动并导致藏人被迫签署《康藏岗托停战协定》,割切了藏东部分土地;由于能力有限,清末和民国时期,汉人们尚未得以享用西藏。自从共产党中国在军事和政治上全面控制西藏以后,从地下的矿藏到地上的森林、河流资源、地理风貌、人文风景、就业空间、居住空间,哪一样不正在被不同地位、不同身份、形形色色的汉人各取所需?还有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西藏乃国防要地,如果独立了,汉人们的假想敌就会直驱腹地”——这腹地就是广大的汉地呀,还是为了汉人!惟有藏人,成了西藏是中国领土的受害者。 


正因为想当然的疆域,正因为西藏是中国领土对汉人大众有利,汉人们才会认同共产党中国天然地从元朝、清朝和国民党名下继承了西藏;才会在反藏独、反分裂这一点上与共产党高度一致。因为如果西藏独立,则意味着失去汉人的利益——当然他们会说是国家利益人民的利益。至于那片土地上的原主人,或者说那些汉人世界之外的少数民族、脏兮兮的蛮子们的自由和权益,对汉人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领土,这领土其实是汉人的领土,只不过上面碰巧生活了一群野人。这差不多算是汉人的集体无意识了。 


这种集体无意识,加上共产党五十多年来合理化的包装,加上西部大开发的殖民政策对汉人有利可图,大量汉人就参与开发西藏了。他们即便不知西藏解放前的主权归属,但他们明知那是藏人祖辈生活的地方,有藏人自己的风俗和信仰,但基于在自己的国家自由迁徙的权利,他们认为向西藏移民理所当然,开发西藏理所当然,汉人们有国家授权,无需藏人接受或认可。移民西藏的心理负担,主要是因为天远地远,自然环境恶劣,身体难以适应,而与原住民权益无关。基于他们更文明更优越的心理,加之共产党的妖魔化宣传,他们便不顾入乡随俗的伦理,公然诋毁人家的宗教信仰,蔑视人家的风俗和禁忌。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共产党的受害者,作为单一的个体,也是勤劳温良乃至卑微和令人同情的弱者。 


20083月西藏事件后,全世界都有幸欣赏了海外华人以压倒性的阵势挥舞五星红旗,辱骂攻击自由西藏人士和西藏同情者的骇人场面。这些汉人大众并非每一个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厌恶共产党。但他们热爱统一,一句自由西藏西藏独立瞬间可将他们变成暴民。这些对西藏真相不知情的大众,有意无意地根据自己的身份、利益等因素,选择性地决定对领土概念的理解。中国官方表述中国西藏对他们起作用,为他们给力,也通过他们传播和继承。这样的汉人大众境内外数量之巨之强势,远远超过藏人总人口数倍,足以形成一个族群压迫另一族群的整体格局了。 



四.   帝国心态的改良版 



2008年以来,流亡西藏方面开始积极地与汉人对话交流。互联网技术的发达,对关注西藏问题的人们来说,获取西藏问题资讯已不再困难,特别是境外人士。因此,我比较关注境外持不同政见的汉人人群怎样看待西藏问题?众所周知,藏汉交流带来了非常正面的变化,但我这篇政治不正确的文字就不锦上添花了。要是您还有兴趣读下去,就请做好添堵的准备。 


在众多参与汉藏对话、对西藏困境深表同情的境外人士中,李江琳是最深入专门研究西藏问题的人士。2010年和新近分别出版了《1959拉萨——达赖喇嘛出走始末》、《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两本书的内容,主要涉及达赖喇嘛出走始末,以及中国官方称为平叛、藏人称为世时翻转(从人间到地狱)的那段历史。两本书的时间跨度为1952年到1962年,主要集中在1956年到1962年,即中共称为民主改革平叛的时段。而西藏(图伯特)被武装入侵到被武力全面横扫一遍的时段,即从解放平叛结束的时段,是从1949年到1962年。 


必须强调的是,正是在195010月,中国军队攻陷昌都;西藏噶厦政府呈交联合国秘书长报告呼救,西藏问题正式进入国际视野。19514月,在武力威胁和国际社会茫然、漠视的情况下,达赖喇嘛派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国政府和谈,但并未授予他们全权代表的资格。由于中方提出的协议草案并不为西藏代表所接受,中方限制了西藏代表们的行动自由,威胁其生命安全,逼西藏代表在签字与立即进兵拉萨之间做出选择。1951523日,在没能够向西藏噶厦政府汇报的情况下,西藏代表们与中国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该协议上盖的西藏代表印章是由北京的中国官员伪造并加盖的。【5 


《十七条》题目就很有心:中央人民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开篇第一句西藏民族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意在明确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藏人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而藏人则指出:中共强迫西藏政府签订了与同样被中共解放了的、其他省或民族自治区之间所没有签订过的《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是西藏历史上的一大悲剧。自此,整个西藏变成了中国可以随心所欲的殖民地。6 


就是说,1950-1951年,正是西藏当代史上、也是中藏关系史上发生重大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藏人把昌都战役和《十七条》看作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其本质是中国的侵略。昌都战役与《十七条》,也关系到汉语读者判断解放西藏解放中国是否一样?即:中国是否侵略占领了西藏? 


有意思的是,作为历史研究者,李女士的书却恰恰避开了1950年到1951年这个历史的关键点,也是西藏问题的关键点。李女士两本书所谈及的民改平叛,恰恰是紧随这个关键点之后发生的事。实际上,昌都战役和《十七条》的性质,也对汉语读者理解被中共称为叛乱的藏人大起义和达赖喇嘛的流亡不可或缺。即:西藏(图伯特)主权的丧失是一个瞬间的过程,还是一个分阶段持续了九年的过程?然而1950年到1951年这段至关重要的背景在李江琳的书中却消失了。 


当然,历史研究可以细化到某一局部乃至某单一事件。李女士把书写范围限定在1951年之后,导致藏人起义和达赖喇嘛流亡的直接原因民主改革也尚无不可。然而,如果要谈西藏问题(Tibet question)的起源或关键点,任何一个严肃的藏人历史研究者,或者国际藏学界一个中立的西藏问题研究者,都绝不会避谈1950年的昌都战役和1951年的《十七条》。可是李江琳论断西藏问题的起源和关键点,却是让昌都战役和《十七条》这一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缺失,作出了如下论断:藏区的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源头……1955-1956年的时间点,是了解和理解西藏问题的关键点……就是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7 


李女士是以学者身份,高调地与中共官员辩论西藏问题的。中共官员的观点无非是宣传机器的常规说词,把西藏问题归结为帝国主义阴谋,美国CIA背后运作等。李女士在这篇原标题为《洗不干净的血手——发生在藏区的国家罪行》的辩论文章中,用了大量篇幅和史料驳斥中共官方美国造之说,更用她掌握的丰富信息和数据,以充满同情的笔调描述了民主改革平叛给西藏三区带去的灾难,以及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民主成就。通过斥责共产党的谎言和暴行,来阐明她的研究结论:“1955-1956年的时间点,是了解和理解西藏问题的关键点并指那位中共官员在年份上打马虎眼的正是这个时间点,而欲图掩盖的,就是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李女士所指的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是民主改革,而且李女士也在媒体采访等不同场合多次给出她的这一研究结论:现在的西藏问题,不是1951年产生的,而是从1956年开始,在西藏周边的藏区进行暴力土改以后产生的。8 


从李女士的书、文章等都不难看出她的正义感、同情心和专业素养。但正是如此专业地抛出民改是西藏问题的源头令我困惑。我曾经在推特上专门就此请教过李女士:昌都战役和《十七条》在西藏问题中处于什么位置?李女士没有回答。我自认为是对西藏那段历史具有常识的人,而李女士的民改源头论挑战我的常识,所给出的资料和数据并不能直接支持她的论断,只能证明共产党的残暴,以及在西藏使用了一套与在中国各地类似的统治之术,却无法排除西藏问题与侵略有关。只有把1950-1951年这个时间点去掉,资料和数据才会发挥作用。掐头去尾地把一个论断拽顺是一个不诚实的专业动作。那李女士为什么要在1950-1951年这个时间点上打马虎眼呢? 


我又一次卑鄙地想:这个结论对谁有利?也许,只有把昌都战役和《十七条》从链条中切割出去,才能把西藏问题变成内政问题。也就是说,西藏问题虽然无疑是中共制造,但不在于中共入侵,与领土和主权无关,而在于中共残暴愚蠢的治夷之术。如果按《十七条》办,让藏人高度自治,而不是红色大一统搞民改,官逼民反把事情搞砸了,与中共委曲求全的达赖喇嘛就不会出走,深知实力悬殊又尊奉达赖喇嘛的藏人们就不会反抗占领,从而生米熟饭地接受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中国西藏也就名正言顺了。 


表面看来甚至不少藏人也同意,如果中共规规矩矩遵循《十七条》让西藏高度自治,就不会有后来的诸种麻烦了。流亡政府有这个态度,中间道路也与这个思路有关。但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决不会绕开1950-1951年西藏命运逆转的年月:藏人在中国武力威胁和国际社会的漠视中,无助地、被迫地签订了以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为宗旨的《十七条》。同时,在《十七条》给予的幻想和麻醉中,仍然有很多藏人,并不接受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西藏流亡后,达赖喇嘛在1959620日,第一次获得自由发表讲话的机会时,即官方宣布不承认《十七条协议》。声明《十七条协议》是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在武力逼迫下签订的。【9 


令人悲哀的是,即使怀有正义感、同情心、崇尚自由、追求民主的汉人们,特别是身在海外,有条件获得西藏问题全面资讯的人士,仍然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特征,对藏人当初签下城下之盟的无助与被迫视而不见。他们虽然反共,同情藏人遭受的苦难,谴责中共的西藏政策,但大多数都默契地保守了一个底线:有的提出用共和制、联邦制解决西藏问题;多数人对达兰萨拉官方政策中间道路特别欢迎;有人好意提醒藏人不要搞独立,因为不能得到大多数汉人的同意,似乎藏人有摆脱共产党的自由,却没有摆脱汉人的自由。数届汉人异见人士组织的汉藏交流会议中,汉人占绝大多数,高度自治是强势话语,无一讨论西藏1950年之前的国际地位,更绝对没有关于独立的议题。但把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推到民改的,李江琳是第一人,目前看也是唯一的人。 


在《1959拉萨!》中李女士写到:中国历朝历代都处在某种程度的大一统之中……清朝统治广袤疆土的方式是一种二元体制,一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汉地汉人体系,另一是处于边疆的满蒙藏体系。后一体系不归前面汉人体系的中央政府直接管辖,清政府也不干涉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1949年之前,中国的社会形态是相当多元的,并且在民族地区保留了高度的自治……1949年之后,中共建政的是……集权专制的红色大一统10 


这其实不是李女士的个人观点,也是很多汉人异见人士,以汉人的标准所判定:西藏过去的地位是一种高度自治的地位。在以前的中央政府治下没有问题,在共产党的红色大一统统治下出了问题,也即治夷之术的问题。与共产党的区别似乎在于,共产党不会让藏人高度自治,而民主的中国会让藏人恢复高度自治。 


清政府是西藏(图伯特)的中央政府吗? 1949年之前,西藏(图伯特)是民族地区吗?如果问一问藏人,则有截然不同的答案。藏人学者旺秋德丹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引用五十七种西藏原始材料和政府档案,对西藏政治宗教历史的演化、对外关系、特别是清朝以来的藏中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为人们认识西藏1950年以前的政治地位提供了证据,这些证据为国际藏学界和国际法学家所认可,即1950年以前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西藏政治史》被中国政府的御用学者们挑挑拣拣地反驳,在境内却看不到这本被反驳的书。藏人若私藏该书被发现,书遭没收,人有牢狱之灾。许多从藏人角度书写西藏历史、指控侵略和占领的作家进了监狱,比如《骚动的喜马拉雅山》作者卓玛嘉,至今仍在狱中。 



五.   谁的西藏与丛林法则 



正因为藏人的角度是存在的,而且与汉人的角度很不一样,藏人作家唯色撰文《共藏问题有问题》【11】,对李江琳女士的用语和观点提出了异议。我想提醒的是,这些用语和观点,并不是李女士个人的,对很多汉人来说,这些用语和观点可能根本没有问题,完全正确。但藏人却难以认可。 


李女士的西藏表述:中国西南西北地区……其涵盖地域为藏人世居之西藏三区,即今之西藏自治区周边四省藏区12  


唯色以藏人的角度指出:不是中国西南西北地区’……而是在属于藏人的图伯特三区——安多、卫藏和康13】。 


这当中有用词微妙、意义重大的差别:李虽然没有否认藏人世居,但认可是属于中国。唯色更要强调的是属于藏人 


唯色的文章发表后,收获了一位匿名人士的留言【14】。从留言可以看出是一名汉人,应该说也是西藏困境的同情者,对西藏问题较熟悉。这位匿名人士认为唯色对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纠正离奇“……我理解许多藏人不希望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心情,但1950年代中至1960年代初的西藏事实上就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 是否上了中国版图,与是否属于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否则就没有西藏问题了。如果一个强盗抢劫了一块美玉并声称玉是属于他的,受害人就算拿不回这块玉,但指出玉本来是受害人的,有什么离奇呢? 


该匿名人士紧接着说占领是一个事实,这种占领是否正当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否定这种占领的正当性,就不承认它曾经发生过,这是好奇怪的逻辑。这里的应该指的是占领吧。看不出来唯色不承认发生过,而是不承认是中国的,这有何奇怪?匿名人士的逻辑似乎是尽管占领不正当,但已经是事实,唯色就不该不承认了。占领是一个事实,占领了就该承认西藏是中国西北西南地区了吗?谁抢到手了就归谁,丛林法则下的悍匪逻辑基本上也就这样了。更不幸的是,从清朝还没抢到手时开始,汉人们就认为西藏归中国了。 


该匿名人士还说要是当年的西藏不属于中国地图上的西南西北,那哪里还有什么西藏问题?这话主要是为了说明李江琳的表述没有问题。其实,博巴(藏人)是绝不会把西藏三区表述为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更不会在藏语里这样说;西方藏学学术界乃至普通西方人都绝不会如此表述。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地所普及使用的名字“Tibet”,是为普世所接受的一个文化与历史的界域,并不因为今天在中国版图上就表述为“Chinese Tibet”(中国西藏)或“Tibetan areas of  Southwest and Northwest China”(中国西南西北藏区)。相反,假如一个西方学人如此表述,会被视为古怪可笑,至少太亲中绝无中立性可言。中国西南西北藏区这种用语可能只会出自中国人(汉人)。而面对一个藏人的重新表述感到如此不适,做出这种反应的,也绝不会是藏人或西方学者。甚至也不是所有汉人都感到如此不适。 


遗憾的是,李女士在《我对当代藏史研究的若干心得与思考》中的逻辑与这位匿名者的逻辑是一样的。当我提及四省一区或者中国西南西北藏区时,并不包含政治价值观,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我否认这些地区同时也是传统藏区,即历史上的吐蕃帝国疆域,我只是如实描述现实的政治架构。15 


如果中国西南西北藏区不饱含权属和政治定义的话,共产党就不必花那么大的力气来论证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了。任何读者从中国西南西北藏区能读出的就是在中国(属于中国的)的藏区,而不可能从中国西南西北藏区读出不否认也是历史上吐蕃帝国疆域的意思。如果一个研究者的专业用语如此容易引起误读,那就是用语的硬伤了。 


李女士在这段不正面回应唯色的话中,对一段仅仅发生五十多年的鲜活的历史,许多当事人都还在、甚至为李女士的书提供了史料,而且是迄今为止仍然充满痛苦和挣扎的、藏人必须明确的西藏归属问题,给出了几近傲慢的辩解:研究者不可能将现代史的研究置于非现代的时空概念之中,正如研究当代中国史不能使用秦代的时空概念一样。16研究者的身份掌握了某种话语权,但是研究者不该偷换概念。西藏亡国时并非吐蕃帝国,也不是发生在秦代。它正是发生在当代,这个五十多年的时空中,与中共在中国建政处于同一时空的西藏流亡政府还存在,达赖喇嘛还在,当年的抵抗人员还在,见证了从中国西藏的人还在—— 


所以西方学界决不会以中国西藏来表述这一空间概念。李女士应该知道,如果对西方人说“Tibetan areas of Southwest and Northwest China”会被看成什么。正如李女士自己所说,她的用语都经过仔细斟酌,因为越中性的词语越有力量。可是李认为中性的对于西藏的表述,却呈现了藏汉分歧:李女士是在以汉人的、中共的时空坐标表述西藏。 



六.   汉藏问题是共藏问题吗? 



在新唐人电视台对李江琳的采访里,李女士有一个共藏问题的提法,也引起了唯色的异议。新唐人电视台说:李江琳向本台记者表示,共产党对西藏人民的暴力镇压和摧毁信仰,其实跟它对内地汉族人民所作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谓汉藏矛盾,实质上是共藏矛盾李江琳的原话是“……我不大认为,汉藏问题是一个好的用词,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共藏问题,不是汉藏问题。17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从采访本身来看,汉藏矛盾变成共藏矛盾十分突兀。因为从逻辑上说,应该是先有共产党在西藏的恶行是汉藏矛盾的论点,才会出现李女士的反驳。可是采访本身没有这个论点,在网上搜了一下,也没见到任何人把共产党在西藏的恶行归结为汉藏矛盾汉藏问题。既没有藏人这么说,也没有汉人这么说。李女士反驳的论点都不存在,又何以论证所谓汉藏矛盾,实际上是共藏矛盾’”呢? 


但在夹杂着李江琳原话的这个新唐人的节目中,所谓汉藏矛盾,实际上是共藏矛盾这一表述却如此突显分明。所引用的李女士原话,都在论证这一表述的恰当性:主要依据一是共产党在西藏三区的所作所为与在中国内地的一样,汉人也是受害者;二是汉人大众对共产党在西藏的秘密战争一无所知,因此汉人没有责任,而是共藏问题 


平叛对中国人来说根本不是秘密。那个年代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平叛的公告、决议、关于平叛的社论、炫耀平叛的业绩(战斗天数、俘获了多少叛军、缴获了多少武器)、庆祝平叛的胜利等等,连篇累牍、路人皆知。全国都知道解放军在西藏打叛匪,平定叛乱。如果说今天没有多少年轻人了解的话,也不过是信息结构和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跟秘密没有关系。 


称得上秘密的是在西藏三区的屠杀。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汉人不知道平叛具体杀了多少叛匪,包括杀了多少手无寸铁的妇孺老幼,以至有的部落全数灭绝。这是唯色在文中强调屠杀的原因。 


李江琳认为:至于在西藏,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战争,实际上是中共建政,构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它所发生的一切,跟内地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内地它是夺取政权,然后构建国家权力,它在藏区发生的一切也是这样。18 


在中国,一帮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汉人通过内战,推翻了国民党汉人政权,建立了共产党汉人政权。汉人和国际社会会说中国被共产党侵略了吗?会说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暴虐统治是共汉问题’”吗?对汉人来说共产党建政是改朝换代,政权还是属于一帮汉人,中国还是中国。 


在西藏(图伯特),一个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汉人政权,武装进入千百年来都是藏人生活、藏人当政的领土,以领土兼并、主权剥夺、文化颠覆、经济控制和掠夺为目的,推翻了藏人唯一承认的、藏人的合法政权,代之以共产党汉人政权,从此藏人失去了这片土地上的一切自主权,(西藏)成了(中国)的五省区(即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云南省的藏区),对藏人来说这是灭国。中共在中国的建政与在西藏的建政,本质上截然不同。 


李女士依凭共产党在中国内地干的事跟在西藏干的事,看起来差不多,就得出了本质一样的结论?因此,身在境内,时时被警车跟随、被喝茶的唯色冒险指出:二者当然有本质的区别——在所谓的内地,发生的是中国的内乱,而在西藏发生的一切,却是中国的侵略。19 


李女士认为共产党搞阶级斗争,对藏汉是一视同仁的:实际上,藏区的寺院摧毁是中国大地上最后一批的摧毁。在此之前,在中国内地其他地区各省各种宗教的寺院基本上已经都摧毁了。 20】由此人们就得出了藏人、汉人都是共产党的受害者这一结论。我们都是受害者藏族人民遭受的苦难,汉族人民也遭受了,甚至更惨这些话语,在汉人中颇为流行,在藏人中也属政治正确。但它很容易使人忽略:在西藏这个特殊的领域,汉人并非完全无辜,汉人也是共产党的受益人 


对西藏国际地位的否定,汉文化优越感,宗教和民族歧视、汉人权利高于藏人权利等,这些都是汉藏问题。其中,对西藏国际地位的否定,是汉人的普遍意识,这应该是汉藏问题的核心。该核心比中共古老,多半也将比中共长寿。 


普通汉人虽然把西藏看成想当然的中国疆土,却没有权力和能力实施侵略,只能鬼祟地蚕食,比如过去在汉藏交界地区,汉人以农垦占领河谷低地,藏人只好往高地迁移。也就是说,汉人固然思想先行,但以国家军队武装入侵,通过血腥镇压和大规模屠杀完成统一大业的,是共产党。其实,从康藏冲突来看,假如国民党没有败走台湾,很难说中华民国就不会武力侵占西藏。除了入侵,共产党还在西藏犯下了其它多项严重罪行。那些参与决策、制定计划、具体实施的共产党人都是刑事犯罪,这些罪行将来是当一一清算的,中国政府是总犯罪人,当然不是中国人民的责任。 


共产党对西藏犯下滔天罪行后,享用西藏的就不仅是那些参与决策、制定计划、具体实施的共产党人了。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迁徙的汉人们来到了西藏,给西藏和藏人带来了什么,我就不在此多说了。犯罪杀人的是共产党,分尸而食的人们,即使在利益链条的最后一环,在西藏问题上毕竟也和共产党是利益共同体啊。 


西藏问题从最初的侵略,到后来演化得复杂多元,始终有汉藏问题的影子。在西藏是中国领土这一认知上,汉人与共产党无法切割;在利益链条上,汉人与共产党也是共同体。普通汉人没有权力和能力对西藏犯罪,挤占掠夺藏人生存空间、宗教民族歧视、否认藏人民有独立或自决的权利……这些都不是刑事犯罪,但摆脱不了道德罪错吧?汉藏问题与共产党犯下的罪行本来就是两个概念。而这个采访在没有论点的情况下,混淆两个概念,非要论证所谓汉藏矛盾实际是共藏矛盾,其主要功能是漂白汉人的道德罪错。 


对于共藏问题一词,唯色在《共藏问题有问题》一文中说:将屠杀与反抗说成是之间出了问题或有了矛盾,这是不是说得过于轻巧?21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说:发动侵略战争,不仅是国际罪行,而且是最高级别的国际罪行,它与其他战争罪行的差别仅在于它包含了所有的罪恶。22 


唯色与李女士观点的冲突,在她一千多字的文章中没有展开说明。发表后在关心西藏问题的汉人圈中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些汉人朋友感觉委屈,认为唯色吹毛求疵过份,给唯色扣了一顶藏民族主义者的帽子。而我写此长文,是认为:这不是唯色与李江琳两人个人间的观点分歧。尽管很多汉人开始同情共产党统治下的藏人,但他们仍然有一种汉人的、而非中立的、当然更不是藏人的角度。 


并非中国政府或汉人所解释的西藏才是西藏。关于西藏及其所包含的一切,藏人有藏人的定义。 

2012-12-8 于特拉维夫




引文来源:


1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1960.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A Report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Geneva.P.346 摘自《遮蔽的图伯特——国际藏学家解读(中共版)《西藏百题问答》》P69页,译者是多伦多大学历史学硕士谢惟敏女士。


2】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就中国关系于被占领西藏地区的人权白皮书的答复/.西藏的地位 概论


3】求是理论网: 「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者:朱晓明


4】看不见的西藏: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10/blog-post_14.html 贡噶扎西:汉藏人民共同的责任


5】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就中国关系于被占领西藏地区的人权白皮书的答复/.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和统治/与中国的商谈和十七条协议” 


6】《关於十七条协议》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 公元2001522


7】《北京之春》:李江琳与旅美学人和仁真洛色辩论西藏问题


8】自由亚洲电台《走进西藏第十集》:<西藏问题是怎样产生的>采访者北明 受访者李江琳


9】同【5】。


10】《1959拉萨!》香港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 2010年出版第19


11】唯色:共藏问题有问题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11/blog-post.html


12纵览中国 李江琳《当铁鸟在天空飞翔》前言


13】同【11】。


14】唯色:共藏问题有问题 评论跟贴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11/blog-post.html


15 李江琳:我对当代藏史研究的若干心得与思考


16】同【15】。


17】新唐人 【禁闻】发生在西藏的一场秘密战争


18】同【17】。


19】同【11】。


20】同【17】。


21】同【11】。


22】维基百科 侵略战争



民主中国首发

约旦河西岸与西藏,能扯到一块儿吗

 BBC中文网发表的《西藏行见闻》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2/10/121024_visiting_tibet_yucongzhou.shtml中写到:这样的检查站几乎立刻就让人想起以色列纪录片《检查站》。从约旦河西岸到西藏,类似的人间悲剧仍看不到尽头”…

BBC
的说法属于比较流行的乱联系。身在以色列,我自认为还是可以就此说几句,澄清几点:

1
.由于历史原因,1948年巴勒斯坦拒绝建国。但以色列是承认巴勒斯坦的建国权的,无论政府还是以色列人,并不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有主权。现在巴勒斯坦也是一个准独立国家,有自己的政府、警察部队和一切行政自主权。

西藏能跟巴勒斯坦比吗?西藏不是拒绝建国,而是本来就是一独立国家,被中国武力入侵并被强签占领协议;中国宣称对西藏拥有主权,把西藏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

2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境内驻军属于军事性占领,也就是说从1948年到现在,由于巴以双方时有冲突,没有和平协议,依然算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其间问题也比较复杂,48年是与阿拉伯联军,后来是与各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以军控制巴勒斯坦是出于国家安全原因,理由是防止以色列本土遭袭击,针对的是武装组织。这理由还是在可以理解的范畴吧?只要巴以和平协议达成,以色列就会撤出驻军,巴勒斯坦就能建国。目前巴勒斯坦政府正在努力以国家身份进入联合国。

中国在西藏驻军属于国与国之间战争状态下的军事占领性质吗?中国在西藏驻军是宣示主权,中国会从西藏撤军吗?

3
.以色列总人口700万,其中阿拉伯人150万,占20%。很多以籍阿拉伯人与西岸或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有亲戚关系或生意来往。很多巴勒斯坦人要到以色列本土工作、走亲戚、做生意;同样也有以籍阿拉伯人去西岸。对此,以色列在西岸设立了一个专门部门,负责协调这种来往。凡是要入境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必须获得这个部门的许可证(长期滞留、短期等数种,申请者经过此部门审查,被认为没有安全问题或政治问题,应该算签证性质),才可通过进入以色列的检查站。这些每天有巴勒斯坦人出入的检查站,是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边界之间,属于边防站性质。纪录片《检查站》就是在这些检查站拍摄的。

4. 在巴勒斯坦境内西岸,特别是东耶路撒冷,也有犹太定居点和居住的部分犹太人。这些定居点是以色列的污点,很多是通过了政府批准建立的,政府还出台一些优惠措施,以吸引犹太人到定居点居住,事实上是一种移民蚕食占领手段。隔离墙的修建,就把这些定居点划进了以色列“境内”。住进定居点的犹太人,大多是大以色列国民族主义者,也有部分是被廉价房价和房租吸引去的。因此,也有少量犹太人要通过检查站,进入西岸犹太定居点(他们只能到定居点,不能进入巴勒斯坦政府控制区)居住或探亲访友。无论如何,西岸的犹太定居点是巴以冲突麻烦的一部分,招致国际社会的激烈谴责,令以色列自由派人士蒙羞。修建犹太定居点不是什么光彩之事,也令军方头痛,以色列军方不得不保护定居者。自2000年起,以色列军方颁布规定,犹太人不许进入西岸,此规定只针对犹太人,不包括以色列籍阿拉伯人。此规定虽招到犹太右翼人士的激烈反对,但仍然行使中。也就是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可以到以色列工作、做生意、探亲访友;以色列籍巴勒斯坦人也可去巴勒斯坦。犹太人不行。

绝大多数犹太人不敢去西岸,如果非要过检查站,必须在检查站签署一份协议,即以色列军队不保证其安全,若遭巴勒斯坦人扔石头或暴打乃至杀了,军方概不负责。前段时间,有家犹太人带着孩子开车去西岸的定居点访友,遭巴勒斯坦人石头围攻。虽然以色列人也抱怨对方不该攻击平民特别是孩子,但总归还是有点理亏吧,也有人说谁让你跑到别人的地盘上去呢,还带着孩子。

5. 中国自从占领西藏后,汉人进入西藏定居或工作就成了“天然权利”。中国出台西部大开发等各项殖民措施,使很多汉人受益,并毫不在意汉人移民西藏,是否侵害了藏人权益。现在移民藏地的汉人越来越多,国际谴责的声音是微弱的,更没有什么中国人引以为耻。中国目前在西藏设立的各种关卡检查站,跟以色列的检查站是同等性质吗?中国在西藏设立的检查站,只针对藏人,藏人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出入,不能自由出入本民族的宗教圣地拉萨……中国的检查站不是国与国之间的边境检查性质,而是把每一个藏人当作清查、镇压对象。相反,汉人出入西藏,开店、办厂、开矿、挖山、洗头洗脚接客……那是如此自由,如此潇洒,如此理所当然,如此胜利者的所向披靡长驱直入!

6在以色列本土发生的自杀袭击,袭击者来自西岸,以色列的检查站也查获到过准备过境实施自杀袭击者,检查站本身也遭遇过人弹。每天,面对来来往往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军人也有蛮横、如临大敌、不由分说的事。但是,这些军人也遭受来自国际和以色列自己各方的舆论谴责,以及国际和以色列自己的人权组织的监督。否则,《检查站》的拍摄者就不可能拍到这部纪录片。根据以色列法律,媒体有监督和批评的自由,BBCCNN这些外国媒体,驻站以色列,经常大骂以色列,以色列仍然可以收看;以色列自己的媒体,包括军方电台,也大肆揭露和大骂自己。

在中国,有藏人跑到中国本土或者说内地去搞过恐怖袭击吗?藏人有针对汉人平民的自杀式人弹袭击吗?藏人即使自焚抗议,也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而中国的这些检查站,有哪个国际或人权组织监督?BBCCNN能在中国看到吗?083月事件中,BBC等媒体裁减了几张拉萨骚乱图片,不是被中国爱国者们骂得狗血喷头吗?汉人对中国的这些检查站,对横行在藏地街头的特警那是何等地欣快,对藏人被检查、被监督那是何等的拍手称快!

西藏中国,巴勒斯坦以色列,能扯一快儿说吗?

但他们就是要扯到一起说。扯到一起说的效果就是,很多西方人真的以为,中国就跟以色列一样,西藏就跟巴勒斯坦一样。我跟一些以色列人谈起西藏,说我曾经在西藏生活过工作过,他们大吃一惊:什么?你能随便去西藏吗?我说是啊,中国人去西藏随便去,想走哪儿就走哪儿;他们说还以为像巴勒斯坦,犹太人不能随便去呢。

中国境内人,由于信息不透明,把以巴问题和西藏问题混扯还情有可原。BBC这些信息四通八达的媒体,也把西藏中国、巴勒斯坦以色列混扯,我还真帮他们想不出理由。

以色列经常被西方媒体骂得七荤八素,巴勒斯坦的宗教,以色列无意、也不敢干涉;巴勒斯坦的教育,以色列无意、也不敢洗脑;巴勒斯坦人还是说阿拉伯语,巴勒斯坦人的传统和文化特性还在,西方各国不认为巴勒斯坦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以色列自己也不认为,巴勒斯坦终有一天会建国,巴以终有一天会和平……

然而,西藏,她的宗教,中国政府的四大领袖像高挂殿宇,西藏的宗教领袖们流亡他乡;她的教育,藏语已经成了少数民族语言了,普通话才是官话;西藏的文化正在每天灭绝一点点;而西藏复国,何年何月?西方各国利益至上倒是出卖西藏,认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以为西藏复国比巴勒斯坦建国更容易吗?然而,很多西方人还真的以为,中国就跟以色列一样,西藏就跟巴勒斯坦一样。

最后说一下《检查站》这部纪录片,以色列人自己的解读,与国际流行解读也不太一样。国际流行的解读比较妖魔化以色列,这部影片仿佛是个例证。而以色列人在检查站现象中,看到的是巴以之间的不和平,给巴勒斯坦普通人带来的伤害。作者对这些在巴以之间来往的巴勒斯坦人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不和平,并非以色列单方面的责任,因此这种悲剧是一种交叉。以色列左派非常关注军事占领产生的人权问题,他们认为即使军事占领有前面所说的理由,但是,在军事占领下,军队的权力很大,导致对巴勒斯坦人人权的侵犯,比如任意冲入巴勒斯坦人私人领地搜查等,普通的巴勒斯坦人不能有他们的正常生活。

噢,还有一点不一样,《检查站》的作者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拍这部影片不会被喝茶,也不会被骂成犹奸,这年代了谁要是骂他犹奸谁就是傻比;我要是在中国,写这些文章铁定早就被喝茶了,至于被骂成汉奸嘛,那是自然得很呐。

2012年10月22日星期一

浅谈以色列复国与自由西藏

简单比较一下以色列复国与自由西藏:犹太复国运动和组织产生自民间,之前并不存在一个宫廷或政府;复国组织面对的是英国,英国托管当局本来就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自自治;自复国主义兴起到以色列建国前的几十年间,复国组织有很多实际行动:游说列国争取理解与承认,组织移民回归,在"本土"(英托管时的巴勒斯坦)成立自治机构,利用当地资源和从世界各地募集的资金,在本土构建起了教育、宗教、保健和社会服务网,回归先驱建农场,办企业,无论在农业、轻工以及语言、艺术、音乐、戏剧、出版、电台广播等方面都在“本土”打下了基础,二战前希特勒上台后的大规模移民中,许多人是专业人员和学者,他们的文化程度、技能和经验提高和改善了已有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而西藏复国或自由西藏运动,其构架的原生态是有领袖和政府的,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面对的是印度和中共;由于印度的严格限制(不承认流亡政府、不许以印度为基地开展西藏独立活动等),无论是西藏流亡政府还是达赖喇嘛,客观上说,活动空间都比当年的犹太复国组织小 。除了游说列国争取理解与同情外,以上犹太复国组织能做到的,特别是在“本土”能做到的,流亡政府都做不到,充其量也就是近几年的不穿兽皮、不过年等非暴力不合作。即便在印度的流亡社区也建了农场、手工业、也办了学校、医院、电台电视台等,但属于自立求存范畴,对境内影响极为有限。另一方面,三大寺和各地大小寺院在印度的“镜像”寺,保存了西藏传统、正统文化的精髓,可能也巩固了全民信教(尤其在流亡社区)和政教合一体制的延续.不难想象,全民信教和一位"仁君",个人崇拜、非理性的遵从…自然会产生嘉央诺布文中所指出的很多问题(嘉央诺布:《影子图伯特》之《睁眼看政治》 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co.il/2012/10/blog-post.html)。 
而在犹太复国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自治机构及临时政府人员皆由民主选举产生,人员组成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学科和专业方面的世俗犹太精英,与终日念经祈祷的、保守的正统犹太势力截然不同,他们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观念,对外部格局的判断和对自身面临的处境有清醒准确的认识。他们有着共同的理念就是复国,坚信犹太人只有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才可以不受迫害,促进自己的生活和文化特性。而实际上保守的正统犹太势力是反对复国的,因为弥赛亚还没有到来。无论是对付英国托管当局的游击队、还是独立战争和后来的历次战争中,打仗的都是世俗犹太人,好像没有拉比们和正统信教徒们什么事,国家建立后,这些连盛夏都穿黑袍戴皮帽的正统犹太教徒倒是构成了一个民主国家宗教自由的一景。
既然从流亡起印度就对西藏流亡者设立了严格限制: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喇嘛不能利用印度作为开展西藏独立运动的基地。数万流亡藏人在印度要安置,另外国际社会普遍的“爱莫能助”…我认为印度的限制是“中间道路”的成因之一吧。我遇到很多藏人都承认,从内心来讲没有不想独立的,但又表示遵从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因为“他是我们的至尊”。这样的遵从,是对自己内心的否定,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一个人能力是有限的,领袖也如此,何况达赖喇嘛的处境使得中间道路成为唯一选择。把自己当没长大的儿女,父亲终会累得无能为力。寻求突破是每个藏人的责任,而寄托于一个领袖是不负责任的。

2012年4月12日星期四

我们需要改变


作者:Ogyen Kyab(吾坚嘉,从境内藏地流亡至印度的年轻藏人)
来源:Ogyen Kyab 的脸书让赞网站
译者:朱瑞
编辑:唯色

这 个洛萨(藏语,藏历新年)的早晨,我醒得很早。在没有重要的事情时,醒得这么早还没有过。跟往常不同,我花了更长的时间,全心地祈祷了一个多小时。黎明还 是没有到来。我走到外面,天地漆黑,于是又进屋。接着,又出去,又进来,这样重复了几次。我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没有任何睡意,而面对墙壁,我感到窒息,也 更加苦恼。终于,我决定出去,却不知走向哪里。我孤独地、漫无目的地走着,迷失了一样。我只是为了行走而行走。我恨这个宁静而和平的城市。想分散心思,分 散,从那燃烧着火焰的生命中分散出来。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已走出了两公里,并接近了一个湖泊。我坐在湖边,面对湖泊,我哭了,大声地哭了。

在 我的生命中,还从来没有一个洛萨,这样不像节日。记得以前的几个洛萨到来时,即使周围没有藏人,我也出去和非藏人朋友们享受盛宴,并为朋友们祈愿。 2009年,虽然也没有欢庆洛萨,但我的忧伤和烦恼,并没有像今年这样强烈。今年,我感到任何的喜庆和欢乐都是不负责任的,因此,我既不想为他人祈愿,也 不想接受他人的祈愿,以及热情的问候。下午,从西藏境内打来了一个电话,对方含畜地把中国政府称为“他们”。他说:“他们想干什么?不是说需要和平、和谐 吗?在我看来恰好相反!”

按 照通告的要求,在洛萨期间,我禁食。但是到了夜里,饥饿开始了。不过,我没有理会,仍然浏览网络。关于西藏境内的危机,互联网是我仅有的信息来源。这些 天,我始终守着网络。从境内不断传出大规模抗议、枪杀和镇压,以及频繁、惊人的自焚事件的消息。但是,流亡社会这边并没有相称的回应,只是发表声明、谴责 中国政府、呼吁联合国、抗议游行、绝食、集会、烛光守夜、祈祷、禁食、不过洛萨等等。我守着这些公共新闻网站、博客、脸书、推特,甚至海外华人异议网站, 期待着出现更有价值的声音。然而,自从去年10月18日,嘉央诺布啦发表了《点燃独立的火种》、《我必须做什么?》 之后,我一直都在问,我们的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在 流亡社会,即使我们具备所有需要的资源,我们得到的所有信息,都在显示一个事实:境内藏人在引导着我们抗争。尽管他们没有自由, 他们中许多知识分子还在被监禁,寺院被围困,人们被严密监视,即使和平抗议也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连自焚、拉嘎(星期三“西藏日”)、不合作运动 (如“罢耕”)等,这些新的、有效的民间抗争战略,也都是他们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事实上,我们这边有流亡政府(2011年更名为藏人行政中央,但我还是喜欢这样称呼),有不同职能的非政府组织,有学者,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自由,我们 本来应该引导他们,反而被他们引导。

境 内藏人越来越无所畏惧。仅阿坝, 就有20多起自焚事件,并且声明,如果镇压不停止,甚至会出现更多的自焚。随后,甘孜也出现了自焚,并迅速蔓延到安多和康的其他地区,如果洛、昌都、玉 树、玛曲、天峻、热贡等地,当然,还有更多的地方随时都会揭竿而起。当他们为了我们共同的自由事业而献身时,我们甚至不能花一点时间撰文和思考:是否有比 这种付出更小而收效更大的抗争方式,从而也可留住更多的生命?

与 中国打交道的五十多年来,我们的呼吁和让步,都没有任何结果。这让每个人沮丧和愤怒。这一波自焚热浪,被认为是来之不易的、剧烈的抗争方式,因此,没有人 敢阻止,任何人敢阻止都将被视为妨碍抗争。我也一样,在最初的几起自焚事件发生后,认为对中国的抗争终于有效了,并思忖,但愿不要有人出来阻止。甚至我们 的政府,也开始说既不鼓励,也不阻止。然而,自焚在继续 ,没有停止的迹象。可是,我们流亡社会这边,还在重复已经证明了的无效作法。

虽 然我始终是让赞(藏语,独立)的坚定支持者,但看到火焰无休止地吞噬生命的非常景象——那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而奔跑和呐喊时,我开始祈望如果有个方法可以 突破这种抗争,同时也能拯救那些正在排队等待自焚的同胞的生命,那么我的立场暂时也可以动摇。因为,任何形式的突破,事实上对让赞和乌麦朗木(藏语,中间 道路),都是有意义的。那么,为什么不能以乌麦朗木做为突破的起点?在一个民主自由的世界里,作为一个普通个人,我不在乎被指责为表里不一的“变相独立者 ”,我珍惜我的言论自由。

自 从第九轮会谈没有结果、尊者达赖喇嘛移交政治权力,以及让流亡政府萎缩得如同一个非政府组织的草案修改事件,还有近期在西藏境内激增的抗议和自焚,都使拒 绝乌麦朗木的声音变得响亮了。非常清楚,是我们外交的失败导致了这些愤怒,并使得年轻人充满了受挫的情绪。我们的领导人也承认这个失败,不过,在中国政府 始终气焰嚣张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不愿替换另外的抗争方式,甚至连一个可能改变的暗示都没有。两派之间过去的立场分歧,现在却延伸到了抗争方式的分歧。为乌 麦朗木辩护的“更务实”、“更容易”的说法,已不再令人信服。另外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后,转向与中国人对话的战略,也让我们看到,即使花上几百年也未必唤 醒一半的中国人口。

西 绕次多(Sherab Tsedor)、博楚(Bhutuk),尤其是江白益西(Jampa Yeshi)的自焚,说明燃烧西藏的火焰已蔓延到了流亡社区。即使联合国已被敦促,议员们被游说,中国被谴责,那又怎么样?甚至联合国派考察团进入西藏 (虽然不太可能,因为过去我们也得到过这样的承诺),他们想解决的,也是西藏正在发生的问题,而我们更深远的期望还是会被忽略。另外,即使没有考察团入藏 发现真相,那真相也已经被发现,每个人都知道那里有自焚和镇压。那些同情我们的政治家们,可能会在他们的议会里扩大西藏问题的影响,甚至通过决议。但是, 对于我们的长远目标是不会有实质性帮助的。谴责中国政府有什么用呢?(我不是说中国政府不该受到谴责)其实,中国政府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他们自己就是西 藏危机的制造者。一个用八千万中国人的鲜血换来的政权,一个可以对自己的学生进行大屠杀,一个使他的军人穿上僧服、诱导和平示威的藏人转为打砸抢烧,并以 此为借口来实行镇压的政府,即使国际社会向其施压,我们又能指望什么呢?

我 们一直幻想别人的帮助。2010年,潘基文访问中国时,甚至没有提到西藏,而奥巴马只提到了一点点,却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连我们的东道国印 度在关涉中国时也一样,如不久前因胡锦涛来访,正在开讨论会的藏人们尽管没有违反法律,却被以防止抗议为由遭到数日的拘捕。更不用提尼泊尔,已经成了中国 的一个省份!我们是多么孤独!房子被抢劫和掠夺,家人被屠杀,自己在逃难,留下的人被奴役着,而逃难的人,在租借他人的房子时,房主也是滥用他们的权 力……这是多么悲惨的命运!

因此,到了我们停止做梦、开始行动的时候了。我们有了抗争最重要的资源:境内藏人已经觉醒,为了自由,他们准备好了做任何事;他们拥有抗争需要的最大勇气,以及我们拥有的通讯技术。他们仅仅在等待,一旦有了我们的呼吁,就会立刻行动。

现 在,我们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是继续浪费时间,或者是承认我们的失败,并采取新的战略来使用这些宝贵的资源,以进行有实效的抗争。而这两种选择,对让赞和乌 麦朗木的坚持者都有效。肯定有人会说,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就是一个成果。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道义和口头上的支持,而是对我们渴求的自由提供实质帮助。 那么,哪些帮助,真正地帮助了我们吗?

因 而,花时间,尽最大的努力,改革出一个新的、有效的和务实的抗争方法是此时的迫切需求。我们所有的人,从领导人到普通百姓,从老年人到年轻人,以及来自各 行各业的人们,为了这个新的抗争方式,都要思考、交流和辨论。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组织已开始探索中国政府的薄弱环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做,肯定会找到适 合于我们的机会。

中 国学者和藏学家王力雄已找到了这样一个方法,他提出的“村庄自治模式”击准了中共的要害之处,这是一个代价小而收效大的战略,且是合法的,有先例。像广东 的乌坎村,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例子。他指出,流亡西藏政府追求的真正自治,可以先从村庄自治开始,替代被动的等待领导人之间那种徒劳的、无休止的谈判。 村民自己,就是实现村庄自治的主动参与者,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每个村庄选出村长,多个村长组成村委会以及由此选出乡长,多个乡长选出县长,一步步地,最 终实现民族区域自治。

这 个战略的独特之处是每个人都在行动,成为抗争的参与者。那么,中国政府会抓捕每个藏人吗?不会。会抓起民选的村长吗?那么,我们还会选出新的。这个战略的 另外一个特点是,村庄自治不需要任何人批准,村民自己说了算。只要他们坚持住,当局能做的只有妥协。另外,这个战略也不需要到街上抗议遭到镇压,不必付出 巨大的代价,只需不合作,不服从,这也是非暴力战略的经典模式。

当 然,就此产生的质疑,从不同的角度都可能出现。一种明显的说法是在西藏境内,那样严密的防范和监视下,怎能调动藏人为争取自治而抗争?但我认为,和中国人 民不同,境内藏人民众在政治上,已足够醒悟到了被组织起来的程度。在西藏,不管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很快地就会传到流亡社区,如庆祝、谈论噶伦赤巴的选 举,几乎遍布境内的每个角落。另一个更好的例子是,尊者达赖喇嘛只是简单地提到不要穿濒临灭绝的动物皮衣,藏人们不仅不再穿,而且把那豪华、昂贵的衣服烧 为灰烬。因此,流亡政府这边只要发出呼吁,毫无疑问,在西藏境内,大多数人都会行动起来。另外一个可能出现的质疑是,汉人能做的事,我们不能做,否则就会 被扣上“分裂主义”的帽子,并加以镇压。这方面,王力雄的回答是:“连自焚都不怕,还怕什么?”

这 是一条可能通向乌麦朗木的新路。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尝试改革和建设,也许还会探索出一条对两种目标都有启发的新路。说到这里,在有可能被看做一个表里不 一的人之前,我要澄清,这并不意味着我已改变立场,实际上直至恢复让赞,我是不会罢休的。我们的愤怒和失望,之所以在近期更为加强,恰恰是因为没有任何形 式的突破。而让赞和乌麦朗木之间在认识上的分歧,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它一直存在。

因 此,我们对别人的乐观,现在应该结束了。作为有信仰的民族,我们在道德和伦理上对中国政府和西方的期望,使得我们应以自己的奋斗结出的果实迟迟未果。是我 们对现实政治的天真无知,造成了目前的这种危机。现在,应该认识到,我们是孤独的。那些想帮助我们的人却没有能力,而有能力的人,却不会帮助我们。一切都 要靠我们自己。

我们真的需要改变!

写于2012年4月4日

原载 http://sangjey.blogspot.com/2012/04/ogyen-kyab.html?spref=tw   天葬台-桑杰嘉的博客

2011年8月10日星期三

西藏流亡政府新当选的噶伦赤巴洛桑森格博士就职演说全文


西藏同胞们:

印度伟大智者莲花生大师把佛教传入雪域藏土,今天是他的华诞。在这个吉日,而且还有我们最敬爱的达赖喇嘛尊者莅临,我心怀谦卑接受噶伦赤巴(首席噶伦)的职位。

我们召唤善神,祈求西藏的众佛和菩萨看护和指引我们。流亡他乡的勇敢的善男信女给予的惊人支持,在被占领的西藏兄弟姐妹们与我同心和给予声援,令我感动不已。他们的支持激励着我们。他们的祈福让我们得以持久。

我在精神上得福于达赖喇嘛尊者,在政治上被授权去继续延展伟大的达赖喇嘛制度的历史合法性。我站在这里不是我个人的成就使然,而是在西藏和流亡在外的无数先辈长者辛勤工作和牺牲的结果。今天,我在此发愿,去发扬光大我们先辈们留下的伟大遗产。我向你们,我的西藏同胞们,发出誓言,竭力去壮大我们的运动,持之以恒,直到西藏最终重建自由、尊者达赖喇嘛回到家园。

一个世纪以前的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逃离家园时最后看了布达拉宫一眼,并向他的人民发誓:“我一定会回来。”当时我们的祖先还没受过现代教育, 也不谙城府,但靠着献身和同心,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成功帮助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家园。在1913年初,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尊者再次重申西藏独立于中国。几乎是半个世纪后,在1959年三月17日的一个改变命运的夜晚,尊者十四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发自肺腑地立下了同样的归家誓言。

今天,帮助和确保尊者归家的重任落在了受过现代教育、见多识广的新一代藏人身上。我们能够像我们的先辈一样以同样的献身、团结和投入精神做到锲而不舍吗?如果我们能做到,我们就会成功;如果不能,就会失败。

毋庸讳言,我们面临的任务像喜马拉雅山那样艰险、庞大。但从我们历史上成千上万捐躯献身、竭尽全心的勇敢藏人身上,我们得到鼓舞!我们没有选择,而是惨遭暴力把我们分离。我们一定会到达自由的山顶,把喜马拉雅山两麓的西藏人团聚一起。

我允诺致力于实现尊者十四达赖喇嘛的设想,建立一个真正世俗化的民主社会。今年藏人活跃的选举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对于真实的民主和人类自由普世价值的认同。我们的民主选举显示了,西藏的统一是建立在普世民主价值观上的,并以其为推动力。它超越了地区、教派、性别、族裔、信仰和代际的差异。

这次选举的结果向中国政府的强硬派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西藏领导层不是在消解。作为民主制度,我们只会随着未来年岁的流逝而茁壮成长。我们会持久坚守。

让我讲明一点:我们的斗争不是针对中国人民的,也不是针对中国这个国家的。我们斗争矛头所指,是要反对中国政府在西藏推行的强硬政策。我们斗争矛头直指那些剥夺西藏人民自由、正义、尊严和特性的人。中国当局和我们的汉人朋友都必须认识到,西藏人民的怨屈是多重的,也不是虚构的。

今天,我的西藏同胞们,在就职宣誓中我重申我们的先辈在两千年前藏汉签署的唐蕃(汉藏)会盟立碑文中确立的理想,致力开创一个伟大的纪元:“蕃于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

在1950年代,中国军队第一次开到西藏,他们向藏人许诺“社会主义天堂”。一些藏人帮他们修通从中国通往西藏的公路,还领到以银元支付的工钱。那时的中国士兵还很有礼貌,也善待我们的前辈。

然而一旦道路修通,坦克就包围了城镇战略要地,卡车就直奔矿产和资源丰富的深山老林。中国工人随之而来,开采挖掘价值亿万的金、铜和铀。似乎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彬彬有礼的中国人变了,变得傲慢、跋扈和暴虐。他们也动枪了。战事爆发了。死亡和破坏接踵而至。

幸福的大纪元被抛入危境。我忧虑,从此以后西藏人在自己的家园成了二等公民。

在被占领的西藏,政治压迫、文化同化、经济挤压和环境破坏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新建的铁路线源源不断地运进重型设备来剥夺我们的矿产资源,也带来更多的汉人移民达到在人口上对西藏强势控制,并削弱我们丰富的文化和自我认同。今天的实际情况让人难以相信:汉人控制大约70%的私营经济,50%以上的党政公共部门的职位。与此相比,通过刻苦努力获得大学和高中文凭的我们藏人兄弟姐妹却有近40%陷于失业。众所周知,让这些统计数据变得更坏的是,中国的官员把西藏当作个人承继来的私产,俨然以封建主自居、行事。

但三年前,也就是2008年,从阿里到阿坝,从拉萨到理塘, 从塔尔寺到工布,藏人男女老少、农牧民和僧尼起而抵抗中国政府在西藏的统治。他们对汉人的压迫和虐待发声反抗,喊出了统一的口号:我们要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在此我明确立场:藏人行政中央不鼓励抗议行动,部分原因在于我们都不能忘记,即便对于自由平和的表述,中国政府都是粗暴地回应。但是,支持我们无畏的同胞,为我们无法发声的同胞发声,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经历六十年的弊政后,西藏没有成为中国官员许诺的“社会主义天堂”。在西藏,今天只有殖民主义,没有社会主义。西藏不仅没有实现潜能成为“天堂”,中国的强占让她变成了一出悲剧。近来,许多北京的官员访问拉萨,纪念“和平解放”六十周年。现实情况却是,纪念活动是在心照不宣的戒严状态下进行:军队荷枪持弹、配备机关枪等自动武器巡逻在拉萨街头,屋顶上布置有眼明手快的狙击手,外来游客被全面禁止进入西藏。显而易见,北京在西藏的统治既无正义,又无前途。

尽管在西藏悲剧重重,我们仍然向全世界、尤其我们的华人朋友阐明,我们继续坚持非暴力原则。我们与中国和汉人并无仇恨,而是尊敬待之。在我们先辈智慧的指引下,我们将继续追随“中间道路” 的政策,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实现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我的西藏同胞们,这是一个藏汉双赢的提议。我们信奉西藏和平解决方案,也就是说,通过和平程序和和平对话。我们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中国政府和谈。

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力图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它有世界上主要大国中成长最快的经济,也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为后盾。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道德的力量却裹足不前。道德力量是不可能在市场上购得,也无法用军力来充实的。它只能赢得。只要西藏人还在受压迫,抵抗就会持续,对中国的尊重就会丧失。为西藏问题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就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既会提升中国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正面形象,又会有助于维护它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在中国的汉人和在海外大中华移民社区的华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帮助中国克服它的道德缺失。

过去的十六年,我一直努力与成百上千的汉人学生学者接触,并在哈佛大学组织藏汉学者就西藏问题展开过无数次研讨。我将继续走出去与汉人接触,建立相互的理解和信任。我也想向美国、欧洲、国际共同体和国际声援西藏组织表达我们发自内心的感激和谢意。我呼吁国际社会站在我们一边,帮助我们去挣得公正、自由、尊严和平等,同时说服北京和平地解决西藏事务。为西藏今日的困境寻得持久的解决方案将是二十一世纪最有意义的大事之一,因为它必将加固我们的信心,相信人类建设世界和平、非暴力和全人类自由的能力。这不仅仅是西藏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处弱势、遭挤压民众的胜利。

我们继续并将永远感激印度人民和政府为西藏人民提供避难所,并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间接纳我们客居。对我们许多居住此地的人来说,印度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藏人行政中央将维护和继续尊重西藏和印度人民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们欠印度政府和人民已经很多了。我们的合作还会继续向前。在此,我们谦卑地向印度政府和人民呼吁,希望你们继续支持我们,并把西藏看作印度和中国关系中的一个主要议题。

在未来的五年,藏人行政中央将以团结、创新和自立为指导思想,不断强化争自由运动,如果需要,我们将继续又一个五十年。我强烈要求西藏内外的藏人支持拉嘎运动(注:藏语,意为星期三运动,星期三是尊者的魂星),以西藏特性为荣,并发扬光大它,显示我们的团结,拥护我们的统一,让雪域西藏精神永存。我相信,只要一致努力,我们就会营造一个生机勃勃的环境,在世界各地强化藏人的制度和社区。

在流亡期间,我们将努力创新,力求改善藏人的生活。教育将是我们第一位的优先考虑。正如尊者达赖喇嘛所教导我们的,分享知识是“达到永恒不朽的大道”。它是点亮西藏未来之火。在未来的二十年里,我们将在十五万流亡藏人中教育和培养一万专业人才,同时我们也呼吁西藏境内的藏人达到十万专业人才的目标。

我们将继续推动藏人行政中央的专业化,通过吸纳技术和社交工具,确保政府更便民和更透明。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未来的几个月我们将建立一个西藏政策研究所,使之成为一个知识平台来前瞻、设计和实施富强西藏的政策。我们也将建立“姐妹社区”来加强在印度和在西方国家的藏人团结,引入西藏联合会作为一种运动形式吸收西藏内外的藏人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艺服务西藏、为青年人制造就业、同时建设可持续生存发展的社区。

与所有的藏人一道,对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教授在过去十年间的卓越领导,我感到万分感激。我感谢他和他的干练的内阁成员在政府顺利交接过程中展示的热情友好和高效协作。在未来工作中,我将遵循流亡藏人宪章、尊重最高法院,与尊敬的议长和选入第十五届议会的先生和女士全面合作共处,并领导我们优秀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公务员们来实现这一承诺。

总之,我们务必牢记,尊者达赖喇嘛下放政治权力,并非完全给担任首席噶伦的我,而是给所有的西藏人民。在尊者不卷入政务后,他对人民的信任和信心以及过去五十年间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能否独立生存繁荣将经受挑战。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验。对于司法、议会和行政系统的领导层来说,这也是考验他们能否不辜负尊者的期望、以一个高效和统一的实体展开工作。这是我们的挑战和机遇。

我以特别的紧迫感向年轻一代的藏人讲几句话。我需要你们的支持、能量、和才能,一起顶天立地、迈向自由。让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为自由奋斗或会赢得正义,或会遭遇失败;西藏或会从世界地图上再现,或会完全消失;西藏人作为民族可能会存活下来,或称为博物馆的一件展品。藏人的坚毅和自豪、智慧和意志、勇气和献身,都会得到真正的检验。

这不是仅仅停留于挑刺和犬儒的时候。这是需要勇气的时刻;也是需要信念的时刻。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我们需要自信,相信我们是西藏人,我们能成功。对年轻人来说,在国际和国内舞台上担负起更多的领导作用,这一时机已来到。请记住:如果我们不为之,没人会代劳。

我的西藏同胞们,对此我非常确定,机会将到来,我们盼望的那一天会到来。但如果我们不精诚团结、做好共同迎接挑战的准备,我们只会失败。团结至上,这不能打任何折扣。它是我们事业的基石。不能团结一心将会全部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将竭尽全力不让绝大多数的西藏同胞失望,他们对我们寄予厚望, 会密切关注今后我们的每一项举措。但我们有幸可以感到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敬爱的尊者达赖喇嘛就在我们中间,随时为我们贡献智慧。

在我当选首席噶伦后的第一次召见会上,尊者达赖喇嘛提醒我,几乎二十年前,也就是1992年,我也是坐在同一个位子第一次与他见面。尊者告诉我,我的噶伦任期会很吉利;我会努力让他的预言成真。但无论如何,仅靠我的双手是不够的。就像达桑占堆实现了辅助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归拉萨的事业,我祈求大家向我伸出你们的一千二百万之手,助我实现达赖喇嘛尊者在1959年三月17日那决定命运的夜晚所发的愿:他会回到西藏。

对在西藏的兄弟姐妹们,我今天信心十足地想对你们说:我们很快就会相会。尽管我从未被允许踏足西藏,西藏每天都在我心里。我生为西藏人,我引以为豪;我当骄傲地死为西藏人。当我活着,我就会矢志为自由而战。我先逝的父亲像我们许多父母一样未能回到西藏。我的西藏同胞们,这将不会是更多西藏人的结局。只要团结一致,我们就能实现尊重达赖喇嘛回归西藏、我们的人民重新团聚、自由在西藏重建。

今天,我们身处佛主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印度圣土;明天我们会相聚在佛教深入六百万人心灵的雪域圣土。我们一直都准备着开启一个史诗般的伟大历程,从佛法住所印度达兰萨拉迈向雪域佛国的圣城拉萨,从尊者达赖喇嘛暂居的山镇通向属于他的圣城。

这是我们的向往。这是我们的奋斗。这是我们的梦想。六百万藏人秉着统一、创新、自助的原则,胜利就会属于我们。尊者达赖喇嘛长寿!

祝西藏胜利!

嘉央诺布:西藏主权独立的历史事实

作者:嘉央诺布













中文翻译:扎西顿珠

功能齐全的国家

中国入侵之前的西藏是一个具备所有国家功能的独立国家。历史上的西藏从来没有威胁过任何邻居;同时在没有任何外界援助的情况下,上千年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西藏也从来不欠任何别的国家的债务和人情。虽然旧西藏是一个封闭的和神权统治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然而上千年来西藏境内却一直持续维持着法律和秩序,并认真遵守与其它国家之间签订之各项条约。西藏也是全世界最早颁发并执行有关保护野生动物和环境的法律的国家之一, 早在1642年,甚至更早年代,西藏政府已经颁布了保护动物与环境的“山川令”。

大约在1896年西藏政府就已经废除了死刑,西藏是全世界第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1900年访问拉萨的俄罗斯探险家崔比科夫(G.Ts. Tsybikoff)写道:“达赖喇嘛担任西藏政教首脑,他的杰出政绩之一就是废除了死刑。” 这样的事实一直被后来到西藏的旅行家们所证实。在西藏人的历史上,没有任何记录显示藏人曾经迫害过西藏的少数民族(如穆斯林),也没有像中国政府在1989年那样屠杀自己的公民。西藏与其接壤的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边界完全没有设防既是这样,被称为 “伟大的旅行家”的西藏人,在那时很少有逃离自己的家园而在他国成为经济或政治难民。共产党入侵西藏之前,美国和欧洲没有一个藏人移民。

外国军事入侵不是“和平解放”

1950年10月5日,“人民解放”军第18军第52、第53及第54师(多达40,000军人)突然袭击了西藏边境金沙江沿线守军,该处是1933年以来藏中实际停火线,当时那里有3500名正规藏军驻守,同时还有大约2000名康巴游击队。

在此之前的1949年底,共产党军队进入西藏东部(康区)和东北部(安多)地区,这些地区当时是由国民党支持的地方军阀政权军事占领。中国学者最近研究表明,毛泽东于1950年1月22日会见斯大林时请求苏联空军协助运输入侵西藏的战争用品,斯大林当时回答是:“你准备进攻西藏是件好事,西藏人需要被征服。”

英国报务员罗伯特.福特(Robert Ford)(当时在为西藏政府服务)在西藏昌都前线记述了当时的战况:在位于金沙江干流上的主要渡口岗拖-卓卡(Kamthok-druga)的保卫战中,藏军差不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另据一位英国传教士也在当时目击这一战况,称位于南方靠近芒康的竹巴笼(Druba-rong) 河口,英勇战斗的藏军前线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幸存者最后不得不向西撤退,并经四天的撤退与整休之后,藏军主力一个团已所剩无几。金沙江沿岸主战役结束两个星期后,藏军终于投降。中共官员的自传中也同样记录了当时的战争:“昌都战役中,很多藏人被打死和受伤” 。相对于中国武装力量, “......西藏士兵英勇奋战,但他们缺乏足够的人员和更好的训练”。根据西方唯一撰写有关中国入侵西藏的军事专家写道:“......共军遭受了至少一万人的伤亡。”

当时,中国军队一个团是从新疆方向袭击西藏。一名中国士兵在他的传记里提到,由于(西藏西部)阿里地区葛才(Gertse)地方的牧民游击队的抵抗,我们的部队被迫停止前行。

1956年爆发康巴大起义,其时零星的起义早已在安多各地爆发,后来起义遍布西藏全国,最终导致1959年3月的全民起义。游击队(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才终于全面停止。从1987年到1990年,以及最近的2008年,伴随着中国政府的严厉镇压,遍布全藏区的抗议浪潮始终没有停止,所有这一切表明,西藏人的抗争从来没有停止,直到今天。

种族和文化灭绝

自1956年以来,成千上万的藏人在战争中被杀害。更多的人则在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劳动营和毛泽东的大饥荒中不幸死亡。虽然无从获知准确的死亡人数,但西藏政府通过对大量的幸存者的采访作为调查基础,提出了一个大约的数字是120万藏人(因为中共入侵)而失去生命。尽管这个粗略的统计数据受到某些人的质疑,但因为缺乏有力的反面证据或是从中国官方的详细记录,迄今未有人能够否定这个结论。也因此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得出结论,有证据表明中国已在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罪。

西藏被占领后,有计划地,有系统地破坏了成千上万坐寺院,庙宇和历史建筑。上万吨珍贵的西藏宗教文物和艺术品遭遇大规模掠夺和抢劫,并批发到中国和世界各地。直到今天,相关的图片和新闻报道仍然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地关注。这种作为国家行为的有组织的盗窃和营销行为迄今仍然没有停止。今天,除了文物贩子和收藏家以外,很难知道还有多少文物最终能够幸免于难。

国旗

现代西藏国旗是1916年正式确认使用。 1930年首次亮相于英国官方正式出版物。1934年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世界旗帜”专刊上。1937年德国出版物“世界各国国旗”中包括了西藏国旗。西藏国旗甚至也成为1933年欧洲香烟卡系列的图标之一。据杰出的旗帜学家皮埃尔.赖斯.沃姆(Pierre Lux-Worm)教授,西藏国旗是基于七世纪吐蕃王朝国王松赞干布制定的古老的雪山狮子标准图案的基础上设计完成。

需要说明的是,联合国超过90%的各国国旗其实是在二战以后才设计出来的,这当中包括中国的国旗。西藏国旗于1947年在印度召开的由圣雄甘地发表演讲的第一届亚洲会议上正式亮相。圆形徽标的西藏国旗和其它亚洲国家的国旗一样展示在西藏代表团台前。

国歌

旧西藏国歌或民族赞歌《岗日热瓦》(意为“雪山长城”)是由西藏世俗统治者颇罗鼐(Pholanas)于1745年创作:
雪山环绕之圣境,
众生利乐之源泉。
格桑嘉措,慈悲观世音,
愿他的教法永续不绝。

这首古老的赞歌在西藏政府的各种仪式结束时,以及在拉萨的藏戏节开幕仪式上年年唱诵。西藏政府流亡到印度后,新的国歌《SishePende》(意为“世界之和平与福祉”)被正式采用。新国歌的歌词是由达赖喇嘛的上师迟江仁波齐(TrichangRimpoche)撰写,迟江仁波齐被认为是西藏最伟大的传统诗歌中经典风格的诗人之一。

西藏地图

1950年以前的多数地图,以及地球仪和地图册上,包括亚洲纪录最早的地图上都将西藏绘画成一个和中国完全分开的独立国家。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地球仪,并有可能是史上第一个地球仪,是由葡萄牙国王的地理学家马丁.班海姆(Martin Behaim) 于1492年制作。它画出的世界地图还是在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在这个地球仪上用德语 “Thebet ein konigreic”(西藏王国)清楚地标明了西藏 。

大约1680年由荷兰制图家皮特.范.德.艾(Pietar van der Aa)绘制的亚洲地图上显示西藏是由两部分组成,但和中国是分开的,这份地图与1700年法国制图家纪尧姆.德拉.艾斯勒(Guillaumede L’Is1e)所绘制的一样,两者都把西藏描述为“大西藏王国”。1877年在美国出版的一份印度、中国和西藏的地图上,西藏是和其它两个国家分开的独立国家。1827年由美国费城(Philadelphia)的安东尼・芬利(Anthony Finley)绘制出版的亚洲地图上同样清楚地标示出和中华帝国完全分开的 “大西藏”(Great Thibet)国。


位于波士顿的全球最大的彩色玻璃地球仪是基于1934年由兰德.麦克纳利(Rand McNally) 制图公司发行的世界地图制作而成,这个地球仪上也同样把西藏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标示出来。

在西方的一些中国出版的旧地图上把西藏包括在中国的边境之内。但是这些地图上被名为 “中华帝国”的疆域通常还包括了蒙古、不丹、尼泊尔,有时甚至也包括了韩国、缅甸和越南。而早期的中国地图上并不包括西藏在内。由明朝律法官员王芬(音译)于1594年绘制的一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地图上注明该地图包括了整个中国的领土,但其中并不包括西藏地区,甚至也不包括藏东南的安多和康区在内。

受满清康熙皇帝委托,由法国基督教会制作的地图集出版以后,一些中国和欧洲的地图开始把西藏描绘为中国的保护国或殖民地。教会可以在中国和满洲测绘地图,但因为西藏不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他们无法亲自前往西藏测绘地图。因此,他们训练了两个在北京的蒙古僧人,并送他们到西藏秘密的地理测绘。类似的秘密统计调查方法也由英国地图制作人员使用,他们训练喜马拉雅山区当地人或者蒙古和尚。一位美国汉学家就此写到,如同欧洲殖民列强,中国也通过制图学在西藏和韩国实施其“殖民事业”。

西藏货币

文献记录显示,古代西藏使用的货币包括金、银、铜锭、甚至海螺和贝壳。根据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的协议,大约在1650年在尼泊尔打造了西藏银币。1792年西藏与满洲军队联合击败尼泊尔,其后铸有藏文与中文的硬币在西藏流传。但同时西藏政府继续发行只有藏文的被称为“康帕章噶”(theKongpar tangka)的钱币 (1791年--1793年)和“甘丹章噶”的钱币(theGaden tangka)(1836年至1911年),而银币“卡桑章噶” (Kalsang tangka)则是是在1909年由西藏政府铸造并发行。

1912年中国军队被驱逐出西藏之后,当时的西藏政府基于佛教和西藏传统图案,以西藏政府的名义在拉萨设计并铸造自己的金、银和铜币。而纸币则是在20世纪初被引入西藏,根据钱币学家沃尔夫冈.波舍(Wolfgang Bertsch )说法,西藏的这些纸币是珍贵的“艺术小作品”。这些纸币的独特之处在于,为了防止伪造,所有纸币的序列号都是由专门的书法家协会会员手写而成。

既是中共成功入侵西藏之后,西藏仍然顽强地抵御了中国试图接管本国货币的努力。中国官方货币在1959年3月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被迫离开拉萨之后才在西藏投入使用;而1959年之前的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使用过中国官方的货币。

西藏护照

西藏政府为进出边境的旅行者签发自己的护照。二战之前,所谓 “护照”具备了签证及旅行证件两种功能,西藏政府颁发给外国游客护照(即签证)的最早记录是在1688年,那是发给一个名叫约翰.霍瓦南斯(Hovannes orJohannes)的亚美尼亚商人。 1780年西藏政府给印度总督沃伦.哈斯廷斯(WarrenHastings)的使者普伦吉尔.高桑(Purangir Gossain)签发了一份护照,总督希望东印度公司能够和西藏开展贸易。

1921年西藏政府批准了其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珠峰探险队的入境和探险申请。来访的英国外交官查尔斯.贝尔(CharlesBell)在拉萨写道:“我从西藏政府那里收到了官方正式的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许可证明。”其后有两组珠峰探险队分别在1924年和1936年也从西藏政府收到同样的许可证明(护照)。护照有时是发给从事科学工作的探险人员:如1939年发给人类学探险家谢弗(Schaeffer)的护照,1949年发给人种学考察专家图斯(Tucci)的护照,以及1924年发给植物学家弗兰克.金顿.沃德(FrankKingdon Ward)的探险许可护照。

1942年西藏政府在边境小镇亚东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两位特使签发了入境许可签证。老、小洛厄尔.托马斯于(LowellThomas Jr. and Sr) 1949也在边境亚东获得“西藏护照”。小托马斯(Thomas Jr)在回忆当时获得入境许可签证时写到:“当达赖喇嘛政府的护照展示在我们面前时,想到那么多西方探险家因为无法获得这个文件而最终未能到达拉萨时,意识到这个文件有多么珍贵难得。”


自1912年以来,西藏政府也正式颁发护照给那些要到国外的西藏人。
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西藏护照是1948年签发给西藏贸易代表团的护照,护照上有个人资料,照片以及签证页等。它是以1915年国际上通用的单页折叠式护照为蓝本制作而成。英国,美国和其它七个国家给这本西藏护照签发了签证和过境签证。


签署国际协议

吐蕃王朝和中华帝国之间最重要的条约之一是历史上的《唐蕃会盟碑》或称《长庆会盟碑》,该条约是当时吐蕃王朝对唐朝的征战获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双方在长安和拉萨共同签署并立碑而成的重要协议。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吐蕃彝泰七年)唐朝和吐蕃双方派使节,先在唐京师长安盟誓。次年又在吐蕃逻些(拉萨)重盟。协议重申了西藏与中国之间既往的友好历史关系,以及今后双方和平相处,互不侵犯领土的盟誓。条约的内容用西藏文字和中国文字两种文字刻在三个石柱上。目前仅存拉萨大昭寺广场一柱。该条约明确划分了双方边境线位置(位于今甘肃省和陕西省的交界处)。位于拉萨大昭寺前碑文西面汉文如是说:“……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本界,以东悉为大唐国疆,已西尽是大蕃境土,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

需要提醒的是,布达拉宫前还有一个更加显眼的石碑被称为“雪石碑”,人们有时误把这个石碑当成《会盟碑》,然而这个石碑记载的却是西藏另一次伟大的军事胜利,即公元763吐蕃王朝占领唐朝首都长安事件。

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不仅仅与中国签署过条约,西藏同时也与诸多邻国签署过条约: 如1681年与布夏尔(Bushair),1683年和1842年与拉达克(Ladakh),以及1856与尼泊尔(Nepal)的条约等等。

1913年1月,西藏和蒙古在库伦签署了条约,条约序言中写道:“鉴于蒙古和西藏各自从满清王朝摆脱出来,与中国分离而成为独立国家;又鉴于两个国家享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为了强化双方之间友谊与互助之古老传统,……”该协议条款强调了双方遵循友谊、互助、促进共同信仰及贸易互惠关系。并反复用藏语“Rangzen”表达各自已获得之主权独立的现实。

西藏与英国在1914年最终签署 “西姆拉条约”,该条约就英属印度和西藏的共同边境问题达成了协议。印度现今声称其北部边界的划分(麦克马洪线),是基于这是由独立的西藏签署的国际条约 – 而不是由中国来签署。

独立宣言

水牛年(1913年)第1个月的第8天,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正式宣布西藏独立。1913年10月10日,西藏总理伦钦夏扎(Lonchen Shatra)在印度 “西姆拉会议”上做了关于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详细声明,声明中夏扎明确指出了康和安多省是西藏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声明甚至指出了西藏与中国的那些省份的传统疆界。 1918年9月,莫斯科日报“Izvesta”报道了关于西藏独立以及西藏独立宣言 “......一面为民族自决竖立的旗帜。”

1909年上半年,达赖喇嘛从北京回到拉萨,西藏政府议会为拒绝所谓中国法统和宣示西藏独立地位,向达赖喇嘛奉献了一个新的国��;同年又制造了新的银币(如前所述:“卡桑章噶”)并奉献给三大寺主持以纪念这个吉祥的时刻;同一年,西藏政府为了强调西藏的主权独立地位,外事局也正式成立。

外交关系

此外事局1941年进行了改组, 并曾与英国、美国、尼泊尔、独立后的印度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尼泊尔早在1856年已经在拉萨设立了外交使馆,中国于1934年设立外交使馆,而英国则于1936年设立。1947年3月23日,西藏外交部官员作为西藏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在印度召开的亚洲国家关系会议,该会议探讨了二战后亚洲的地位问题。西藏也派外交代表出席1948年召开的亚非会议。在这些国际会议上,许多参与的国家甚至还没有摆脱殖民地身份,而西藏已经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1949年11月2日西藏外交部给“毛泽东先生”发了一封信(实为外交照会),该信解释了西藏作为宗教国家,自古就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该信并要求共产党的领导人“下严格的命令”,使他的军队不会越过藏中边界进入西藏领土。信中还对早期被中国非法吞并的领土问题提出交涉 “......等中国内战结束以后,西藏政府希望和中国重新谈判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问题。”

二战中的中立国家

二战期间,西藏是一个中立的国家(bharrnas gyalkhap)。西藏政府成功地抵御了来自英国的压力,来自中国的入侵威胁,甚至是美国总统罗斯福(PresidentRoosevelt)的个人请求,罗斯福总统请求西藏政府允许在西藏领土上建设一个军事公路以便运送军用物资。基于人道立场,西藏政府后来允许非军用物资借道西藏领土。西藏政府当时也给从印度的英国战俘营里逃跑出来的两位奥地利人给予政治庇护。西藏政府同样给坠毁在西藏的美军飞机驾驶员给予必要的协助,负责接待和运送那些飞行员。

邮政电报系统

现代西藏的邮政服务系统是基于早期吐蕃王朝和后来的蒙古帝国统治期间使用的快递系统建立起来。“小马快递”(atrung)服务用于公务邮件快递,普通邮件则通过邮政信差系统(bhangchen-pa)。1920年在拉萨创建中央邮政和电报办公室(dak-tarlaykhung),取代了整个西藏的旧的邮电系统(tasam)。为适应新的邮政服务体系,西藏政府自行设计并手工印刷了各种面值的邮票,这些邮票现在成为收藏家的珍品。西藏在当时虽然不是国际邮政条约的签署国,但已经创建了邮政系统,来自国外的信件可以通过这个系统送达西藏境内,而发往国外的邮件同样可以及时发送出去。

1936年访问拉萨的斯潘塞.查普曼(Spencer Chapman) 承认西藏的 “邮政和电报系统是最有效的”。西藏的这一高效率的邮政服务系统一直运作到1950年以后的数年时间。为中共政府服务的捷克导演弗拉基米尔.顺(VladimirCis)在西藏的荒野中收到了他的家人发自布拉格(Prague)的一封信。

从印度到拉萨的电报线和相应的一个电话服务在内的国际电话电报系统于1923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两项服务都向社会公众开放。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出版物里就有关于这个项目的记录。早在1927年西藏首都就已经通电,安装水电设备和电力输送设备的工作人员是一位年轻的被称为 仁刚(Ringang)的西藏工程师,所有的工作几乎是他一人单枪匹马完成。所有这些项目是由西藏政府启动并由西藏政府承担费用。
西藏政府的拉萨广播电台成立于1948年,使用藏语,英语和汉语三种语言每天播报新闻。

见证西藏独立

西藏作为一个独立而和平的国家的事实被许多公正的西方观察家的著述所证实。这些著述的作者不仅曾经访问过被入侵前的西藏,不少人甚至在西藏居住过相当长时间,从回忆录标题的取舍上反映出他们对自己曾经在自由的西藏的经历感到无比自豪:大卫.麦当劳(DavidMcDonald)的《西藏二十年》,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的《西藏七年》,以及彼得.奥佛施耐特(PeterAufschnaiter)的传记《西藏八年》。

知名藏学家休. 理查森(Hugh Richardson)在西藏住了9年。他的许多著作中所揭示的西藏是一个和平有序,运作良好,主权独立并且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的国度。他后来写道:“英国政府是西方国家中唯一与西藏有条约签署的政府,然而最终却出卖了西藏......” 理查森承认他对英国政府拒绝承认西藏历史独立的地位“深感羞愧”。

另一个被誉为“英国西藏政策的建筑师”的大学者和政治家查尔斯・贝尔(CharlesBell) 确信英国和美国拒绝承认西藏主权独立 (但有时候时局对他们有利的时候,同样心照不宣地承认西藏事实上的主权独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渴望“促进他们在中国的商业利益”。

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有史以来所有中共官方的出版物都全面地对旧西藏极尽妖魔化之能事。事实上,1980年之前,来自西方的北京西藏问题吹鼓手没有一个曾经访问过西藏。典型的污蔑和歪曲旧西藏的方法是这些人通过选择性的引用一些作品内容,其中包括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时的官方随军记者的描述,这种描述试图通过妖魔化西藏社会和政府来寻求帝国主义者军事侵略西藏的合理性。

中华民国唯一官方驻藏高级代表,学者沈宗濂博士从1944年到1949年常住西藏首府拉萨。沈博士在他的《西藏和西藏人》一书里把西藏和中国清楚地区分开来,西藏是一个“……自1911年以来享有完全独立的国家”。 他的书如实地记录了一个似乎“封存了数个世纪”的等级分明而保守的社会活“化石”;然而这个社会和平有序,人民热情好客;同时又是一个擅长告状并喜欢辩论的民族,他补充道:“这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擅长雄辩的民族”。 沈还补充道:“人民可以向任何一个政府办公室告状,甚至直接向达赖喇嘛或是他的摄政提出诉讼”。

沈博士可能对旧西藏社会的这一传统特点感到震惊,人们之间一旦发生纠纷,往往习惯性地诉诸于某种律法权威并通过公开地辩论来解决问题;而这些在当时军阀征战的中国是相对缺乏的。不幸的是既是在今日共产中国也缺乏这种习惯和传统。(完)